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恐怖曾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日期：2013-06-04 11:37:51
恐怖曾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王彬彬
“文革”被宣布“结束”后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的潮流。如今，提到那期间的文学，人们往往不屑之意溢于言表。最近几年，我在大学里教当代文学，有些作品，讲课前要再读一遍。重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说，我未敢有过多的不屑。不错，我能指出它们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却并不特别感到它们陈旧、过时，与眼下的许多作品相比，这些二十多年的作品有时更让我感到亲切。
让我对这些作品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是对“文革”的歌颂最近几年又时有所闻。这种歌颂有时是以佶屈聱牙、绕来绕去的“学术语言”表达的，有时则是直着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谓歌颂，当然是极力强调“文革”的“成就”、“好处”。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对“文革”的歌颂，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歌颂者的心态、动机，也都并不相同。其中的一种因素，恐怕是记忆在作怪。人的记忆有选择性。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不可能记起过去的一切。有些事情被我们记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们遗忘了，而被遗忘的事情与被记起的事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回忆过去时，我们还会放大和虚构一些“往事”。当有人在那里回忆他昔日的荣耀时，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当不得真的。例如，当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赚得过一壶美酒时，你应该想到他或许是用两壶血汗的代价换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壶，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
今天的一些人对“文革”的“成就”、“好处”的回忆，也应该作如是观。那些被认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处”的方面，有的，从现代文明角度看，仍然是一种灾难和罪恶。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确乎具有正面价值。然而，这一点枝节性的正面价值，却是以整体的、巨大的灾难和罪恶为代价的。最近一些年，社会治安不好，有人便怀念“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来，他们说，“文革”期间，“至少社会治安”是好的，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闭户”这种夸张的说法。应该承认，“文革”期间，刑事发案率确实明显比今天低，偷盗抢劫一类事确实比今天少。然而，这却是以整个社会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日常性的恐怖中为代价的。
在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张弦的《记忆》。
小说先写了在作为“文革”前奏的“四清”时期，一个普普通通的放映队员的悲剧。
放映队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被师傅的求爱信弄得心神不宁，“把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放了几秒钟，这便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年轻的方丽茹采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杀，但未遂，又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这种倒放不会被认为只是偶然的失误，而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师傅的求爱信当然也来会作为事情的原因。人们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有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运动……”于是，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
接着，小说又写了宣传部长秦慕平的故事。在方丽茹事件发生后，秦慕平是把这视作“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的，是把这当作“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例证的，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就是他这个宣传部长主持做出的。然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秦慕平却重蹈了方丽茹的覆辙。
一次，他用一张废报纸包了一双旧解放鞋。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某外国代表团的合影”，他没有注意到，但“群众专政队”却注意到了，于是，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宝像包破鞋”。成了“现行反革命”后，秦慕平对旧报纸的用途有这样的思考：“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堂堂的前宣传部长，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个妥善处理刊有领袖照片的旧报纸的办法来。
张弦写的故事，对于每一个“文革”期间已经记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谭。那是一个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几秒钟就会大祸临头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为如何处置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怖之中，恐怖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在心灵里，成为人们日常心绪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不过，应该指出，那个时代社会“治安”的“好”，也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忆。那个时代的各级当政者和公安机关一定未曾感到过治安状况的“好”。因为那时偷盗抢劫一类刑事案件虽较今日为少，但各式各样的政治案件却层出不穷。光是查所谓“反标”，就让那时的公安人员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谈到张弦的《记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与如何处置旧报纸有关的故事。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年代为一张旧报纸而胆战心惊过好一阵子。但在讲述这个关于旧报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讲几个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头的一个杂技团下乡来演出。这是极稀有的事，整个“文革”期间，我记忆里也只有这一次。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看杂技表演。人们当然都很兴奋。农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进行。场地是公社中学的操场。操场四周挖有宽约一米、深约一米半的沟，取出的土堆在里侧，形成一道土坝，坝上种着一种我们那里叫做芭茅的植物。这种植物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一道口子，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它，以作篱笆之用。我之所以对杂技团来表演的年份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一年我刚进入这个中学读书，也曾参加过操场边上的挖沟劳动。那时，我父母是离中学几里外的一个大队小学的教师，我们几个孩子随父母住在这个小学里。
演出的那天，晚饭后，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来到中学操场。几盏大汽灯把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沿土坝内侧已坐了好多人。入口处，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守着。并不卖票，他们也并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进场，则会盘问一番。我们一家五人进场后找一处地方就地坐下，等着开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见杂技团进场。我那时是坐不住的人，这样长时间的枯坐，心里不免有些烦躁，不知怎么就脱口说道：“怎么还不开始，这弄得像坐牢一样。”话音刚落，父亲厉声喝道：“你瞎说些什么！”说是厉声，其实声音并不高，但语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一种让我的心灵为之一寒的东西。我小时候是家中最顽皮捣蛋的孩子，别人不敢上的树我上，别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亲责骂也就是家常便饭。但以往父亲的责骂里，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能感到他气得声音发抖，但也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我抬头向父亲看去，那脸色也让我感到陌生，脸上不只有我极熟悉的愤怒，还有一种我此前没见过的神情。我小时候挨过父亲那样多的骂，甚至打，独有这一声喝斥和喝斥时的脸色给我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就因为父亲的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那晚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是恐怖。当我不知深浅地把这样的观看演出比作坐牢时，父亲心中产生的与其说是对我的愤怒，毋宁说是对可能招致的灾祸的恐怖。那时候，我的这种比喻，就足以被视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据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数米外就是背着枪的民兵，如果这话被他们听见，他们当场就可以把我带走。当然，我那时还小，那么，主要的罪责就会由父母来承担，一场灾难就会临到全家的头上，父亲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说这次的遭父亲责骂是因为我的“瞎说”，那在“文革”期间，我因为“瞎写”而招致父亲呵斥也有数次。记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积起了厚厚一层。我喜欢下雪，站在屋檐下，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左顾右盼之际，墙角的一把大扫帚映入眼帘。我抄起扫帚，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我对自己那天发挥出的“书法水平”很满意，写完后，把扫帚十分潇洒地一扔，后退几步，歪头欣赏起来，这时，父亲的喝斥声从背后响起：“你瞎写些什么！”我的好心情一扫而光。但内心十分委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公社里各个单位的大门上方不都贴着“庆祝元旦”四个字么，我在雪地上写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还有一次，我拿个粉笔头，在学校厕所的后墙上大大地写上“侧所”二字，恰好父亲路过，又是一声痛斥，我看看父亲的脸，再看看我写下的字，“恍然大悟”父亲为何愤怒，原来我把“厕”写成了“侧”于是连声说“写错了，写错了”，边说边抬手去改，哪知父亲骂得更厉害了：“叫你不要瞎写，你还要瞎写！”这下我便彻底糊涂了。不是因为写错了字而骂我，那是因为什么呢？在厕所的墙上用粉笔写了“厕所”二字，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么？
也是在许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挨骂时，才明白那时父亲发火的原因。
这原因仍然是对灾祸的恐怖。那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字的时代，多少人就因为不经意说“错”了一句话和写“错”了几个字，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父亲一再对我痛骂，无非是要我从小养成不“瞎说瞎写”的“好习惯”，这也是“从娃娃抓起”的意思。写到这里，我想到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这篇文章里说到的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一次“文祸”。那时，尚是中学生的他，因为在报纸上随手写了三个字，便引来很大的麻烦，成为“小牛鬼蛇神”。写到这里，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师长。这位师长说话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终于告诉我，他小时语速极快，但从50年代起，就养成了开口说话前，都要先想好的习惯，从此，语速便变慢了。使得他语速变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觉得这种恐怖，已经像他变慢了的语速一样，成了一种习性，很难说已经从他心中消失。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聊天，她女儿也在。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女儿语速极快。当他女儿噼里啪啦说了一通什么后，他沉着脸教训道：“你这样说话快得像机关枪，总有一天要被人用机关枪扫！”我一下子想起小时父亲对我“瞎说瞎写”的责骂。我当时想，那是在“文革”时期，而现在已是80年代后期了呀，还有必要连语速也“从娃娃抓起”么？
也许有人在回首“文革”时，会说，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强烈的恐怖。固然有不少人在“文革”时期遭受了磨难，但更多的人还是生活得平静的；固然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数人还是活下来了，其实，正因为那种恐怖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总是以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了的；正因为恐怖成了那时代人们的一种十分“正常”的情绪，所以我们往往在恐怖着却并不知在恐怖。萨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对生活于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日常性的恐怖，做了精彩传神的描述。在被德军占领的四年间，巴黎人不得不与占领者建立起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他们被同一个人流所裹挟，在同一节地铁里摩肩接踵，在同一处书摊前挑挑拣拣，甚至，刚刚从德军口鼻中吐出的气息，又被巴黎人吸入肮脏肺腑……而且，当德军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着时，并不表现出那种凶神恶煞相。
他们并不手执武器横冲直撞，他们甚至在车上给老年妇女让座，对孩子也会“油然”
生出柔情，“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军带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因此，在巴黎人平平静静的生活中，恐怖无处不在。萨特同时强调：“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活下来了( 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的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它，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们总要回到它那儿去的。于是人们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平静、稳定，几乎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良知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失，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它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作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巴黎市民在德军占领下的生活境遇与广大中国人在“文革”
期间的生活境遇虽不尽相同，但萨特所说的那种成为“心情的自然基高调”的恐怖，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恐怖却很相似。在“文革”时期，恐怖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而这样的一种“好”难道是值得称颂、值得怀念的吗？这种“好”，恰如病肺者脸上的红润，它显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现在，让我来说说我与一张旧报纸的故事。
1978年，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结果被一所军队的技术院校录取。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这所军校，参军也并非我的理想。至于我，当然也是高兴的。在那时，能有个大学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于前途如何，只好走着瞧了。接到通知书的几天后，父亲送我到省会合肥集中，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来带兵( 招生) 的有三人，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带队。此人在军校的职务是副大队长( 相当于副系主任) ，他姓什么，我现在记不起了，好像姓侯。另两个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参谋，姓刘；一个是干事，姓张。这年，这所军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文理各十人。人到齐后，有一次集合训话，用军队的术语，叫“点名”。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我们二十人站成两列横队，姓张的干事先讲话。他首先介绍他们自己。
当然最先介绍侯大队长。简短地介绍了侯大队长的职务等情况后，姓张的干事微笑着强调：“侯大队长是山西交城人，华主席老乡！”此语一出，队伍里就响起一阵惊叹、羡慕之声，目光都集中在“华主席老乡”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记得，在我的眼里，这侯大队长的形象也顿时光彩了许多。其时的“伟大领袖”是华国锋先生。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一方面是“两个凡是”猖獗，一方面是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方兴未艾。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正以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样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制造着。交城，这一并不出名的地方，我们当时都知道，因为当时有一首天天能听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他领导着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止了这种个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与韶山双峰并峙的圣地。
我们被这三人“带”到军校后，便开始了为期两月的军训。一天，我整理从家中带来的东西，打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半旧的解放鞋。一看报纸，上面有一张华国锋接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的“华主席”正微笑着与外宾握手。我当时心中一凛，忙看看宿舍里的其他几人，还好，他们都忙着看刚收到的信，没人注意到我手中的报纸。马上要去练靶，来不及多想，我把报纸往枕头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
但此后一段时间，如何处理这张旧报纸，着实让我伤透了脑筋。总不能一直放在枕头底下。压在褥子底下么，那不等于把“伟大领袖”压在身下吗，一被发现罪过更大。放在床头柜里么，也不妥当。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而且，对于用“宝像”包旧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晓，心里也没底。也许他们已知道了，至于为何还不来抓我，是等我去自首吧。这样一想，便不寒而栗。有时躺在床上，设想着他们来抓我的情形。那该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推门进来，把我铐走。
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确信包鞋一事未被人发觉，而这张报纸留在身边总是祸根，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饭后，我把这张报纸塞进口袋，来到校园内一处偏静的公厕。看看里面没人，快速地掏出报纸，撕成数片，再揉成一团，扔进了粪坑。出门时，正遇一教员模样的人进来，心里又一惊。报纸虽处理掉了，但心情并未轻松，总担心自己的“罪恶行径”被人“侦破”。这事要是被发现，那可比包鞋一事要严重得多。记得此后几天，还特意到厕所去看过几次，有几张碎片还在，便趁无人，朝上面扔了几块石头。碎片还在，说明尚无人察觉，但我的担忧却并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地否定了个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对这次会议，我当时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点我能肯定，那就是从此人们不必再为一张旧报纸而担惊受怕，而大祸临头，也不必为如何处理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无论这报纸上登着谁的照片。不知我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实那会儿，我才十六岁。现在想来，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说明父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们常把是否已懂事视作一个孩子是否成人的标志。而在那个时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内涵。在十六岁那年，为一张旧报纸而恐怖不已，应该就是我“懂事”的开始。
“文革”期间我才开始记事。对“文革”，我当然还知道得很少。但我记住了那个时代作为人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对以任何一种腔调唱出的“文革”颂歌，我都嗤之以鼻。
2001年8 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