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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作者: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日期:2013-06-02 12:16:46




  
  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刘学民 王法安 肖思科
  无限深沉的脸庞上,是那漫不经意却又整齐的短发。这完全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标准军人和严格纪律约束的职业革命者的发式。
  这种发式区别于毛泽东那诗人气质的中分和周恩来那儒雅气质的背头。
  这是我们父辈们曾经留过的发式。
  永远的短发下面,是一双平静而又深情的眼睛。那是一双被苦难和传奇浸透的眼睛。
  它区别于毛泽东的深邃而诗化、周恩来的智慧而机敏的眼睛。
  这是一双东方典型的慧眼和中国军人的眸子。
  一双智慧的眼睛下是厚重而温暖的双唇,这饱尝苦涩和甘甜的双唇给人留下憨厚而纯朴的形象。
  它区别毛泽东锋利而明快、周恩来机灵而又精致的双唇。
  那是一张典型庄稼汉子和可信朋友式的嘴唇。
  他那一身的特征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他的身躯就是艺术,他的精神和形象具有无比的神奇和丰富的内涵。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
  他就是朱德。一个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用他们的理想、智慧和意志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占人类五分之一苍生命运的传奇人物。
  1886年的一个冬日,朱德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佃农家里出世。1911年夏天,朱德以出色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堂毕业,被分到新派人物蔡锷的手下以见习生的资格当副目(副班长),不久便赶上了推翻帝制的昆明重九起义。蔡锷在军中启用大批新人,朱德就是其中一个。
  在起义的号令中,他被指定接替所在连连长的职务。他带着部队立了大功。据说,朱德打通总督衙门四川老乡的关系,里应外合缴了总督卫队的武器,还抓了被藏匿起来的总督。
  后来,朱德由连长升营长,并很快升为团长。此间,他也带领部队远征四川,支援四川的义军。不久,他又率部返回云南边界剿匪。
  每一次战斗都使朱德的军事生涯充满色彩,而每一次色彩都在为他的名字添上耀眼的光环。
  在蔡锷将军的“讨袁护国军”中,朱德的部队无坚不摧。护国战争结束后,他担任旅长、川南守备部队司令,被授予少将军衔。
  20年代初,中国的土地上战火纷飞。在川滇地区,军阀们的内讧与争斗给军人们带来无望的雨季。
  川军兴起。在“川人治川”的吆喝声中,他这个地道的四川人被作为客军逐回云南,充任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备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在这前后,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苏联革命经验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影响了这个旧军队的名将。他的咨谋孙炳文的到来,以及孙给他带来的那些共产主义思潮的小册子,使他渐渐不安起来。朱德开始感到以往革命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
  在1922年那个散发着黄泥气息的寒冷春天,一个意外的事件促使朱德脱离了滇军。当时,出逃香港的军阀唐继尧潜回云南,反攻昆明,朱德转眼成了通缉对象。他只有慌忙出逃。他没想到这次出逃使他完成了一次蜕变。他踏上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路,一条远跨重洋的路。
  一位布衣青年夹着一把油纸雨伞,在通往安源矿山的路上行走着。那是中共湖南地区的委员毛泽东。
  一位英俊腼腆的青年在欧洲的原野上穿行着。这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
  一位憨实的汉子在上海的街区里打探着他要去的地方。这是滇军名将,此时已退出滇军的朱德。
  这一幕一幕发生在1922年间的事情几乎错前错后相差无几。那时,这3位中青年几乎都是在这个迷惘的世界穿行着,忙碌着,探索着。他们谁也没有办法预见将来的会期,更想不到他们会成为日后新国家的创造者和治理者……
  朱德流亡在上海,首先见到的是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的先行者孙中山。
  在孙中山面前,他再也不像当年从仪陇乡下到县城应考时那般急促不安。
  “你们俩是滇军的名将!”孙中山和同他一起去的滇军将军金汉鼎说,“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是先付给10万大洋,作为军饷,以你们之影响回到滇军去,重振滇军。然后进军广东,打倒陈炯明……”
  金汉鼎有些喜形于色,朱德却沉默而又不安。许久之后,他嗫嚅着说:“我想到欧洲去!”他诚恳地陈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并承认自己已读了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我愿意到欧洲是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又说:“当然欧洲的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也许对我们有好处。”
  此时,正值孙中山同俄共代表、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触后,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夕,因此受到孙中山的赞许和同意。多少年后回味朱德这个计划和打算,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朱德已不再是当年为谋求职业而四处奔波的蜀中汉子了。他已经有了那种职业革命者挽救民族、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同时,也显示了他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
  几天之后,朱德又出现在上海闸北一所普通民居。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大学教授点着烟,听着这位滇军名将的自我介绍。当朱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教授犹豫了。的确,在此之前,还没见一位在旧军队中有这么高职位的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拿不定主意、猜疑使他给予了这样的答复:“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陈独秀的高傲和冷淡给朱德留下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见后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1922年9月初,从吴淞口起航的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载着朱德和朱德的希望到了欧洲的巴黎。在那里,经一个中国商人的打探,他找到柏林,找到中共旅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
  那一天,是10月22日,朱德铭记了这个日子。当他在一座公寓里见到眉清目秀的中国弟弟时,他们的眼神沟通了。不到一个月,周恩来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朱德加入了旅德中共组织。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同未来的战友们一起,站到了同一个信仰的起跑线上,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共同的1976年,始终没有分开过……
  毛、朱、周都以不同的形态走近共产主义信仰。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朱德真正接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真谛。正如他后来的回忆:
  “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了许多这种书籍。在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朱德在德国从马列主义的ABC开始学起。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他在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的学习,使他增加了理解的能力,但他在这里把更多精力投入了集社、会议和发展组织的活动。
  朱德在毕生的求索中,一刻也没间断过他在军事领域里的极大乐趣。
  德国中部的哥廷根文德路88号住着一位在前德皇军队中当过将军的男爵。男爵的租户即是从中国来的年轻少将。朱德在这里享受了计时收费学习,男爵向他详细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法和战例。
  朱德在德国参与了20万人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检阅、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将近3年之后,他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国共产党人培训军事人才的秘密基地,对苏俄战争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在那个莫斯科郊外以农庄掩护的莫洛霍夫卡营地,他找到了游击战与中国革命之初的战争联系,尽管他提出的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受到批评,但事实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同许多将军一样,朱德似乎是为战争而生。但同许多将军不一样的是,朱德更加珍惜和平。当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神”们为战争结束而感到忧郁和转向政治的角逐时,朱德却走出了战争阴影和战争的惯性。
  那是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刻,也是胜利者最辉煌的庆典和荣耀的巅峰。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他们的爱将和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在毛泽东用那厚积底蕴的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刻,几乎所有电影、照片中都难以找到他的身影。
  在这个历史定格聚焦的瞬间,他在何处呢?
  几十年后,中国从事新闻电影摄影的人们才揭开这个谜底:就在毛走向扩音器时,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已到了人声鼎沸的时候,人们蜂拥在毛的周围,新闻记者们也争先留下这历史的一瞬。但朱从人群中逆向退出来了。他看到在记者中,摄影记者只有把身子探出汉白玉栏杆外才拍得上毛泽东宣布这一壮举的全景,所以他做了一件所有人也没有料到的事,记者把身体倚到汉白玉栏杆上时,他抓住记者的两腿,帮助记者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而他把自己却留在镜头之外……
  这不管是在有意或无意中,但在建国后朱德的确在实践着某种“超脱”。在他身体健康的岁月,他每年呆在北京的日子也似乎很少,到农村地头,到工厂车间,到连队班排……甚至到后来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诬蔑、辱骂和身心遭受摧残时,他说得最多的也就是三句话:
  “主席、总理是了解我的!”
  “还是要抓生产!”
  “我就不相信军队会听他们那几个人的!”
  两千年前,当罗马的军官冲到希腊的大街上,把沾满鲜血的利剑架到一位旧式圣贤脖子上时,这位圣贤还是没停下手中的活儿:请别踩了我画的圆。这个圆,是那位圣贤高贵的灵魂。朱德有他自己的圆,因为他的灵魂高贵而纯真。
  假若毛泽东是“神”,周恩来是“圣”,那么朱德则是一位“仙”。
  神的威严,圣的高贵,仙的伟岸,这是三位伟人终极修养的表现。而正是这种极端表现才使中国20世纪中下叶的阳光变得如此光辉灿烂。
  或许毛泽东是“湖南辣椒”,周恩来是“绍兴黄酒”,那么朱德则是道“四川泡菜”,辣椒的滋味、黄酒的醇香、泡菜的底蕴,它们构筑了领袖贡献给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最有回味的历史。
  “朱毛”、“周朱毛”、“毛周朱”……从30年代初,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道路上,3位伟人似乎成为一种象征。再往后,又成为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
  30年代,那个叫斯诺的外国记者说过,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如果把这种比喻放到世纪末审视,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弥补它的缺憾——
  毛泽东的确是头脑。首脑决策着一切。
  周恩来则是那头脑下的手,他用最灵巧的手指把这个时代的旋律调拨得尽可能和谐。
  朱德则是那双坚定的腿。他承载着中枢的指令,支撑着革命的肌体,去实现去延伸时代的意志,去把梦想变成真实。
  如果是这样来看,那么朱德至少再不会是那种脸谱化的,只在会议上举手或只会用浓重的川音说句“要得嘞”的朱德了。人们将会认识一位真实的朱德,一个真正的中国元帅——朱德总司令。
  (摘自《红军之父——朱德卷》一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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