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泽东的保健医徐德隆 日期：2013-06-02 12:18:04
毛泽东的保健医徐德隆
徐德隆，1921年8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4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攻读7年制医学本科，从此开始他的硕果累累的医学生涯。
一次偶然的机会，《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在瑞金医院看到了一本题为《庆贺徐德隆教授从医执教五十二周年》的纪念册，其中的一段话深深吸引了他：“徐德隆教授是一位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他50岁就成为中央保健医生，每年奔波于京、沪、穗、杭等地，为广大百姓和中央首长服务。经他诊治的中央首长有：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叶帅在巡视长江时还特地指名徐教授伴行。令人敬佩的是，徐德隆教授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正是有了这种一视同仁、严谨不苟的行医作风，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所患的疾病作出了正确诊断。……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局的多次嘉奖。”
记者敏锐地感觉到，有关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回忆录，迄今中外已不计其数。然而，除却对毛泽东晚年的白内障手术有过比较详细的描绘，对于毛泽东身患的其他疾病，鲜有表述。这里的“首先”，这里的“正确诊断”，内涵非凡。于是，记者采访了徐教授，这是徐教授自毛主席逝世25年来，第一次接受外界采访。
——编者
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瞎说”
徐教授的学生陈生弟说：20多年了，我的老师也没有向我们说起过这些。
我说起纪念册的事情。徐教授微笑地指着陈生弟说：这是他们弄的。陈生弟解释：其实，在徐教授执教50周年的时候，我们科里就想举行这样的活动。可是，徐教授没允许。一直过了两年，在我们执意坚持下，才举办了这样的纪念。纪念册的文字是我写的。
徐德隆教授（下称徐）：唉，工作是大家集体做的，我是提出自己的看法，确诊的结论是大家做的。这么大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记者：请问，徐教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中央首长做保健工作的，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又是什么时间？
徐：那是比较早的时候了，从1971年开始，我就应中央保健局的要求，经常到北京为首长们做医疗诊治工作，时间长的，有半年。可能中央保健局认为我“工作好，守纪律”，在1974年秋，拿来一份病历让我看，但就只是病历，没有姓名的。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在为谁看病，不过，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
1974年秋，本来已经决定，要到湖南去。那时候，毛主席在湖南接见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保健局汇报，要给毛主席作体检，看病，因毛主席“没有空，不要看病”，所以就没去。
后来，我到了北京。我这次去，就知道时间可能是会很长的，四季的衣服都带齐了。住在和平宾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辽宁海城地震，北京有震感。在北京，还是没看到毛主席。后来，大概是春节前几天，在南郊机场上的飞机，直飞杭州，住在西子宾馆。
主席住在汪庄。
春节后某一天，那天早上5点多钟，来电话，让我们“立即去”。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有点紧张，后来知道，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我说我叫什么，主席开始还以为，我的那个“卤，是一条龙的“龙”。他说：是九龙江的“龙”吗？那年我54岁。
记者：第一次见主席，就要为主席作检查，你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
徐：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对于毛主席的病，有说是帕金森氏症的。我知道，我是神经科医生，让我们来，就是要作出诊断，订治疗方案。
主席躺着。我仔细地作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很明显的反射阳性。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要向整个医疗小组作汇报，要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全体汇报，政治局作了决定，才做数的。
记者：你当时没向主席说吗？
徐：没有。我们得先向党中央汇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瞎说”。
所谓“私人医生”对诊断的讲法是“胡说八道”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汪庄，徐德隆教授为毛泽东主席作了体检之后，随即飞回北京。
记者：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杭州，又回到北京去了呢？病人在杭州埃徐：政治局委员们都在北京，我们去作汇报。
记者：谁主持医疗小组的汇报呢？
徐：周恩来总理主持，他刚刚输完血。周总理对毛主席感情非常深厚。那时候，在1975年中，周总理自己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可我们的每次汇报都是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开会时，有邓小平、叶剑英，有华国锋等，也有“四人帮”。江青她也来了。
汇报会议“绝密”。
记者：徐教授，你向政治局汇报，毛主席在神经性疾病方面患的是什么病？
徐：这个病的名称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上海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生弟（以下简称陈）：这样的病大多发生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身上。发病初期，一只手的肌肉开始出现跳动，并且发生萎缩，肌肉的力量逐渐减退。这样的现象，逐渐地向手臂上部及同侧下肢发展。很明显地自我感觉肌肉无力。随后，再相应地发展到躯体对侧，这样的肌肉跳动、萎缩、无力，会发展到吞咽困难，说话语音障碍，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讲话不清楚”。在有关毛泽东主席的回忆录里，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了。再往后，人体的呼吸肌肉萎缩，呼吸发生困难。现在治疗这样的病，要切开气管，以器械帮助呼吸。
徐：在神经性疾病这个领域里，这种病历来有“伟人病”之称。生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个人很有成就。有过一位美国副总统患这种玻现在生这个病的人不少。
对于这个病，直到今天，原因还十分不清楚，也缺乏有效的治疗。
陈：不仅是这个病，还有其他的病，在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方面，我们自己实在还是有着许多的空白。
徐：我根据主席的体格检查结果，说出自己的判断。医疗小组的专家们同意我的判断。
陈：我在纪念册上写的“首次为毛泽东主席所患的疾病作出了正确的诊断”，讲的就是对于毛主席神经系统疾病，是徐教授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诊断，而且根据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徐：毛主席还有别的病，比如老年慢性支气管炎。
在1975年为毛主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那一年毛主席已经80多岁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动手术的那一天，周总理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赶来了，亲自坐在一边，一直到主席手术顺利完成，我们都非常感动。
记者：徐教授，你知道有一本书《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吧？
徐：知道，他书里面关于主席病情诊断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他把我的医院还说错了。
与主席相隔一个屏风执行6个小时轮换值班制度1975年，徐德隆教授只在年中回到上海过了两个星期，北京又马上召唤他回去。
记者：徐教授，对于你的诊断，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意见如何？
徐：大家同意我的看法。上海方面去的神经科专家，除了我，还有一位。北京有一位一级教授。听了我的汇报，首长问那位一级数授：你接触过多少这样的病人？他回答：三四十个。首长又问我：你接触过多少这样的病人？按实际情况，保守些，我说：每年有五六个吧。我想，这样回答比较稳妥，其实我看了20多年的病，总的加起来有100多人了。
1981年我还看到过外国文章，说毛主席患的是帕金森氏症。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
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从1976年开始，我和医疗小组的同志，就搬到中南海去住了。就在“游泳池”祝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我们医疗小组的人，分几组值班，6个小时一班，轮换。我们和主席，就隔开一个屏风。
记者：主席对自己生病，怎么看？
徐：主席对自己的病毫无畏惧。他说过好几次，我都听到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不过，主席的这个病，丝毫不影响脑子的思考，他照样想事情，他是思想那样丰富的一代伟人，但是口头表达有困难。我们看着，真替他难受。
主席生活非常俭朴。坐的沙发，就是大家后来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那种。房内家具都是一般的，床就是木板床。吃的也很简单，吃得最多的是武昌鱼。主席爱吃鱼。听说主席原来烟抽得厉害，但是后来接受医生的劝告，他不抽烟了。我从没有见到过主席抽烟。
我最感动的，是主席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愿望，总是在学习，总是在看书。手不释卷。1975年，他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有所好转，他就又拿起书来看。直到逝世前两天，他看不动了，还要别人在床头读给他听。
我们有时还抄东西给主席看。文字都不太长的，主席毕竟看不了很长的文章了。
记者：毛主席病这么重了，还接见外宾吗？
徐：还是接见。主席在这个房间接见，我们在另外的房间。
从1976年6月份开始，主席病重。一天我去值班，发现“游泳池”外停满了轿车。原来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来看望主席。1975年，我们医疗小组向政治局汇报主席病情，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汇报。总理在的时候，都是总理主持。
后来，政治局委员也开始来“游泳池”值班了，也是轮换制。
记者：主席的亲属有来探望的么？
徐：李敏来看主席，我见过。江青也来。她来，据说，也是要先通报批准的，来了就坐在主席后面。
记者：主席6月病重，7月底唐山大地震，主席知道吗？
徐：主席知道。可能知道得还比较详细。
主席病危，两班人马一起抢救，我给主席量血压我和徐教授的谈话，逐渐地“接近”了1976年9月9日。
记者：主席病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毛主席病危，是在9月8日的晚上，8点钟左右，主席的心跳不好。我们是6小时值班制，轮到我们值班了，但是上一个班的同志们都下不了班了。于是，两班人马一起进行抢救。观察主席心脏情况，有一台心电图仪，一直是放在外面一间的，这时候有三位医生轮流观察。多位政治局委员，都来了。
我的任务，是给主席测量血压。从开始量血压，一直到主席逝世，有四五个小时。我隔一段时间，就给主席测一次。那时候，主席已经昏迷了。主席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主席病危。
记者；你在测量主席的血压，就那样，慢慢地……没了？
徐：是，在9日零时10分，主席逝世了。
记者：主席逝世，游泳池的气氛……
徐：主席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保护主席的遗体。我们不走，我们守着主席的遗体。那个时候，真的很冷啊！
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半夜，把主席的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们跟着去的（沉默许久）。
后来就是追悼会了。这个你在纪念册的照片上就可以看见了，大会堂的横幅写着“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医疗小组为毛主席守灵。照片上穿浅色中山服的，就是我。后来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台上大致有几百人。华国锋、叶剑英、宋庆龄等，都站在最前排。广场上有百万人。
记者：你这时可以回到上海了。
徐：我还没有回到上海，可是医院里的人，就已经在电视镜头守灵的队伍里看到我了，就传开了：徐德隆老不在上海，原来他是为毛主席看病去了。回到了上海，有许多人问这问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没有说什么，什么也不说。
事情已经过去25年多了，有关主席的回忆录也有了许多了。你是我这么许多年来，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记者（徐教授再三说，医疗小组是一个集体，任务是由小组承担的，他只是小组成员之一）。
记者：非常感谢，谢谢！
（摘自《新民周刊》2000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