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评选中俄罗斯文学入选作品。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写的是当代俄罗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未成年女儿遭到强暴，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女主人公在绝望之际铤而走险，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自己也锒铛入狱，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四年半后女主人公出狱。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的她，心中还保留着对生活的些许希望。
缩写版本：
凌晨三点钟都过了，塔马拉・仇万诺夫娜依然未能合眼，她已在厨房窗子前站了几个小时，想起白天与丈夫阿纳托利及他的朋友杰明去找失踪了整整一天的女儿斯韦特卡。这件事还是斯韦特卡的同学莉达告诉她的，斯韦特卡被一个高加索人给骗走了。
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童年是靠森林和安加拉和河养活的。父亲是财
务员，有一个哥哥和弟弟。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城市生活是从电报员开始的，她在电报局工作了两年。后来她离开电报局之后，就进了州消费合作社联社汽车场上班。在那里她遇到了丈夫阿那托利・沃罗・特里科夫。她生了第二胎儿子伊万后，就彻底辞了职。
一夜都没粘枕头的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早早把阿那托利叫起来。他们又找到那栋小家庭宿舍楼，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塔马拉一遍又一遍拨着电话号码，“没有这个人”。塔马拉的心里乱急了。
星期六终归是星期六，警察局里的人很多。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和丈夫阿纳托利一同来向警察报案。填写完申请书后，他们是与管段警察一起回家的。按照中尉的指示，他们要一起去找斯韦特卡的朋友莉达。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先去阿纳托利的朋友杰明那里。
在杰明的商亭旁，莉达有如惊弓之鸟，头发蓬乱，着实吓坏了。看见斯韦特卡的父母走过来，她发疯似的尖叫起来。她告诉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斯韦特卡就在市场警察分局里。
斯韦特卡站在警察分局靠桌子的一头。她的对面是一个穿牛仔衫的高加索人，黑黑的，个头不高……他看到斯韦特卡的母亲来了，便朝着他们大声嚷嚷起来。高加索人被带走了，斯韦特卡在办公室里接受警察询问。
杰明向塔马拉夫妇说：“你们走后，我出去转悠不知多少回。忽然看见斯韦特卡向我走过来。她浑身哆嗦，东张西望。她说：‘他打我，他让我们来打水。我就跑到这来了……’我问，发生什么事了。她说：‘什么都发生了’。”
斯韦特卡拉着我去找他。我一把揪住这个高加索小伙子，警察忽然来了。他倒咬一口，把我说成强盗。我说：“上警察局，那里自有公断。我们被带走了。”
事情经过就这样。他们放杰明回了家。天黑了，斯韦特卡才从警察局回到了家，她睡不着，心依然狂跳不止。全身都在颤抖。
斯韦特卡回家后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就去了检察院。她们母女两人的身份：一个是合法的被害人，另一个是被害人的合法代表。
侦察员佐科利一边询问她们一边作记录。原来，斯韦特卡在星期四就遇到了这个叫埃利达尔的高家索小伙子。当时，斯韦特卡和两个女友在商贸综和楼盘旁的广场上，而在上面，在大门前的平台上，站着一个高加索人，专盯着斯韦特卡一个人看……他晃着肩膀，带着口音对斯韦特卡说，他喜欢她。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斯韦特卡明天晚上七点钟来现在站的地方。
第二天，在综和楼的自动滚梯斯韦特卡又碰到了他，他抓住斯韦特卡去了一栋家庭宿舍楼。在那里他一个人喝了半缸子酒后，变得非常凶。斯韦特卡说，当时已经七点多了，我哭了起来。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拖进卫生间。他说：“洗脸，洗脸，别哭……他……我……”
“你跟他说你是未成年人了吗？侦察员问。“在那里我没机会说。”
当审讯终于结束，在笔录上签字之后，塔马拉・伊万诺夫娜问侦察员。
“在哪里审判他？”
“在犯罪地审判。不过离审判还远――着呢？”
又是星期一，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早上十点钟侦察员佐科利打来电话，让斯韦特卡午饭后去他那里一下。他要单独找受害者谈谈。大约一小时后，又响起了电话，这一次是阿纳托利接的。他接完电话来找妻子说：“要给咱们钱。”
“谁？”塔马拉・伊万诺夫娜问。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给一千……美元，如果我们撤诉的话。我让他滚蛋。”
过了两个星期，区检察长就这一案件向州检察院侦察员提供证词，她说：“佐科利向我汇报说，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已经审讯完毕，犯罪嫌疑人否认强奸。根据初步材料证实，受害者的处女膜没有破裂。佐科利对受害者的陈述表示怀疑。他说受害者和她的母亲之间关系复杂，因此在陈述时有所保留。”
区检察长是个不年轻的女人，个子高大。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夫妇到她面前询问关于怎样处置罪犯的情况。她说：“我们这里现在只有受害者的陈述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词。证人还没有审讯完，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在侦察措施完成后，才会讨论强制措施问题。”
“什么叫审核？”
“进行审核就是向犯罪嫌疑人宣布他在羁押期满后的状态。”检察长回答说。
“那结果会怎样？”
“要取保。这种强制措施是法律规定的。”检察长站起身，“如果您不信任我们，您有权去找州检察院。”
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反感地看了他一眼：“我哪也不会去找。”
从检察长那里出来，他们赶忙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斯韦特卡的外公来电话让她到那里去住。
第二天一早，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便来到了检察院附近，她到市场上转了一圈，又到树林里迷糊了一觉。直到午后三点钟，她才慢慢地从一砖台上站起来。她不紧不慢地上了检察院楼。检察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没有动静。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推开门，那里正坐着她需要的那个人――高加索小伙子。就在这短暂的一刻，她把提包举到胸前，提包砰的一声开了火，小伙子用手抓住胸部，仰面向椅子背靠去，但立即又被撞回来，慢慢向前倒下。
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迅速跑进了对面的办公室。把因开火而撕裂的提包扔向办公室中央，大喊一声，“现在来救我吧。”就扑向打开的窗子，径直跳了下来去……
后来有一个上了年纪身穿蓝色短袖制服衬衫的人，伸出手来，带着真诚的同情嘶哑地对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说道：“走吧，亲爱的！”
阿纳托利下班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匆忙中吃了些昨天家宴剩下的东西，就去找塔马拉・伊万诺夫娜。
三点多钟的时候，他到了检察院。敲开了佐科利的办公室的门。
“您干什么？”
“我来打听，您今天传我妻子了吗？”
佐科利叫起来，“您不知道您的妻子在这里杀人了吗？！您不知道？”
这时候正在某处审问塔马拉・伊万诺夫娜。阿纳托利一直坐在佐科利办公室的椅子上等着。
天已经很晚了，他在一个侦察员的陪同下回到了家。侦察员在他家窗子右边煤气灶后面的白塑料桶里找出一把木锯，一把钢锯，还有从颈部锯断的枪托，从枪筒截下的管子……
侦察员不慌不忙地从桶中取出这些蓄意犯罪的明显证据，把它们摆成一排。侦察员和邻居们走了以后，阿纳托利去找儿子，伊万也明白了这一切。
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父亲伊万・萨韦利耶维奇住在城郊一个大村子里。过了一个星期职权纳托利来了，消息并不好：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审判迟迟开不了庭，她拒绝律师，说她不需要辩护，她谁也不相信。阿纳托利离开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家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大家送他出大门的时候。斯韦特卡把他叫到一边紧张而不自然的问：
“爸爸，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妈妈？”
“不知道。可能下个星期就行了，但也可能不行。”
父亲走后这两天，斯韦特卡度日如年。等了父亲一天之后，她决定早晨离开这里。她一夜睡得很蹋实，醒得很早。她听见外公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走出房门，看见他已经在菜地里干活了，于是悄悄出了房门，向外面走去。
斯韦特卡顺利来到了州检察院。在检察院门口，有个人叫住她，问她找谁。“我找尼科林。”她小声回答。
二十分钟过后，尼科林隔着门叫她进去。望着坐在他面前的斯韦特卡。“又发生什么事啦？”他问道。
“我要见妈妈！”斯韦特卡说。
尼科林拉过电话机，终于将对方说服了。
斯韦特卡坐着尼科林的“尼瓦”牌老车，走了二十来分钟。他们驶进一栋三层小楼，楼的两侧被厚实的铁丝网的水泥墙封死。他带斯韦特卡走进一间办公室。母亲被带进来。斯韦特卡一时精神恍惚，她连母亲也认不出来了，带着压抑的尖叫扑向母亲，趴在母亲怀里。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一边哄着膝盖上的女儿，一个劲儿重复叨念着“没关系，没关系。”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用手指抹着她的眼泪，也抹着自己的泪水。
斯韦特卡和母亲见面之后没有回农村，而是留在了奶奶叶夫娜托卡娅・饱里索夫娜身边。她在也不想躲藏了，无论父亲阿纳托利，还是外公伊万・萨韦利耶维奇都不能说服她。他们只好让步了。家里由于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不在，乱七八糟，一家人各奔东西。伊万到别墅去住了，不再在城里露面。
对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审判在九月中旬进行，在提出刑事诉讼三个月之后。辩护律师还是请了。然而，真还不如不请。在法庭上，律师以极快的语速指出，被告在犯罪时无责任能力。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没等到他说完，就嚷着说着不是事实：如果她事先做了准备，哪来的无责任能力……
被告完全认罪，受害者的代表没有出席审判，犯罪事实无加重罪行的情节，犯罪动机明确――审判自始至终很平静。
开庭三个半小时之后，开始宣判：监禁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六年。法庭让她作最后陈述，她说：“我有罪。我不会后悔。而我对做过的事不后悔。现在让我服六年苦役，但让强奸犯不受惩罚地溜走，对我来说，我一生的自由都将变成苦役……我不上诉。我做的事情由我承担。”
最后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拥抱了女儿斯韦特卡和儿子伊万；警卫催他走，她只是向丈夫和父亲点点头，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礼堂里的人们站起来向她致以热烈的掌声。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被转到离城九十公里以外的女子劳改营，开始在那里缝制棉坎肩。
斯韦特卡回家越来越少，回家也只是为了取落在家里的东西。
母亲不在家的这几个月里，伊万的个子长得惊人，但他不会照料自己，以前都是母亲管理他。上学让他感到乏味。有时候他想离开这一切一切，包括家里，包括学校。这一切让他烦透了，恨不得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
十月底，一个寒冷的周末的晚上，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达来电话，让伊万到他的家里一趟。下星期六放学后伊万去了。外公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虽然没有躺倒，可眼睛身陷，明显地又老了许多。
夜里，老人抱怨地对伊万说：“你的大舅瓦西里，十五年才回来一次，只住了三个晚上。还是因为参加你外婆的葬礼。这正常吗？我流着泪把你母亲的事写信告诉他，而他只写了：同情妹妹。伊万！用你年轻的头脑告诉我……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这样冷血，对亲人这样冷漠？”
“不知道。”伊万一时想不出怎样来回答外公的提问。
月亮升起来很晚，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吹灭了灯，然后站到窗前，窗子上映着栅栏冰冷僵硬的影子，他快速地在胸前划起了十字。
十月还未结束，天气就早早地转入冬季。长久挣扎在忍耐极限的阿纳托利似乎掉进了深渊，他无论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
按规定在劳改营同犯人会面应该一季度一次，但那里奖励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一个月一次，于是她自己决定谁来看她――丈夫，女儿，儿子或者父亲。之所以迁就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是因为她在劳改营上上下下，无论是在犯人当中，还是在领导中，都享有威信。她教育儿子要尊敬和帮助外祖父。让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警觉的是斯韦特卡，她发现女儿的童贞时代结束了。阿纳托利每次都等着同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会面，但又感到有些压力。他给她报流水账，为的是让妻子少为他们操心。每次离开妻子后，阿纳托利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阿纳托利在家就像在外面一样――那么空空荡荡，那么凄凉。在新年和圣诞节的日子里有很多晴天。挂霜的树在阳光晴熠熠闪烁；积雪在人们脚下发出快活的吱吱声。阿纳托利想：“这是昔日生活的残余，还是新生活终归在诞生呢？”他已经变成一个爱流眼泪的人，为生活中奇迹般的保留下来的好东西而流泪。
阿纳托利走近窗子看着道。两个节日的夜晚都过去了，人们又被关进了住宅。开始驯服地等待，等待什么时候太阳把白天拉得更长些，给一早一晚增添一些明亮的时间。
四年半过去后，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被释放了，因为她的模范表现和勤勤恳恳的工作。
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斯韦特卡的奶奶托利娅・鲍里索夫娜去世了，把一居室住宅留给了斯韦特卡。过了半年，斯韦特卡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骗子，又同他生了一个女儿。当她知道丈夫混迹于吸毒团伙之后，就同他离婚了。
伊万毕业之后在水文气象站工作，而后又入伍两年，在后贝加尔的火箭部队服役。
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已经快满七十七岁了。
阿纳托利转到了一家装修公司，收入还不错。
当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走出劳改营的大门，回到家的时候。阿纳托利完全不知所措，笨拙地拥抱她一下，就放开了。
“你怎么了，把我当成侄女了……”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严厉地说，然后把行李仍到一边，腾出双手，“来，再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