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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谢振华四进山西


作者:谢振华四进山西  日期:2013-06-02 12:36:06




  谢振华四进山西
  一进山西,反蒋抗战。
  谢振华将军第一次进山西是在1936年初春,那次是为了反蒋,目的也是为了抗日。
  1936年2 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尔后相机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发起了东征战役。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天险,突破国民党晋绥军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科长的谢振华一同随主力渡过黄河进人山西境内。
  山西军阀阎锡山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我抗日先锋军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守敌,主力则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的有利阵地,准备打击敌人的增援,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的第二步任务。紧接着,我抗日先锋军在关上村战斗、兑九峪战斗中相继取胜,击退了晋绥军的多次反扑。
  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红军共歼敌7 个团,筹款3O余万元,扩充队伍近万人,并在山西20多个县展开了群众宣传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抗日烽火,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彭德怀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二进山西,联蒋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与此同时,中国的全国抗战也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立即统一部署,红军各部队厉兵秣马,待命开赴前线;抗大学员提前毕业,赶赴前方各部队,向日寇发起坚决的抗击。
  8 月下旬,谢振华从延安出发,第三天便赶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他立即向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报到。黄克诚对谢振华说:“组织上决定你到山西前线做统一战线工作。”
  谢振华愉快地接受了命令,并跟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他从云阳镇乘火车到芝川镇,再由芝川镇坐船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接着,又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荣河镇出发经新绛县到达曲沃县,在这里搭上阎锡山的窄轨火车赶往太原。9 月5 日到达后,谢振华跟随周恩来一同住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
  1937年10月初,日寇入侵中国的势头很猛,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像潮水一样,漫山遍野退往晋西南。太原眼看要失守,阎锡山提前撤走了他自己在战动总会的干部,逃进了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危险情况,周恩来立即让我们的干部先撤往汾阳,并对程子华、谢振华等人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老百姓。阎锡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
  很快,战动总会决定由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分别带几个工作组,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抗击日寇。程子华到晋西北,唐天际到晋东南,谢振华到晋西高阳地区,谢嵩到晋南临汾地区。
  谢振华一到晋西地区,就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鼓励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当地抗日群众看见年仅21岁、英俊干练的谢振华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左臂戴着蓝底白字的“八路军”臂章和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带一支精干的队伍,在城镇,在乡村,贴标语,作演讲,宣传抗日,打击汉奸,感受到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有一股英雄豪气,而搞战动工作的八路军更有一身英雄虎胆,所以,对谢振华肃然起静,都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地工作,谢振华单枪匹马扩兵千余人。按照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要求,谢振华在组织新兵入伍时,让当地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对新兵家庭发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庭条件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群众高兴地说:“还没见过这样的扩军,八路军和红军一样,与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谢振华说:“我们本来跟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嘛,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1937年底,谢振华奉命将扩招的这千余新兵从灵石上火车南下,带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很快,他们与总部警卫营合并,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由总部作战科科长王鹤寿兼任团长,谢振华任政委。
  1938年2 月,谢振华奉命与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一起离开山西,进驻陕北洛川,开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三进山西,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7 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的谢振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任命为第二批撤军代表团团长,率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离开朝鲜回国。二十一军回国后驻防地点在山西省,军部驻省会太原市,所辖3 个师分别驻同蒲铁路沿线的忻州、临汾和榆次。这是谢振华第三次奉命进入山西。
  7 月20日到8 月1 日,二十一军先后分两批从朝鲜的肃川出发,经新义洲过鸭绿江回到离别5 年的祖国。部队离开朝鲜时,驻地群众扶老携幼,共叙友情,送了一程又一程;部队登上火车,送行的群众挥洒着惜别的泪水簇拥在火车旁;火车开动了,已经走了很远,许多群众还恋恋不舍,久久不愿离去,频频挥手致意。这感人肺腑的场面,充分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在踏上伟大祖国的土地后,二十一军指战员从丹东、沈阳,到北京、天津,再到保定、石家庄,最后到山西各驻地,无不受到各地群众声势浩大的热烈欢迎和盛情难却的热情接待,使每一个同志受到极大鼓舞。
  二十一军驻防山西后不久,军政委吴融峰因公借调到国务院某部委工作,谢振华奉命负责军里全面工作,军政一把抓。这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谢振华率领指战员开铁矿,挖煤矿,修水库,无偿帮助山西地方建设。据时任二十一军一八三团参谋长的薛克扬回忆说:“当时劳动量非常之大,一个兵顶三个老百姓的活,都拿出在朝鲜挖坑道时的干劲来报答祖国人民对子弟兵的厚爱。而且大家在苦干、大干中加巧干。当时挖矿时因电力不足,照明采光比较差,战士们就动脑筋想办法,把玻璃镜子放在洞外,将太阳光折射进洞,增加了采光度。”
  谢振华到连队检查时,发现这个办法好,可谓无本万利,就向整个军里推广。这样既节约了能源,又提高了劳动效率。
  时任二十一军一八七团政委的刘健身回忆说:“1959年春,因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将援建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合同撕毁,专家撤回,图纸带走,致使在建的许多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太原市的一个军工厂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当地方求援时,谢军长二话没说,就派一八七团啃这块硬骨头。紧接着,两千多人的队伍开赴工地,日夜不停地劳动了4 个多月,终于把这个骑虎难下的工程圆满收尾,受到了地方有关领导同志的赞扬。”
  四进山西,主持全省工作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关部队实施换防。谢振华奉命率六十九军从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移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任务,不久,又担负起“军管、军训”两项任务,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三支两军”。
  这是谢振华第四次率部进驻山西,主要任务是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下滑趋势,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山西派性斗争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斗仍然不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的派性组织甚至冲击六十九军部队驻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抄、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并决定整个山西驻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实施。
  1968年,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 ”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他们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 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及时把山西目前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利用6 月份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8 月至9 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区主办两大派性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资产阶级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一些事情总是有曲折反复的,即使已经召开了党的“九大”,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总是不断发生,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围攻。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支持山西造**派夺权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也只剩下一条路:撤换!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
  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 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接着,谢振华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三年,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个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被评为红旗煤矿。为此,新华社还作了专题报道。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1974年初春,“四人帮”变本加利,把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晋剧《三上桃峰》歪曲成“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抚今追昔,谢振华老将军感慨万千:“跨入了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申奥成功,加入WTO ,无不说明中国的国力开始强盛,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与日俱进,扎实工作,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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