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父亲刘半农的最后岁月 日期：2013-06-02 12:05:51
父亲刘半农的最后岁月
刘小惠 1934年的夏天，父亲打算利用暑假去内蒙古和山西一带考察方言和民间习俗。此时，父亲在健康方面并没有什么不祥的预兆。唯一的迹象是他因为工作忙碌，社会活动多，劳累过度，又得不到充分休息，有些心脏衰弱的症状，容易疲劳紧张。这次旅行，他要去百灵庙、包头、归绥、山西大同和张家口一带，跨越三个省，而这些地方都在西北地区，不仅荒凉且人烟稀少，交通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我们担心父亲的身体承受不了那样的艰苦旅行。三叔也劝父亲放弃这个打算。可是自从二叔去世以后，父亲一天比一天加紧工作，他似乎预感到生命的短暂，想抓紧时间把一切做完。当时父亲的信心很足，说要好好利用这个暑假做点事情，再说有年轻的同事和学生们结伴同行，可以克服各种困难。父亲执意要去西北考察，母亲和我们也就不再阻拦。临行前，听说那一带有各式各样的传染病，辅仁大学的一位化学研究生曾劝父亲，在出发之前先打两次预防针以保安全。可父亲并不在意，说他没有打预防针的习惯。我听说张家口是出马的地方，便要求父亲买一匹马回来，他也不加考虑地答应了。父亲启程的那一天是6月19日。一清早，我们就伴送他到西直门外的火车站，同行的还有白涤洲、沈仲章等5位先生。就这样，父亲兴致勃勃地和伙伴们一起离开了北京。我们希望他们考察成功早日归来。 父亲原定的考察计划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接到了紧急通知，说就在一两天内，父亲将提前回北京。“父亲要回来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又喜又惊。7月10日那天天气很好，母亲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了。大家高兴地去西直门车站迎接父亲。 父亲所乘的火车终于到站了。我们争着要上去拥抱，父亲却阻止我们靠近他，并且无可奈何地说：“我病了，怕要传染给你们呢！”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也围上来阻止我们说：“刘老师病了，不要太靠近他。”父亲与我们分别才三星期，却显得苍老多了，脸色有些枯黄灰暗，然而，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仍然像平时一样和他亲近。 父亲回到家后，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觉得父亲的情绪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要换地方坐。父亲急于想讲述他这次出外的经过，母亲劝他去上床休息他也不肯。父亲说他在德王的蒙古包中过了一夜，那里尽管布置得富丽豪华，却居然发现了臭虫，晚上，他又被蚊子叮咬，竟至彻夜难眠。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反应，都睡得很熟。还有一次，父亲与同伴在一座庙里过夜，同样被臭虫和蚊子咬得不能安睡。他在蒙目龙之中，竟调侃地说那里就像“灵停中堂”。母亲听了这些话非常吃惊，不许父亲再讲下去，赶紧让他去休息。 后来母亲发觉父亲的呼吸有点困难，就打电话给家庭医生，可是他正好休假去了，于是母亲改请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中医，据说他在当时的北京还颇有名气。这位医生不到半小时就来了。谁知这位医生既迂且俗，借着看病的机会，竟大攀起社会关系来，说什么“刘先生是名人啊，早当认识……以后当常登门请教啊……”，搞得父亲头脑发胀，心烦意乱起来。然而这位所谓的“名医”，竟讲不出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只说可能是重感冒，他留下一张药方就匆匆地走了。由于没有针对病因诊断，父亲服了中药，并未见效，病情反而加剧了。 第二天，父亲的体温继续上升，脸上淌着汗，但是精神还不错。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靠在沙发上，时而又躺在帆布躺椅上，好像无论怎样都不能使他舒服一些。晚上母亲和弟弟妹妹去了三叔家，父亲让我陪伴他。平时父亲生病，从来不要人照顾，这次突然一反往常，我心里隐隐地有一种预感：父亲这次病得不轻。我坐在父亲床前，怕灯光太亮会刺激父亲，就把灯灭了。父亲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倾听着他平静缓慢的呼吸，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地松弛下来。没有想到这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 父亲的病情继续恶化，虽然我们接二连三请了好几位医生来给父亲看病，但是他们都查不出病因，也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正在这时，父亲的好友胡适之前来探望，他见了父亲的病情，立即建议去协和医院急救，并当即和协和医院通了电话，接着便和我们一起把父亲送进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开始为他消毒、注射和服药。在消毒换洗衣服的过程中，父亲不停地嚷着：“我受不了啦！”想必父亲此时已经病重，任何小动作都足以引起他的痛楚。我们都被护士从病房里赶了出来，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父亲。想不到，这一次父亲与我们永别了！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心中苦涩难受。此时，所见的一切都仿佛显得那样的了无生趣，想到父亲的病痛，我的心都要碎了。由于极度的紧张和疲劳，我躺在床上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在梦中，我看到父亲和平时一样健康，他站在我的面前，并问我暑假里是否翻译了法文，有没有什么生字。不料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妹妹叫醒，她打断了我和父亲在梦中的谈话，使我很生气。妹妹告诉我医院来了电话，叫我们家属立刻都去医院。听了这话，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瑟瑟地颤抖着，预感大祸即将临头。 当我们赶到医院病房时，只见护士们正在把父亲抬上担架，要把他送走。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大声地惊叫起来。我立刻想起在敦厚里居住时看到护士把死去的病人送进太平间的一幕。“这难道是我父亲的情况吗？”我一面呜咽一面希望他们不是把父亲送去太平间。不管怎样，我用力向父亲扑去，但是父亲已经没有反应了，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两行泪痕，似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曾经流过泪。 “我的爸爸没有死啊！你们看！他还在流眼泪哩！”我在父亲身旁大声哭叫着。 母亲由于悲伤过度，当时就晕倒了。我们被医院里的人催促着离开了病房。 我们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走到医院大门口，遇见一位面熟的青年，他就是辅仁大学的药剂师，他激动地说：“我送药来了！这就是盘尼西林，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刚才来过了，向他们介绍，但他们不肯用我们的药，说是外面来的药靠不住，一定要家属同意才可以用。现在你们来了，我们可以去试一试。”他还说，“我这药是专门克制螺旋菌的针剂，希望他们能考虑使用。”他的话，使我们更加伤心，我忍不住流着泪大声喊道：“太晚了！他们已把我父亲送进太平间了！” 1934年7月14日，是一个我们全家永远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亲爱的父亲因患回归热症，并因心力衰竭在和病魔顽强搏斗5天以后，终于离开了我们。 由于天气炎热，医院再三催促赶快办理后事。但是母亲身体不好，我们姐弟三人又尚未成年，所以有关丧事的一切事宜都是由郑颖荪伯伯操办的。 父亲逝世以后，北京大学的师生为他举行了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礼。1934年7月16日，父亲的灵柩移厝北京西城北海后的嘉兴寺内。移灵那天，送灵的学生举着蔡元培先生亲笔写的“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彳复博士之铭旌”，父亲的灵车上覆盖着北京大学的三色校旗，表达了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对他的深深敬意。当灵车经过北京大学一院时，曾停留片刻，由校长蒋梦麟先生率领北大师生员工，向父亲告别，并进行了路祭，情景感人。那天前来送殡的除蒋梦麟校长，还有杨仲子、马幼渔、胡适等父亲生前好友和同事多人。 1935年5月29日，父亲的灵柩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玉皇顶大木柁。这里原来是中法大学的公墓，为感谢父亲在学术上的贡献，并且纪念父亲曾在中法大学任教，中法大学捐赠了这块土地作为父亲的墓地。墓地位于坡顶，约有60平方米，周围群山环绕，树木浓郁。 1947年1月，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和父亲离别13年之后，她和父亲终于一起长眠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顶上。父母亲的结合虽然是由于父母作主的旧式婚姻造成的，但是他们感情真挚，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想若是真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他们仍旧会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摘自《父亲刘半农》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