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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作者: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日期:2013-06-02 12:34:51




  
  
  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作者:王如君  司徒雷登憋气得了病  采访傅海澜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同事提供的惟一线索是:傅泾波的后代住在华盛顿东北区28街5312号。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编。记者上网查询,显示的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28街5312号,因为与线索不同,不得不多加打听,免得跑冤枉路,可几位当地的华人朋友都说不清楚。最后没辙,只好先拣就近的西北区找起。一到西北区28街5312号,记者远远就看到两个圆头圆脑的石狮子。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独立房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门前草坪上拔草,记者上前问:“这是傅泾波先生的家吗?”“是的。”“您是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吗?”“是的。”于是记者说明来意,好客的傅海澜女士热情地请记者进屋,边走边说:“你算找对了,司徒雷登当年就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一进屋,记者大吃一惊,这哪里是美国的住所,完全是中国人的室内布置: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地上立的是秦俑,桌上摆的是中国古董、瓷器,就连椅子、桌子、柜子也都是中国古家具。也许是看到记者一脸诧异,傅海澜说:“这些可不是司徒雷登的,也不是我父母的,除了几幅字画是他们留下的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曾开过20年的古董店,先是赔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赚了一点钱,最后卖不出去了,就都成了这里的家当。”  寒暄过后,记者切入正题,问起了有关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傅海澜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 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道,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有一家中国亲戚  从血统上讲,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直到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可是,司徒雷登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 (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呢!”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两人的朋友不少,来往信件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当年,傅泾波的家境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家生活比较舒适。那时家里有佣人、厨师,夫人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司徒雷登与傅家两代的交情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晚年没有多少钱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 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一个谜  傅泾波夫妇漆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说:“我在中国时就嫁了个洋女婿,曾惹得母亲十二分不高兴。父亲又是个文人,总认为女婿是‘大兵一个’,没文化,对我老是不放心,所以才千里迢迢去看我,结果司徒雷登偏巧得了病。我自己心里也很不安,这是我欠下父亲和司徒雷登的一笔账。”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另外,《在中国50年》写到了1949年,但其中关于1946年敏感时期的事情则没有涉及。傅海澜曾问过父亲,但傅泾波假装没听见。傅海澜推测说:“那段时期的日记也许是我父亲给烧了,这是一个谜。”据说马歇尔当年也写有日记,其遗嘱中规定50年后可以发表,以后发表了,能否有涉及司徒雷登的事情,那就不知道了。  傅海澜最后说,关于司徒雷登的遗物,她已将很多件送回杭州和北京。现在司徒雷登、她父亲的信件还存着两大箱,她目前正在整理。“我也快70岁了,需要抓紧时间理清楚,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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