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意志坚强，精明能干，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上流社会。
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维立叶尔城，坐落在山坡上，美丽的杜伯河绕城而过，河岸上矗立着许多锯木厂。市长德瑞那是个出身贵族，在扣上挂满勋章的人。
他五十岁左右，他的房子有全城最漂亮的花园，他的妻子是最有钱而又最漂亮的妻子，但他才智不足，“他只能办到严格地收讨他人的欠债，当他自己欠人家的债时，他愈迟还愈好”。在这座城市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贫民寄养所所长——瓦列诺先生。他花了一万到一万两千法郎才弄到这个职位，他体格强壮棕红色的脸，黑而精粗的小胡子，在别人眼中他是个美男子，连市长都惧他三分。但市长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决心请一个家庭教师。
木匠索莱尔的儿子于连，由于精通拉丁文，被选作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他约十八九岁，长得文弱清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宁静时，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象是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一瞬间，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由于他整天抱着书本不放，不愿做力气活，因而遭到全家的嫌弃与怨恨，经常被父亲和两个哥哥毒打。他小时疯狂地崇拜拿破仑，渴望像拿破仑那样身佩长剑，做世界的主人。认为拿破仑“由一个既卑微又穷困的下级军官，只靠他身佩的长剑，便做了世界上的主人”。但后来他又想当神甫，因为“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这就是说他们能拿到十万法郎，三倍于拿破仑当时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他投拜在神甫西朗的门下，钻研起神学来。他仗着惊人的好记性把一本拉丁文《圣经》全背下来，这事轰动了全城。
市长年轻漂亮的妻子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对像她丈夫那样庸俗粗鲁的男人，打心底里感到厌恶。由于没有爱情，她把心思全放在教养3个孩子身上。她认为男人“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最初，她把于连想象为一个满面污垢的乡下佬，谁知见面时却大出她的意料：面前这个年轻人竟是这样白皙，眼睛又这样温柔动人。以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少女”故意假扮男装。她对于连产生好感，甚至觉得“只有在这个少年教士的心里，才有慷慨、高尚、仁爱”。瑞那夫人的女仆爱丽沙也爱上了于连，爱丽沙得到了一笔遗产，要西郎神父转达她对于连的爱慕，于连拒绝了女仆爱丽沙的爱情。瑞那夫人得知此事心里异常高兴，一股幸福的流泉泻落在她的心海里，她发觉自己对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一种感情。
夏天市长一家搬到凡尼镇乡下花园别墅居住，晚上乘凉的时候，全家聚在一株菩提树下，于连无意间触到了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缩回去了，于连以为瑞那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须握住这只手。第二天晚上他果然做了，瑞那夫人的手被于连偷偷地紧握着，满足了他的自尊心。瑞那夫人被爱情与道德责任折腾得一夜未合眼。她决定用冷淡的态度去对待于连。可是当于连不在家时，她又忍不住对他的思念。而于连也变得更大胆，他在心里暗想：“我应该再进一步，务必要在这个女人身上达到目的才好。如果我以后发了财，有人耻笑我当家庭教师低贱，我就让大家了解，是爱情使我接受这位置的”。
深夜2 点闯进了她的房里。开始，她对于连的无礼行为很生气，但当她看到“他两眼充满眼泪”时，便同情起他来。她暗想，如果在10年前能爱上于连该多好。不过，在于连的心里则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的爱完全是出于一种野心，一种因占有欲而产生的狂热。他那样贫穷，能够得到这么高贵、这么美丽的妇人，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
不久，皇帝驾临维立叶尔，在瑞那夫人的安排下，于连被聘当上了仪仗队队员，使他有在公众面前大出风头的机会。迎驾期间，于连作为陪祭教士参加瞻拜圣骸典礼。之后，他对木尔侯爵的侄子、年轻的安倍主教十分崇敬。心想，安倍主教如此年轻就有显赫的地位，而且倍受女人的青睐，暗下决心“宁愿受宗教的制裁，也要达到令美人羡慕的境界”。
瑞那夫人心爱的儿子病危，她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惩罚，她陷入了可怕的忏悔里。这时，爱丽沙又把夫人的事暗中告诉了瓦列诺先生，他早先曾贪恋瑞那夫人的美色碰了一鼻子灰，便趁机给市长写了一封告密信。但市长担心如果把妻子赶出家门，自己将失去一大笔遗产，而且也有损于自己的名誉，采取“只怀疑而不证实”的办法。但在这座城市里，街谈巷议对瑞那夫人和于连却越来越不利。一次爱丽沙向西朗神父忏悔时，又谈出于连与瑞那夫人的秘密关系。关心于连的神父要他到省城贝尚松神学院进修。告别后的第三天夜里，于连又冒险赶回维立叶尔，与瑞那夫人见面，此时的瑞那夫人由于思念的痛苦，已憔悴得不像人样了。
贝尚松是法国一座古城，城墙高大。初到神学院，那门上的铁十字架，修士的黑色道袍，和他们麻木不仁的面孔都使于连感到恐怖。院长彼拉神父是西郎神父的老相识，因此对于连特别关照。他对于连说：“嘻笑就是虚伪的舞台”。
在321个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平庸的青年，由此于连自信会迅速获得成功。他悄悄对自己说：“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个主教。”由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院长竟让他当新旧约全书课程的辅导教师。
但神学院是个伪善的地方，他很快就堕入了忧郁之中。彼拉院长受到排挤辞职不干了，并介绍于连为木尔侯爵的秘书。彼拉神父专门给他介绍侯爵一家他说“你要十分注意，一个象我们这种行业的人，只有靠这些大人先生们才有前途……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如果你得不到人家的尊敬，你的不幸是注定的了”。
侯爵瘦削而矮小，有一对十分灵活的眼睛，头上带有金色假发。他是个极端保皇党人，法国大革命时，他逃亡国外，王朝复辟后，他在朝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连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抄写稿件和公文，侯爵对于连十分满意，派他去管理自己两个省的田庄，还负责自己与贝尚松代理主教福力列之间的诉讼通讯，后又派他到伦敦去搞外交，赠给他一枚十字勋章，这使于连感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于连在贵族社会的熏陶下，很快学会了巴黎上流社会的艺术，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甚至在木尔小姐的眼里，他也已脱了外省青年的土气。木尔小姐名叫玛特儿，是一个有金栗色头发，体态匀称，非常秀丽的姑娘，但“这双眼睛透露出一种内心可怕的冷酷”。她读过许多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并被3 世纪前一段家史所激动：她的祖先木尔是皇后玛嘉瑞特的情夫，被国王处死后，皇后向刽子手买下了他的头，在深夜里亲自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她十分崇拜皇后的这种为爱情而敢冒大不韪的精神，她的名字玛特儿就是皇后的爱称。
起初，于连并不爱玛特儿那清高傲慢的性格，但想到“她却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丈夫”时，便热烈地追求起她来。玛特儿也知道于连出身低微，但她怀着一种“我敢于恋爱一个社会地位离我那样遥远的人，已算是伟大和勇敢了”的浪漫主义感情，因此，她在花园里主动挽着于连的胳膊，还主动给他写信宣布爱情。为了考验于连的胆量，她要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房间去。于连照样做了，当晚她就委身于他了，过后玛特儿很快就后悔了。
一次，他们在图书室相遇，她边哭边对于连说：“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于连感到痛苦，他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把古剑要杀死她，玛特儿一点都不害怕反而骄傲地走到于连面前，她认为于连爱她已经爱到要杀了她的程度，便又与他好起来。夜里于连再次爬进她的房间，她请求于连做她的“主人”，自己将永远做他的奴隶，表示要永远服从他。可是，只要于连稍许表露出爱慕的意思，她又转为愤怒，毫不掩饰的侮辱他，并公开宣布不再爱他。
因为于连的记忆力很好，木尔侯爵让他列席一次保王党人的秘密会议，会上有政府首相、红衣主教、将军。会后，木尔侯爵让于连把记在心里的会议记录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国外去。在驿站换马时，差点被敌方杀害，幸好他机警地逃脱了，与外国使节接上了头，然后留在那等回信。在那儿他遇到俄国柯哈莎夫王子，他是个情场老手，于连便把自己的爱情苦恼讲给他听，他建议于连假装去追求另一个女性，以达到降伏玛特儿的目的，并把自己的五十三封情书交给她，“把这些信转抄一份寄给你所选定的女性，这个女性必须是瞧你不起的对方的熟人。”
于连回到巴黎后，将这些情书一封封寄给元帅夫人，元帅夫人受了感动，给于连回信，玛特儿再也忍耐不住了，跪倒在于连的脚下，求他爱她，于连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看呀！这个骄傲的女人，居然躺在我的脚下了！”。不久，玛特儿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父亲，要他原谅于连，并成全他们的婚事。侯爵在爱女坚持下，一再让步。先是给了他们一份田产，准备让他们结婚后搬到田庄去住。随后，又给于连寄去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贵族称号。
于连在骠骑兵驻地穿上军官制服，陶醉在个人野心满足的快乐中，“由于恩宠，刚刚才作了二天的中尉，他已经在盘算好至迟有象过去的大将军一样，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那么到二十三岁，就应该在中尉以上。他只想到他的荣誉和他的儿子。”这时，他突然收到了玛特儿寄来的急信。信中说：一切都完了。于连急忙回去，原来瑞那夫人给木尔侯爵写信揭露了他们原先的关系。这时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跳上去维拉叶尔的马车，买了一支手枪，随即赶到教堂，向正在祷告的瑞那夫人连发两枪，夫人当场中枪倒地。于连因开枪杀人被捕了。
入狱后，他头脑冷静下来，对自己行为感到悔恨和耻辱。他意识到野心已经破灭，但死对他并不可怕。瑞那夫人受了枪伤并没有死。稍愈后，她买通狱吏，免得于连受虐待。于连知道后痛哭流涕。玛特儿也从巴黎赶来探监，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于连对此并不感动，只觉得愤怒。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他说：“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结果法庭宣布于连犯了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瑞那夫人不顾一切前去探监。
于连这才知道，她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教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于连和瑞那夫人彼此饶恕了，他拒绝上诉，也拒绝做临终祷告，以示对封建贵族阶级专制的抗议。
在一个晴和的日子里，于连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儿买下了他的头颅，按照她敬仰的玛格丽特皇后的方式，亲自埋葬了自己情人的头颅。瑞那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吻着她的儿子，也离开了人间。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先驱，在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倡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主张文学应“艺术的反映当代生活”，反对因循守旧。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马里•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和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79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管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9年动笔，1830年脱稿。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1825-1826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1826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1854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箱子与鬼》写于1829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1830年1月，同年6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1660的调味汁换成1830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1829年12月至1830年1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1827年至1830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1839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1835年至1839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1829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1833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1829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铺平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1585年前后，一起是1740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