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日期：2013-06-02 12:34:51
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作者:王如君 司徒雷登憋气得了病 采访傅海澜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同事提供的惟一线索是：傅泾波的后代住在华盛顿东北区28街5312号。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编。记者上网查询，显示的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28街5312号，因为与线索不同，不得不多加打听，免得跑冤枉路，可几位当地的华人朋友都说不清楚。最后没辙，只好先拣就近的西北区找起。一到西北区28街5312号，记者远远就看到两个圆头圆脑的石狮子。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独立房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门前草坪上拔草，记者上前问：“这是傅泾波先生的家吗？”“是的。”“您是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吗？”“是的。”于是记者说明来意，好客的傅海澜女士热情地请记者进屋，边走边说：“你算找对了，司徒雷登当年就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一进屋，记者大吃一惊，这哪里是美国的住所，完全是中国人的室内布置：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地上立的是秦俑，桌上摆的是中国古董、瓷器，就连椅子、桌子、柜子也都是中国古家具。也许是看到记者一脸诧异，傅海澜说：“这些可不是司徒雷登的，也不是我父母的，除了几幅字画是他们留下的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曾开过20年的古董店，先是赔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赚了一点钱，最后卖不出去了，就都成了这里的家当。” 寒暄过后，记者切入正题，问起了有关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傅海澜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 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道，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有一家中国亲戚 从血统上讲，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直到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可是，司徒雷登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 （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呢！”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两人的朋友不少，来往信件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当年，傅泾波的家境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家生活比较舒适。那时家里有佣人、厨师，夫人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司徒雷登与傅家两代的交情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晚年没有多少钱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 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一个谜 傅泾波夫妇漆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说：“我在中国时就嫁了个洋女婿，曾惹得母亲十二分不高兴。父亲又是个文人，总认为女婿是‘大兵一个’，没文化，对我老是不放心，所以才千里迢迢去看我，结果司徒雷登偏巧得了病。我自己心里也很不安，这是我欠下父亲和司徒雷登的一笔账。”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另外，《在中国50年》写到了1949年，但其中关于1946年敏感时期的事情则没有涉及。傅海澜曾问过父亲，但傅泾波假装没听见。傅海澜推测说：“那段时期的日记也许是我父亲给烧了，这是一个谜。”据说马歇尔当年也写有日记，其遗嘱中规定50年后可以发表，以后发表了，能否有涉及司徒雷登的事情，那就不知道了。 傅海澜最后说，关于司徒雷登的遗物，她已将很多件送回杭州和北京。现在司徒雷登、她父亲的信件还存着两大箱，她目前正在整理。“我也快70岁了，需要抓紧时间理清楚，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