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皖南事变”项英遇害之谜 日期：2013-06-02 12:19:44
“皖南事变”项英遇害之谜
罗晓
投降顾祝同
1941年3月14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周子昆、黄诚（负重伤未死）于泾县赤坑山蜜蜂洞内，慌慌张张地取走项英身上携带的金条、手枪，转身往山下逃去。
瞬时，大雨倾盆。刘厚总为躲雨径直走向一个小村子。刚临近村口，便被泾县保安团的哨兵发现，一声大喝：“站住！不许动！”
“别打枪！别打枪！我是来投诚的！”
“把身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敌哨兵拉动枪栓大声命令。刘厚总顺从地一一照办。哨兵过来，把刘厚总带回泾县县党部大院。敌县长亲自审讯。刘厚总如实地把杀害项英等人的事供述了一遍。敌县长听后，忙电告驻军长官上官云相，上官又请示顾祝同，顾回电说：派兵上山验看。于是上官云相命令一个团搜山，果然，在蜜蜂洞中发现项英等人的尸体。顾祝同闻讯大喜，忙命令把刘厚总送到司令部来。
这时，刘厚总已被关了一天两夜，没有吃喝，见了顾祝同，跪倒在地，磕头央求说：“我饿极了，请先给碗饭吃。”顾祝同冷笑一声：“好吧！吃饱了再说。”
第二天，顾祝同对刘厚总说：“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蒋总裁要见你！”几天后，刘厚总怀着梦想到了陪都重庆。
刘厚总的升官梦
刘厚总到了重庆，由戴笠派人“保护”起来。刘整天无事，又不能外出，只有同戴笠手下一帮喽罗混在一起搓麻将打牌，吃了睡，睡了吃，等着蒋介石接见。可是等了一段时间后，仍杳无音讯。
其实，刘厚总来重庆后不久，戴笠曾将刘厚总的事向蒋介石提起过，蒋介石听了后，板着脸，沉默了一阵，摇了摇头说：“雨农呀！你想想，一个不忠实于共产党的人，能忠实于我们国民党吗？！”戴笠一听忙点头：“校长说的极是，此人现在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了，我看就杀了他吧！”
蒋介石没有作声，良久，摇了摇头：“那不好，还是交给你……”过了些时候，戴笠让人把刘厚总叫到他面前说：“你来了多日，总裁本想抽时间接见，可他事情太忙了，不过他很重视你，把你安排在我的第三情报组任中校副组长，希望你不要辜负总裁的信任。”刘厚总一听，心里凉透了，可事到如今，只有忍受服从：“谢谢蒋总司令的关怀。”由于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刘厚总在特务组织里，放纵自己，吃喝玩乐，沉于酒色，对上司布置的工作，不是挑三拣四，就是硬顶不干。两年后，有一次组长要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当面答应去，过后，却只身溜到妓院，有特务告诉组长，组长跑到妓院去抓嫖，刘厚总恼羞成怒从枕头下抽出手枪，对着组长吼道：“妈的×，你自己甩手不去，叫老子去卖命，我一枪崩了你！”情报组长见状，吓得连连后退，后经随来的特务一番劝解，刘厚总才息怒收起枪。
情报组长回去后，立即向戴笠汇报。戴笠同一帮特务来到第三情报组开会，以违规论处，缴了刘厚总的枪弹，将其关入牢房。
装扮盐商遮人耳目
1946年春，特务头子徐恩曾接管特务组织，他觉得把刘厚总这样的人继续关押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便下令释放，可刘厚总却赖着不愿出狱，徐恩曾问他，为什么不出狱，刘厚总说：“我是为党国立过大功的人，你们就这样赶我出去，不管我，共产党见了要杀我，这让我怎么活啊！”徐恩曾知道了他的意思，就发给他一笔路费，让他回湖南耒阳老家去。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
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
原形毕露受惩处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一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
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
黄宜蕃带着公安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等人的凶手落网，立即给江西省委书记打电话，要当地政府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决，毋庸迟缓。
（摘自《世纪风采》2001年第6期罗晓
杨尚昆回忆“党产”问题的由来
杨尚昆
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杨尚昆回忆录》，现摘录若干片断，以飨读者。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某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赖祖烈经营。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中还有一个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2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李先念一再向中央告急：“年关在迩，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四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比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记得还有几方古印，当时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让赖祖烈把它拿到中南海少奇同志住的楼上，让大家看一看。朱老总、陈云、富春和我一致同意，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门都脱钩了。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能继续发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缴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他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自8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