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友兰为学自述 日期：2013-06-04 11:39:25
冯友兰为学自述
作者：冯友兰
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县。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后来就在唐河落户， 成为地主。我的父亲于 1898年中了清朝的戊戌科的进土，后来在湖北做过知县。
我于1895年生，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读书。1910年到开封入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1915年毕业。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我的专业。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逻辑学。当时懂得逻辑的人很少，教师教我们读耶芳斯作的《逻辑学纲要》。这部书的内容他也没有全懂，我就是自己摸索，并且照着书后面所附的练习题，自己练习。这当然不能使我完全懂得书的内容，但是我对于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进一步发生了对于哲学的兴趣。我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人门，至少对于西方哲学是如此。有些人认为形式逻辑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三段论法的推理谁不会？有人还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对立的。这些都是对于形式逻辑的误解。
无论如何，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是逻辑引起的。我对于哲学的入门，是逻辑引导的。以后我没有专门学逻辑，但是我对于逻辑的一知半解，帮助了我学哲学。
逻辑学引起了我对于哲学的兴趣。这个兴趣当然引导我喜欢西方哲学。当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据说1915年就要开西洋哲学门，当时我很高兴，可是人学以后，才知道西洋哲学门又开不成了，因为原来打算聘请的那位教授死了。在图书馆里有一书架英文和德文书，据说是那位教授的遗物。就是这一架外文书，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关于宗教的。我没有办法，只得进了中国哲学门。
但是三年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三年的学习使我知道，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
我于1918年毕业。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在开封也办了三个刊物，宣传新文化。我也是五四时代的人；可是没有参加1919年五四那一天的运动，也没有看见那一天的盛况。直到七八月间，我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才看见了一些那一天的遗迹，听说了一些故事。
考试通过了，但因船期耽搁，12月才到纽约，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作研究生，这才有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三年毕业，我作了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三年的学习的成绩。
这篇论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发表，题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来我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两章是我于1924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列入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我在20年代的主要著作。
我回国以后，本来想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史，作一些翻译介绍的工作。当时的燕京大学，叫我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中国哲学。我在燕京讲，又在清华讲，多年积累，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于1933年出齐。以后有朋友翻成英文，在国外发表。这是我在三十年内所作的重要著作。
这部书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于过去的思想资料。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还是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自己这么说，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我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写了六小本书：《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本书我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两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当时写这六本书，并不是预先有个计划。只是因临时所遇到的问题而写出来的。但毕竟是写出来了。这是40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我作的，歌词调寄《满江红》说：“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阈。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帧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颂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个歌词，也表示了“贞下起元”的意思。
日本投降了。在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也是我作的。碑文中的铭辞概括联大校歌的意思，说：“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神京复，还燕碣。”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
日本投降后，原来翻译的我的《中国哲学史》的那位美国朋友，写信来说：他现在美国费城本薛文尼大学当教授。那个大学邀请我去当一年客座教授，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同他合作，完成他的翻译工作。1946年暑假，我随同清华回到北京，完成了七年的心愿。随即从北京到费城。因为给学生讲课，我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我于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部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但没有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在西方，研究古代文化的，有希腊学、埃及学等。研究中国文化的称为“中国学”。这些学都是把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这也难怪，因为在解放以前，外国学者来中国的，中国也无非是让他们看看长城，逛逛故宫。除了这一类古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我想到王粲的《登楼赋》中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我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 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到12月清华就先北京城而解放了。
解放以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真理家喻户晓，革命和建设的热潮空前高涨，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
当时我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的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两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受了极大的摧残。
到了7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又被别有用心地重视起来，来了一个假繁荣。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这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摧残。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一些知识，也可以说，在生活工作和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写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人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部《新编》，如果写成功，那将是我在解放后最重要的著作。我主观上是将以此书为中国的“旧邦新命”的历史的说明和现实的例证。这是极艰巨的工作。究竟如何，那就靠个人的努力及同志们的帮助了。
200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