作者：情人 日期：2013-06-03 13:10:23
情
人
作者：〔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我眼看着我的相貌日渐衰老，我那线条的比例也随之改变，眼睛变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额头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对此并没有感到惊恐，相反，我是带着一种似乎象是追求小说中情节发展的兴趣去观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时我同样也晓得我并没有弄错，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衰老会缓慢下来，恢复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十九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后来我终于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面孔。它曾经是我的面孔。当然它还会衰老下去，不过其速度毕竟要比原先缓慢一些。我现在有一副面容衰老、布满枯深皱纹的面孔。可它却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面孔那样骤然沉陷下去，它依旧保留着原来的轮廓，只不过质地被毁坏罢了。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庞。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这个形象在整个渡江的过程一直存在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并没有四季之分，我们正处在那唯一的季节中，炎热而又单调，我们正处于地球上狭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更新。
我在西贡一所国立寄宿学校里住宿。我只是在那里睡觉、吃饭，但我在外面一所法国中学念书。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能够接受中等教育。对你来说，你应该上中学。这对母亲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女儿却再也不以此为满足。先上完中学，然后再争取得到中学数学教师的学衔。自从我开始上学，就一直听妈妈唠叨这句口头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逃避数学教师学衔考试这一关，我很高兴能让妈妈有这个盼头。我总是看到妈妈无时不在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当她再也无法望子成龙时，她也只好另做打算，虽说孩子们没有多大的出息，但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他们也算尽了自己的职责，没有虚度年华。我还记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学习会计课的事。他学的是函授学校的教材，任何年龄、任何程度都可以学。母亲常说，应该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补习数学最多能持续叁天，从来也坚持不了四天，没有，从来没有。每当搬家的时候，小哥哥就得辍学。于是他只好到另外的学校里从头开始。母亲整整坚持了十年之久让小哥哥选学课程，到底也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就在哥哥不在的时候，妈买下了一块租地，这可是一种冒险，不过对我们两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常听说我之所以过早地衰老是由于整个童年时期受阳光强烈照射的缘故。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也有人对我说过穷人的孩子爱多思。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饥馑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我们这些人，我们从没有挨过饿，因为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虽然我们也卖过自己的家具，但我们并没挨过饿，我们还雇过一个佣人，虽然有时我们倒也真的吃过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吃过水鸟，吃过凯门鳄，不过这些脏东西也是仆人替我们煮好的，并且是由他伺候我们吃的。我们有时也拒绝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摆阔而不想吃。不，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奸污了），使我在这个年龄更加枯干、衰老。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我当时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只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么害怕，死亡也不显得那么严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离开我。当时我真想把我哥哥杀了，真想把他杀掉。我真想制服他，就是一次也罢，然后看着他死去。那是为了当着我母亲的面，除掉一件她心爱的东西，就是她这个儿子，他恩将仇报，他惩罚母亲却是因为母亲对他如此厚爱，同时，我想也是为了从哥哥的手里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说是小哥哥身上一块遮着阳光的黑布，是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他虽属人类，却行禽兽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时，他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生活中制造恐怖，而当这惊恐怖及他的心灵的时候，遂即令其丧生。（作者的二哥在二十七岁时因病死去。她认为二哥是因为长期受大哥恐吓致死的。）
我对我家里人的描写已经花了许多笔墨，不过当我描写他们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还活在世上，可我只围绕着他们，围绕着这些事情来描写，并不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
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有些宽阔的地方会让人们以为那里必定有人存在，这不是真的，其实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年轻时那一丁点儿故事我已经多少写过一些了，我想说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辩的历史，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故事，也就是我那段过河的故事。不过我这里所写的既不相同又却一样。从前，我所说的是那些明亮的时光，那些被照亮的时刻。而这里我要说的是那同一青春里被隐藏的时光，我将通过某些事实，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我是在一个使我十分害羞的环境中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那个时候为他们所写的东西还是合乎道德的。可现在写起东西来似乎就再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桩桩往事就会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于虚荣心，随风飘荡的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将一文不值；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所有的事物就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溶剂化为一体，这时写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广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见，我觉得所有的场地都敞开了，再也没有墙壁，使得你落笔之后就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过，在此以前，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我看到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甚至十五岁，我的脸上就挂着后来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颜容尽毁的先兆性痕迹。对我来讲，酒完成了上帝所没有的功能，它还会杀我，杀人。我这张酗酒的面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只不过起了公认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愿望，这一点我和别人一样，原先就知道了，只不过这种嗜好来早了。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愿望一样。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脸上就挂着享乐的模样。可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享乐。我的这副面孔实在太明显了。恐怕妈妈早就看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从我这张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开始的。
十五岁半，这正是人生过渡的年华。每当我旅行回到西贡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乘车旅行的时候，我总要在这里乘船过渡。那天早上，我在沙沥搭车，妈妈是那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当时正是学校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再也记不起是哪个假期。我到妈妈工作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贡那所寄宿学校去。当地人乘坐的客车是在沙沥市广场发车的。和往常一样，妈妈送我上车，并把我托咐给司机，她向来是把我托咐给西贡客车的司机，以便面对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火灾、强奸、海盗的袭击以及轮渡半途抛锚等事故时好对我有所照顾。和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挨着他的身边，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白人坐的。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那个形象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它本来可以画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来可以保存下来，本来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就象在别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样。可惜没有给这个形象留下一个镜头。也许是由于眼光过于浅薄而没有产生留下一个镜头的动作。如果能早预料到这次过河事件对我的一生将是如此重要的话，这个形象原该收入镜头而保存下来。然而，正当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上帝才认识它。因此，这个形象也只能如此而已，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遗忘了。它并没能脱胎而出，没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可这正是它美的所在，绝对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横渡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时，我从客车上走下来。这条渡船往返于永隆和沙沥两地之间。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辽阔平原——“鸟乡”平原我下了车，我向着船舷走过去，观看着眼前的河流。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泻而下。每当汽车爬上轮渡的时候，我总是要从汽车上走下来，哪怕是在夜间过河也得一样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绳折断而把我们漂泊到海洋里。在那急流旋涡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教堂、甚至连整座城市也都难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处，正掀起一阵风暴，阵阵狂风相互撕打。
我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从前这件连衣裙是妈妈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为嫌它过于透亮，所以把它给了我。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颜色。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系了一条皮带，也许那是我哥哥的一条皮带。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穿过什么鞋，我只记得那几条穿过的裙子。我常常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贡上中学之前的情况。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当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该穿上这双少有的金丝高跟鞋。那天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这是妈妈给我买的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我穿着这双金丝鞋上中学去。我上中学穿着这双缀有用废金丝编成的小图案的鞋上中学去。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并不是因这双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装异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
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姑娘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这顶帽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我现在已经忘掉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给我的。我想可能是妈妈依我的要求给我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帽子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为什么会买这么一顶帽子呢？在那个时候，在这块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姑娘会戴这种男式毡帽。这连当地的妇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开玩笑，我试戴了一下这顶帽子，就这样，我在帽商的镜子里照了照，我发现：在这顶男式帽子下面，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单薄身段，那种孩童的缺陷，立即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霉的角色，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突然间，有人喜欢她了。突然间，我也发现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外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将为大家所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里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着这顶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离，我有了这顶令我属于它的帽子，我再也不离开它。对于我那双皮鞋来说，情况也该有所相似，但仅次于帽子，可这双鞋和这顶帽子却是矛盾和不协调的，正象这顶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躯体不相称一样。因此对我来说，这双鞋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同样也不会抛弃它，在外面，不论是什么天气，不论是什么场合，我总是随时随地穿着这双鞋，戴着这顶帽，就是进城也是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张我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丽卡和伊丽莎白·莱纳尔在加利福尼亚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个乌干达的白种人。我发现他带着一丝傲慢的微笑，有点不在乎的样子。他想装出一副瘦弱书生的怪模样自鸣得意。可以说，这张照片和当年渡船上那位没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极为相似。
给我买下这顶带着宽边黑饰带子的平边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张相片里的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从这张相片里要比从其他较近期的相片里更容易把她认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幢房子的院子里拍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都在一起，我当时只有四岁。妈妈就坐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得出来，妈妈是多么难受，她毫无笑容，似乎在不耐烦地等着相片快点拍完。从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态，从她那过于简朴的衣着，从她那迟钝无神的眼光，我知道当时正是酷暑天，妈妈精疲力竭，烦躁不安。不过，我是从我们这些孩子寒酸的穿着想起当年母亲有时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龄，我们就已经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会突然间就不懂得给我们梳洗，不会给我们穿衣服，有时甚至想不起来给我们做饭。母亲几乎天天犯着这种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毛病，这毛病有时持续很久，有时到了夜里就消失了。算我走运，碰上这么一位绝望的妈妈，而她的绝望是如此彻底，就连生活中高兴的事，不管如何强烈，也往往难于令她完全驱散脸上的愁云，让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么缘故使得妈妈如此疏远我们。那一次，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糊涂了才会买下这幢房子——相片上的这幢房子——一幢我们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亲那种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恐怕妈妈自己也不晓得。莫非是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怀疑当年这档婚事？怀疑这个丈夫？怀疑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她所有的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
在司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道玻璃拉门。还有可折叠的加座。车子真是大得象一间屋子一样。
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叁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贴，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辟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一条自己的连衣裙。我的连衣裙都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用妈妈的旧连衣裙翻改的，而妈妈的这些连衣裙本来就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除了有几条是妈妈叫杜阿姨替我做的连衣裙例外。她是一位从不离开妈妈身边的女管家，哪怕妈妈回到法国去，哪怕哥哥曾经在沙沥市的房间里企图把她强奸，哪怕我们手头拮据无法给她开工资的时候，她仍然不愿意离开母亲。杜阿姨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她擅长刺绣，会做褶子，会象几个世纪以前那样用手工做针线活。她用的针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因为她会绣花，所以妈妈叫她绣床单。因为她会做褶子，妈妈就让她替我做百褶裙。镶边饰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象一个布口袋，因为这些裙子的式样早已过时，并且总是童衣的款式，前面弄两道褶子，领子做得特别笨，裙子过于贴身，要不就是接上一道斜裁布边。我穿着这些口袋般的连衣裙，一系上腰带，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入它怀里的东西统统带走，这里面有草屋、森林、被火烧过的残骸、死鸟、死狗、淹死的老虎、溺死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带着粘水的风信子簇团，所有这一切都流向太平洋，它们还来不及漂泊就被那暗流中的深邃而又急剧的风暴所带走，一切都悬浮在大河的威力之上。
我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嫉妒起来，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当时我这样想，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可还得等待几年的功夫才能让她失去我，失去她这个女儿，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她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妈妈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两个儿子法语考了第一名。我这个龌龊的妈妈又问他：数学考得怎么样？校长说：这次还不是第一名，不过迟早会考个第一名的。妈妈问：啥时候才能考个第一名？校长回答说：当她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太太。
我的母亲，我的母爱，我的难于相信的怪物，她穿着一双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棉线长筒袜子，在这热带的地方她还觉得必须穿上长筒袜子才象个校长太太，她那些可怜的连衣裙，又破又难看，都是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她继承了她在庇卡底农庄的习惯，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她总得用到底，她觉得应该物尽其用。她那双皮鞋，鞋跟早就穿坏了，穿着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难受不堪。她的头发梳得紧紧的，盘成一个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发髻，她真叫我们难为情，她在街上，在学校门口真叫我丢脸。每当她乘Ｂ·１２路公共汽车来到中学门口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她，可她却若无其事，从不以为然，真该把她关押起来，痛打一顿，把她给杀掉。她看着我，对我说：也许你该出来混个日子过。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打定这个主意。她从不要求我学点什么东西，而认为我早该退学出来混日子。
当母亲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就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她终于发现这顶男式帽子和这双饰着金丝的皮鞋。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也不是。她看着我，这些东西使她感到高兴，她微微地笑了。她说这些东西不错，对我来说还满合适，一打扮模样就变了。她没有问这些东西是否是她买的，她肯定知道是她买的。她明白她还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她那里骗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她拿我们毫无办法。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不必心疼。她问这是从哪买的。我说是从卡蒂纳街买的，是处理商店里的处理品。她高兴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女儿有这般想象力，能够想出这番打扮，无疑给人一种感到欣慰的迹象。她不仅同意我这种滑稽的打扮，这种有失体统的穿着，尽管她是一个安份守已的寡妇，穿着灰色的服饰，宛如一个还俗的修女，可我这番不合礼仪的打扮却使她感到高兴。
这顶男式的帽子实际上和家境的贫困也有联系，因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总得想法给家里弄点钱。在这个家的周围，乃是一片不毛之地，儿子们也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将一事无成，就连土地也是咸的，肯定是白花了一笔金钱，肯定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个日见长大的女儿，也许她有朝一日懂得如何为这个家捞些钱财。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母亲才允许她的女儿穿着这身幼娼的打扮上街去，这一点女儿原先并不知道。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小姑娘也已经无师自通，懂得如何把人们对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金钱方面来。这可使母亲笑逐颜开。
如果姑娘真的出去卖身赚钱，妈妈肯定不会加以阻挡。姑娘将会告诉妈妈：我向某一个嫖客索取了五百个皮阿斯特，以便回法国去。妈妈一定会说，那太好啦，要想回到巴黎去安家，可不正需要这笔钱，她还会说：能给五百皮阿斯特就行了。姑娘心里明白，这种买卖，正是原先妈妈让她的女儿所选择的行当，只要女儿有胆量，有力气，只要她不是为此天天感到痛苦而筋疲力尽的话。
在我的书里有关我童年故事的叙述，我忽然间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概说过我们对母亲的爱，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对母亲的恨，说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恩爱和怨恨，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这个家庭的破产和毁灭的共同历史中都是如此地强烈，可这一切在当时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对我来说尚无动于衷，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的血肉里。因为我象一个刚落地的新生婴儿一样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而这个家庭的毁灭正是缄默的开端。从此以后，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干了一辈子，我现在还活着，面对着当今古怪的年青一代，同样我（鹎的奥秘也有着一……。我自以……际从来也没有……帐……自以……际上从来也没有……我掣端在这关闭的大门前面等没有任何作……）
当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的时候，也就是我遇上那辆黑色的老式轿车的那一天，妈妈还没有放弃她那块海堤里面的租借地。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夜里行路，仍然叁人同行，到那里小住一些日子。我们住在那幢有走廊的平房里，面对暹罗的大山。过后我们又动身回城里。妈妈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可她仍然不时地回到那里去。在那边的走廊里，我和小哥哥呆在母亲的身边，对面就是森林。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到湖里洗澡，也不再去河口的沼泽地里捕黑豹，我们既不再去森林里，也不再去胡椒动植园的村庄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无论是在那水牛的背上，或者是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踪影。我们也染上那古怪的毛病，那种曾经感染过妈妈的迟钝缓慢，如今我们也被那种迟钝缓慢所感染，我们不学无术，只学会瞧着森林，等待、哭泣。那片低洼的土地彻底完蛋了，那些佣人只耕种高地上的那些零碎的土地，我们把稻谷留给他们，他们呆在那里没有工钱，他们只利用妈妈叫人修建的那些茅屋。他们喜欢我们就象他们家里的亲人一样。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看管着这幢房子。那些破旧的餐具一件也不少。被雨水腐蚀的屋顶继续在消失。可家具仍被擦得一干二净。整幢屋子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清晰如画，从路上举目可见。屋子的门每天敞开着，好让凉风进来，吹干屋里的木料。夜里门窗紧闭，以防野狗和山里的走私犯窜进来。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４９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
他反复地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碰见她实在难得。就在那天早上，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一个白人姑娘，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登上一辆当地人的客车。
他对她说这顶帽子对她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实在独出心裁，为什么不行？她是如此的美丽，她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
她看着他。她问他是谁。他说他刚从巴黎学习回来，他也住在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带着蓝色琉璃栏杆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他的家。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市。您允许我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里吗？她同意。他叫司机从客车上把姑娘的行李取下来，然后装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个中国人属于那些操纵着当地民间全部房地产的少数华裔金融界人士。他就是那天渡过湄公河前往西贡的那个青年人。
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一种刚刚能感觉出来的忧伤油然而生，我顿时觉得有些困倦，河面上的阳光也随之暗淡下来。还有一种轻微的耳聋感，一切都笼罩在迷惘的晨雾之中。
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着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确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无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运。这些念头已经足够使她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
从此以后，小姑娘就将开始和这个男人打交道，这是头一个，就是那个在渡船上出现的男人。
事情很快就在星期四那天发生了。他每天都到中学接她，并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特地来到寄宿学校把她带到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是在堤岸。这里和那些把中国城和西贡市中心联接起来的林荫大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美国式的宽阔马路上，有轨电车、人力车、大客车来回穿梭，好不热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时间还早。她逃避了寄宿学校的姑娘们强制性的午后散步活动。
这是坐落在城里南面的一个单间的房子。房子很现代化，家具都是一些摩登的款式，不过看来似乎是匆忙布置起来的。他说：我没有好好选择一下家具。房间里光线相当暗淡，但她没有叫他打开百叶窗。她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能够确切形容的感情，既不情愿也不反感，也许这就意味着某种欲念。当他头天晚上邀请她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立刻满口答应了。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她应该来的地方。她似乎有点害怕。因为看来事情不仅必须跟她所期待的一致，而且还必须和她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才行。她很留意当时的环境，留意那光线，那城里的嘈杂声，因为整个房间都被包围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之中。而他，他正在那里发抖。首先他看着她，似乎要等她开口。可是她一言未发。于是他也就不再动了。他并没有去脱掉她的衣服，他只是对她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底。然后他便缄默不语。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她满可以对他说她并不爱他，可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顿时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她，并且将永远了解不了她，因为他浅于世故，也不懂得去绕那么多圈子把她抓住，这一点他将永远也办不到。只有她才能懂得这一切。只有她心里是明白的。她与他虽素不相识，毫无了解，可她却顿时恍悟：就在渡船上，她对他早已有好感。她喜欢他，事情只取决她自己了。
她对他说：最好您还是别爱我。那怕您喜欢我也罢，我愿意您能象平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那样随便。他十分离奇地看着她。他问：您所希望的就是这些吗？她说是。他开始感到难过，在这间屋子里，这是头一次，在这一点上他再也不撒谎了。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将永远不会爱他。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就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爱她，所以这种孤独感对他来说就更残酷。她对他说，她也是一样感到孤独。她并没有说出为什么。他说：您一直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是换任何另外一个人，您大概也能照样跟着他。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因为她从来还没有跟过任何男人到房间里去。她对他说，她并不愿意他老跟她说话，她希望他能象在当他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他的房间里一样。她求他能够这样对待她。
他脱下了她的连衣裙，接着就是她那条白棉布的小叁角裤，然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床上。他背朝着她哭了起来。这时她轻轻地把他拉过来，开始脱他的衣服。她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替他脱。他想动手帮她一下，可她不让，她要自己来。她说她愿意自己动手。终于，他的衣服也被脱光了。当她要求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确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他在忍受着他那令人憎恨的情爱的折磨。他几乎是哭着和她在一起尽兴的……她觉得她似乎被慢慢地举了起来，腾云驾雾，被带到一个极乐的世界……大海，没有形状，只是因为它无可比拟。
也许早在那渡船上，这个形象就已经预感到此时这一瞬间的情景。
有一次我突然感到那个穿着补丁长袜了的女人的形象在情人的房间里闪过。我似乎感到和她的女儿一样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其实儿子们都已经知道妈妈年轻时那段罗曼史。而女儿，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知道的，并且使他们疏远她的这件事，这是妈妈年轻的一件关键的、最后的风流事。妈妈不懂得什么是享受。
我真不知道还会出血。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真幸福。
他把血擦了，给我洗干净。我看着他。当他泰然自若地走过来时，又一次产生强烈的欲望，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这股勇气去违背妈妈对我的禁忌，而且是如此情愿，如此坚决。真不明白我是如何落到“一条胡同走到底”的境地的。
我们双目相视。他搂着我。他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象是一项义务。这是我们头一次谈起话来。我对他诉说我那两位哥哥的生活情况。我还说我们没有钱。一无所有。他认识我那个大哥。他曾经在镇上的烟馆里见过他。我说我这个大哥尽偷妈妈的东西去抽鸦片烟，他还偷过佣人的钱，有时候烟馆的老板还上门来向妈妈讨债。我还向他说起那些修筑海堤的事。我说我妈妈快死了，她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我还说母亲死在临头肯定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发现我喜欢他。
他可怜我，我说不，我并不可怜，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可怜。他对我说：你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有钱。我说我喜欢他，同时也喜欢他的钱，而且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辆汽车里头，已经在这些金钱当中，所以我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个有钱人的话，我又该会怎样对待他。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说在妈妈还没有被折磨死之前，我还不能离开她。他说看来他绝对绝对没有这份福气，但他仍然将会给我钱，叫我不用担心。他又重新躺下来。我们又重新沉默不语。
城里的嘈杂声很历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象一总电影的音响放得过高，震耳欲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里非常暗淡，我们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都处在城里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的包围之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上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片。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的人影。这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窗帘上的影子被百叶窗的叶片划成一道道规则的条纹。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外面正是傍晚时分，因为从外面的喧哗声和过路人那些越来越嘈杂的吵闹声中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一座习惯于夜间沸腾的城市。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
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坚硬的物质把我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我们，我们却可以觉察到他们的某些东西，听到他们全部的声音，看出他们的一些踪影，就象汽笛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忧郁的、没有回响的叫声。
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我忽然看见他在漆黑的浴室里。他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
他说我刚才睡着了，他冲了个澡。其实我刚觉得有点睡意。他在一张矮桌子上面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我突然间想起他来，他该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他该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我对他说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女人，最好我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我们互相看着。他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我叫他来，叫他必须来找我。他来了。他身上有一股英国香烟的味儿，还有高级香水和蜂蜜的确味，再加上他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所以他真叫人动情。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情欲。他没有动。他和我说话，他说早在那天过河的时候他就知道，知道我在交上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说我将会热衷于情欲，他还说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把他给骗了，就象我将会欺骗所有跟着我的男人一样。他说至于他，他早已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我很高兴听到所有他对我吐露的这些真情，并且对他说出我的这种心情。他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他的感情极端冲动，他朝着我扑过来，吮着我那少女的乳房，他大声叫喊、咒骂。我闭着双眼，承受着那过份强烈的动作。我想：他真老练，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生活就是性爱，仅此而已。他那双手熟练、神奇、十全十美。我真幸运，很明显，这一行当如同他的职业，他能够本能地知道该干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拿我当做一个妓女，一只破鞋，他对我说我是他唯一的爱情，而这当然是他所应该说的，因为当你任凭他胡言乱语、为所欲为，当你身不由已、任其随意摆弄，竭尽百般猥亵之能事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所有的糟粕都被掩盖起来，在那情欲的推动下，全都迸入洪流之中流走了。
城里的嘈杂声是如此地逼近，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摩擦着百叶窗上的木板条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觉得他们就要走进房间里来。就在这种噪音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之中，我在这里，在这里抚摸着他的身子。大海，汇总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远去，时而归来。……。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我。接着，他贴着我的嘴，轻声地和我说话。
我也和他低声耳语。
因为他不习惯吹捧自己，我便奉承他；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典雅过人的风度，我便对他直言起来。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他说我将终身铭记着这个下午，甚至当我忘掉他的面孔、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能回忆起这间屋子。他对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幢房子很普通，和别处一样。他说是的，是这样，到处的房子都是这个样？
今天我又见到他的面孔，我又记起他的名字。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那段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富有诱惑力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买：女人、知识和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一点使他有点担心受怕。我听着他的诉说，说他如何上过当，说他如何爱我，等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既习惯而又真挚的戏剧性。
我对他说我将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一听马上就想跑掉，我笑了。
他只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模仿来表达他的感情。我发现他并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以达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常常伤心流泪，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英雄气概表现在他对我的爱可对他父亲的金钱，他则奴颜婢膝，俯身屈首。
当我一谈起我的哥哥，他就会立即害怕起来而原形毕露。他原先以为我周围的人都在等待着他的求婚。可他现在知道，他在我家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希望，而且对这么一家庭来说，他只能越输越惨，最后终将连我也得失掉。
他说他曾经去巴黎一所商业学校念，不过他总算说了实话，他在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一事无成，弄得父亲只好断绝对他的接济，并且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确票，使他无可奈何，被迫离开法国。这一来，铸成他的悲剧，因为他还没有学完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他说他打算在这里通过函授课学完这一专业。
他是在堤岸的大饭店里开始同我的家人会面的。当时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到西贡来，我对他说应该趁此机会请他们上最大的中国饭馆，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些大世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大饭馆吃过饭。
晚餐总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我那两个哥哥只顾狼吞虎咽，从来顾不上跟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功夫。要是他们懂得对他以礼相待的话，那他们早就该学有所成，并且会懂得如何顺从社会生活中这些最基本法则。晚餐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说话。不过她的话也不多，主要是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些关于菜肴太贵的话，接着，也就缄默不语。至于他，头两次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企图谈谈他在巴黎的光辉业绩，但是枉然。他也仿佛没话可说，或者说了他们仿佛也没有听见。他的企图也只好消失在沉默之中。我那两个哥哥仍在那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那种贪婪的神态，我似乎从来也没见过。
他付了帐，把钱放在茶托里。大家都瞧着他。我记得头一次他付了七十七个皮阿斯特。当时我妈妈几乎要狂笑出来。大家起身走出饭馆。没人说谢谢，谁也没吭一声。对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从没向他道个谢，也不向他问个好，不说再见，也不问他怎么样，从来彼此一句话都没有。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日本占领时期。１９３１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１９４３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１９４２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乳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乳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衷，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叶落花谢。埃莱娜·拉戈内尔来自大叻高原。她的父亲是镇上的官员。不久前她正好在学期中间来到这里。她胆怯害怕，常常愿意呆在你的身旁不言不语，或是哭泣流泪。她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暗红的肤色，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出她来，因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由于贫血和天气酷热而脸色苍白、发青。埃莱娜·拉戈内尔不上中学课程，她不知道上学，也不懂得学习，她什么也记不住。她在寄宿学校里读小学的课程，而上这些课根本毫无用处。她依偎着我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的双手，我对她说，我将跟她一起留在寄宿学校里。埃莱娜并不知道自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把她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材，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埃莱娜可以随意找到任何一个未婚夫，可她并不想去找，因为她不想结婚，她一心想跟着妈妈回国去。最后，她还是按着妈妈的愿望嫁人了。她要比这个头戴小丑帽、脚穿金丝鞋的我长得更加漂亮，但我要比她更加成熟，更加接近结婚的年龄。当然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满可以出嫁，可以配偶成婚，只是她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吓唬她，可以给她解释会使她害怕的一切，可以叫她呆在那里，乖乖地等着。
埃莱娜·拉戈内尔还不懂得我所懂的一切。然而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就如我所猜想一样，我所知道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莱娜·拉戈内尔的躯体沉甸甸的，天真无邪，她的皮肤就象某种水果的表面一样光滑柔嫩，而这种柔嫩很快就将会感觉不出来，只能让你产生少许的幻觉。埃莱娜·拉戈内尔令人产生杀她的念头，令人做起亲手杀她的美梦。她身上虽然有一副象似精白面粉的形象，可她自己却无所感觉，这些东西将赐给玩弄它们的那双手，赐给吸吮它们的那张嘴，而她却不把它们记在心上，也不了解它们，更不了解它们那神奇的威力。我真想吮埃莱娜·拉戈内尔的奶，就象他在中国城那间房子里吮我的奶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去那里加深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她那宛如精白面粉的酥胸贪婪无厌。我真想把她带到我每天晚上所去的地方去，让他和她在一起，我将可以通过她获得一种彻底的享受，然后我死也甘心。
我爱慕拉戈内尔如同爱我那堤岸的情人一样，我把他们看成是一样诱人的血肉，只不过拉内尔的肤色更加明亮，更加洁白无瑕。她的每一个举动，每滴眼泪，每个缺点，每一处无知，都可以使他的形象反复展现。埃莱娜·拉戈内尔就是这个可怜男人的妻子，这个堤岸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男人。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属于中国。
我没有忘记埃莱娜·拉戈内尔。我没有忘记这个可怜的男人。自从我动身回国以后，自从我和他分手以后，整整两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一个别的男人。而这种神秘的忠诚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当时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那是我栖身的地方，除此之处，别无他处。就在这个冷漠无情，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最深深地相信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最基本的抱负，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从事写作。
我在堤岸情人单身宿舍里渡过的那些时光，曾经给这块灰暗的灰暗的地方带来了短暂的欢快。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是和死神咫尺相邻的地方，是暴力、痛苦、失望、蒙受耻辱的地方。这就是我那堤岸的委身之处。它在大河的彼岸。然而有朝一日，我将会渡过大河去寻找新的归宿。
我不知道埃莱娜·拉戈内尔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是她第一个离开了寄宿学校，比我动身回法国早得多。那时是她妈妈要她回到大叻去。我好象记得是让她回去结婚，因为她可能碰上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人。也许我弄错了，我把我想象的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奉母亲之命被迫回国一事混淆在一起。
让我也向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抽鸦片烟，我大哥偷了佣人的钱，还偷了妈妈的钱。他翻箱倒柜，又偷又赌。父亲临死前在那名叫“两海之间”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家产。由于他在赌场连连失利，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替他还债。可这也不够。永远没有够的时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企图把我卖给古波尔咖啡馆的顾客。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为了他还能听得见呼唤他的名字。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积蓄替他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可这块地产一宵之间就被他抵押出去。妈妈只好支付利息。从我说过的那片林场砍下来的木头也都被他一宵之间输个精光。他还偷窃我这位快死的妈妈的钱。他是一个专门翻箱倒柜的家贼，他嗅觉灵敏，善于搜索，无论是成堆的布料还是细小的藏物都难逃厄运。他还偷过亲戚的东西，什么首饰、食品等等，一偷就是一大堆。他还偷过杜阿姨、男仆人和我小哥哥的东西。至于我，他自然也没有少偷。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妈妈也给卖掉。当妈妈刚刚断气而尸骨未寒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来，假惺惺地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他最善于逢场作戏，此时此刻他如丧考妣。公证人说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死者过于偏袒她的长子的利益而损害我的权益。差别之大，令人觉得可笑。我必须当机立断，或接受，或拒绝。我表示接受：我签了字。我终于接受了这份遗嘱。大哥两眼低垂，说了一声谢谢。他呜咽地哭起来。他可能由于在南方当过法奸与敌人合作而遭当局追捕，他再也不知道哪里能有藏身之处。他终于跑到我家里来避风。我一直也不很清楚其中的底细，可他毕竟避开了一次危险。也许他曾经出卖过一些人，出卖过一些犹太人，这些事他都可能干得出来。每当他杀了人之后，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十分温顺、亲热。当时我丈夫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大哥还表示同情他。他在我家里住了叁天。我忘记了他的老毛病，所以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锁起来。当时我把用自己的配给证买下来的白糖和大米储存起来，以便等我丈夫回来时可以食用。他到处搜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他还翻弄我卧室里的小衣柜。他终于找到他可以下手的东西。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统统拿走，分文不留。他带着赃物离开了我的公寓。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他清算这笔老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丢脸了，我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他登到那张伪造的遗嘱之后，为了换得一口面包，他竟然把那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也给卖掉了。这笔买卖也象那份遗嘱一样，也是弄虚作假，鱼目混珠。自从母亲死后，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他从来就没有交过朋友，他在蒙帕斯曾经有过几个女人在他手下“干活”，有时他并不叫这些女人干活，至少开始的时候不叫她们干活，有些时候也雇用一些男人，不过这班男人往往还得向他倒贴钱。他孑然一身，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尤其是他的晚年过得更加凄凉。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坏蛋，他的动作是微不足到的。他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只此而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那真正的王国。他还不是一个强盗，只是一个家里的二流子，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但他从不感到绝望。既然所有的坏蛋都能活着，他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没有果敢之处，整天担心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在图尔，他只认识咖啡馆里的侍者，拿他们做为他了解情况的“渠道”，那班酒气熏天的常客则是他在咖啡馆后厅打牌的陪客。他亦步亦趋，开始效仿他们，他拼命地喝酒，两眼充血红肿，嘴巴歪斜，模样凶狠。他在图尔已经一无所有。当他把两处地产变卖抵债之后，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他在母亲租下的那间家具贮藏室里住了整整一年。他睡了整整一年的扶手椅。多亏当时房东开恩，允许他进屋栖身，使他能得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房东终于下逐客令，把他拒之门外。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还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叁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他和我谈起小哥哥死时的情景。他说，我的小哥哥，我们的小保罗死得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恶心。
我脑子里迄今还留下这么一幅我们家庭生活的景象：那是在堤岸家里的饭桌上。我们兄妹叁个在饭厅里吃饭。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妈妈没跟我们一起吃饭。开始，哥哥看着我和小哥哥吃饭，后来他把叉子一搁，两眼直盯着小哥哥。他仔细地瞧着他，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名难听的话。他说的是有关吃东西的事，他说小哥哥应该自量一点，吃东西不要没个够。小哥哥没有吭声，照样吃下去。他又提醒一句，说什么那些大块的肉是专门留给他的，叫他别忘啦。他说：别来这一套。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肉光是留给你的？他说因为本来就是留给我的。我说：我真盼望着你死去。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没法吃下去。他正等待着，只要小哥哥敢于还口，哪怕是说出一句话，他那双摆在桌上的拳头就会砸烂他的脑袋。小哥哥仍然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泪水从睫毛之间掉了下来。
大哥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我记得是在春天，四月份的某一天。那天有人给我来电话。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他死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死神终于在他的历史行将结束时，提前降临。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只是死神来得太迟了。自从小哥死了以后，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妈妈曾经要求把他和自己安葬在一起。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埋在哪处公墓里，我只知道在卢瓦尔省。他们俩双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且仅仅是他们俩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幅不堪入目、令人难以容忍的景象。
一年到头，黄昏总是在同一时刻降临。暮色非常短促，几乎骤然而至。每逢雨季，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天日，天空总是雾气沉沉，就连月光也无法透过。而旱季则恰恰相反，万里睛空，洁白如洗。即使那些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仍然光亮可见。大地上，水面上，公路上和墙壁上，投下了一个个平行的影子。
我记不清白天的景象。因为阳光的照射使自然的色彩失去了光泽，遭受了破坏。而夜间的景象，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蓝色就在天际的尽端，在那浓云密雾的后面，覆盖着整个世界的天穹，对我来说，天空就是这蓝色底下的纯洁的光迹，这种混合的冷色赛过其他任何颜色。当我们还住在永隆重的时候，有时当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叫人套上那辆旧式的双轮马车，我们驾着马车前去观赏那间奇妙的景色。月光从天上落下来，撒在清晰透明的瀑布上，撒在寂静的、纹丝不动的空气中。空气也是蓝色的，人们可以把它捧在手里。天空就是这种不断闪烁的光芒。月光照亮了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田野，无边无际，直至那视野的尽头。每个夜晚都有不同的景色，都可以叫出不同的名字。而那夜间的声音就是乡村家犬的吠叫声。它们神秘地吠叫，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村村相传，漫无边际，通宵达旦。
在院子里的小径上，番荔枝树的影子漆黑如墨。整个花园都凝固在一种冷漠的静止之中。房子也是一样，既宏伟壮观，又忧郁悲伤。小哥哥跟在我后面走着，这时候他一再观望着那扇朝着寂静的大道敞开的栅栏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到中学的门口等着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那辆黑色的轿车里。他对我说，少爷回沙沥去了，因为他父亲病了。还说他——司机——奉命留在西贡负责送我上学，接我回寄宿学校。数日之后，少爷回来了。他又重新坐在那辆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因为怕被人看见，他总是把脸扭过去，他总是提心吊胆。我们互相亲吻，一声不吭，一再地拥抱接吻，完全忘记这是在学校的大门口。他一边亲吻，一边哭泣。他的父亲还得活下去。他最后一线希望幻灭了。他曾经对父亲提出过这个要求。他央求父亲让他继续把我留在他身边，求他理解他的心情，还说他父亲一生当中至少也会经历过一次如此强烈而且不可阻拦的爱情。他央求父亲也允许他享受一次与这位白人姑娘的疯狂的爱情，他求父亲允许他在姑娘被送回法国之前充分地去爱她，至少再爱她一年的时间。因为对他来说，这刚萌芽的爱情是如此的强烈，无法抛弃，这肉体的分离实在是太可怕了，何况父亲也知道，以后这样的爱情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
父亲一再对他表明，他不愿看着他的儿子早日死去。
我们一起泡在浴缸里的凉水中，我们互相吻着，呜咽着，痛不欲生，可这一次，我们的确是因为所享受的是一种无法得到的安慰而痛苦万分。后来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我向他重复刚才他所说的话，说我随时都可能动身回国，因为当时我也无法决定我自己的行动。他说从今以后，这一切他将无能国力，因为大局已定，无法挽回。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意见，我也表示不再继续和他混下去。可我并没有陈述我的理由。
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就象几乎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当我刚踏上这条大街的时候，当花园的栅栏门刚刚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电就被切断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暗。我越跑越快。突然间，我似乎听见在我身后也有另外一个人在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的脚步追着我跑过来。我一面跑，一面回头看。我于是看见：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瘦得象死人一样，她边跑边笑。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她了。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那个女疯子。我头一次听到她说话，她总是在夜里才说话，而白天却睡大觉，并且常常在这条大街上，在这个花园门前。她一边跑，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叫喊。我十分害怕，以至想叫人都喊不出声来。那时我可能只有八岁。我听见她那狂笑声和嚎叫声。她肯定是在拿我开心。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这种内心的害怕。要是说这种害怕超越我的理性，超过我的确力，那未免说得太轻了。我当时简直是魂不附体了。当时如果那个疯子用手碰我一下，哪怕是轻轻地一碰，我也将会比死去还可怜，我也将会变成一个疯子。我跑进邻居的花完里，我想钻进屋子里去，可当我刚爬上台阶的时候，我就摔倒在门前。后来过了好些日子，我仍然心有余悸，无法叙述我在那天晚上的遭遇。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母亲精神状态的恶化——我还不能给她这种病态定性——每当她和她的孩子分离的时候，她就会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我想只有我才知道我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情况将会怎么样，而我那些哥哥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妈妈那种精神状态。
那是在我们彻底分别的前几个月，当时我们还住在西贡，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都坐在代斯达尔街那座房子的阳台上。杜阿姨当时也在场。我看着妈妈。起初，我有点认不出她来。后来，她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她面目全非，连我一点也认不出她来了。突然间，在我的身边在妈妈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不是我的妈妈，可她的面貌却和妈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她的神态有点滞呆，两眼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个角落，仿佛在突击探某种紧迫事件的发生。她窨看见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身上有一种青年人的线条和目光，有一种由于腆而被克制住的幸福感，看来她是一个惯于腆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杜阿姨就坐在她身边，可是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似地。我的确骇不仅在于我对她的描述，她的线条，她那幸福的神态，以及她的美貌，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就坐在妈妈刚才的那个位置上，成了妈妈的替身。我非常清楚，谁也没在妈妈这个座位上坐过，所以只能是她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无法顶替的真人却突然消逝，再也无法呼唤她重新出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顶替这么一个活人的形象。我神志清楚地看着自己变疯了。我嚷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我想借助这呼喊来砸碎这个死死凝住着眼前这个虚幻场面的镜子。镜子终于粉碎了，妈妈的形象恢复过来了。
我感到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满象大街上那个女叫化子一样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乡下的，暹罗山下的，或者湄公河畔的，她们都是从那个使我害怕的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四面八方。无论她来自何处，最后终于来到加尔各答。小姑娘总是睡在校园里那些蕃荔枝树荫下，而妈妈也总是在身边照料她，替她治疗那双被虫咬破、落满苍蝇的脚丫。躺在妈妈身旁的，就是本故事中的姑娘。是妈妈把这位姑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
当她年迈衰老、白发苍苍的时候，她也上照像馆照像，她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和她那件暗红色的漂亮的连衣裙一起照像，还有她那两件首饰，一条挂在胸前的长项链和一根头上镶金的玉簪子。在像片上，她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连一点波浪式的皱褶也没有，俨然象一张标准像。生活富裕的当地人也上照像馆照像，不过一生当中只去一次，当他们看到死神快要临头的时候才想起去照个像，留个影。他们照的照片尺寸很大，可全是一样的规格，全都镶以金色框子，并且总是挂在祖先祭台的旁边。我看见过许多照像的人都照出同一副模样像片，其相似之极，令人吃惊。这不仅是老人总有相似的面容，而且所有的相片总是经过修整，这一来，脸上的某些特征，纵然还保留着的话，也都大为减弱而造成千篇一律，万人一个像的结果。他们的脸谱总是按一样的模式加以修整，以便留芳千古，并且总是用浅化的手法，使其形象返老还童，变得年轻。这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愿望。这种外表的相似，这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必将为他们在家庭历史中所留下的记忆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留念的特殊性和它的真实性。这些面貌越是相象，就越证明他们不属同一家族的成员。此外，所有的男人都围着一样的头巾，而女人都梳着一样的盘在头后的发髻，都一样把头发梳得紧紧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样竖领的长袍。他们全都是一样的表情，不过我仍然可以分辨得开。妈妈在她那张穿着红袍子的像片上的表情就和他们一模一样。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庄重的表情，而有的人则认为这种表情平凡，没有个性。
他们俩再也不谈论未来的终身大事。因为此事大局已定，要想叫他父亲答应让他娶她为妻是毫无希望了。当父亲的可谓是铁石心肠，对儿子毫无怜悯之心。这位父亲对谁也不会发善心。在所有在这里从事经商的中国移民当中，要数这位摇拥有蓝色琉璃瓦的平台的中国人派头最大，最为阔气。他的资产遍布沙沥之外最远的地方，一直到堤岸——这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人首府。这位堤岸的青年知道父亲和姑娘的决定是一致的，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们至少开始明白，只要女的一走就能使他们俩分开，而这将是结束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他们也明白这个白人姑娘根本也没有坚持非嫁给他不可，她跟谁结婚都可以，应该把她抛弃，把她忘掉，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醉心于她的躯体以来，姑娘就再也不因为自己长得单薄而苦恼，而且，奇怪的是妈妈也再也不象往日那样替她得担心，似乎她也发现这个躯体终于说得去，如同别人一样，也能为人所接受。而他，这位堤岸的情人，他则认为这位白人姑娘的发育由于天气过度炎热而受到影响。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中诞生、长大的。他发现自己和她也有相似之处。他说由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这种令人难熬的确候条件下生活，所以使她变成了一个印度支那的姑娘。还说她和她们一样，有纤细的手腕，浓密细长的头发，给人一种身强力壮的感觉，尤其是这皮肤，这一身用当地专门留给女人、小孩用的雨水冲洗出来的皮肤。他说法国的女人和当地的女人比较起来，法国女人皮肤显得较为坚硬，甚至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单调，不是鱼就是水果，这也是产生差别的一引起原因。还有这里人们穿着的棉布、丝绸一类的衣服总是又宽又大，不紧贴着身体，从而使身体自由、裸露。
堤岸的情人沉溺在这位白人少女的春情之中，如痴如醉。每天晚上他从她身上寻欢作乐，消磨了他的时间，消磨了他的生命。他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也许谁都不会明白他这种心思，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思。
他瞧着她。甚至闭上双眼也仍然在瞧着她。他在她的脸上呼吸。他闭着双眼呼吸着她的呼气，呼吸着这股从她嘴内呼出来的热气。他越来越分辨不清楚这个躯体的界线，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躯体，它并没有完全形成，在房间里还在继续长大，它还没有定形，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不只是存在于他目所能见的地方，在别处也有它的身影，这躯体朝着丧命的嬉戏伸展开来，超越他的视线，它温顺灵活，一味沉溺于享乐之中，象一个年纪成熟的躯体。它并不调皮，百依百顺，而且机智灵巧，令人吃惊。
我看着他如何处置我，如何摆弄我，而我从没想到他会这样做，甚至超越我的期望，可却完全符合我那天生躯体的需求。就这样我便成了他手中的孩子。对我来说，他也变成另外一种形象。我开始意识到他的皮肤，他的整个躯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感，超越过他自身之外。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也可能会在这间屋子里出现，这就是那个年轻凶手的影子，只不过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还没有任何影像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也同样会在屋子里出现，不过，这个影子我是知道的，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在我那欢乐之中。我曾经向他说过，向这个堤岸的情人说过，说过他的躯干那种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以及他在森林中，在黑豹出没的河口中所表现出来的胆量。不管我说什么都能迎合他的欲望，而更加令他把我占有。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晚上，他正是跟着他的孩子寻欢作乐。可有些时候他也会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她的身体，好象他已经意识到她死在临头，并且突然想起他迟早会失去了她。她的确质是如此单薄，有时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还担心她的头痛病，这毛病常常使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眼睛上蒙上一条湿布条。他也担心她有冒出厌世的情绪，而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妈妈，想到她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妈妈在闭眼之前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无法去杀尽那些制造这种灾难的人，这时候她就会变得骤然号叫起来，痛哭流涕。他把脸贴在她的脸，擦拭她的眼泪，他紧紧地搂着她，她的眼泪和她的怒气激起他一股疯狂的情欲。
他抱着她就象抱着他的孩子。他拿孩子的躯体当玩艺，把她翻来转去，他用小孩的身体捂着他的脸，他的嘴，他的眼睛。而她，她继续听任他的摆弄。而突然间，她却央求起他来，她并没有说出求他做什么，可是他，他却叫她别作声，他大声地嚷他再也不要她了，再也不想拿她取乐了，可眼下他们又重新凑合在一起，禁锢在不安之中，他们就这样，整天沉溺于不安、泪水、失望和幸福之中。
他们整个晚上都缄默不语。在那辆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大轿车里，她把头靠在他的户膀上。他紧紧地搂着她。他对她说，法国的轮船很快就要到达港口了，并且将把她带走，使他们分离。一路上，他们默不作声，有时候，他叫司机把车开到河边去兜兜风。她疲乏不堪，倚着他，睡着了。是他的吻使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
走廊里的灯光是蓝色的。人们还可以闻到一股烧香的味道，每到黄昏的时候，人们总是要烧烧香。热得呆滞不动，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连一丝风都没有。我把鞋脱下，免得走路出声，不过我很放心，我知道女舍监不会起来，因为现在寄宿学校已经允许我夜间随便什么时候回来。我立即去看看埃莱娜的床位，我总是有点不放心，总是担心她在白天就逃离出寄宿学校。她在那里。埃莱娜睡得很香。我记得那是一种固执的、甚至是敌意的沉睡。一种执拗的困睡。她那裸露的双臂放松地盘着头。她睡觉的姿势也和其他姑娘不同，她双腿弯曲，看不见她的脸部，她的枕头已被滑到一边去了。我猜想她刚才一定在等着我回来，后来因为等得不耐烦，生气了，于是这样委曲入睡了。她刚才一定也哭过，尔后便堕入了失望的深渊。我真想把她弄醒，以便一起说点悄悄话。因为如今我与那个堤岸的男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再跟我说话，此刻我正需要听听埃莱娜对我的问话。她对那些不听话的人总有一副无可比拟的好心肠。可惜我不忍心把她弄醒。有过一次，她就曾经这样在半夜里被我弄醒，结果她再也无法重新入睡。她起床了，要出去走走，她真的出去了，她跑下楼梯，穿过走廊来到空旷的院子里，她一边跑，一边喊着我，她是如此地快活，谁也没法阻拦她，而当你不让她散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正是她所等待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不行，终于没有把她叫醒。蚊帐里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每当把蚊帐撩下来的时候，就会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不过我知道，我刚从外面回来，刚从河边回来，河边的夜晚总是凉快的。我已经习惯了，我躺在里面一动也不动，等待着这股热气慢慢消失。热气终于过去了。可我从来也不可能立刻进入梦乡，尽管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疲劳过。我想着堤岸那个男人。此时此刻，也许他正在“泉水饭馆”旁边的夜总会里头，和他的司机在一起安静地喝着酒，每当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总是喝米酒。或许此时此刻已经回到家里，并且已经在他那房间伴着灯光入睡了，从不对谁说一句话。那天晚上，我一想起堤岸那个男人我就无法忍受。而且一想起埃莱娜时我也无法忍受。仿佛他们之间已经有着美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来自他们自身的躯体之外。我似乎觉得和她相比起来，我远不如她幸福。妈妈说过：这个姑娘永远也不知足。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开始在捉弄我。我觉得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自杀的念头。我已经无法在我的生活中摆脱这个念头。我觉得我已经产生一种独身生活的模糊的念头。我还发现自从我告别了童年，自从我离开了这个“猎人”的家庭，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我将着书立说。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是一幅展现在那浩瀚无际的沙漠中的人生的宏图。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从西贡发来的电报是怎么写的。到底电文上是写小哥哥已去世，还是写着：小哥哥已为上帝所召回。我似乎记得上面写的是小哥哥被上帝召回。不过有一点我是记得清楚的：电报并不是她发出的。小哥哥已经死去了。起初我感到困惑不解，可后来骤然间，产生了一阵绞心的痛苦，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世界的底层，这痛苦几乎要把我吞噬，把我卷走，我已经不复存在，唯有满怀的苦衷。我不明白这痛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数月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而让悲伤占据了心头，抑或是一种新的痛苦？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新的痛苦，因为我那个死去的孩子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夭折了，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新生儿，并且也没有因此象先前那样痛不欲生而想寻短见。
既然小哥哥已经死去，一切也都将跟随着被埋葬。
小哥哥死去的躯体是无法感觉到后人对他追思的心绪。在他二十七年的一生中，他一直隐藏着某种令人忘怀的东西，只不过他自己并无所觉察罢了。
我方才弄错了。这几秒之间铸成的大错殃及天地万物。小哥哥是不会死的，只不过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罢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不朽的精神也和他同归于尽。当今的世界也正是这样，丧失了这个为人过问的躯体，也失去人们的过问。人们完全弄错了，谬误殃及天地万物，无耻之积，苍天难容。
谁也没有我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个认识，而这个认识又是如此简单，小哥哥的躯体就是我的躯体，那么，我本也该死去。我已经死去。
应该事先把这些常识告诉人们，让他们懂得不朽的东西也是会消亡的。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仍然续继发生。要让人们懂得，不朽的东西并不以其不朽而引人注目，不，从来也不是，它只不过是绝对的双重性。它不存在于事物的细节之中，而只存在于原则之上。某些人完全可以隐匿它的存在，除非他们不懂如何去隐匿。要知道，正是当它还存在的时候，生命才是不死的，不朽也方有存在的可能。这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死亡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不朽既无始也无终，那也是错误的。应该说，它是随着精神的存在的消亡而开始和结束的。既然它是属于精神的范畴，那也就类似狂风的追逐。你看沙漠里那些纹丝不动的沙粒和那些夭折的婴尸：不朽并没有从那里经过，它只不过是停下来而又绕了过去。
对小哥哥来说，他有一种完美无缺的、令人追思无已的东西，他的形象纯洁无瑕，无可比拟。小哥哥长眠九泉之下，毫不需要大声疾呼，他没什么可以埋怨，无论是在别处，还是就在这里，他都没有什么怨言可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不擅长辞令，只能勉强看懂点书，勉强写几个字，有时人们还觉得他连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他是一个什么也不懂而只知道害怕的人。
我对小哥哥所怀着的这种疯狂的爱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深奥莫测的秘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他会爱到这个地步，甚至想跟随他一起死去。其实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和他分手十年了，这期间，我很少去思念他。仿佛我还一直喜欢着他，永远喜欢着他，并且任何新的感情都无法达到这种境地。我甚至忘记他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
我们很少在一起说话，很少谈起我们的大哥，也不诉说我们的不幸，妈妈的不幸和这种乡平原的不幸。我们喜欢谈的是打猎，马枪，机器和汽车。他曾经由于他那辆汽车被撞坏而大发脾气，他还向我诉说，向我描述他后来弄到的那些旧汽车。当然，我们也谈论打猎的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吞食，如果在激流中继续游泳就会淹死在湖泊里面。他是比我大两岁的小哥哥。
风停下来了，树底下出现一道神奇的光线，接着便下起雨来。着了魔似的鸟儿声嘶力竭地呼叫，他们磨尖自己的嘴巴，靠拼命的呼叫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他们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叫声震耳欲聋。
那些大型客轮沿着西贡河逆流而上，它们关闭了发动作，由拖轮牵拉着，一直驶到湄公河的一条支流，名字叫西贡河。客轮在这里停泊一周的时间。每当轮船入港停泊在码头上的时候，仿佛法国就在你的跟前。人们可以上轮船去吃一顿法国饭，还可以在上面跳舞。不过对妈妈来说，那里的饭菜太贵了，再说她也没有必要上那个地方去，除非跟着堤岸的情人一道去，那倒也未尝不可。可惜他并不想上那个地方去，因为他害怕被人看见，看见他带着一个如此年轻的白人姑娘。这一点他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姑娘心里完全明白。在那个时代，其实也还不是多久以前的事，也就是五十年前，只有轮船可以四通八达，让你遨游世界。那时在那辽阔的大陆上还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在方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地盘上，只有一些古老的道路。当时有几艘法国邮轮公司的客轮，如“波索斯号”、“达达尼翁号”和“阿拉米斯号”，正是这“叁个火枪手”把印度支那和法国本土联接起来。
那次海上旅行持续了二十四天。这些远洋客轮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街道、有酒吧和咖啡馆，还有图书馆和会客厅，在那上面同样有幽会，有情人，甚至红白喜事，样样俱有。轮船上形成了一个偶然组合的社会，这些社交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知道，也不会忘记，因此这些临时组合的社会也就变得舒适、更随和，有时甚至会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乐趣。乘船旅行可以说是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旅行，尤其是对许多女人来说。当然有时对某些男人也是这样。乘船前往殖民地旅行成了她们一生中真正的一次冒险之举。对于妈妈来说，这些海上的旅行以及我们童年的时光，是她所说的“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又一艘客轮起航了。每次起航总是一个模样。每次总是载着头一次出海远航的旅客，而他们总是在同样的痛苦和绝望之中和大地分离。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男人的出航，阻挡不了那些犹太人、思想家和那些难得做一次海上旅行的游客去漂洋过海，同时也阻挡不了女人让丈夫离乡背井，而她们自己却留在故乡。正是这种家族世系，这故里的资产，成了浪子他日回归的缘由。多少个世纪以来，海上航行旅途较之今日更为漫长，也更为凄凉。旅途的时间和地理上的空间往往成了自然的正比。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于陆地上和海洋让这种人类缓慢的速度，习惯于这些耽搁，等待海风的到来，等待晴天的出现，也习惯于船舶失事，烈日骄阳，还有无情的死神。这位白人姑娘的乘坐邮轮已经是世界上最后的一批远洋客轮，因为空中航线的开辟从她年青时代就开始了。从那以后，空中旅行慢慢地使人类放弃了那海上漫长的旅行。
我们仍然天天到堤岸那单身宿舍里去。他仍和往常一样，用缸里的凉水替我洗澡，然后把我抱到床上。他来到我身边，也躺了下来，不过他已经无精打采，毫无心思。我动身回国的日期尽管还很遥远，可是自从我决定回国以来，他对我的躯体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当时我是瞒着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这对他来说着实过于唐突了。他的躯体再也不喜欢这个即将离去、叛逆不忠的躯体。他说：我再也无法和你一起玩了，我本来以为还是可以的，没想到现在我再也不行了。他说他已经死了。说着还微笑了一下表示歉意，他还说从今以后他将永远丧失这种兴致了。我问他是否愿意这样。他几乎笑了出来，他说：我不知道，也许现在是愿意这样的。他的温情全存在于痛苦之中。可他从来不说出这种痛苦，他对这种痛苦从来只字不提。有时候他的脸颊颤抖着，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但是，面对着这些出现在他那紧闭的双眼后面的形象，他总是默然无声。看上去似乎觉得他喜欢这种痛苦，犹如他喜欢我一样，非常强烈，甚至死也甘心，而此时此刻，他喜欢这种痛苦更有甚于我。有些时候他对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抚摸我，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而每当乐趣盎然时，他总是愿意看着我。他一面看着我，一面拿我当他的孩子似的叫着我。我们曾经下过决心，从此不再相见，可是谈何容易，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每天晚上，我又重新看见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依旧坐在他那辆黑色的轿车里面，由于害羞而总是把脸背过去。
当起航的时刻快要来临的时候，轮船发出了叁声汽笛声。那很长很长的汽笛声，震耳欲聋，整个城市都能听得到，刹那间，港口那边的天空被乌烟染成一片漆黑。这时候，拖轮向着客轮靠近过去，然后牵着它，沿着中心河道开去。当任务完成以后，拖轮松开系泊的缆绳，又回到自己的港来。这时候，客轮再次鸣笛告别，重新发出那可怕的吼叫声音是如此神秘，如此凄凉，令人听之不禁黯然落泪。不仅是那些远行的乘客，不仅是那些离别的人们，就连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那些无所牵挂的人，也都会闻声而泪落。然后，轮船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驶。人们久久地看着它那高大的身影朝着大海前进。许多人仍然留在码头看着它，继续挥动着他们的头巾、他们的手绢，向亲人告别，可他们的动作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气馁。最后，大海终于把轮船的身影淹没在它那弯曲的地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轮船慢慢消失在远方的海平线上。
她也一样，当轮船响起第一遍告别的汽笛声时，当舷梯被吊起来的时候，当拖船开始拉着客轮离开大地的时候，她也哭泣起来。可她没有让人们看见她的眼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再说也不应为这样的情人挥泪告别。她也没有对妈妈，对她那位小哥哥流露出难过的感情，她若无其事，似乎在他们之间，离别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他那辆大型的轿车还停在那里，又长又黑，车里的前头，坐着一个穿白制服的司机。他那辆车孤零零地停在离法国邮轮公司停车场稍远一点的地方。她从那些手势中认出了他。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形象依稀可辨，他痴呆地站在那里，没做任何动作。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仍然望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最后，连车子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大地也消失了。
客轮必须穿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清早，旅客都醒过来。轮船正在前进，尽管感觉不到发动作的颤动，大家仍然知道轮船正在前进，在浩瀚寂静的大海中前进。首先必须穿过这个印度洋。这是最遥远、最辽阔的海洋，它和南极洲相接，从锡兰到索马里，这两个中途站之间的距离最长。有时候，大海是如此的平静，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足以令人忘记是在大海中航行。于是全船的人都活跃起来，所有的客厅、通道和舷窗全都敞开着。旅客们纷纷离开他们那闷热的船舱，在甲板上席地而睡。
有一次在旅途中，当轮船正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有个旅客在深夜中死去了。她已经记不很清楚到底是在这次旅行中，还是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事。当时有一些旅客正在头等舱里打牌，在这些打牌人当中，有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间，只见这个男子二话没说，把牌一摔便走出酒吧，跑步穿过甲板，然后纵身跳进海里。当这艘正在全速前进的轮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躯体已经无影无踪了。
不，写到这里，她眼前看到的并不是那艘轮船，而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她曾经听过故事的地方，也就是沙沥那个地方，跳海的男子就是沙沥行政长官的儿子。她认识他，因为他也在西贡中学念书。她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容貌温和，棕色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架子的眼镜。在他的船舱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连一封信也没有。他的年龄可怕地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他也是个十七岁的青年。拂晓时分，轮船又重新起航。最可怕的莫过于这重新起航。太阳出来了，大海空荡荡的，而那停止搜索的命令意味着人间和他永远的诀别。
另一次，也还是在这次旅途中，同样在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当夜色已以降临，从主甲板上的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音乐声，那是一首肖邦的圆舞曲。她认得这首曲子，并且和它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因为她曾经学过这首曲子，可是尽管她整整花了几个月的功夫也仍然无法弹好这首曲子，最后弄得妈妈只好同意她放弃练习弹钢琴。这天夜里，这位姑娘在此以前已经在轮船上熬过了许许多多个迷茫的夜晚，当肖邦的这首曲子在明朗的天空中回荡的时候，她正在场。当时连一丝风都没有，这乐声传遍整艘黑暗的轮船，它象上天的旨意，不晓得与什么有关，它又象上帝的命令，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这位姑娘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她也想投身于茫茫的大海之中。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念那位堤岸的男人，她突然不敢肯定她没爱过这个男人，没有这种她没有见过的爱情，因为这爱情已经在历史中消逝，就象流水消失在沙漠里一样。可现在，也仅仅是现在，当这首乐曲撒遍大海的时候，她才重新发现这种业已消逝的爱情。这一发现正象小哥哥后来通过死亡获得了他的永生一样。
在她的周围，人们都熟睡了，虽然乐声萦绕在他们身边，但却没有把他们吵醒，他们全都安详地睡着。姑娘觉得她刚刚经历过了一个最寂静的夜晚，后来在整个横渡印度洋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寂静的夜晚。她觉得就在那天夜里，她仿佛看见她的小哥哥和一个女人出现在甲板上。他倚在舷墙上，把她抱住，于是他们便互相接吻。姑娘躲在一旁，以便看得更加清楚。她认出来这个女的是谁。她已经和小哥哥结合在一起，他们再也不分离。这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可她的丈夫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在旅途的最后日子里，小哥哥和这个女人整天都呆在船舱里，只是到了夜里他们才出来。在这些日子里，小哥哥看着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不过看来他并没有认出她们来。妈妈变得非常凶狠，她默不作声，嫉妒眼红。而她，小妹妹，她却有所担心。她觉得这个女人很幸福，可同时她又担心小哥哥后来所遭的厄运。她原以为他会扔掉她们，自己跟着这个女人去，然而没有，在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又和她们团聚了。
她不知道在那个白人姑娘走后多长时间他才执行父亲的旨意，和那个十年前就被家里指定嫁给他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也是一个千金小姐，浑身披金带玉，珠翠满头。这个中国姑娘原籍也是北方抚顺市人，跟随父母来到此地。
他一定很长时间无法和她相处，无法给她播下传宗接代的确子。他和那个白人姑娘的往事一定记忆犹新，她那躯体一定还在那里，横躺在床上。白天姑娘也一定长时间依旧受到他那情欲的支配，使她冲动，情意绵绵而陷入愁思之中。后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切都变成可能的了。正当他对那位白人姑娘的情欲发展到无可忍耐的地步时，在那狂热之中，他一定会重新发现这个白人姑娘的形象，而他正是怀着对这个白人姑娘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和另一个女人结合了。他一定是通过想象来使自己从这个女人身上获得满足，并且也是通过想象去完成家庭、天意以及那北方的祖宗对他所赋予他的使命：传宗接代。
也许她已经知道原先这个白人姑娘的存在。她曾经用过沙沥当地的女仆，而这些女仆都知道这段历史，她们一定会对她透露一点风声。她一定会很痛苦。她们两个可能都是同岁人，十六岁。在那洞房花烛夜，她是否看见她的新郎在悲伤落泪？而她会去安慰他吗？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叁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能够体面大方地安慰一个成年人的这种应该由她承担的苦楚吗？谁晓得？也许她自己欺骗自己，也许她和他抱头大哭，一宵之间彼此没说一句话。后来，痛哭之后，情感终于代替了悲伤。
她，白人姑娘，她对这些事从来就一无所知。
战后多少个岁月过去了，从前的那个白人姑娘几经结婚、生育、结婚、写书。一天，那位昔日的中国情人带着妻子来到巴黎。他给她挂了个电话。是我。一听到这声音，她便立刻认出他来。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有点胆怯，他和从前一样感到害怕。他的声音突然颤动起来，而这一颤动，使她突然发现他那中国的口音。他说他知道她已经写过好多书，他是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他曾经在西贡看见过她的妈妈。然后他对她说出心里话，他说他和从前一样，仍然爱着她，说他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爱，他将至死爱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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