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作者塞万提斯。主要描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并揭示出教会的专横，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堂吉诃德》问世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历史年代，不同国家都流传着。别林斯基曾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成了脱离实际、热忱幻想，主观主义，迂腐顽固，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今天仍保持它的意义。
作者：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0月9日－1616年4月22日）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1547年10月9日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1616年4月22日在马德里逝。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他的一生经历，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生涯。他生于16世纪的西班牙，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从地域到宗教都得到统一。在西班牙王廷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海洋冒险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盛，对美洲的掠夺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城市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西班牙拥有一千多艘船航行在世界各地，成为称霸欧洲的强大封建帝国。但是西班牙的强盛极为短暂，专制君主腓力普二世对外发动多次失败的战争，既耗尽了国库的资产，也使西班牙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在国内，封建贵族与僧侣还保持着特权，各种苛捐杂税繁多，使得贫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更为突出，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尽管专制王权与天主教会勾结在一起，利用宗教裁判所镇压一切进步思想与人民的反抗，但人文主义思想仍然得到传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
塞万提斯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父亲是一个跑江湖的外科医生。因为生活艰难，塞万提斯和他的七兄弟姊妹跟随父亲到处东奔西跑，直到1566年才定居马德里。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使他仅受过中学教育。
23岁时他到了意大利，当了红衣主教胡利奥的家臣。一年后不肯安于现状的性格又驱使他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准备对抗来犯的土耳其人。他参加了著名的勒班多大海战，这次战斗中，西班牙为首的联合舰队的二十四艘战舰重创了土耳其人的舰队。带病坚守岗位的塞万提斯在激烈的战斗中负了三处伤，以至被截去了左手，此后即有“勒班多的独臂人”之称。经过了四年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后，他带着基督教联军统帅胡安与西西里总督给西班牙国王的推荐信踏上返国的归途。
不幸的是途中遭遇了土耳其海盗船，他被掳到阿尔及利亚。由于这两封推荐信的关系，土耳其人把他当成重要人物，准备勒索巨额赎金。做了奴隶的塞万提斯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却均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勇气与胆识却得到俘虏们的信任与爱戴，就连奴役他们的土耳其人也为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1581年亲友们终于筹资把他赎回，这时他已经34岁了。
以一个英雄的身份回国的塞万提斯，并没有得到腓力普国王的重视，终日为生活奔忙。他一面著书一面在政府里当小职员，曾干过军需官、税吏，接触过农村生活，也曾被派到美洲公干。他不止一次被捕下狱，原因是不能缴上该收的税款，也有的却是遭受无妄之灾。就连他那不朽的《堂吉诃德》也有一部分是在监狱里构思和写作的。1616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塞万提斯十分爱好文学，在生活窘迫的时候，卖文是他养活妻儿老小的唯一途径。他用文学语言给一个又一个商人、一种又一种商品做广告。他写过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数目的抒情诗、讽刺诗，但大多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亦曾应剧院邀请写过三四十个剧本，但上映后并未取得预想的成功。1585年他出版了田园牧歌体小说《伽拉泰亚》（第一部），虽然作者自己很满意，但也未引起文坛的注意。塞万提斯50余岁开始了《堂吉诃德》的写作。《堂•吉诃德》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书中堂吉诃德在游侠生活中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抨击教会的专横，揭示人民的困苦。他塑造的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从桑丘，是西方古典文学中的两个典型形象。
1605年《堂•吉诃德》[1]第一部出版，立即风行全国，一年之内竟再版了六次。这部小说虽然未能使塞万提斯摆脱贫困，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荣誉。书中对时弊的讽刺与无情嘲笑遭到封建贵族与天主教会的不满与憎恨。1614年有人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站在教会与贵族的立场上，肆意歪曲、丑化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并对塞万提斯本人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与攻击。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书的恶劣影响，赶写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于1615年推出。除此之外，他还于1613年出版了包括十三篇优秀短篇小说的《惩恶扬善故事集》，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社会风俗的描写，也有一些哲学议论。书中描写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以及西班牙下层民众生活的贫困，肯定人性与个性自由，对社会的不公正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这些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短篇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他创作的作品中，以《堂•吉诃德》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和欧洲最杰出的作品。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中国翻译家杨绛认为，这部作品成名的最根本原因是作者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
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书中写道，这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由于爱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骍难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游侠，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骑了驴儿跟在后面。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像为他的女主人，给她取了名字叫杜尔西娜雅。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城堡的主人，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店老板乐得捉弄他一番，拿记马料账的本子当《圣经》，用堂吉诃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替他挂刀。受了封的骑士堂•吉诃德走出客店把旋转的风车当做巨人，冲上去和它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桑丘•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做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要他们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谢，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他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才把他弄回家去。在第二卷中，他继续去冒险，又吃了许多苦头，弄得一身病。他的一位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假装成骑士把他打翻了，罚他停止游侠一年。堂吉诃德永远爱对着臆想中的敌人猛冲过去，乱战一阵，但是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实际，战术荒诞可笑，因而处处碰壁，好心不得好报，甚至险些丧命。当他和桑丘吃尽苦头，辗转回到家乡时，他已一病不起。但经过一翻游历，他已认识到自己从前是个疯子，那些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只恨后悔得太晚了。
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塞万提斯有很高的评价，如：
歌德：“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拜伦：“《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海涅：“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内容提要”部分选自徐葆耕《西方文学之旅（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