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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作者: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日期:2013-06-02 12:35:42




  
  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阅读提示:“当代王昭君”肖淑明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父亲是个将军,兄妹四人。由于两个哥哥相继夭亡,排行第三的她实际上成了家里的老大。1933年,“二刘战争”爆发,刘文辉失败,肖淑明一家随军撤到雅安。16岁那年,“女儿国”的土司喇宝臣因平匪有功,受到刘文辉的嘉奖。为促进民族团结,刘文辉同意喇宝臣的请求,并亲自说情,让肖淑明的父亲同意将女儿嫁给喇宝臣。按照老规矩举行婚礼后,肖淑明带着50套小学课本,跟随喇宝成走上了和亲路。1959年,她因历史问题坐了10年牢。文革后,经审核,中共凉山彝族自治州委给她恢复了名誉,并于1999年增选她为凉山州政协委员。
  一
  王妃生在书剑之家
  1927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一个军人家庭里。父亲肖曾元,字显臣,成都人,是个职业军人。母亲曾丽群,也是成都人,出自书香门第。据说,母亲的家谱中,她的老祖宗是曾巩,即北宋时那位著名的文学家,后人将他推许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后来,不知到第几代孙,“湖广填四川”时才迁到成都的。
  父亲生于1885年,青年时期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志军”,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效力过。但是,清朝垮台以后,四川处于军阀混战局面,群龙无首,争战20余年,全国也一样,南北两个政府对峙,都为了争权夺利、称霸一方而互相火拼,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重复的税、捐、费压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军阀混战这段历史,是留给后人的一段丑陋史。
  一会儿熊克武来了,一会儿刘湘来了,又一会儿杨森来了,一会儿邓锡侯、田颂尧来了,都要找老百姓交税纳捐。有的地方将50年后的税都交了,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也不知道挂哪家的旗帜才对,无所适从。军阀混战那个时候,当兵的人到处站队,看哪家待遇好、武器好、势力大,就往哪家跑。结果往往站错队,甚至上了贼船。
  我父亲不是那种兵,他是个民主派,读过很多古书,写一手好字,思想比较开明,有自己的主张,良禽择林而栖,他最终选择了在24军刘自乾(文辉)军长麾下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需部主任,少将军衔,是刘文辉最相信的副手,他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亲如弟兄。
  父亲的民主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待母亲的名字上。按封建老传统,女子出嫁要随夫姓。父亲就破了这个规矩,他把母亲的姓“曾”字与自己的姓“肖”字并列在一起,取名“肖曾元”。“元”字又是“一”的意思。这样就是“肖”、“曾”二人合二为一了。可见父亲对母亲,在他们结婚前就爱得很真诚,很讲究尊重女性。
  父亲之所以对母亲如此的珍爱,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知书达礼,文雅善良。二是母亲生得也很美貌,正如爷爷给她取的名字“丽群”———美丽超群。
  我的模样很像我的母亲,但我的性格却像我父亲。他是一位性格坚强、威严、果敢善良的军人,我从小有记忆时起,就为父亲这种性格所震慑过,怕过,哭过,但后来懂事时又为父亲这个性格骄傲过,爱过,笑过。渐渐地我也具有了父亲的性格,一个女孩具有男孩的性格,这命运是不怎么好的,往往大起大落,易遭损害,一生过得很累,我的一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父母生下我们兄妹4 人,前面两个是哥哥,我排行老三,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
  我们兄妹当中,惟独我最幸运,四岁就开始读幼儿园,有上学的机会。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书,是很少见的,这多半是由于我母亲的主意。其余兄妹都没有机会读幼儿园,因为两个哥哥出世来就经常生病,不能去读书。妹妹也有些病,又不爱读书,好玩儿。这就剩下我,身体健康,又爱读书。
  父亲虽然是一个现代派的军人,但是他脑子里潜藏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重男轻女”的烙印还是很深的,认为养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可以当兵,打天下,造福人民,养女儿就不行,迟早都会嫁给别人,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二
  倔强的肖淑明
  我少年时代,印象更深的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了我一生,终身受用。
  尽管我这一生坎坷跌宕,但在关键时刻这种家庭教育却帮了我的大忙,让我从火海薄冰中死里逃生,终于能活到今天,这就要归功于我的父母的良苦用心了。
  父亲虽是一介武夫,但他在与上层人士刘文辉将军的长期交往中,在那风云变幻的硝烟里,在成都的文人中,却感染了浓厚的儒雅之风。以书剑论英豪,在民国初年还是一种时尚,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他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全靠自学,是否成材暂且不论,说他附庸风雅也可以,总之,他对待自己的子女是负责任的。我们4 兄妹中除我而外不是弱智就是多病,所以父亲就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父亲个子不高,长方的脸,高鼻子,厚嘴唇,一副军人气质,可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有一个写字间,文房四宝齐备。我放学回家,或遇星期天,他总要我去他的书房,手把手地教我写字。
  “今天必须写5 篇大字,得30个红圈儿才准吃晚饭!”父亲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命令。我知道,他的命令不可违抗,我特别怕见到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目光,他那不大的眼睛里,一对硕大的黑眸子,闪烁着晶莹的光亮,使我一见就心里发抖。我照着大字本下衬着的颜体字帖摹写下去,每篇12个大字,要写5 遍,总共要写60个字,心里还计算看要得30个红圈儿,难啦!
  开初学写毛笔字,不是握笔的姿式不对,就是用墨的多少拿不准,总是出毛病。
  木地板“咚咚”作响,我知道父亲那威严的皮靴靠近了我,我发懵了。突然,他朝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将我朝左偏的头扳正,我知道,这个毛病总是改不了,又挨了一耳光。
  父亲大声吼道:“你这个头有毛病吗?写字像睡觉一样,能写好字吗?”
  我掉着眼泪,仍然写着字,心里盼望着母亲来救我。
  母亲听到父亲怒吼的声音,她那轻软的绣花鞋出现在我眼前,对父亲说道:“以后别打孩子的头,削个竹板子打手心得了。”
  我失望了,她不但不庇护我,反而还出了一个“坏”点子,像小学老师那样来制裁我。
  父亲气呼呼地拿起红笔,在我写的大字上勾着圈儿,写得好的就画一个红圈儿。我接过大字本一数,才12个圈儿,显然太差了,我心里很难过。
  这时,母亲说,晚饭已摆上桌了。
  我咬紧嘴皮,发誓不吃这顿饭,跑进我的小屋躲在被窝里生闷气。
  父母们把晚饭吃完了才过来瞧我。
  这时,父亲的口气变缓和了:“起来吃饭去吧,下次用心写。”
  我想我已初步取得了“胜利”,更加执拗起来,反而把耳朵捂住,不声不响地躺着。
  父亲知道我是个犟脾气,他那严厉的堡垒已坍塌了:“乖孩子,我未来的才女,快起来,吃饭去吧。”
  母亲更了解我的脾气,她叫保姆将饭菜给我端进房间来,我一个筋斗翻起身来,抱住饭碗,狼吞虎咽地嚼着饭菜,边吃边得意地哑笑着,还不时用脚将床踏板踢得砰砰响。吃过饭,还得写字,直到写出30个红圈儿。
  父亲由于军旅生活,有时十天半月不回家,由母亲管理家务,监护孩子,字有时就不要写了。我父母都是清末民初新一代的人,父亲未留过长辫子,母亲也未缠过脚,我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恩爱如初,相敬如宾,夫唱妇随。这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母亲信仰道教,也信仰佛教。她常对我讲,无论道教、佛教,都是劝人行善的,要做好人,不做坏人,要诚实,不撒谎,要尊重自己,必先尊重别人,不尔虞我诈,要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多行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成都西郊的青羊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那里面殿宇雄浑,古树蓊郁,香火旺盛,无论军民官绅都爱到那里面去朝圣。每逢假日,母亲就带上我们几兄妹前去烧香祈福。
  可我一跪到蒲团上,就会想起保姆康姨。
  三
  难以忘怀的保姆
  我家那位保姆叫康姨,是个大龄姑娘,都32岁了,比我母亲大3 岁,母亲常称她康姐。我始终未见过她把眼睛睁大过,好像她永远在沉思着什么。在我的印象中,一张圆圆的脸上写着两个“一”字,这就是她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偶尔一笑,首先亮出一对酒窝儿,然后露出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她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说到她的脚,是一对小脚,据母亲说,她小时候就被缠过脚,到我们家来时才给她放了,当时她未放脚时,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一颠一颠的摇来摇去。
  她协助母亲把两个哥哥养大了,现在轮到重点照顾我了。我们成天在一起,很好玩,我很喜欢她。
  “快来呀,大公主。”她常这样称呼我。
  她手里拿着她自己做的两只鸡毛毽子,我跑到她跟前,见她正在小花园的青砖地板上踢毽子。她见我来了,就给我扔了一只毽子过来,同时她脚也未停,左踢右踢,前踢后踢,花样百出,那毽子仿佛安装了磁铁,总是追着她的脚跑,从未掉在地上。同时她嘴里还数着数字:96、97、98、99……
  我捡起毽子,呆呆地看着她踢得眼花缭乱,开心极啦!
  “哎!你怎么不踢呀?来,跟我学。”
  我笨头笨脑地,像小熊猫踢毽子,每次只踢一个就掉在地上了。
  以后我长大了,踢毽子在女生中算一把好手,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我的启蒙老师康姨。
  康姨还常教我剑术。她的剑术很不错。她对我说,她的父亲向她说: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混世中,女孩子应当学会一种防身术。她父亲曾教她练剑。有一次,我父亲不在家,她到我父亲书房里取来一把宝剑,为我表演剑术,她舞剑舞得真好,慢似行云流水,快若疾风闪电。我当时不懂这个,开初只觉得剑会使人流血,我怕流血,后来见得多了,就觉得剑术可以给人壮胆,给人力量,给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后来就跟她学了一段剑术。
  在那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里,我和康姨虽是主仆关系,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姊妹般的关系,口无遮拦,无话不说。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们坐在花台上,她向我讲了她的经历,最后是怎么来到我们家的。
  她本是满族人,姓爱新觉罗,父亲在满清邮传部端方的部队里当了一个小官儿-营长。她母亲和她兄妹二人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汉。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四川兴起了保路运动风潮。原因是四川铁路公司早在1903年报请光绪皇帝批准,作为民营机构,自筹资金,自办铁路,修一条成都-重庆-武汉的川汉铁路,四川一方负责修建成都-宜昌段,湖北方面负责修武汉-宜昌段。四川人经过八年艰苦工作,筹集了1600多万两银子,准备动工兴建。
  正在此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了一道圣旨,借口人民管不好铁路,应收归“国有”,由政府经办。其背后是清政府已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签了借款合同,为了还人家的款,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主权出卖给了帝国主义。这样就激发了四川铁路股民与清政府的矛盾,进而演出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成都血案”。
  清政府急派湖北的邮传部两路督办大臣端方领精兵2000余人,由武汉进入四川围剿四川保路运动。
  就这样,康姨一家就随她父亲的部队来到四川。
  端方的部队与多股具有独立自治意识的四川军阀作战,元气大伤,行至距成都东南不过100 多公里的资中县,端方被他内部的起义将领杀了。同时,川军中的一支劲旅尹昌衡的部队占领了成都,成立了四川军政府,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砍了头。四川保路运动开了一朵胜利之花,并在半月里引发了武汉起义,结出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果实。
  康姨的父母和哥哥在这场战乱中都被杀死了,惟独她活了下来,那时她才12岁。
  一天下午,她与几个女孩子到河边捉蝴蝶去,不在家,她回到家里才发现父母和哥哥都躺在血泊里,她吓得哭不出来了,连忙逃跑出去,又没熟人,便只有夜宿街头,四处流浪。
  四
  将军家的聚会
  后来康姨被一个好心的孤寡老太婆收留,便改姓康,过了八年清贫日子。
  恰好这时,我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需要请个保姆。父母到保姆市场去,就将她选到我家来了。
  她在我家8 年,父母没有拿她当下等人看待,吃饭可以同桌,好衣好鞋送给她穿。所以她也很愉快,做事细心勤快,为人忠诚。
  父母曾多次劝她出嫁,她说她不愿出嫁,想永远呆在我们家里。后来,当我家离开成都往雅安时,终于说服了她,嫁给了一个忠厚老实的退伍军人。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她走过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她的忠诚,却永远埋藏在我的心里。
  四川军阀混战中,20世纪20-30年代,基本上是“刘”家天下。刘成勋(禹九)、刘湘(甫澄)、刘文辉(自乾),著名的四川地主庄园主刘文彩就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都是大邑县安仁镇人,而且是叔侄关系,一个大家族。他们都是川军总司令,都先后担任过四川省长、省主席。那时候,谁的势力大,谁掌握军权,谁就会被“选”为省长、省主席。其间还有几个军阀杨森、邓锡候、赖心辉、也在省长位置上坐了几个月或一年多点时间,就被赶下台。
  我们家在成都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正是刘文辉当省主席的时候。
  有一年,刘文辉过生日,请了许多军官和绅士,其中我父母也请去了,地点在他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我也被带去了。我记得,我们是坐老爷汽车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感到非常兴奋,沿途看到了平原农村的竹林、农家茅屋、水牛、庄稼。不到两小时就到了,要是坐滑竿,恐怕一天都难走到。
  他的官邸人称“刘公馆”。门面相当气派,用磨面青砖砌成,门两边,砌成菱形花墙,恰似一幅幅巨形的无名国画。一个“山”形往两面展开。门前的坝子宽约8丈,长约8丈,停泊数十支滑竿、20多辆轿车没问题。坝子的前方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
  晚宴以后,我们去参加家庭舞会,到会的人很多,官绅们都带着夫人,女士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扑鼻。父亲和母亲跳了第一场舞后,就各自寻找舞伴跳舞,一边跳一边悄悄说话,后来母亲说,跳舞是一种外交,商谈家事国事。
  我那时很小,坐在一旁为母亲看守衣服。呆呆地望着乐队奏音乐,有吹小号、萨克斯的,有打鼓的。舞间休息时,就放起留声机,或由一位女士弹脚踏风琴。我对留声机和脚踏风琴感到特别新奇,还专门跑去看看,怎么那小箱子里有人唱歌、是小人吗?
  我见主人刘文辉今晚变了样,不像他平时那样穿一身黄呢军装,或者穿一套长袍子,而是穿了一套西装,打着领带,瘦小的身材活像一个中学生,变得青年英俊,其实他已37岁了。他笑容可掬地邀请夫人们跳交谊舞。
  当他邀请我母亲跳舞时,我在一旁特别高兴,盯着他们的脚,准确无误地踏在音乐节拍上,旋转自如。
  母亲跳完这曲舞回到我面前时,她还喘着粗气,对我说道:“能被省主席邀请跳舞很不容易啊,说明人家看得起我们。主要是看重你爸爸,我不过是一个中间人、一座桥。”
  于是我把眼光立刻转到舞场上,搜寻爸爸的踪影,终于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位夫人比着手在笑谈什么。
  舞会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家里,已是东方发白了。
  我记得这次舞会过后不久,大约在1932年冬天。刘湘与刘文辉发生战争,俗称“二刘战争”。刘湘的部队驻在重庆,刘文辉的部队驻在成都。刘湘为了争夺省主席位置发兵攻打刘文辉。他二人本是同根生,是叔侄关系,刘湘生于1889年,刘文辉生于1895年,刘湘虽大刘文辉6 岁。但他在家族中属于晚辈,他叫刘文辉为“幺叔”。为了争权夺利,六亲不认,打仗打了一年多,到1933年,刘文辉才被迫撤退到雅安,仍然是24军军长,兼西康省省主席,从此一直驻守在康定和雅安之间。刘湘赶走刘文辉以后,就自任四川省省主席职务。
  我们的家也随着这场战争转移了。
  五
  军长通“匪”让我惊呆了
  我们的家,并不是跟随部队即时转移的,除父亲跟部队当下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妹仍然住在成都。那时我小学还未毕业,还在读书。
  刘文辉战败后,为什么没有殃及我们家庭呢?我们家为什么不跟随部队逃走呢?
  当时军阀混战,只争地盘,争相收编战败方的军队和枪械,一般不去伤害其家属。所以,我们家属能在成都住五六年。
  在成都滞留的最后几年里,我的两个哥哥先后病死了,母亲为此哭了多少回,从此忧戚寡欢,一蹶不振,还得了气管炎。这时,父亲来信说,劝她换一个环境,雅安这地方空气新鲜,环境好。
  母亲听了父亲的劝告,带着我和妹妹往雅安去,一路坐滑竿,走了三天才到雅安。走到中途,在邛崃,才遇上父亲派来的勤务兵,将我们接到雅安城里,住在部队家属宿舍区,一套土木结构的小院,条件虽不如成都的房子好,但很宽敞,非常幽静。
  雅安这地方的确适合人居,时而细雨霏霏,时而阳光明媚,阴晴交替,牵动人的思绪,所以母亲的情绪也由阴转晴,喜笑颜开了。
  母亲常爱去逛商店、金银首饰店、化妆品店、理发店,和大多数妇女一样,总爱在这些地方留下足迹。我常常陪同母亲逛这些商店。父亲忙于军务,很少陪母亲去。但他将雅安的三大名特产品带回了家,一是蒙山茶叶,二是雅鱼,三是汉源花椒,成了我们家庭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在成都是少见的。
  我被送到雅安民仁小学去读书,由成都转学去插班,当时很严格,插班生要考试,父亲要我跳一级,说我语文不错,考小学二年级,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考试结果,我考二年级的成绩也是前几名,老师也喜欢。
  1938年,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了晚学,我在路上和女同学逛了一阵街,买了些糖果,吃了凉粉,耽搁很久才回家。当我跨进大门时,发现门背后站着两个执枪的卫兵,把我吓一大跳。我家从来没有卫兵把守大门,难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卫兵好像认得我,放我进屋了。我走进妈妈的屋子,见父母都不在,院子里空空的什么人都没有,我有些害怕,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去找,还是没人,天色也暗了下来,我越来越感到恐怖,好像头发快要竖起来了。虽然我感到害怕,但我素来不哭不叫,坚持着寻找下去,这便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
  终于,我发现角楼上“叭”一声电灯打开了,我轻脚轻手地朝那淡黄的灯光摸去,生怕把楼板踩响了,像个小偷似地,脚尖先下地,慢慢地一步步走去。
  我想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人,便用食指在口里沾了点口水,将那雕花窗门上糊的白纸浸湿,戳一个洞。我轻轻地将眼睛贴了上去,一看里面坐着几个军人,为首的一个我认得,那是刘文辉军长,还有我父亲,其余几个军官面孔熟,叫不出名字。还有一个陌生人,是位长老,穿一套蓝灰色便衣,留着山羊胡须。我一声不响地听他们谈话,断断续续听到:“三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到贵地,刘军长,为民族大义,佯攻让道,可敬可佩……”
  刘军长说:“希望吴先生与延安方面联系,和我军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经常联络……”
  当我听到“红军”、“延安”、“电台”这些词,感到异常惊恐,头脑仿佛快爆炸了,这不是老师常讲的“共匪”吗?怎么刘军长和“敌人”联络呢?我两腿吓得发软了,连忙往后退,突然楼板踩响了。
  那双扇门突然推开,走出一个端着手枪的军官,我父亲跟在后面,他们惊诧地盯了我一阵。
  父亲见我还背着书包,“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找妈妈。”“你妈在隔壁打麻将,快去找她吧!”
  那军官问我:“你在这里有多久了?”
  “我刚到这儿。”
  “你听到什么话了吗?”
  我故意装出傻不楞登的样子,仍然盯着他那双气汹汹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
  父亲催我道:“快去吧,找你妈妈去!”
  我像被释放的鸟儿一样,飞跑下楼去。
  父亲也连忙跟着我跑下楼,一把抓住我,把我脸扳过来吓唬我说道:“没有听到什么则罢,如果听到什么话,千万别向外人说,假如说了,我就毙了你!”
  六
  抗日路上遇上人贩子
  一年后,我小学毕业了。张榜那天,母亲带我到校门口去看红榜,贴在墙上的,红纸黑字,写了一串名字,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名,都是考上初中的学生,按分数高低排列。
  母亲以焦急的心情睁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红榜,从左向右搜寻我的名字,看了一半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她看到最后,突然尖叫起来:“哎哟,考了一个尾巴,倒数第二名。”
  我嗤嗤地笑起来,然后说:“妈妈,你弄错了,应该从右到左念。”
  “啊!”妈妈恍然大悟,“好,第二名”。
  刘文辉素来就很重视教育,当年他当四川省主席的时候,教育厅长一职都由他亲自兼任,而今任西康省主席时他仍然亲自抓教育工作。
  他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孙中山“天赋人权”的理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在他的管辖以内,雅安的中小学办得很多。
  不管军务多么繁忙,刘文辉每年要检阅一次中小学的童子军。
  在那种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的年代,刘文辉算是比较高明的军阀之一,他不像其他军阀仅靠抓壮丁,抓些没文化的农夫去扩充军队,他注重有文化的军队,注重培养有文化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所以,他检阅童子军就是发现和培养学生兵,以后选入他军队中作骨干力量,这是他的真实目的。
  我读初二那年,在雅安草坪山,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
  阳光灿烂,彩旗飘飘。数千名童子军排成方队,步伐整齐,扛着童军棍,像军人扛着枪一样,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同时军乐队击着洋鼓,吹着洋号,从主席台前走过。庄严肃穆,场面盛大。
  刘军长和他的官僚们站在台上向下面频频招手致意。
  每个方队经过台前都行注目童军礼,迈着整齐的正步喊着口令前进。
  我那时是个中队长,年龄小,模样儿又长得逗人喜欢,在选举谁代表全县中小学童子军去向刘军长报告人数时,老师们都赞成我去。我对刘文辉也不陌生,胆子也大,就欣然答应了。
  我提着童军棍,像战士跑步提着枪那样,跑步出列,一个立正式,站到数千名童子军面前,只见女同学身穿清一色黄上装,蓝裙子,黑袜鞋,男同学也清一色黄装,脚穿草鞋,男孩子个子高一些的,简直就是少年兵了。
  整好队,我一个向后转,跑步到主席台前,向刘军长敬了一个童军礼,刘军长站着还了一个军礼。我大声报告:“报告军长,全县童子军应到六千七百二十名,已到六千六百五十六名,报告完毕!”
  我报告完毕,行了童军礼,一个向后转,跑步回到原地,向全体童子军喊了“稍息”口令,就站在旁边,等待刘军长训话了。
  刘军长个子不高,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若洪钟:“同学们,你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国家民族的希望,现在,日本倭寇,攻陷南京,中华民族,危如累卵。大敌当前,你们说该怎么办呐?”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童子军全体举起童军棍高呼。声音此起彼落,震撼山野,气贯长空。
  这次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以后,学校方面便组织我们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满街写些“赶走倭寇”,“惩办汉奸汪精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由于我知道军长通“匪”的事,因此,在革命时也就格外积极。
  有一次我约了几个女同学,偷偷跑出家门,往成都去,想从成都往抗日前线去当义勇军,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嘛。我们发誓:即使战死沙场也是光荣。
  那时从雅安去成都200 多华里,走路要花三四天,没有公共交通车,我们就走路,走累了就坐鸡公车(手推独轮车),晚上就住幺店子,沿途听好心的人说前面匪徒很多,去不得。我们虽然有点吓倒了,但是还想顽强地铤而走险,继续走下去。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两个壮汉,他问我们:“小姑娘,你们上哪儿去呀?”
  我们瞄了一眼他们,觉得他们笑嘻嘻地不怀好意,就不理不睬往前走。
  他们上前拦住我们说:“我们有汽车,上车吧,送你们往成都去!”
  他们见我们不理睬,就来抓我们。
  七
  刘文辉弃暗投明
  被几个好心的农民相救,我们逃出人贩子的黑手,回到家中,被父母骂了个狗血淋头,只好继续到雅安中学读书。
  此时,由于泸湖左所土司喇宝臣平匪有功,刘文辉亲自接见了他,除给他5 挺机关枪,50支手枪,100 条步枪外,还问喇宝臣有什么要求?这时,喇宝臣好像春天里的花儿,神经活跃了,他想到临行前的三条要求,其中求军职一条他怎么也说不出口,于是羞答答提到第三个要求:“嘿嘿,军座,我想请您介绍一个汉家女子,要有文才,有能力,帮助我处理公文,因为我们那里不通汉文。我准备娶她为妻,以适应我们那里女人当家的生活习俗,同时也促进汉族与摩梭族之间的团结和交流。您看……”
  刘文辉大笑道:“啊!找婆娘的事啊,这件事儿我不好管……这样吧,你自己到女子中学去选,那里面高材生多的是,选到谁是谁,我背地里当然支持哟!”
  刘文辉同意喇宝臣选妃,这是与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紧密相关的。
  刘文辉为什么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呢?这要从他在军阀混战中的经历说起。
  中原大战,即1930年蒋、冯、阎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动用100 多万兵力大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当时张学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站到哪边哪边就得胜。各省军阀都在窥探战局,不知站哪边好。这时刘文辉的势力很强,那时他才35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渴望民主政治,就联合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发出“鱼”电,通电反蒋。后来,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取得了胜利。
  自此,蒋介石对刘文辉怀恨在心,时刻想搞掉他,但由于他势力大,在表面上又装着仍然信任他,命令他当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
  他的侄儿刘湘,常驻重庆,兵力也强,早就对“幺叔”长期把持省主席这个位子垂涎三尺,加之中原大战中,刘湘支持过蒋介石。蒋就利用军阀这个矛盾,暗中巧妙支持刘湘,使他们二虎相争。
  1932年冬至1933年夏天,这两叔侄终于爆发了战争。也是最后一次。在四川军阀大小三百余次的混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使用兵力30余万人,这时候,刘文辉原来的同盟者,邓锡侯、田颂尧又转了向,与刘湘结盟了。二刘相争必有一败,结果刘文辉战败,只剩下两万余人,退到雅安,当西康省主席去了,从此一直驻在那里,直到解放。刘湘战胜后,胜而不追,留有余地还念“幺叔”之情,送去许多枪支弹药,不久,刘湘在成都夺得省主席位子。
  刘文辉战败落荒的时候,正是他思索出路的时候,同时也注重保存他的地盘和实力,防止外侵,苦心经营。这时他与共产党暗中联络,还与吴玉章有过交往,知道共产党的政策。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他的防区西昌泸定一线。这时,蒋介石命令刘湘阻击红军于泸定桥一带,同时也命令刘文辉守住南大门,不准红军从云南到四川。刘文辉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这个命令。
  当红军路过西昌、冕宁一带,刘文辉给他的亲信部队下了一道密令:佯攻不打,网开一面。这样,他的部队遇到红军就朝天开枪,或者撤退,还故意在路上放些枪支和粮食,暗送红军。因为这样,所以红军当时刻在石头上的宣传标语就有“活捉刘湘”,“打倒邓锡侯”的句子,却没有刘文辉的名字。这些标语至今还在。
  红军过泸定桥时,守军就是中央军和刘湘的军队,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
  1938年夏,刘文辉在他的寓所成都方正街与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正式接触;1942年2 月,又在重庆机房街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在这之后,刘文辉便走的是亲共反蒋的道路。
  1942年6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经常联络,并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经常互通情报,这对刘文辉的思想变化起了重大作用。
  1949年12月,成都临近解放时,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迎接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刘文辉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林业部长等职。1976年在北京病逝。
  喇宝臣选妃在秘密地进行,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任何被选中的女子逃不脱,任你是烈女、刁女、娇女,他都准备了对付的办法。
  八
  顾大义父母同意喇宝臣求婚
  第二天,副官单独邀请了我父母二人到新时代饭店吃饭,谈及了左所土司喇宝臣想娶令爱做掌印夫人,结果被我父母拒绝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孩子还小,才16岁,要继续读书。况且喇宝臣都36岁了,年龄相差太悬殊,以后再说吧。”
  此事就搁浅了。
  过了几天喇宝臣在一次少数民族头人会上,趁休息时候,向军长述说了这一苦衷,刘军长答应给肖曾元做做思想工作。
  有一天,刘军长叫我父亲到他公馆去。父亲一到,刘军长开门见山对他说:
  “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安全至关重要,要顾全大局。要向你女儿讲清楚,精忠报国,效法王昭君、花木兰,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我担保,喇宝臣是条好汉子。我正在拟文,准备委任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彝务指挥官’。”
  父亲听后,改了口气,连连点头:
  “是是是,我无异议,只恐女儿不答应,那孩子个性很强。”
  “不说了,你们去做工作,那是你们的事。”
  父亲回到家里给我母亲曾丽群说了,母亲心里很难过,不觉泪花滚,二人沉痛了好几天。母亲想到:不赞成吧,军长出面了,又是国家大事,岂能违抗?!赞成吧,这是家事,于心难忍。最后,只好委曲求全。
  喇宝臣找到副官,得知亲事有转机,刘军长都发话了。父母也同意了,只怕那女孩子难对付,怎么办?
  副官诡秘地笑道:“哈哈,这好办!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个女孩子能把天网撞破哇?”
  1943年12月21日,即农历腊月初一。这一年是羊年,恰好与喇宝臣的出生年属相一样。
  这时,我已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也快放寒假了。这一天我到学校去领取毕业考试成绩单。当我走进学校的时候,大操场里站满了女同学,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拍羽毛球,有的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天。
  她们见我去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惊讶地看着我,起哄的声音像海潮一般夹着呼啸声,墙一般向我卷来,我顿时吓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一群要好的女生围着我叽叽喳喳不停地问我:
  “这么大的喜事都不先告诉我呀?”
  “刚毕业就想当新娘啦?”
  “得请我们吃喜酒啊!”
  我急向她们解释:“哪有这个事啊,我不晓得。”
  “啊,还想保密呀,舍不得请客?”
  “哎呀,你们说些啥哟,哪有这个事嘛。”
  “哎,还想抵赖,时间地点都订好了。”一位同学说着将一张报纸“唰”一声蒙在我脸上说:
  “这里还有证据,还不承认?”
  我展开当天的《雅州时报》。寻找了一阵,才发现有一则广告,全文是:
  “喇鸿翥先生,肖淑明女士,定于民国32年腊月初十日在鸭绿江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敬请光临。”
  我看着这段文字,气得发抖,字字句句犹如石头砸在心口上。我又认不得喇鸿翥这个人,连忙向大家申辩说:“同学们,我不知道这件事,没有,没有!”这声音里夹着无限的委曲,几近一种哀怨之声。
  “哼!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呀,别冤枉我!”我愈申辩她们愈不相信我。我羞愧得恨不得一下子钻进地里去。我想,我即使长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有用沉默和眼泪来洗刷自己了。
  一阵精神轰炸后,我拿着那张报纸,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往家里走去。
  我想着,万一这件事是真的怎么办?我决不答应。现在糟了,全城人都知道了,名声传出去了,不答应行吗?可是,我多么想读书啊,多么想校园里那欢乐的日子啊!父亲母亲怎么不事先告诉我呢?弄得我多难堪呀!
  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哭起来,爸爸妈妈闻声跑出来。见我手里拿着报纸,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接着父母将我拉到我的小屋里,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呆呆地望着衣架上那个小书包,我想:我的好伙伴,你跟我几年了,现在恐怕再也不会和你玩了。
  九
  难以入眠的新婚之夜
  离结婚还有三天,我突然有些害怕了,给父母也没说,抓起书包逃到了叔叔家,我想躲过了婚期,他们就会不了了之的。其实叔叔也知道我的婚期,只是不告诉我,想让我冷静几天,暗地里通报给了我父母,以免家里人着急。到第三天,母亲找上门来,好说歹说把我劝了回去。
  回家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自己的终身大事,眼看就要开幕了,就该自己和丈夫去登台演戏了。这是一场人生大戏,看你怎么演,演出什么类型的戏,是喜剧?悲剧?还是杂技?武打?闹剧?还是令人打瞌睡的瘟戏?全凭自己去创造,去表演了。
  我心里杂乱无章,什么都有,勇敢和怯懦,憧憬与失望,幸福和苦难,炽热与严寒,明朗与糊涂,兼容并蓄,搅缠在一起,这就是我婚礼前复杂的心理状态。
  母亲一早起来就忙着为我装扮,还请了隔壁几位巧手快嘴的大嫂来帮忙,穿红着绿,擦胭抹粉。这是我第一次擦胭抹粉,好不习惯,满脸刺痛,眼睛都睁不开,更恼火的是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一排排刮掉,叫做扯脸,痛得我学鬼叫。嘴唇涂上厚厚一层红膏,连说话都不敢,更不敢伸出舌头舔舔嘴皮,一舔就成血盆大口,像刚吃过人的妖怪,逼得人只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还有那锦缎红花的旗袍,穿在身上箍得紧绷绷,两边的口也开得小,逼得人走路想跨大步都不行。
  她们把我像捏面人一样,揉搓了三个多小时,快11点半了,才满意地牵着我站起来。
  这时,门外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喇叭劲吹,乡亲们都涌到门外去看。原来迎亲队来了,一顶大花轿,八人抬上,后面迎亲的人竟然是清一色的摩梭军人,都腰别手枪。还有几个穿戴花俏的饭店女招待员走在中间,簇拥着用滑竿抬的聘礼,有六乘滑竿,都抬些真皮和锦缎的衣被,大小红木箱子、衣柜、乌木家具等等。街上围观的人无不啧啧赞叹,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轿子启动了,在大街上吹吹打打行走。
  这时,我趁机撩开一线红纱巾,从窗户往外看:哇牎满街的人,都瞧着迎亲队,指指点点,看样子,他们是赞叹这个盛大的婚礼场面。我心里也感到欣慰、光彩,光彩得脸发烧了。
  鸭绿江饭店离我们家不远,走一条大街转弯即是。这是当时雅安最豪华的饭店,那时候不兴星级饭店,只分上中下,它算是上等饭店,大厅里全铺有绿色地毯,雕花乌木大圆餐桌,壁灯、顶灯五光十色,相当明亮、气派。
  男方的宾客、女方的亲友都到齐了,一共60桌,足有500 多人等待着举行婚礼。
  主婚人是雅安二区保安司令方俊修,他与我父亲是好朋友。司仪是位口齿清亮的女青年,她宣布结婚典礼开始,请方俊修讲话。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喇宝臣来雅安与汉家女和亲的事,意义如何重大等等,也夸奖了我的才智,为民族地区作贡献等等我知道的道理。
  我站在台上,从纱巾里第一次偷偷看看我未来的丈夫,虽然朦朦胧胧,但大棱角还是能看到,他一张方脸,长耳朵,高鼻子,文质彬彬,的确不像个武官,我感觉到他是我理想中的人,我放心了,也高兴了。宴会开始后,丈夫喇宝臣细心地牵着我的手到宾客中去敬酒,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有时推辞不过时,他就给我代杯。
  散宴后,喇宝臣又被他的好朋友拖去拜谢刘军长,又喝了一肚子酒。我早被安排在饭店的一套高级套房里住了下来。临时的新房,里面摆满了糖果点心、瓜子、水果和堆积如山的各种礼物。我的女朋友、同学们帮我清点这些,我不用操心。
  半夜了还不见喇宝臣回来,我急了,怕他酒喝醉了。帮忙的朋友们已纷纷散去,我独自一人守在空房里。不时掏出护身符来瞧瞧,向往神灵来保护我。快夜深两点了,喇宝臣踉踉跄跄被人送了回来,果然醉得厉害,两眼发直。我连忙扶他上床睡觉,并给他灌了些解酒的酸汤,他立即就入睡了,睡得很香,鼾声如雷。
  我和衣倒在他身边,那鼾声打扰我一直难以入眠。不知怎的,我此时特别懂得关心人,怕他着凉了,给他盖上被子,用毛巾擦去他嘴角上的口水。我的心儿飞到了那遥远的泸沽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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