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的法贝尔》书名原系拉丁文，意思是《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人》，顾名思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典型人物的写照。该书的中文版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江南。
《能干的法贝尔》小说中的主人公瓦尔特·法贝尔，是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程师。故事情节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而展开：一天，法贝尔在美国纽约拉爪迪亚机场乘坐飞机，出差旅行，由于暴风雪，飞机整整晚点三小时起飞。在机上法贝尔结识了一位德国杜塞尔多夫年轻人亨凯·赫伯特，他去危地马拉看望哥哥。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法贝尔偶然发现这位年轻人就是昔日好友约阿西姆·亨凯的弟弟。二十多年前，约阿西姆曾是法贝尔青年时期的挚友，分手后，结了婚。随后发生战争，当了俘虏，后返回杜塞尔多夫家乡，光阴流逝，他已上了年纪。法贝尔还了解到，约阿西姆的妻子竟是法贝尔年轻时的情人汉娜。
汉娜是慕尼黑人，半犹太人血统。法贝尔曾热恋过汉娜，两人情投意合，当他们正要结婚时，德国纳粹开始了排犹和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汉娜的父亲当时在慕尼黑任教授。1933年2月27日，即希特勒在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后，次日促使当时任总统的兴登堡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人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德国纳粹分子据此法令可以“保护性看管”名义任意逮捕人，汉娜的父亲因是犹太人，也被打入另册，列入“保护性看管”的行列。法贝尔正准备与汉娜喜结良缘时，听到“汉娜必须在十四天之内离开瑞士”，法贝尔立即从图恩赶到苏黎世，偕同汉娜去外侨警察局，申述结婚理由，请求恢复汉娜居留许可权。尽管法贝尔已是瑞士一名军官，但也无济于事，因为“瑞士是个小国，没有地方容纳无数的逃亡者，给予政治避难庇护权”。
当时，法贝尔“发誓绝不抛弃汉娜，并且信守誓言”，要与汉娜结婚，而且汉娜也已怀孕。在汉娜被撤消居住许可的情况下，法贝尔向主管局递交了申请书，并在报上登了他们结婚启事，而且准备在市政厅举行结婚登记。可是在接待室，汉娜不辞而别。结婚的愿望未能实现，也许是“汉娜一直十分过敏，变幻不定，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亢奋与消沉无常”；或许汉娜因为法贝尔有一位德国朋友约阿西姆，她“不想跟德国人交往”，顾虑重重之缘故。两人分手后，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汉娜也一直杳无音讯。后来得知，汉娜与约阿西姆结了婚，战争爆发了，“她逃往英国，独自抚养她的孩子。当时约阿西姆是医生，在俄国，因而经济上无力负担母女俩。汉娜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德语广播员”。汉娜与约阿西姆分手之后，嫁给了流亡期间结识的皮佩尔。皮佩尔“是从一个集中营逃出来的，汉娜跟他结婚并未多加考虑，只由于她早先对于共产党的偏爱。”后来，皮佩尔“使她失望，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个机会主义者”，因而，汉娜很快与他分道扬镳。在这漫长的二十余年的坎坷人生中，汉娜“在巴黎工作，后去伦敦、东柏林和雅典，她带着孩子到处奔波，在没有德语学校的地方，她就自己教孩子功课；为了能给孩子伴奏，她四十多岁学琴”。汉娜一方面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孩子，把“全部身心放在孩子身上”；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自我奋斗、终于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她是个性格坚强的女性。战后，约阿西姆从俄国遣返回德国，在种植场工作，后来在原始森林里自缢身亡。
法贝尔第一次经历飞机旅厅时，因飞机发生故障，幸免于难，强行降落在墨西哥境内，在“塔毛帕斯沙漠中滞留了四个白天和三个夜晚”。由于经历了第一次风险，法贝尔第二次由纽约出差到法国，改乘轮船。在船上邂逅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年轻姑娘，她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暑假回希腊探亲，妈妈住在雅典，并想在此前搭便车去意大利游览。法贝尔发现她有点像汉娜，便产生了兴趣，仿佛“汉娜当真在甲板上”出现。到巴黎后，两人又意外相逢，就像是一种巧合，又像是上帝精心安排的。在巴黎期间，两人一同参观卢浮宫，双双进歌剧院看戏，形影不离，很快成了难分难舍的好朋友。后来，法贝尔决定陪伊丽莎白去意大利。途中两人萌发了爱恋之情。甚至当法贝尔了解到伊丽莎白就是汉娜的女儿时，竟用数学来“不住默默地计算，一直算出想要的结果：她只能是约阿西姆的孩子！”不久，他们回到希腊后，伊丽莎白在海滨被毒蛇蚊伤，被送进医院抢救，不幸不治身亡。年轻姑娘住院时，汉娜闻讯赶来，法贝尔这才知道，他自己所钟爱的姑娘竟是自己的女儿。此时，他原有的观念彻底发生了剧变，在不堪忍受的震惊中，身患胃癌，怀着悔恨之心，辞去工作，来到希腊，在医院里写下了这一段经历。法贝尔生命弥留之际，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汉娜伴随在他身边，仿佛“自己是在普照金雀花、沥青和海洋的光明中逐渐熄灭的，在时间，即在瞬间的永恒面前坚持下来。永恒就是已成为过去。”
马克斯·弗里施，生于1911年，是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瑞士作家，人们通常将他与另一位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剧作家”。弗里施早年在苏黎世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因其父亲去世，中途辍学，为《苏黎世报》、《法兰克福日报》和《科隆日报》撰写稿件，开始记者生涯。1955年成为职业作家。他既写小说，又写戏剧，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远远超出德语国家的范围。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精神危机问题，表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社会精神文明的堕落。代表作有：剧本《他们又在唱了》（1945）、《中国长城》（1947）、《战争结束的时候》（1949）、《唐璜》（又名《对几何学的爱好》）（1953）、《毕德尔曼和纵火犯们》（1958）和《安多拉》（1961）等；小说《施蒂勒》（1954）、《能干的法贝尔》、《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1964）、《蒙陶克》（1975）和《人类出现在新生世》（197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