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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作者: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日期:2013-06-02 12:19:24




  
  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当父辈们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而浴血奋战时,他们的后代却不得不被送往遥远的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人生之旅。
  本书经向当事人或其亲友专访,或本人回忆编写而成,记载了59人的成长经历。
  苏兆征之子苏河清:童年即跟随父亲革命
  1921年9月,苏河清出生在香港。
  童年时期的许多往事,苏河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父亲苏兆征当时领导着香港海员工会。他常常在码头上为工人们读报纸,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每逢这时,苏河清便牵着父亲心爱的大狗“阿金”站在远处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阿三、当局雇佣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父亲那里报信。
  党中央后来派苏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苏河清一家同邓中夏一家是邻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同志常常在苏、邓两家开会。每到这时,苏河清就和姐姐苏丽娃骑着小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1929年2月下旬,苏河清的父亲苏兆征病重住院,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苏兆征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在场的人讲道,“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使革命最后成功”,并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几位战友说:“我妻子和小孩可否送莫斯科,请组织斟量。”临终前他仍断断续续地说,“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到我们最后胜利!”当时在场的邓颖超,迅速地在一张纸片上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遗言。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时,苏兆征溘然长逝。不久,党中央将苏河清及其母亲和姐姐苏丽娃送往苏联。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难以泯灭的记忆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召开。我的父母(瞿秋白、杨之华)都出席了会议。休会的时候,父亲依然忙,但也抽空带我去野外采集各种野花。我到现在还能记起爸爸在大自然中那兴奋和欢快的面容,他牵着我的手,一起漫步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逗我玩耍嬉笑。
  “六大”以后,爸爸留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妈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忙,便把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
  1928年底,我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父母来看望我时为了不影响工作,经常是乘坐夜车,在火车上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到达“森林”学校。夏天,我们在森林里唱歌、跳舞、采蘑菇,父亲还常画画和折纸给我。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拉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冲妈妈喊:“妈妈,我跌跤都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父亲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我第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他马上给我回信写道:“小独伊,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还有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大飞艇。他在旁边写道:“你长大了,也为中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我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痛哭起来。
  1930年因斗争的需要,我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别后5年来,我时时盼望得到父母的音信,没想到竟看见这样的消息,没想到5年前的分别竟是永别,我顿时头晕目眩昏倒在地……
  
  我们住在上海时,和茅盾伯伯是邻居。父亲为革命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之间,母亲也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就把我送进幼儿园,和茅盾伯伯的女儿沈霞在一起。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工作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我和沈霞。我在家时,父亲总是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希望我多学些知识,将来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他还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父母和我分别后,我收到过他们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亚。”但我看出,俄、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给我写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失散,但这张明信片我保存至今。
  张琴秋、张玛娅:母女俩的绝命书
  张玛娅(父亲沈泽民)的妈妈张琴秋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党中央不断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作为在其领导下的一名干部,能不接触一些犯错误的领导?!能不跟着走错一些路吗?所以在“文革”中张琴秋也不例外地招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有一次听毛主席的内部报告,当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顺手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事隔20年后的“文革”期间,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无数次的轮番批斗后,她与看守她的专案组成员谈了近一个小时的话,但中心问题只有三个:一、八个字的动机无法形容;二、在西路军被俘后大节是好的;三、王明是叛党分子,决不会包庇他。当晚她就前一次的批斗、审讯后的情况,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还没有等她交上这份汇报,便含冤离开了人间。她的死,至今是个谜。因为关押期间,她曾给她的二儿子陈祖涛带过口信:“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在清理“反党分子”遗物时,人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了这份很像绝命书的“思想汇报”。她写道:
  18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八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求鉴定和自己查毛主席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就(而)是因为自己挖不出反毛主席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实在没有,怎么办呢?八个字写在毛主席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即十九日)又请示了×××同志。她的回答很干脆,八个大字想不起动机,谁也不会相信。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死路一条了。
  张琴秋被定为“反党分子”致死,“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是“四人帮”的某个成员讲的。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女儿女婿就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在非法关押期间,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惨景难以用语言形容。两年后,好容易株连结束,张玛娅开始有了点自由,可没想到,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她。
  197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张玛娅讲道: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不对?!开会主持人正要查找天安门的活动情况,便马上装聋作哑地再向张玛娅发问。张玛娅又将自己的看法重复了一遍。于是,对她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来。同年,就在黎明前,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她也留下了一份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自己的名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
  一、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
  二、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的起码应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为好。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一个不幸的人
  1927年4月20日,张芝明出生在上海,乳名小保。他的父亲张太雷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于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张芝明的母亲王一知,1922年入党,解放前长期从事党内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张芝明出生后刚刚满月,父亲就离开他们母子去湖北、广东投身革命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坚持为党工作。他们一度蛰居北平,张芝明在香山慈幼院开始念小学。不久,他又随母亲南下到湖南湘潭,来到与母亲一同做地下电台工作的龚饮冰同志的老家,在那儿继续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饮冰同志到武汉与周恩来接上了头,周恩来对张太雷烈士的后代非常关心,他指示要尽快把孩子送到苏联去。
  1939年初,张芝明进入共产国际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又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张芝明于1939年1月21日加入苏联少年先锋队,后加入苏联共青团并获得苏联国籍。1945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这一年的7月6日凌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亚拉摩戈多市试验成功。苏联政府很快就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莫斯科国立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当时,年轻学子们无不以进入这个专业学习为荣,后来,张芝明靠鲍罗庭的鼎力相助,实现了学习原子能专业的愿望。
  鲍罗庭和张芝明的父亲张太雷有非同寻常的友谊。自1925年起张太雷就担任鲍罗庭的翻译和助手,在广州,鲍罗庭的办公室设在东教场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里,鲍罗庭和军事顾问住在楼上,张太雷就住在楼下,鲍罗庭的许多工作日程都由张太雷负责安排,他有什么问题也都找张太雷商量,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鲍罗庭回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的主编。张芝明到苏联后,在蔡畅的带领下去拜见了鲍罗庭,当听说张芝明就是老朋友张太雷的儿子时,鲍罗庭激动得热泪盈眶,抱住张芝明热烈地亲吻。后来,张芝明跟随鲍罗庭学习英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当他听说张芝明想学原子能专业时,就到处托关系,甚至找到了苏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才使张芝明如愿以偿。
  张芝明于1947年底转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原子能专业,一年后又转到了该校的物理系。1952年12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1965年,张芝明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四机部某研究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芝明被诬陷为“苏修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关进监狱。他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难以承受这样的摧残,导致精神严重失常,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了苏联国籍,后来多次申请脱离苏联国籍,苏联方面坚决不同意,并对他的精神施以压力。
  张芝明是不幸的。他的报效祖国的良好愿望成为了永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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