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女机要员 日期：2013-06-02 12:17:14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女机要员
毛维青
弹指一挥，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回首往事，我们新四军女机要员的命运，像大海的海燕，在狂风暴雨中翻腾，在惊涛骇浪里拼搏，我们为人民奉献一切。
被捕
1941年1月7日，蓄谋已久的国民党顽固派，终于发动了“皖南事变”。他们早已集中了七个师八万兵力，占领了山头，封锁了渡口和交通要道，对我们进行层层包围。军部九千余指战员，虽在叶军长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了七个昼夜，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也由于项副军长的右倾，以致贻误了战机，粮尽弹绝，战斗失利。除了两千余人突围出去外，大部分人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后送往上饶集中营，受尽了人世间难以忍受的苦难。
战斗开始时，我们机要员都紧跟在军首长的身边，随时随地保持与中央的联系。随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我们被迫在石井坑附近休整。此时，大部队突围已不可能，组织上决定把留下来的同志编为小组，分散突围。此时叶军长要我们向党中央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向党中央表示：“部队将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要我们将密码本全部销毁。我们机要员含着泪，把背在小皮包内、日夜不离身的密码本，一页一页地用火烧了。这意味着我们手中失去了武器，从此，我们和党中央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石井坑作突围准备的一个晚上，轰隆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驻地的大门口。顿时一片沸腾。
“同志们快冲出去敌人已经上来啦”我因途中吐血，身体非常虚弱，被同志们连拖带拉地冲出石井坑，向一个小山坡爬去。头上子弹嘘嘘地飞过，山下熊熊的烈火，随着呼啸的西北风，火舌从我们脚跟蔓延上来。这是残暴的敌人引火烧的。此时，我已精疲力竭，正想喊一声：“同志们，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他们却拉住我不放，扶我又鼓励我。同志的爱，阶级的爱，给了我无比的温暖与力量，我振作起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冒着硝烟，和同志们翻山越岭，一起突围。
我冲出石井坑后，机要科的同志已被冲散了，只有我和童世杰同志在一起。我们就和教导总队的丁公量、忻元锡，四个同志编为一个突围小组。我们找到一个山洞，暂时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隆冬腊月，在阴惨惨的山洞里，没有吃，没有盖，只有山洞口挂着的冰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躲了两天，听到外面已经没有枪声，又悄悄地从山洞里出来。啊好静寂的山谷啊经过了几天几夜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对死一般的沉寂反觉得恐怖。我仰望天空，心里呼唤着，“党啊你在哪里部队啊你们是否突围出去了同志们呀你们可无恙”天上几颗昏暗的星星向我眨眨眼，没有回音。等到东方发白，我们刚刚摸索到山路口，却碰上了国民党一Ｏ八师敌兵，他们把枪对着我们，又搜腰包，又扒衣服，把我们押到连部，后又押解到茂林镇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部。这是被俘人员集中地。我一踏进门，就碰到了政治部、教导队好些熟悉的面孔。大家不便打招呼，只是默默地点点头，通过眼神传达鼓励勇气。
入狱
我被关进女同志集中的屋子，见到服务团、医务处的几位同志，却不见机要科的女同志，我担心她们牺牲了，更遥祝她们能突围出去。
五十二师是国民党嫡系的部队，师长刘秉哲很有一套政治手腕，他除了污蔑新四军不服从军令、已被消灭等以外，还花言巧语地诱惑我们投降，并动员我们参加他们的部队。然而我们的同志宁愿跟随叶军长一起去坐牢，没有一个愿留在他们部队的。临出发去上饶时，他们突然把我和杨瑞年等几个女同志找到师部谈话，要我们留在他们师政工队。我们眼看人员就要出发，这是党的无声的命令。我们一下子冲出办公室，和难友们一起，踏上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在途中的一个晚上，我们被关进一间茅草棚，里面点了一盏昏暗的油灯。在草铺角上有一个胖胖的、头发短短的女同志蜷缩在那儿，我上前一看，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这不是阿胖———汪企球吗
“啊你还活着”。两个人同时发自内心的欢呼。阿胖轻轻地对我说：
“我现在叫黄兰，是做民运工作的。”
“我叫石岩。在服务团演戏、唱歌。”
“我们彼此都不认识。”
我们又互相告诫：“记住党的教导，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泄露党的机密。”
就这样，我们一起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带着创伤，带着仇恨，涉水越岭，千里迢迢从安徽被押到了江西。接着被关进了人间地狱———上饶集中营。
周临冰在“皖南事变”中是唯一不幸中的“幸运儿”。在战斗失利后，她竟在敌人四面包围中，机智勇敢地突围出去了。她一路上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挖野菜、扮乞丐、闯封锁、找关系，在国民党严密搜索下，辗转四十余天，最后脱离了险境，回到了部队。她总算没有进“地狱”。
到了集中营，我们三十个女同志被编为一个分队，分队长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女特工。住的牢房四周架起铁丝网，吃的是一日两餐霉米饭和无盐味的菜场，盖的是搜罗来的烂棉絮，上面爬着密密麻麻的虱子。每天三操两课。清晨天不亮就起床，跑步到几里路外的大操场受军训。所谓“军训”，实际上是折磨人，做不好就吃军棍或皮鞭。然后再去听三战区特工们作的狗屁报告，胡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四军不服从命令等等，想以此来“感化”我们，真是枉费心机。除此之外，还强迫我们做开山、控石头、平地等苦役。
斗争
我们女生队的同志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机智的斗争，都取得胜利。有一次我们正在做苦工，特工队长对音乐家任光同志的爱人徐韧嘻皮笑脸、动手动脚。徐拿起小板凳丢了过去。这家伙踉跄地退了几步，虽未打着，却大煞了特工队长的威风，他恼羞成怒，把徐韧关进了禁闭室。于是党支部发动大家，以罢工来抗议敌人对我们女同志的污辱，并要求立即放出徐韧。凑巧第二天三战区有人来视察。敌人无奈，只得将徐韧放了出来。我们高呼：“乌拉我们胜利了。”
敌人为了要看看我们被感化的程度，别有用心地出了一份考卷，按他们的卷子填，就是张自首书。在党支部的授意下，我们全体女同志都交了白卷，甚至连字都不写。特工们气得不得了，罚我们跑了几个钟点的步。
最难忘的是汪企球给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一位同志写信的事了。汪是江西人，无论在语言和路线上，对她越狱都较为有利，她写信给办事处要求设法接应。不料写信时，被女特务发现了。她立即将信纸塞进嘴里，硬是伸着脖子将它吞进了肚子。敌人就逼问她：“你写的是什么信给哪一个的”
汪故作腼腆地说：“给男朋友写信。”
“既然是情书，为什么要吞到肚子里去”女特务当然不相信。
她嫣然一笑说：“给你们看了怪不好意思。”
敌人对她无可奈何，一无所获。
同志们就是这样每时每刻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智慧，勇敢地与敌人周旋、较量。
我永远忘不了三战区的特工们对我们新四军革命同志丧尽天良的残暴迫害。我的战友施奇同志被捕后，遭敌人摧残，在集中营里，不给任何治疗，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小便像混浊的脓血。但敌人还是不放过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妄想从病人求生的欲望中打开缺口。他们三天两头找她谈话，说自首后即送医院。但敌人所有的伎俩都被她揭穿了。她以惊人的毅力，一面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面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的算盘落空了，屹立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尊似铁铸成的伟大的共产党员形象。
越狱
1941年秋天，我被下令调到剧团。我们按照党支部的指示，决不演反动戏，并和敌人不断开展斗争，要求演出了鲁艺的《农村曲》，以及《前夜》、《麒麟寨》等当时的抗日名剧。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剧我们积极找机会越狱。
我们在铅山士兵大队演出时，陈安羽、赖少其等同志，乘机“远走高飞”了；我偷偷地将藏在身边准备自己逃跑的仅有几块钱送给他们，为他们送行。演出结束后，敌人发觉少了人，立即把我们撤回营地，狠狠地追问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回敬他们：“你们来时把赖少其他们关了木笼，他们害怕回来再关，所以逃跑了。”特工们一怒之下，把剧团解散了。不久，三战区又下令要我们到上饶去演出，特工们没有办法，又把剧团恢复起来。这次，他们换了一个更加厉害的特工当队长，并扬言：“这次去上饶只要好好演出，回来后剧团独立，你们可以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即全体要办自新手续，否则上茅家岭。”
支部认为事态严重，时机紧迫，面前放着两条路，要么自首，要么去茅家岭。是否有第三条路呢有。“走”为上策。于是支部决定以党员为核心，又串联了我、肖车、方徨、左丁等八个同志，相机于年底前越狱。
在临走前，我又溜到施奇那里，再次看望她，并向她告别。她听到这个消息，拉着我的手说：“真想和你们一块儿冲出这吃人的地狱，但我不行了。预祝你们越狱成功。找到组织，请告诉党，请党放心，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我决不会辜负党的教导，也决不会玷污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知道这一别，难以再相见了。生离死别，我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1941年12月31日黄昏，大部分人由队长带领去上饶观看政工队演出。我们认为这是极好的机会，于是借排戏为由留了下来。天渐渐黑了，我的心激动得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一声暗号，刹时间，八个人分为两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中……我们越过小溪，冲上山头，拼着全身的力气，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汗水渗透了棉衣，两腿已不听使唤。直到月亮快要下山，东方快要发白，我们才在一个小山坡上停下来休息。刚才还冒着热气的全身，忽然冷了起来，脚也麻木得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到了什么地方忽然，我们看到对面小山头上有一丝亮光，估计在这深山老林中，是看山人的茅屋。我们大胆地跑了过去，推开草门，里面没有人影。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一头倒在草堆上睡着了。不久，我们被隐隐约约的军号声惊醒，似乎是集中营的起床号，跑到山顶俯首一看，呀下面是集中营的大操场。我们拼死拼活地跑了一个晚上，却跑错了方向，又迂回过来了，真险呀我们立即拔脚又向另一方向，跑了几个山头，在一个山谷里隐蔽起来。
第二天，天气晴朗，太阳照在郁郁葱葱的山谷中，我们舒展全身，享受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温馨与和平。真想在草地上美美地睡上一大觉，但我们尚未脱离虎口，说不定敌人正在这山上搜索哩于是我们打开了事前准备的地图，辨别了方向、位置，并决定到临走前瞿白同志给我们的地下党地址———浙江龙泉去。路上，左丁还把剧团的符号翻了过来，用仿宋体写了三战区演出队的名称，并用肥皂刻了一个关防盖上，缝在军衣的左角上，远看还真可冒充一下三战区政工队哩!
我们风餐露宿，翻山越岭闯过了不少关卡，好不容易到了龙泉。在此，我们找到了地下党的联络员，向他们打了暗号。他们见我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不敢接头。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离开龙泉，决定到松阳保育院去找戚铮音院长。她是隐蔽在那里的地下党同志。
我们走山路，绕小道，到了松阳。事也凑巧，刚进门，就碰上和我们一起越狱的肖车等四个同志。大家又惊又喜。他们已暂时留在保育院工作了。戚院长一看又来了四个越狱的同志，认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给我们准备了便衣与路费，劝我们先回家，再想办法找组织。
我们到了余杭，在左丁的弟弟帮助下，用高价买了四张“良民证”，1942年春天回到上海家中。
我按照组织上过去给我的上海地下党联络点的地址去接头，也同样是“此地无此人”，不肯联系。我意识到“皖南事变”后，各地地下党可能均已转移，于是立即写信到苏北也是组织上告诉我的信箱号码去联系，很快就接到盼望已久的党的回信：“家乡事业发达，父母健康，弟妹们越来越多，目前正在搬家指鬼子扫荡，部队转移，日后再来接你。”我将信紧紧地贴在胸口，热泪盈眶，我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终于接上了关系，我要回到党的怀抱，倾吐不幸的遭遇，控诉反动派迫害新四军战士的滔天罪行。
1943年春，我回到了浙东游击队。
在部队里，我听到了从集中营暴动出来的同志告诉我的不幸的消息：
1942年6月17日，福建崇安赤石暴动后的第二天，敌人在虎山庙进行大屠杀，有七位女同志遇难，汪企球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她视死如归，壮烈牺牲，年仅19岁。
还有我亲密的战友，党的好女儿施奇同志。敌人在撤出上饶前，用一块门板把她抬到茅家岭的一个小山上。施奇同志发现敌人要下毒手，就大义凛然地质问刽子手：“你们卑鄙、无耻你们为什么不公开枪杀……”残酷的敌人慌忙将她推下已挖好的土坑，匆匆填上土。顽强的施奇同志还在挣扎，特工们提来一桶水灌了下去……施奇同志就这样给敌人活埋了。她和我同龄，当时只有18岁。
我们新四军的四个女机要员，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失去共产党员的忠贞，没有违背机要工作铁的纪律。活着的，历尽坎坷，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奋斗终身；牺牲的，被后人永远、永远地怀念。
民主与法制时报：毛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