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良身边的中共将领郭维城 日期：2013-06-02 12:17:38
张学良身边的中共将领郭维城
周燕
郭维城将军曾是第四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指挥了辽沈战役的铁路军运，把四野特纵及辎重运进关内。四野南下打到哪里，他就指挥部队把铁路修到哪里。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命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面对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带领6个师筑起了一条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新中国建设时期，他先后参与领导了黎湛、鹰厦、包兰、嫩林、川黔、贵昆、成昆等国家重点铁路的修建。
郭维城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最鲜为人知的，还是他在张学良将军身边那段不平常的经历。
16岁的英俊少年要求面见张总司令
1912年，郭维城出生在辽宁省义县一个富裕、有文化的满族家庭。郭维城自幼聪明颖慧，15岁便离开家乡来到沈阳，在东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
东大和附中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要通过南满铁路道口，守备在道口的日本宪兵随便盘查，无故找茬，谁要停下来看一看，鬼子兵举手就打。对此，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
16岁的郭维城听说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声望极高，而且喜欢与青年人谈话，就想面见张总司令提点意见。不想，张学良真的约见了他。于是，他一条一条地列举了同学们的愤懑，建议校方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的野蛮行为。张学良认真地倾听了这位英俊少年反映的意见，鼓励他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东大附中，由于受到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的影响，郭维城联合李正文等7位同学创办了名叫《冰花》的普罗文学刊物。由于《冰花》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性，刚发行几期，便被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发现。他找来满洲省委委员杨易辰，要他与郭维城他们联系，组织他们参加“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1930年，郭维城高中毕业，考入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他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郭维城只身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当年暑期，又考入复旦大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4年，郭维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正当党组织考虑他去向的时候，不想，一天晚饭后，一群特警突然来到复旦大学学生宿舍捉拿他。幸好他外出，特务扑了空。党组织通知他紧急转移，去北平找地下党组织联系。谁知，北平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一点门路也找不到，他在北平呆了3个月，寻找组织的努力一再落空。在万般无奈之中，正逢张学良派人来北平招考东北大学毕业生，立志重振东北军。听说东北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可以找到党的关系，加上初见张学良时的好感和对他抱有的希望，于是，郭维城给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写了一封信，经王卓然力荐，他来到张学良身边工作。
捉蒋命令下达后，张学良紧急将他接到指挥中心，草拟捉蒋新闻22岁的郭维城，进入东北军领导机关，就被任命为上尉科员，负责给张学良摘译英文报刊杂志。
因东北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访欧洲归国后，被任命为鄂豫皖三拾剿共”副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武汉。因身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他心里一直很郁闷，有时打打网球，缓解烦躁的心情。郭维城诗琴书画都在行，在东北大学还培养了打网球的业余爱好。张学良很是高兴，时常请他陪着打网球。打球间歇，他们常常谈古论今，抒发对故土的怀念。
郭维城空暇时，总是徘徊在古书店或旧书摊，博览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加之他思路敏捷，对时局颇有见地，很快博得张学良的好感和赏识，不久便被提升为少校秘书，负责给张学良做记录、发布新闻等工作。张学良亲切地称他“大个子”，每逢开会、演讲，外出巡视，总是把他带在身边。
1935年10月，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往西北与红军作战。郭维城随张学良住在西安金家巷的张公馆，成为机要部门的第三把手。凡属绝密的文件和电函，都由郭维城负责承办。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天凌晨，捉蒋行动紧张、秘密地进行着。一辆军用吉普车由设在新城大楼的指挥中心向张公馆方向疾驰，即刻又飞速返回新城大楼。这是张学良紧急接郭维城来指挥中心，让他草拟捉蒋新闻稿、宣传提纲，准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胜券在握的张学良口述了新闻提要，郭维城奋笔疾书。事变第二天，郭维城奉命接收了国民党《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主管《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特请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帮助进行国际宣传。
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即被扣押。赵四小姐担心张学良与中共中央来往的密电落到蒋介石手里，急忙找郭维城商量对策。她请郭维城一起，将密电、密码本以及她与张学良之间来往的情书都烧毁了。
蒋介石专门召见29岁的东北军少将，给他高官厚禄“七·七”事变后，郭维城随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参加了淮河、台儿庄、武汉等战役，随后东进山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郭维城找到东北救亡总会?周恩来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的负责人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等人，要求去延安，回到革命队伍中。东总的几位领导不同意，理由是：现东北军领导机关当年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只剩下郭维城一人，“硕果仅存”，是很难得的“联系人”。根据组织安排，郭维城继续坚守在东北军总部，在东北军首领于学忠将军手下，担任了秘书室主任，并深得于学忠的重用。
郭维城利用在东北军领导机关的特殊身份，及时掌握敌特动向，保护了大批险遭暗害的革命同志。他多次说服于学忠谨防反共先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挑唆，避免东北军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查处了沈鸿烈派人刺杀于学忠一案，引起于学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感，坚持与共产党团结抗日。
1941年春天，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战地党政会议。这时，29岁的郭维城已被提升为少将处长，代理东北军总部秘书长。于学忠决定派郭维城代表鲁苏战区参加重庆会议，代表他联系东北军在重庆的元老，探询有关营救张学良的事。
郭维城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来到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这时国民党战地党政会议已近尾声。由于郭维城不仅代表鲁苏战区，而且代表东北军一个方面，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召见了他。
当身穿国民党军服、佩戴少将肩章，一身帅气的年轻军官出现在委员长会客厅时，蒋介石暗暗吃惊，张汉卿身边何时有这等豪杰英才?他热情地招呼郭维城在他对面就座，打量着眼前这位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蒋介石的眼睛里流露出极为赏识的神情。他在询问了鲁苏战区的情况及东北军内部的动向后，又关切地问起郭维城的家眷。蒋介石说服郭维城来重庆工作，说是要委以要职。他说：“郭将军年轻有为，在重庆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重庆很安全，把家眷一起接来，在这里可以安心军务。”
郭维城婉转地谢绝了蒋介石：“感谢总裁关怀，维城愿重返鲁苏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战死在疆碃”3个月过去了，张将军没有一丝音讯，对于日后东北军的前途也无任何良策，郭维城带着满腹惆怅离开了山城，返回充满炮火硝烟的抗日前线。
于凤至久久地端详着他：“我想起来了，你是‘大个子’?是少帅当年的秘书，我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
1953年，郭维城从朝鲜战场回国，与夫人侯惠生一起参加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会。随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总理漫步来到志愿军将领中间，十分高兴地与大家握手，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在郭维城面前，总理停住了脚步，一边握手，一边充满关怀地说：“维城同志，你辛苦了?”郭维城不由得一愣。周总理微笑着说：“西安事变时，你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8年，台湾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监管，但没有给予完全的自由。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全美华人协会等6个群众团体决定，在1988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52周年这天，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郭维城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大陆共产党人士参加了研讨会。张学良将军专门请人制作了录像和录音。会后，他在女儿郭梅和阎宝航之女阎明光的陪同下，前往洛杉矶看望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女士。
91岁高龄的于凤至独自居住在美国洛杉矶郊区一幢白色的别墅中，只有一位菲律宾女佣陪伴着她。听说祖国大陆来人了，于凤至喜出望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她握住郭维城的手，久久地端详着：“我想起来了，你是‘大个子’?是少帅当年的秘书，我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
于凤至虽然久居国外，但乡音不改，一口浓重地道的辽北话。好不容易从祖国大陆来了几位东北老乡，能用家乡话唠唠嗑，老夫人兴奋不已。……听着郭维城的叙述，于凤至时而频频拭泪，感叹不已，时而不停地点头称赞。
东北大学是1922年经张作霖批准筹建的。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建设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据说他曾拿出300多万元私款。1934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访欧洲之前，在和幕僚商议“还乡大计”时，特别提出：武要保全东北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在半个多世纪中，张学良任人评论功过，从不答辩，唯独创办东北大学培育英才的功绩，不愿被埋没。解放后，东北大学被辽宁工学院和吉林师范大学所取代。
郭维城始终牢记周总理病危时的特别嘱咐：“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第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学良将军。”1981年，郭维城即开始联系在京的东北大学老校友。1984年，正式组织了北京东北大学校友会，由他任会长。他们向中央打报告恳请东北大学复校，积极与分散在全国的校友建立联系，与辽宁、吉林两省政府反复探讨复校方案，并与海外校友开展对话。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东北大学复校终于得到批准。
消息传到海外，张学良将军欣然题词，并题写了校名。1993年4月23日，东北大学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复校庆典。东北大学第一任秘书长、93岁的宁恩承老先生到会宣读了张学良将军的贺信，并专程到解放军总医院向卧病的郭维城表示谢意。
张将军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的旧部。他第一次赴美探亲时，就亲自点名，特请郭维城及3位东北元老阎宝航、万福鳞、王卓然之子阎明复、万国权、王福时赴美参加祝寿活动，并寄来四帧庄重的请柬。由于种种原因，张将军的心愿未能如愿。
1994年底，郭维城将军带着终身的遗憾，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里程，默默地离去了。
?摘自《中华儿女》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