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一所房子
[ 美国]E．L ．多克特罗
妈妈说，我得当她的侄子，叫她多拉阿姨。她说，我们将来想要过好日子，她现在就不可以有一个十八岁的——看上去像二十多岁的儿子。“叫我多拉阿姨。”她说。我就叫道：“多拉阿姨。”她听了却很不满意，让我连叫了好几遍。她说，要让人们听起来都相信，她是在她的鳏夫哥哥哈罗斯去世后，开始抚养我的。我纳闷了，问道：“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叫哈罗斯的哥哥? ”“当然没有了，”她饶有兴味地看了我一眼，“但要是我能用它唬住‘他儿子’，这肯定是个绝妙的故事。”
看到她在镜前刻意打扮，持着女人特有的耐心，精心打理她的头发，我并没感到任何不快，尽管你可能还不了解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她用人寿保险费在距城西五十英里的地方买了座农场。等我们到了那儿，谁还会在意我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呢? 但她有自己的计划和长远打算。我没有打算，也从不做打算，打算是对事物的某种暗示，有时，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用绳子在背上绑上了第二只大木箱，弓着腰慢慢地下楼梯。外面门阶下，一群孩子正等在那儿。他们露着刮伤的膝盖，穿着齐踝的短袜，满口脏话地哼着些歌谣。我一轰，他们就大声叫嚷着一哄而散；可我刚一上楼搬其他东西，他们又都返回老地方了。
妈妈站在窗前，面对着空荡的海湾。“一边是审讯的法庭，”她说道，“一边是邻居们的庭院。”“然而在乡下，”她接着说，“没有人再会对你妄下定论。你可以大敞着门，拉开窗帘。在太阳下，一切都是那么清亮、纯净。”
是啊，我懂她的意思，但在我印象中，芝加哥只是一个有着豪华宾馆、餐馆林立、林荫大道两旁伫立着众多府宅的地方。当然，它并不全像我印象中的那样。透过我们三楼的窗户，除了街对面的一排寄宿公寓，看不到什么风景。夏天，牲畜栏的气味令那些高雅之士们难以忍受，而我却不以为然；冬天也会引起他们的另一番埋怨，但我可不在其中，因为我并不介意寒冷。从湖面吹来的刺骨寒风抽打着女士们的裙边，好像恶魔在她们的脚踝边跳舞。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闲来无事时，你都可以乘坐有轨电车兜兜风。我特别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到处能听到人们的口哨声、马蹄的得得声、马车的辘辘声，中间还不时夹杂着送货卡车的鸣笛声、商贩们的吆喝声以及运货火车轰隆隆的低鸣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然而，每当西方吹来的乌云步步压近、暴风雨降临头顶时，你就听不见人们的任何叫喊或咒骂声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哪怕是遭到上帝最严苛的责罚，芝加哥也能安稳度过。我能理解为什么在芝加哥，这座贸易之城，建有那么多铁路、轮船等交通设施了，那主要是为我们提供傲视其他城市、其他人的资本。这是住在一所平原上的房子里所无法享有的殊荣，而且，平原往往是暴风雨的发源地。
另外，我会想念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她现在正站在楼梯平台上，注视着我往楼下搬箱子。
“进来一会儿，”她对我说，“我要送你样东西。”我进去后，她关上我身后的门。“你可以放下那些。”她指指我手上的行李箱。
在她面前，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她也能，这让她高兴不已。
她把手放在我胸前，一边踮着脚尖吻我，一边把手伸到我的衬衫里，感受我狂乱的心跳。
“瞧瞧他呀，上衣和领带下面，一些情感都藏不住了! ”她眼里闪着泪光说道：“噢! 没有我的小厄尔，我该怎么办呀? ”说着说着又微笑起来。
她不是妈妈那种体形的女人。她又轻又瘦，每当她从楼梯跑下来时，就像一只轻盈的小鸟。她也从不涂脂抹粉，只是偶尔，在她工作的面包房的柜台后面，偷偷往身上装些糖带回家时，不小心在身上沾上些糖的味道。
她有着甜美、清凉的嘴唇，但有一只眼皮不能完全往上翻，否则，她会更加漂亮的。当然了，她值得称赞的地方多着呢。
“你可以给我写信啊，我会回信的。”我说。
“你会在信上写什么呀? ”
“写我会想到的事呀! ”我回答道。
她把我一把拉进厨房，然后坐到椅子上，一边把双腿岔开，一边把手臂伸展开，这样我就能轻易地掀起她的上衣，用她喜欢的方式跟她做爱。我们没花多长时间，即使这样，当温妮弗雷德扭动着身子，发出娇喘的呻吟时，我还是能依稀听到妈妈在楼上嚷嚷着，问我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没有用相对便宜的美国快递先把行李寄运过去，然后自己再乘马车去车站，而是直接雇了辆四轮马车，把我们俩和行李一起送过去。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毕竟我们买下那座房子后，还剩多少钱可以支付，只有妈妈自己最清楚。妈妈款款地下楼了，戴着她那顶宽边帽和寡妇的面纱。她把长裙提到脚跟，在车夫的帮助下上了马车。
我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退场。她揭开面纱，鄙夷地环视着周围正从窗口窥视我们的邻居们，这符合妈妈的作风。
而那群肮脏龌龊的小孩，似乎被我们优雅的仪态举止震慑住了，吓得一声不吭。我跳上马车，坐在妈妈旁边，然后关上车门。在她的指令下，我朝路边扔了一把零钱。就这样，我们一边欣赏着那帮孩子互相推搡着、跪在地上捡钱币的情景，一边慢慢地驶远了……
我们一转过街角，妈妈立刻打开我放在座位上的帽盒，拿掉那顶黑帽子，换上镶有一圈假花的淡蓝色帽子，还在她的丧服外面挂上一条彩虹条纹的、闪闪发光的围巾。“嗯，”
她说，“我现在觉得好多了。你呢，厄尔? ”
“我也很好，妈妈。”我回答道。
“叫我多拉阿姨! ”
“噢，多拉阿姨。”
“厄尔，我希望你能好好记着，只要医生还活着，你就得格外小心。我们俩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作为男人，他还算精明吧。”
拉维勒火车站只有个水泥平台，候车室也只是个能斜靠着歇会儿的地方，甚至连售票窗口都没有。下站后，透过一条小巷，你能瞥见他们的大街，里面有一家食品店，一所邮局，一座教堂，一家银行，一问卖男装的商店，一家建在广场上的四层楼高的旅馆，还有矗立在广场中央草坪上的一尊联合士兵雕像。
所有的地方都屈指可数，因为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开着运货大车的男人愿意搭我们一程。他开过了好几条街。最初，我们还能看到几座像模像样的房子和一两座教堂，可是，随着我们离城镇越来越远，眼前出现的只是些破旧不堪的单层简房，狭小阴暗的门廊，一块块开辟出的园地，还有屋外拴得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晾衣绳。我真搞不懂人们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生活下来，但妈妈却说，这里的居住人口超过三千呢。穿越一两英亩农场，一条直路穿过玉米地向西延伸，直路两旁随处可见一些散落着的谷仓。突然，令我意想不到的景物跃人眼帘——一座三层楼的平顶红砖房，它的石头台阶一直延伸到前门，像从楼房林立的芝加哥大街上延伸出来似的。我难以想象竞有人会将农舍建成这样。反射在窗棂上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不得不避开它的强光，努力分辨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但事实就在眼前，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妈妈已经准备开始安家落户了。我们立刻忙碌起来。房子里到处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还充斥着动物粪便的腥臭味。我的卧室在顶楼，可乌鸦早已在那里先人为主了。看来，一大堆事情等着我们干呢。但转眼工夫，妈妈就把一切安排妥当了。城镇里一排货车浩浩荡荡地把她快递的家具运了过来。愿意被妈妈雇用一天的人手也绰绰有余，他们只要看看这位阔绰夫人满手的戒指，就料想到报酬不菲。一会儿工夫，鸡圈的篱笆竖起来了，地里的野草被锄整干净，一座储水的水池给挖掘出来，一间新的厕所也转眼完工。之后，我思索了好几天，觉得伊利诺伊州拉维勒镇最棒的雇主非妈妈莫属。
可是，谁来提井水、洗衣服、烤面包呢? 农场里的生活和以往截然不同。我躺在三楼的屋顶下，感受着小床上残留的白天的温度，感到日子悄然流逝。透过小窗，望着窗外遥远的星空，我有种不再受保护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文明生活。是啊，我们被世界的进步文明抛得越来越远了。第一次，我开始怀疑妈妈的判断是否正确。当我们在各个州之间跋涉时，当她的雄心壮志面临种种阻挠时，我从未质疑过她的判断力。但是，这座房子不像一座农场主的房子，她也不像农场主，我更不像。
一天晚上，我们站在房前的台阶上，观赏太阳缓缓地落到几英里外的小山丘后面。
“多拉阿姨，”我问道，“我们将在这儿做什么呢? ”
“我了解你的心情，厄尔，但有些事需要时间。”
她看到我正盯着她的手看，它们现在变得多红啊! “我已经从威斯康星州雇了一个移民的女人。她将住到厨房后面那问屋里，大概一星期后到。”
“为什么呀? ”我问道，“拉维勒本地就有许多已婚女人会出来干一些零活，她们需要钱。”
“我可不想为我们于活的女人到城里随意散布在这里的见闻，厄尔，拜托你多动动脑子吧! ”
“我正尝试着多动脑子呢，妈妈。”
“叫我多拉阿姨，该死的! ”
“多拉阿姨。”
“这就对了，”她说，“特别是在这个不名之地，也没人在跟前时，你也要格外注意。”
她把厚帽子挂在脖子后隔热，穿着下面不加支架的宽松罩衫走来走去。
“你不觉着空气闻起来挺甜吗? ”她说，“我打算建一扇屏风门，再配上一个小沙发和一些摇椅，这样我们就能舒服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了。”
她弄乱我的头发。“你干吗噘嘴! ”她说，“也许你还不能欣赏此时此刻平和的空气、鸟儿的欢唱和这种周围无事发生的宁静。其实，我们还是有事情做的，厄尔，你要相信我。”
所以我感到放心了。
不久，我们弄到一辆老式的轻型马车。
每当多拉阿姨去银行、邮局或买生活用品时，这辆马车就载着我们往返拉维勒镇。我来当车夫，尽管我和这匹马相处得并不融洽。我没给它起名字。它太丑了，跑起来背上的肉颤悠悠地来回晃动，四条腿呈八字形撇开。
以前在芝加哥我曾经宰杀、梳理过比这漂亮多的牲畜。有一次，在马棚里，当我把它拴起来过夜时，它突然大声咀嚼起来，差点咬到我的肩膀。
、另一个大麻烦就是班特，他是妈妈雇来干一些杂活的长工。一天下午，妈妈把他带到了楼上。之后，他就开始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俨然一副屋主的模样。这是我看到的问题，它已经显而易见了。一天，他竟然指使我干他分内的活。我就对他说：“我认为你才是雇来干活的人! ”他长得和那匹马一样丑，长长的胳膊下垂着两只粗糙的大手，与他异常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
“你自己干吧! ”我对他毫不客气地说。
他用眼睛斜瞅着我，一把拉住我的肩膀，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哦! 是啊，我看到了一个男人想看到的一切。”
那时，我几乎可以预想到这个零杂工班特的命运了。可他自己却愚蠢至极，但我相信，对于他，妈妈肯定有她自己的想法，否则，她怎么会有兴致跟这种人周旋，所以，我暂时把我的想法搁在一边。
事实上，我现在觉得，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平原，这弥漫在农场生活中的寂寞，可能会夺走我的一些希望。我还能想到什么呢? 是那种过去经常感受到的预感或悬念吗? 是的。我已经感觉到不管将来要发生什么，它现在已经开始酝酿了。这个零杂工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领养孤儿。妈妈以签订合同的形式，从纽约的一家专门收留街头孤儿的慈善机构，领养了三个孤儿。他们给孩子们清理干净，穿戴整齐，送上了火车。
火车载着孩子们到达了我们在中部地区的新家，他们会在这里被培养成才。我们收养的这几个孩子，尽管面色苍白，却相当美丽可爱。这两男一女，都带着写着他们年龄的纸条，两个男孩都是六岁，女孩八岁。当我驾着马车载他们回农场时，他们在我身后挺直了腰板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车外的乡村景色，却一句话也不说。现在，他们已经被安顿在二楼靠后的卧房里。他们一点也不像邻近城市里那些生活悲惨的街边流浪儿。除了有时会在夜里哭泣，平时他们都相当安静。一般说来，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乖乖照做。妈妈对他们——约瑟夫、卡尔文，尤其是女孩苏菲，动了真感情。关于应给他们灌输什么信仰，我们未作任何规定，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但周末时，妈妈喜欢给他们穿上她买的新衣服，带他们去拉维勒的麦瑟迪斯特教堂炫耀一番。她很享受其中的乐趣，而她引以为傲的生活地位也得以彰显。正如我所了解的，因为这足以证明，即使生活在最偏远的乡村，你仍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在多拉阿姨伟大的计划中，小约瑟夫、卡尔文和苏菲要把她当作他们的妈妈。“叫我妈妈，”她对他们说，“妈妈。”他们都叫道。
好，下面来看看其他家庭成员，他们很轻易就组合好了，就像从百货商店里选购东西一样简单。法妮是我们雇来的厨师和管家。
按照妈妈的计划，她不会说英语，但却完全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事。她跟妈妈一样体格健壮，干起活来挺卖力。除了经常在谷仓和篱笆中躲躲藏藏、假装干活的班特，我们还有一位真正干农活的农夫，他帮我们耕作那块玉米地。每周有两个早晨，一位退休的乡村女教师会来教孩子们读书、算术。
一天晚上，妈妈对我说：“我们是在经营一项诚实而美好的事业，我们的家庭也比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家庭过得更加富裕，可是，现在我们开始面临负债了。如果冬天以前，我们手头上还没有钱，唯一能用的钱就是押在孩子们身上的保险金了。”
她点亮了客厅桌子上的煤油灯，写了一张个人广告，然后读给我听：“本人寡居，希望与可靠男性共同经营一座富饶的农场，需要您的一份微薄投资。”“你觉得怎么样，厄尔? ”
“挺好啊。”
她又给自己读了一遍，说道：“不行，还不够好。你得让人家听到后马上站起来，走出家门，径直去银行取钱，然后，立马搭上来伊利诺伊州拉维勒镇的火车。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几句话得好好修改一下。这样改怎么样? ‘急需您! ’这样好，可以显出紧迫性。难道世界上还有人不愿意自己被别人需要吗? ”
“急需您——近期，一寡居女士，在上帝荫庇下的乡村里，拥有一座富饶农场。现急需一位有雄厚实力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士，以相同股份，共同投资经营。”
“为什么要斯堪的纳维亚人? ”
“我的绝妙计策就在这里，厄尔，因为瑞典人和挪威人刚刚移民到这里，他们在各个州最想得到的正是像我们这样的农场。但我也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位女士的喜好。”
“这很好，但你提到‘有雄厚实力’是什么意思? 刚移民来的挪威人怎么会明白你指的是什么呢? ”
我的话让她愣了一下：“这一点提得好，厄尔，有时候，你真令我吃惊啊! ”她舔了一下笔尖，“那我们就改成‘携有现金’。”
我们把这则个人广告依次登在明尼苏达州和南达科他州各个城镇的报纸上。不久，带着求婚口吻的回信开始源源不断地飞来。
妈妈按回信人的姓名和收信日期分了类，确保给每位候选人充足的时间。我们总是建议他们搭乘早班列车，那时，镇上的人还没起床走动。除了干日常的活，我还得负责家庭接待工作。来访男士会被迎进客厅，妈妈会从圆盘碟中端上咖啡，约瑟夫、卡尔文、苏菲和我会坐在沙发上，听她讲述我们的家庭史，而故事结尾往往被描述成像现在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每当此时，妈妈变得如此能言善辩，以至我和这些可怜的外国人一样，被她的谦逊所征服，而她却表现得对自己的伟大善举不以为然。他们中大部分人也没有看出她是在自我颂扬。当然，她看上去是个健壮的女人。
最初的几次会面，她装扮朴素，穿一件灰色带普通褶皱的全棉连衣裙，配一条白色的腰带；她不佩戴任何首饰，只在胸前挂一条带金十字架的链子；她把头发往上梳，随意地盘在头顶。
“我是他们在人间通往天堂的梦想，”当谈到第三、第四候选人时她对我说，“看，他们站在我跟前，眺望眼前这片新土地时，眼睛里都在闪闪发亮。他们边抽着烟斗，边望着我，想象着能和我结婚的情景——谁能说我不会给他们回报呢? ”
“但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我说。
“别自命不凡了，厄尔，你没有资格说话。
你能告诉我，除了在人间积极寻找通往天堂之路，还有什么通往天堂的捷径吗?我是不知道的。”
之后不久，我们在拉维勒银行的储蓄额开始令人欣喜地与日俱增。夏末的雨水正好促进了谷物的茂密生长，在我看来，这就像在我们的大丰收上，又格外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要是有什么烦心事的话，那都是因为班特这个笨蛋。愚蠢使他变得危险。最初，妈妈纵容他的嫉妒心；我能够听见他们在楼上的争吵，一边是班特暴跳如雷地嚷嚷，一边是妈妈轻声细语地宽慰，她声音轻得几乎让我听不见。但妈妈的包容并不奏效。当有一个挪威佬到达时，班杼恰巧在庭院里，那儿正方便他对周围瞧个够。当他那张丑陋的脸出现在门廊的窗户旁，试图朝里面窥视时，妈妈轻晃了一下头，给了我个暗示，我立刻会意，赶紧上前拉上了遮光屏。
也许我对妈妈的恭维有些言过其实了。
但她确实有能耐一面在这个男人面前卖弄风情，一面又在另一个面前装出一副寡妇的虔诚。这都取决于她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对男人独特性格的洞察力。因此，她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让男人们相信她的话。如果让我给他们一个总体的评价，我得说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但也算不上真正的愚蠢，只是缺少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力，也没有什么鬼心眼儿。不管是动用情感手段还是正式签名，或两种手段并用，妈妈从未为自己打算过。
她只考虑手边的“生意”，考虑如何通过一步步的“鼓励”，让现金一点点地流入我们的银行账户中。
班特，这个蠢家伙，居然真的以为妈妈会从这帮男人中挑选一个丈夫。他那拥有妈妈的骄傲被冒犯了。每天早上来干活时，他总是气鼓鼓的。要是妈妈碰巧忘了邀请他下午到楼上午休，那他回家时就会是这副德行了：在迈着蜷伏似的步子前往镇上之前，他准会挥舞着拳头，朝着我们的窗口大嚷大叫。
有一次，妈妈对我说：“这该死的傻瓜挺敏感，挺容易受伤的。”
也许是吧，但当妈妈跟我认真地提到这点时，我却没有相同的感受。可能那时候，我对这个零杂工的认识提升到了另外一个程度。他绝对不是个安全的家伙。显然，他从来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改善你的现状，他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在他看来，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将来就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些操着蹩脚英语的外国人看成篡权者，看成使他变得相形见绌的参照物。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以这些移民为榜样，考虑怎么做才能积累一定的钱，买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他却偏偏不会。唯一能穿透他笨重头颅的想法就是：他缺乏连最低贱的外国佬都怀有的希望。一次，我驾着轻便马车从车站接来一个来访的外国佬。当那人走下马车时，他的方格呢西装、驷马车和赛马都表明，他是一位有着雄厚实力的人。他的到来就像突然从乌云后面降下的一道阴影，吹来的一股冷风，笼罩在可怜的班特身上，他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太晚了——一切，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晚了。
直到最后，他一直没意识到，对其他人来说，一切也都太晚了。这再一次证明，他愚蠢得无药可救了。
现在，随着夏末雨季的结束，一切绿油油的东西都变成金灿灿的了。从草原吹来的风把土壤表面那层干枯的浮灰吹成一股股的漩涡，起起伏伏的，好似泥土海洋上的波浪。到了夜里，窗户被风吹得咯吱作响。当下第一场霜冻的时候，两个小男孩都得了哮喘。
妈妈把登在其他州报纸上的广告撤了回来，她说想喘口气，歇一歇。我不清楚我们的账目情况，但妈妈那么说，表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现在，我和农场上其他家庭成员都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大家都能好好地休息了。
不要以为我迫切期待到冬天好好休息。
我现在已经因无所事事而无聊了，怎么还会期待一个更加无聊的冬天呢? 我给在芝加哥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了一封信。我一直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让自己感到孤独。我对她说很想她，希望不久就能回到城市生活。当我写信的时候，一股自我怜悯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几乎因浮现在头脑中往日生活的画面而轻声啜泣。我仿佛又看到了埃利维特呼啸的火车，剧场帐篷里炫目的灯光，听到想象中的有轨电车的声响，还有我以前工作过的屠宰场里牲畜的哞哞声。可是现在，我只想说，真希望她能给我回信啊。
我想，对这种冷清的乡村生活，孩子们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被带到这里，远离了那座比芝加哥还大的城市。看他们蜷缩在炉灶旁，把毯子拉到下巴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以前准没经历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尽管自己没得哮喘，苏菲也待在两个男孩的卧室里，在他们哮喘发作时照顾他们。
夜里，她就睡在他们床旁边的扶手椅上。法妮做了麦片当早餐，还准备了正餐喝的汤。
我用碟子亲自端上楼去，想和他们多说说话。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紧密相连，他们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被领养的、年龄较长的孤儿。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对我出于友好的问话，他们只是简单地轻声答是或不是。答话时，他们总是用凝重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也都是些精明的小家伙，比如说，他们知道在班特喝酒时，离他远远的；但在他头脑清醒时，他们又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天，我去马厩拴马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看来，他们也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啊。两个男孩中那个矮点、黑点的叫约瑟夫，关于他，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他在庭院里发现一块男式怀表和表链。我对他说那是我的，可他说不是。“不是我的，是谁的? ”“反正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你的。”他说。最后，他还是把那块怀表和表链交给了我。把事情搞大了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所以我当时就没跟他计较。
但我可忘不了这事儿。
再也找不到像妈妈和我这么精明审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全方面地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了。但我相信，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能使他们洞察一些事情，即使他们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小时候，我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便离我而去了。这也许是孩子们独有的特点，一直陪伴到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但我可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思量着那种感受也许是我在遥远的街角，与充斥其中的陌生人发生着某种宿命关联时，是我在平坦宽广的田野里，当空旷感足以在任何人心中引发对大自然洁身自好、漠视一切的体认时，曾经重重放下的。否则，我现在肯定会表现得跟孩子们一样了。
十二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我到镇上的邮局取包裹。我们不得不写信到芝加哥订购一些从本地商人那儿买不到的东西。包裹是到了，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来的。
温妮弗雷德的信让我不禁微笑起来。她的字写得又瘦又小，皮包骨头似的，字母也没有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向下面倾斜的方向，上下来回跳动着，似乎她的一些形体特点也在这张信纸上表达出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在面包房里写的信，因为信的褶皱处有一些糖沫。
收到我的信，知道了我现在在何处，她很兴奋。她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她说很想念我，现在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无味。她已经攒了钱，并暗示我，她想把钱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说，买一张火车票。我头脑中又浮现出了温妮弗雷德斜着眼看我的神情，几乎感受到她把手伸进我的衬衫，以她喜欢的方式，感受我的心跳。
但在信的第二页上，她说，我也许会对以前邻居的消息感兴趣。据她说，将会有另外一番调查，或许，对同一个人要重新开棺验尸。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指的是医生，妈妈在芝加哥的丈夫。医生的亲戚要求重新开棺验尸。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当调查到她家时，她从警察那儿了解到这些。警察正试图查出妈妈和我的去向。
“我当时还没接到你的信，”温妮弗雷德说，“所以我也不用撒谎说不知道你的行踪。”
我赶紧飞奔回家。为什么温妮弗雷德觉得，要是她当时知道我们的行踪，就不得不撒谎? 难道她也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不好的传言? 难道她也和其他人一样? 我本以为她会与众不同呢! 我对她很失望，甚至突然有些恼火。
看了温妮弗雷德的信，妈妈的看法有些不同。“厄尔，你的泽文斯卡小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为你做的，远远超出了情人所能做的。
要是我担心她眼皮的毛病会遗传给孩子们，要是真有这种迹象，万不得已，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加以纠正呀。”
“什么孩子啊? ”我纳闷地问道。
“你有幸和泽文斯卡小姐结合后生的孩子啊! ”妈妈说。
不要以为妈妈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不再担心芝加哥发生的事。别人没洞察的事，她早已心中有数；做任何计划前，她也总把各种事情考虑周全，所以，我的多拉阿姨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妈妈为我将来的设想，令我激动不已，好像那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
或许，我私底下确实这么设想过，但是妈妈却能读懂我没表达出的想法，并且表示了赞同。
我的确喜欢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因为她的嘴唇尝起来有面包的甜味，因为她跟我做爱时会变得欣喜若狂。现在一切都不用遮遮掩掩了，妈妈了解我对温妮弗雷德的感情，而且已经帮我表达出来了，我只要告诉我那位年轻的姑娘，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那时我觉得她来我们这儿没什么不妥，尤其是她已经打算自己支付来这儿的费用。
可妈妈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厄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爱她，如果她辞掉面包房的工作，打好行李，径直奔向火车站，那么，即使再愚笨的芝加哥警察也能根据她的举动，猜出个一二来。”
当然，我不能否认妈妈说的话有道理，尽管，我认为，就算温妮弗雷德不来，警察也应该能找出我们的下落。到处都有表明我们去向的线索，它们也没有难到只有最聪明的侦探才能洞悉，比如，银行账户的转移地，邮件的去处，等等。载我们到车站的车夫也可能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的线索，要不，火车站的售票员也肯定对我们印象深刻。他一两年也不可能见识到像妈妈这么与众不同、打扮人时、尊贵惹眼的女士，又怎么可能不牢牢记住我们呢?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妈妈才开始对医生的事进行表态。“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她对我说，“我打赌，他那可恶的妹妹不会在他坟前掉一滴眼泪。知道为什么吗? 她曾经对我说，医生在晚年能碰到我，实在太走运了。”
“我也记得的。”我说。
“我以前把他照顾得多好啊! ”
“确实是啊。”我说。
“厄尔，亲戚就像飞在油膏上的苍蝇，贪得无厌。”
妈妈并没有为这件烦心事太过伤神，这说明我们的时间比我想象得充裕的多。冬天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平静，尽管我在一边观察，一边焦急地等待她把事情考虑清楚。我满足于这种等待，虽然我也看到她对班特表现得太过关切，还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进餐，俨然邀请一名邻近的农场主的派头，哪像邀请一名雇工啊。我只能隔着餐桌，坐到孩子们旁边，看着他费劲地抓着银质餐具，听他喝汤时发出难听的响声。看到他可怜巴巴地把头发梳下来，笨拙地掖塞着衬衣，我心里不由同情起他来。当无意问看到自己指甲里的污垢时，他吓得慌忙收回了手指，这举动又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怜悯。“这饭不赖啊! ”他不知对谁大声嚷道。甚至连法妮在上菜时，也发出一声不满的轻哼，虽然她不懂英语，好像也能清楚地看出，班特在饭桌上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还有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举个例子吧，小姑娘苏菲，接纳了班特，或许就像接受任何蠢动物一样，把他像宠物一样对待。
但他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友谊，苏菲会把在我们家里听到的谈话向班特吐露。也许她以为如果把妈妈当作她的妈妈，就应该把那个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雇工变成她的爸爸，我真是搞不懂。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向我证明，她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作为街边流浪孤儿的身份。她那饱满的小嘴，苍白的面容，灰色的眼睛，还有那条妈妈每天早上给她梳的长辫子，让她看上去像个天使，可她却有蝙蝠一样的耳朵。她会站在二楼的楼梯间，顺着楼梯一直向下走，偷听我们在前面客厅里私底下的谈话。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妈妈后来也了解到，班特向他镇上的酒友散播谣言，说人人以为像淑女的多拉夫人是他的情人，以前还在芝加哥触犯过法律。
“妈妈，”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傻瓜! 我早就设想过这种人的下场，尽管我一直克制这些想法。但是，他拿了我们的工钱，还吃了我们的东西，怎么还能跑出去到处乱说呢? ”
“小声点，厄尔，没什么，没什么的，”妈妈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是个好儿子，我很骄傲自己一个女人家，能在你身上培养出强烈的家庭荣誉感。”看到我为她那么苦恼，她紧紧地拥抱我，“你就是我的圆桌骑士啊! ’，她说。但我并没有得到安慰。在我看来，外界强大的敌对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威胁力，缓慢地向我们袭来。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若无其事地像以前一样生活，假装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甚至还要为妈妈在拉维勒刚刚结识的几个朋友，筹办圣诞晚会一平原上的雪把月亮映衬得分外明亮，似乎把夜晚照成了白昼，我们的客人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驾着马车来了。他们中包括本地的银行家、商人、第一卫斯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以及其他的一些显贵要人和他们的夫人。一棵云杉树从明尼苏达州运到我们的客厅；客厅里到处都被蜡烛照得亮堂堂的。三个孩子也为今天的场合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们穿梭在客人们中间，为他们端上蛋奶酒。我知道今天对于妈妈至关重要，她可以以此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阶层也因为她的加入而倍感荣幸，但所有的客人都令我感到提心吊胆。
让那么多马车停在我们的庭院里，让那么多客人在我们房屋里随意走动，或让他们出入我们这儿的隐秘之处，我觉得这样很不明智。
当然，这是因为我缺乏自信。妈妈经常警告我那样很危险，因为那样会在你脸上和形体上表现出做了什么亏心事，或至少看起来毫无招架之力，那跟做了亏心事没什么两样。
但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我想起了流着鼻涕的小约瑟夫找到和交给我的那块怀表。当我拿着表链来回晃动它时，我知道有时我也会犯错误，毕竟我是个普通人，我的一些错误也要等着别人抓出来，呈到我面前。
现在妈妈正越过客人们的头朝我望呢。
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带来了她的簧风琴，所以我们都围坐在壁炉前，唱着圣歌。我看看妈妈，她唱得最响亮。我有一副男高音的好嗓子，当我飙高音时，拉维勒的客人们都面带微笑，把目光转向了我。我想象着用冬青树枝装饰的大厅，直到足够的柴火让整个地方都闪烁着炉火的温馨。
新年刚过，一个瑞典人提着旅行包出现在我们门口。我们整个冬天都没有登急需的广告，妈妈也不打算跟这人共度家庭生活啊。
但据他说，去年秋天，有个人回应了我们的广告，来到了这里，他就是那个人的兄弟。他说，他叫亨利·伦德格瑞，他的兄弟珀·伦德格瑞自从离开威斯康辛州来这里看我们的农场后，就再没有任何下落了。
妈妈邀请他进来坐下，让法妮给他端了些茶。我一看到他，就立马想起了他的兄弟——珀·伦德格瑞。他和妈妈谈得一直都是生意，在妈妈面前他一点都不脸红害臊，或是抛媚眼。相反，他问了许多精明的问题，还巧妙地把涉及自己的背景情况、家庭关系等话题转移开来。通常，妈妈会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来了解这个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什么人在等他。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有家庭，其家人也大多留在原来的国家，但是我们得再确认一下。珀·伦德格瑞口风很紧，但他承认自己还没结婚，所以我们就决定接着干。
现在亨利就站在面前。这个珀以前从没向我们提过的兄弟，僵硬地坐在我们的摇椅上，抱着双臂，一脸受委屈的表情。他们兄弟俩有相同的红毛发的皮肤，长长的下颌，细细的黄头发，幽怨的灰眼睛和黄色的睫毛。我猜想亨利要年轻几岁，但他看起来跟珀一样精明，甚至可能更精明些。事情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他似乎并不相信妈妈会真诚地关心他的兄弟。他说，他兄弟计划在来拉维勒之后，再进行两个有关生意的旅行，一个是在距我们西面20英里的农场，一个是在印第安那地区。亨利已经去过了这些地方，发现他哥哥并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去那里。他还说，他哥哥旅行时，身上带了两千多美元。
“天哪，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妈妈惊叹道。
“那是我们俩共同的积蓄，”亨利说，“他肯定来这里看你们的农场了，我还有广告呢!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这是他来看的第一个地方。”
“我不确定他曾经来过这儿，”妈妈否认道，“我们接待过太多的访客了。”
“他肯定来了，”亨利坚持说，“他前一天夜里到达拉维勒，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能准时到这儿。这是我哥哥的行事作风，即使这样做会花很多钱。他当时住在拉维勒的旅馆里。”
“你怎么知道的? ”妈妈问道。
“我查了旅馆的旅客登记簿，找到了他的签名。”他冷冷地回答道。
妈妈说：“好了，厄尔，在我们离开这儿之前，有好多事要做呢! ”
“我们要离开这儿? ”
“今天几号? 星期一，我们最迟星期四就得上路。我本来以为芝加哥那些审讯的事不知何时能有头绪，我们至少到春天都是安全的。但那个瑞典佬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事情变得紧急了。”
“我早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了。”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你一直都不习惯农场的生活，对吧? 如果那个瑞典佬早点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兄弟，他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了。他太自以为是了。咦，班特到哪儿去了? ”
她走到庭院里，看见班特正站在谷仓的角落里，对着雪地上撒尿。她让他驾马车去拉维勒的杂货店买一罐六加仑的煤油，然后用我们的名义赊账。
我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过冬用的煤油，但我什么也没说。妈妈已经采取行动了，从以往的经验看，我知道，所有的事就快水落石出了。
那天深夜，当我在地下室时，妈妈冲着楼下对我喊道，班特要下来帮我。
“不用帮忙，谢谢您，多拉阿姨。”我回答时，嘴里出奇地干涩。
他们俩还是重重地踏着楼梯下来了。他们走到马铃薯容器后面，看到我正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班特像以往那样，冲我露齿而笑，以显示他的优越感。
- “给他干吧! ”妈妈对我说，“快点，没关系的。”妈妈再次肯定地说。
我就照她说的办了。我把东西递到他手上，然后打开黄麻袋，让他往里面看。
那傻瓜的微笑立刻僵住了，胡子邋遢的脸变得煞白。他开始艰难地用嘴巴呼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几乎要窒息了，嘴里还发出微弱的惨叫。看着我的橡皮围裙，他腿一软，突然昏死过去了。
我和妈妈俯视着躺在地下的他，“现在他知道了，”我说，“他会告诉其他人的! ”
“也许会吧，”妈妈说，“但我觉得他不会。
他已经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我们已经把他变成一个同犯了。”
“同犯? ”
“反正他算是犯过罪了。但要是之前让他了解了真相，他肯定不会就范的。”
我们往他脸上泼了些水，让他清醒过来。
妈妈把他拉到厨房，给他猛灌了几杯酒。班特完全被吓傻了，当我上楼来，让他跟我走时，他像中弹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把黄麻袋交给他。对他来说，那不算重，可他只用一只手拿得远远的，生怕它会咬人似的。我把他领到房子后面的枯井旁，让他把袋子投下去，我又往里面倒了些石灰粉，还推下几块大石头，最后把井盖封上。班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瑟瑟发抖，等着我告诉他接下来做什么。
真是没有妈妈想不到的事情。她本来用现金买下了农场，但不知何时，让拉维勒银行同意她用抵押的形式购买，所以，房子着火时，烧的可是银行的钱。整个冬天，她都在一点点地把我们账户里的钱提出来。既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妈妈第一次向我吐露了我们的财产总数，我被她的坦诚打动了，觉得自己就像她志同道合的伙伴。
事实上，妈妈注重细节的天赋真是无与伦比。比如，她立刻注意到那个来打听他兄弟的亨利，个头上和我差不多。甚至她雇来的管家法妮，跟她也有着相似的粗壮腰肢。
同时，按照她的指示，我开始留起了胡须。最后，她确定班特完全醉了之后，才让他把每个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浇上汽油。之后，他就在马厩里睡得死死的。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双臂像抱着情人似的，紧紧地抱着个空的煤油罐。
我打算在这里多待几天，静观事态的发展。“我们干了些能名载史册的事，”妈妈说，“不过，这也意味着很多人会一窝蜂地拥到这儿，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当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是我们还得做什么事的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知道了，多拉阿姨。”
“厄尔，多拉阿姨只是在这里暂时的称呼。”
“好的，妈妈。”
“当然了，就算这里的事情没有什么变化，你还可以等等温妮弗雷德小姐。”
在这一点上，我真是不理解她。最糟糕的就是，温妮弗雷德肯定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我既然都“死”了，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再跟她联系呢? 事情只能这样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结局。但妈妈却说没必要跟温妮弗雷德联系，这话着实让我生气。
“你说过喜欢她的! ”我嚷嚷着。
“我是说过。”妈妈说。
“你还说她是我们的朋友! ”我说。
“她确实是。”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还是想娶温妮弗雷德。她现在能做什么呢? 擦干眼泪，或许为我点根祈祷的蜡烛，然后就去给自己找另一个男朋友了。”
“噢，厄尔，厄尔，你太不了解女人的心了! ”
但我还是按计划在这里多待了几天。留着黑色的胡子，戴一顶不同的帽子，穿着件长袍，对我来说，似乎也不怎么困难。拥挤的人群中没有人会注意他们不感兴趣的事，因为每个人心中都被某种狂热灼烧着。人们如潮水般地涌来看这场悲剧。有驾马车的，有徒步的，还有搭乘运货卡车的，他们愿意付钱给任何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带他们从镇上过来，而且，随着报纸上的消息越传越远，来这里的人就不仅仅局限于拉维勒了。有的从其他州临近农场驾车赶来，还有大老远的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坐火车过来。伴随着拥挤的人潮，出现了沿街叫卖三明治和热咖啡的小贩，还有向孩子们兜售气球、小旗子和陀螺的商贩。一些人居然为这些用粗麻布裹着的骷髅拍照，还把它们印在明信片上，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物。
地下室里发现的烧焦的尸体激发了警察们的好奇心。他们搜查了井下，挖开了鸡棚和马厩，还乘着划艇疏浚水坑。他们检查得真是彻底，结果发现了一具又一具尸体，并把它们一排排整齐地放在谷仓里。警察叫县里的治安官和他的助手来疏散人群、维持秩序。
按照命令，他们让人们排成一列，轮流到谷仓门口看，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也是警察能找到的唯一避免骚乱的方法。但有些人看一遍还不过瘾，又跑到马路上重新排起队来——“多拉夫人和她侄子”
的两具无头尸吸引了人们最多的目光，当然还有几个小孩蜷缩在一起的尸体。
人潮的热度把地面上、马路上、庭院里、房屋后面甚至停放卡车和机动车的田地里的积雪都融化了，一切都变得泥泞不堪，似乎这个季节的特征也被改变了。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把它们深深地印到头脑里。看到那么多人春意盎然地跑到这儿，我觉得很有趣，好像他们是为了这个场合特意塑造的泥人似的。积雪并没有遮掩掉尸体腐烂的臭味，尽管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点。看着我们的房子，再透过大火烧焦的废墟望着天空，我心头一阵伤感。我已经开始喜欢这座房子了。有一块地板在三楼悬挂着，那是我住的房间。我真不喜欢当人们把这些断瓦残垣拉回家做纪念品时又笑又嚷的样子，但我什么也没说。事实上，我也得以在废墟中翻找东西而不引人注意。我确实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只注射器，妈妈会为此感谢我的。
我还偶然听到一些关于妈妈的议论：“对于一位那么爱孩子的好心女士，这种结局实在太可怕了! ”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拉维勒生活的历史中，肯定不会有关于我的清晰记载。而妈妈，作为一名受害者，在报纸上声名鹊起，又因为她的“善行”，被人们哀悼铭记；然而，我只能以已亡侄子的身份，被草草几笔带过。无论是过去的生活为她赢得名声，还是遭到别人的诽谤，被怀疑成嫁了好几任丈夫的寡妇，我总是活在她的阴影下。
想到自己做过的巨大贡献，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很不公平，有时，我还心怀怨恨。既然我都“死”了，在现在的生活中，我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再也不会伏在我身上，为我落泪了。
晚上回到镇上，我跑到监狱后面班特的牢房窗户下。我站在一个木箱上，轻轻叫着他的名字。当他满是胡子的脸出现在窗口，我赶忙俯下身去，不让他看到，然后向他低语道：“现在你都看到了，班特，现在你什么都看到了吧。”
我待在镇上，关注着每列从芝加哥来的火车。我也不必担心被别人认出来，因为这里交通拥挤，到处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太兴奋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注意一个人——他有时静静地站在出入口，有时坐在停在车站后面巷口里的马车上。可是，正如妈妈所说的，我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心，因为就在一瞬间，我看到了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她正从车厢里走下来，手里提着行李箱。当火车冒着一股蒸汽从站台呼啸而过的那一瞬，她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可转眼，她又出现在我眼前。
她穿着黑外套，头戴一顶小帽，脸上呈现出我所见过的最凄惨的表情。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我才走近她。天啊，她独自一人提着行李箱站在站台上，豆大的泪珠从脸上滑落，看起来是那么悲伤。很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去哪里，跟谁说话。可想而知，她听到我死讯时是什么反应了。那意味着什么呢? 只有一点。“死亡”让她跟我靠的更近，这表明她是真的爱我的。她看上去身材是那么瘦小，相貌是那么普通，可一想到她的衣服下，小小的肋骨下，跳动着一颗对我的爱心，我就兴奋无比。
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时刻，我帮她坐下来。
“我在这儿，温妮弗雷德，没事了。”我一遍遍地安慰她，用手臂紧紧地搂住她颤抖的、啜泣的、虚弱的身体。
你看，我打算我们俩跟妈妈一起去加利福尼亚。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觉得温妮弗雷德会愿意做我们的同犯的，反正事已至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