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革中我与周总理的几次交往 日期：2013-06-02 12:19:47
文革中我与周总理的几次交往
咏慷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早已是过去的一幕，受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以至今天的青年人一提起“红卫兵”，似乎就想到“打砸抢”。历史是复杂的。本文作者咏慷原名陈永康也曾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红卫兵领袖，文革中，他曾多次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迫害，也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与接见。《红色季风》一书如实地反映了他的文革经历。本刊摘选文革中他作为红卫兵领袖与周总理的几次交往。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25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中央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3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同学，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
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总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
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
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
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
我右边坐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小声问：“老首长，您是广东人吧？”
他“嗯”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像。”我依旧用很低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祖籍也是广东。”
那老干部淡淡一笑。
没容我们两位“老乡”再说些什么，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已经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
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在这个问题上，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
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
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躯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
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灌耳怒气冲天的断喝：“低头！”
这场面，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工人体育馆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便也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我一句也听不懂。
好在与他同时登上讲台的，还有一位高个子军人。陈伯达说一句，他翻译一句。
这种独特的演讲方式，倒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是王力。”我右侧的那位体态较胖的老军人主动低声告诉我：“每当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由他给作翻译。”
我把脸转向右侧，客气地点了点头：“您是……”
“我叫穆欣。”
“哦，久仰。”我说，“几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长篇传记《邹韬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位《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谦虚地说。我知道，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成为中央文革的成员。
此时，穆欣同志或许还不会想到，不过也就半年多之后，他这位“中央文革成员”也遭到被“打倒”的噩运。
陈伯达和王力退下讲台后，康生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康生讲话结束后，我猜想：下一个恐怕该陶铸同志讲话了吧？
对陶铸，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曾选入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松树的风格》两篇文章。而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
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上始终布满阴云，不苟言笑，一直绷得紧紧的。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想征询陶铸的意见，看他是否发言。
陶铸的身子似乎也动了一下。
但我和不少人隐隐约约地都听到不知是谁小声说：“不让他讲……”
结果，陶铸果然没有走上讲演台。
最后是周恩来总理讲的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
此时，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瞩目的老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搀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弛，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
经过一番紧张地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肖华、杨成武等领导同志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出席了大会。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5人，即李冬民、刘龙江、薛玉峰、程金香和我。
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5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
十分出乎我预料的是，那次坐在我两旁的，竟然一边是周恩来总理，一边是江青。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江青。她穿着一身绿军装，戴着一副琥珀色的框架眼镜，个子颇高，与周总理身高相仿，皮肤白皙而细腻，鼻翼右侧生有一颗黄豆般的小痣。
那天，自从周恩来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有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能够听得进去。
我心中在想：陈永康啊，陈永康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样“平起平坐”？！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
大会最后，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次大会召开后，首都中学红代会就算是成立了。
成立伊始，中学红代会下面还设立了政治、作战、组织、宣传等好几个部门，但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开展多少具体工作。
作为一个全市性的群众团体，中学红代会设在哪里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文教组中小学组的赵唯理等同志，还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最初，他们曾经考虑设在廖沫沙或叶子龙原先的住宅内。一位机关工作人员还带我们去看过房子，都是相当僻静、整洁的小院。连那位带我们“踩点”的工作人员也一边看，一边摇头：“是不是条件太好了”？
后来，还是丁国钰同志在参加中学红代会的一次核心组会议时提出意见：“毛主席一再要求我们要‘节约闹革命’，我看，你们的办公地点，还是设在哪一所中学里为好。”
我们都表示赞同。
丁国钰同志又具体说：“我看永康同志那个师大附中大联合搞得好，又是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是不是就设在那里？”
我将这个意见转达给师大附中军训团和北京公社政治部后，大家都表示欢迎。
于是，便由市革委会筹备组出了800元钱，将与师大附中隔马路相望的小工厂简单修缮，作为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办公驻地。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没有过多久，北京的中学生里就分成“四·三”、“四·四”两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办公机构，这里就只剩下办公室主任国强等少数几个人应付门面，以至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了。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的罪孽深重，突出表现在它不光从肉体上杀人，而且从灵魂上杀人。它挑动群众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生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
记得师大附中一位刚刚步入中年的政治教师，被逼迫揭发校长刘超。
他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无论如何也不得解脱，最后不得不根据学校曾经搞过民兵训练这一事实，捏造出刘超要搞“武装暴动”的神话。
还有一位出身贫苦的青年教师，被诬蔑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但一查岁数，他那一年只有三岁！……
当然，人世间，毕竟不会总是荒漠。
即便是在十年动乱的漫漫荒漠中，也始终有充满生机的绿洲存在着，潜滋暗长着！
我们师大附中被打击摧残的干部和师生员工们，就团结起来组织成北京公社，对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然而，刀砍鞭笞留下的伤痕毕竟是惨重的。极左路线整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黑材料”，诸如大字报底稿，揭发信，以及他们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像沉重的巨石，压在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口。
这一次座谈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
我大胆地提出了那个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干部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中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应当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同志都认为那完全是极左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备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作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
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讯’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
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
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
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这张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了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那就请总理您自己定了。”
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已经讲完话，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
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