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尊棋曲折而执着的一生 日期：2013-06-02 12:18:52
刘尊棋曲折而执着的一生
陈国泳
一
刘尊棋，又名刘光、刘质文、霁华，原籍湖北鄂州，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28年，他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随即入燕京大学政治系任秘书，同时旁听燕大的课程。在燕大的两年里，刘尊棋读了很多书，对俄国文学和革命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5月，刘尊棋被介绍到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担任英文翻译和记者。1931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任国桢找刘尊棋谈话，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顺直省委宣传部的潘东周接洽后，负责省委文件的保管工作。
刘尊棋刚开始从事秘密工作不久，1931年5月20日，由于叛徒告密，在整理保管的文件时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同被关押的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后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刘尊棋与徐步云等3人被释放出狱。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3人时，捏造了假的“退党启事”刊于《北平晨报》上。
出狱后的刘尊棋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却无法找到。他不知道，因为那份“退党启事”，党组织已经把他看作危险人物，正在极力地回避这个“叛徒”。为了生存，刘尊棋继续回到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担任翻译和记者。
1934年8月，塔斯社北平分社撤消，刘尊棋又到《北平晨报》当了两年记者。刘尊棋通过在北平活动的孔祥桢，重新联系上党组织。1937年11月，征得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的同意，刘尊棋重返中央社任战地记者。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1939年9月，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从重庆出发，到达延安。随团人员中有三位记者，他们是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9月16日，刘尊棋等三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开始了对毛泽东的采访。
这次谈话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上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以九问九答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份重要的访谈录在海内外发表之后，不出所料，刘尊棋在重庆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训斥了一顿，中央社再也不让他外出采访了。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中共南方局决定疏散部分国统区党员和进步分子。刘尊棋和妻子郑倚虹被安排去新加坡。他参加了由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主编时事新闻。一年后，1942年12月，他应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希尔的邀请，担任美新处中文部主任。
二
1949年，刘尊棋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政协会议。同时，新中国准备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刘尊棋担任了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成立后，下设主持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局长为乔冠华，副局长为刘尊棋。他还担任该局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的总编辑。
正当刘尊棋满怀信心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1955年10月，刘尊棋突然接到通知：停职审查。22年前的一张旧报纸《北平晨报》摆在他的面前。
20年来，他第一次得知当年的报上，曾有过“自己”宣布退党反共的启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报纸反复地看了几遍，确定那的确是当时他们几个人的名字，然后回答道：“我不知道这件事，事前不知道，事后我也没有看过。”
“那你是怎么出狱的？”
“是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先生保释的。你们可以去找他调查。”
王卓然此时任国务院参事，他对营救刘尊棋的事一直记忆犹新。早在1952年，在写给中央统战部的自传中，就记述了保释刘尊棋出狱的事情。然而，此时无人前去调查。也没有人出来为刘尊棋作证。曾经和他患难与共的同志，与他共同战斗、生活过的同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都保持了沉默。
刘尊棋想起了一些从前未曾深思过的事情。1946年初，他与在草岚子监狱一同坐牢的刘澜涛重逢，二人长谈一夜。刘澜涛说：“你这些年在国统区活动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听了他的话，刘尊棋心里很宽慰。1949年3月，刘尊棋从香港来到北平。安子文来看他，要他考虑重新归队。刘尊棋很不解地问：“归队是什么意思?我这些年难道不是在队里吗?”因为早在1937年，他在南京找到李克农、叶剑英，他们让他留在中央社工作。他以为那时就已经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安子文问他出狱时办了什么手续没有，他觉得很奇怪，回答说没有，是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保释的。安子文没再提办手续的事，只是说要恢复党籍比较难，不过可以重新入党。刘尊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交给了安子文。9月，接中组部通知，申请已被批准，且没有预备期。他没有想得太多。
在一份白纸黑字的报纸面前，历史的事实显得苍白无力。1956年1月，国家机关党委召开大会，宣布揪出刘尊棋是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的中央机关的又一大案，罪名是：叛变出狱、军统特务，同时还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刘尊棋作为被遣送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离开北京。
但他的劫难并没有到此结束。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揪出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个全国性的揪“叛徒”的高潮，目的在于最终打倒刘少奇。1936年春，为营救薄一波等狱中难友，负责传递刘少奇指示的孔祥桢就住在刘尊棋家，刘尊棋成为可以获得有力证明材料的突破口。
“刘少奇专案组”下达命令，提劝要犯”刘尊棋。
1968年5月，他被逮捕押回北京，关在半步桥监狱。专案小组批示：“此人永远不能放回社会。”
1969年12月，刘尊棋被押到长沙。1970年6月底，因为身体原因，他被转往位于洞庭湖赤山岛上的湖南第一监狱。因为没有判决书，他成为这里的一名“寄押犯”。
1973年，他的大女婿到岛上来看他。这是他从1961年下放湖南以来第一次与亲人相见。这次相见，使一位老人得知了有关刘尊棋的消息。他就是41年前保释刘尊棋出狱的王卓然，已是82岁高龄了。当他得知刘尊棋因叛徒案已经被囚禁了7年这个消息时，不禁愕然。
“不能让刘尊棋蒙冤。”老人再次伸出了搭救之手，用颤抖的手再次写下了“保释刘尊棋的经过”。1975年8月，“寄押犯”刘尊棋终于出狱了，他被安排在湖南一个农校当图书室管理员。
三
1978年春天，一封电报从北京飞到湖南，“速调刘尊棋回京工作。”发报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2月，刘尊棋回到北京，被分配到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工作。这时，中央组织部正为“六十一人案”平反。刘尊棋找到了胡愈之，胡是最能证明刘到新加坡不是戴笠派遣，而是他邀请的。胡愈之立即作了证明：1941年他接到中共南方局经廖承志转的电报，要他聘请刘尊棋到新加坡任编辑主任。是他拍电报到重庆，并到码头接的刘尊棋。
经多方调查，1978年11月，事实真相全部查清：刘尊棋的叛徒、特务罪名纯属历史误会，几乎与此同时，“六十一人案”也平反了。
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45年前的难友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与刘尊棋重逢了。薄一波紧紧握着刘尊棋的手说：“你受委屈了。我们受冤枉只有十几年，你可是四十几年呀?”至此，历史的迷雾终于被彻底吹散了。刘尊棋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他是自1931年就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摘自《党史天地》1999年第10期 陈国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