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路军女战士的清贫人生 日期：2013-06-02 12:19:50
西路军女战士的清贫人生
每月初，总有一位八旬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进宁夏青铜峡市叶盛镇叶盛村小学，看望家境贫困的孩子。
老太太名叫刘玉萍，今年84岁，她是一位长征时西路军幸存的女战士。
据说，当年长征西路军幸存的战士，今天仍健在的仅有两人，而这位老太太正是这两人中的一位。
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1936年，长征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这些过河的部队被称为“西路军”。
“八一”建军节前夕，笔者采访了这位老红军。
参加红军
与湖北、陕西交界的四川省巫溪县有一个刘官村，20世纪三十年代，当革命的火种播撒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总共才80多人的村子就有10多个人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刘玉萍也是其中的一个。
刘玉萍的亲生父母靠做生意谋生，虽然生意不大，但日子过得还不错。在生刘玉萍之前，父母曾生育过几个孩子，却都没能活下来，“独生女儿”的刘玉萍自然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刘玉萍七岁那年，含辛茹苦的父母竟在同一年内患病先后去世。于是，刘玉萍的本家老叔刘知才收养了她。
刘玉萍的本家老叔是个闻名于乡里的地主。村里村外20多户人家全租种他的田地，一年两季的收租使他的钱财越来越多。
9年之后，刘玉萍16岁，村里人早已把她称为“有钱人家的小姐”了。这年，红军来到这个三省交界的地方开辟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刘知才慌忙扔下收租的米斗落荒而逃，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官村。
空荡荡的大院只剩下了刘玉萍一个人。
村子里有10几个人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报名参加红军，刘玉萍这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报了名，并成了一名护士。
不久，刘玉萍跟随着红军离开了刘官村，开始转战于川陕鄂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军常常遭到白匪的袭击。刘玉萍所在的护士连任务很重，她们不仅要在大山或村头潮湿的帐篷里为一个个伤员包扎伤口、喂药，而且还要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用担架把伤员抬回来。
刘玉萍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苦、受过累，甚至从没有干过体力活，如今，她必须与其他护士一样，承受风餐露宿的艰难困苦。
刚开始，刘玉萍很不习惯，但看到红军战士为了穷人的幸福，洒热血，献生命，她就无怨无悔地埋头工作。抬着伤员，一次次地转移，刘玉萍的肩膀和掌心上磨出了一个个的血泡。1935年夏，刘玉萍和护士连跟随部队，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落入魔掌
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喝污水马尿……1936年秋天，经过一年多的长征，刘玉萍所在的西路军到达了甘肃靖远。这一路上，“与苏联红军会师”的口号一直牵引着红军西路军不断西进。当他们渡过黄河，进入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地盘时，遭到了这些匪徒疯狂的围追堵截……一天晚上，护士连连长忽然跑来对大家喊：“不好了，大部队已被马匪打散了，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同志们，赶紧往后撤吧！”
在“马家军”匪徒的炮火中，护士连里30多个护士开始急速撤退。她们一路猛跑，一口气跑到了沟壑纵横的祁连山。
这时的祁连山早已是数九寒冬的气象。山里处处都是半尺厚的积雪，气温低到零下30多度，刘玉萍和护士连的战士穿的却都是长征开始时所发的单军衣。寒风像一把把无形的冰刀子，无情地割着她们的身体。夜幕降临了，护士连的战士们用树枝扫去一块巨大山岩下的积雪———这里就成了她们的“营地”。为了御寒，30多个姐妹只能相拥在一起睡觉……难挨的饥饿和寒冷煎熬着护士连的姐妹们，好几位身体较差的护士就永远地倒在了洁白的雪地上。
断粮几天后，刘玉萍和她的战友们在山脚下发现了一匹死马。这匹死马大概是“马家军”匪徒留下的。多么及时的救命“粮食”！刘玉萍和她的战友们升起烟火，将砍下的一块块冻僵的马肉烤熟。
炊烟袅袅，暴露了她们的行踪。很快，一支正在寻找红军小股人马的马匪骑兵部队，从四面八方用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她们。
饱受奴役
护士连的战士们没有一支枪，饥寒交迫，也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她们不幸都被俘了……三天以后，刘玉萍和护士连的姐妹们被捆绑着押送到甘肃的凉州（今武威）。
这天下午，一个脸上长满络腮胡子的马匪团长伸出长满长毛的大手，将刘玉萍拉了出来，让她到自己家里当佣人。刘玉萍不从，两个卫兵就将她一阵毒打，然后，还是将她扔上了一辆去团长家的马车。
团长名叫马二驹，是马匪干将之一。
刘玉萍在马二驹家里饱受奴役。马二驹家里几乎所有的活，都一古脑地甩给了她。甚至原来由卫兵干的担水活也要她干。马匪团长怕她逃跑，每天还派专人看管着她。
刘玉萍稍有不顺，马二驹轻则咧着嘴骂，重则拔拳就打。这个马匪团长有三房老婆，三个“团长太太”对刘玉萍更是横加欺辱，她们常用大烟袋“教训”刘玉萍。
有一次，马二驹想吃馍，让刘玉萍做。没想到刘玉萍将馍蒸出来后，马二驹竟一口气吃了好几个，还连连称好。
从这以后，马家人对刘玉萍的态度稍稍有所改善。于是，刘玉萍变得更加“勤快”了，马家人也渐渐地放松了对她的警惕。
刘玉萍每天都在想逃离魔窟的办法。有一天，一个来马家的商人趁别人不注意，悄悄对刘玉萍说：“我是地下党员，你如有机会逃出去，就到兰州同信路56号找开纺织厂的陕西人，他能帮你……”马二驹常倒卖鸦片，他也靠此赚了不少钱。一天，马二驹将盛满银大洋的2个米斗放在了刘玉萍住处的隔壁。刘玉萍趁人不备，抓了两把银大洋偷偷藏了起来。
寻找希望
2天后，刘玉萍带着这偷来的20多块银大洋逃出了马家大院。她连奔带跑地赶了一天多时间的路，终于来到了黄河边上，她将这些银大洋全都给了用羊皮筏子摆渡的艄公，才在艄公的帮助下，渡过了黄河，逃出了马二驹的势力范围。刘玉萍向兰州的方向奔去……没有吃的，就乞讨；没有住处，就露宿荒野。刘玉萍历尽艰险，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兰州。她多么希望自己能立刻回到红军的队伍中！
在兰州，刘玉萍意外地打听到了我党驻兰州市的办事处。刘玉萍找到办事处，诉说了自己的情况和愿望。但是，当时办事处有规定：对流落在外的西路军战士，一年内回来的，可以留下；两年后回来的，就要接受审查；三年后回来的，则不予收留。
刘玉萍大失所望，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她恨自己没能在一年内从马二驹的家里逃出来……走投无路，刘玉萍只好寻找同信路的那家毛纺厂。毛纺厂老板——一个热心的陕西人收留了她，并让一个名叫张文义的四川老乡照料她。
张文义是毛纺厂的会计，为人忠厚老实。不久，刘玉萍与他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又过了半年，两人结婚了。后来，毛纺厂经营不善倒闭。刘玉萍夫妇开始穷困潦倒，连租房的钱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
正在这时，张文义一位在宁夏吴忠的四川同乡来信说，他所在的医院急需会计，让他们赶紧去宁夏吴忠。夫妇俩看完信后喜不自禁。立马动身，17天后，他们到了吴忠。可是，这家医院却停业了，两人重新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
张文义只好四处找活干，但日子还是难以为继，吃了上顿愁下顿，晚上，夫妇俩就在好心人家的羊圈里借宿。
这样的生活，他们一直捱到全国解放。
情系孩童
1951年，刘玉萍和丈夫一起来到青铜峡小坝林常小坝林场曾是“马家军”匪首马鸿逵的家产。初来乍到的那阵子，夫妇俩为林场干一些杂活。2年后，张文义被任命为林场场长。岂料，好景不长，丈夫当了一年的场长后，便因病去世了。
丈夫走后，刘玉萍带着2个还很小的孩子来到叶盛乡叶盛村，成了一个靠种地吃饭的农民。
有村民知道刘玉萍的经历，就劝刘玉萍找组织照顾。刘玉萍却说：“解放了，大家都得自食其力，参加过革命的人更应该艰苦奋斗，我不能去麻烦组织！”
后来，刘玉萍又与一位当地农民结了婚，这位农民也来自四川。在干旱和贫穷的条件下，刘玉萍凭着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从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一直默默地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土地上，一年又一年……1984年，当地民政部门为刘玉萍颁发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荣誉证书，并每月发给120元的生活补助费。1990年，补助费变更为每月210元；去年开始，又增至每月330元。
刘玉萍老人最关注的是村里的孩子。从1996年起，每月1日那天，刘玉萍必定从微薄的生活补助费中拿出50元钱，分给村小学中几个最困难的孩童——尽管老人自己生活得也十分清贫。
我的伯父周恩来和我的父亲
周秉德
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5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10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他在1926年1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6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
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又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作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是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待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伯伯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待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6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4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秉德，我会交待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从1950年到1968年，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还有给爸爸30元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1982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分责任来管的。除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待：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候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当时这样分头记账已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1968年的8月下旬，我回到北京生老二。真不知是我没有女儿命，还是当年的祈祷有灵，我又生了一个胖儿子。每当我抱起儿子亲热时，心里总有一点苍凉，因为看见儿子，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的爸爸。我的儿子10月怀胎出世了，可爸爸被关已经6个月了，还不许探望，不知道任何情况。即便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七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一句。
那天小儿子满月，我也算月子做完了，看不得婆婆劳累，抢着在洗孩子的尿布。
“秉德，有人来看你”婆婆来招呼我。
我来到客厅，见到一位完全陌生的解放军同志。他身材魁梧结实，笑容真诚坦率，不等我开口，他握着我的手，口吻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自然：“你是周秉德同志吧?你好，我叫王金岭，是北京卫戍区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亲周同宇啊!”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是认识，是很熟悉。今年初，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老王说话的口气很轻松，一点不像是抓了个坏人，倒像是带走了一个朋友。
“他到底为什么问题抓起来?组织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问问题呢，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如果不是总理的弟弟，也就没他的事!”
“真的?”我心里仍然不明白底细!
“所有外调都是我和造**派一块儿去的，什么材料我都看了，没问题，你放心!老周有人品，也有水平，他头脑清楚，历史上的事，哪年哪月，张三李四，他都记得清说得准，无论造**派怎么跳着问，他都不会张冠李戴；他从不为开脱自己乱咬人，就是对已经落难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不简单!上个月我去看他时，他哭了。”
“为啥哭?”
“成天关着，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大半年了，外面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担心自己的问题连累你们伯伯，连累你们孩子嘛!”
“哎!能不能让我们去看看他?”
“我可没办法!”王金岭摇摇头：“不过，我还是想出个办法，我让给他订了份《参考消息》，那上面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情况，起码能看到你伯伯的消息吧!你妈妈那里我也常去看望，你小弟弟、小妹妹去延安去内蒙插队后，你妈一个人在家，她对我说房钱太贵，一个人住太浪费，其实我知道她内心的感受，总对邻居说你爸爸出远门了，半年多不见人回来，人家背后能不瞎议论吗？我正帮你母亲找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呢。”
第二天，我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自己还认为是从组织上了解了父亲的近况，兴冲冲地对他们说：“昨天，参加审查爸爸的解放军同志王金岭来看我了，他说，爸爸被抓，就因为是伯伯的亲弟弟，爸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王金岭怎么这样说话？”伯伯板下面孔，对在座的人骅叮嘱：“你明天去找他谈一谈，叫他今后讲话要注意，不要影响关系!”
我一听真后悔，心里直骂自己头脑太简单，连累了好心人挨批评!可对伯伯的话又不能不执行。第二天，人骅特意按照老王留下的地址找到他，转达了伯伯对他的批评。人骅也和我一样觉着对不住老王，最后向他道歉：是我们想问题太简单，让您受批评。
谁知老王却挺神秘地笑了，可能因为人骅也是军人，军人之间讲话更坦率点，老王伏在人骅耳边说：“没关系!总理对我的表扬，都是通过组织传下来的，说我们外调认真、辛苦，向我们致敬。对我的批评，就让你们这些孩子转达，这是对我的提醒。
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老天，当总理的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弟弟，还要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弟弟，这到底是什么严重问题?我如何才能处理好?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此时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紧锁眉心，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员接着交待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样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拖得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这句话了!王金岭面对傅司令员，右手举向帽沿行了庄严的军礼，像战士出征一样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