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9岁，金钱给我的大喜大悲 日期：2013-06-06 16:57:54
19岁，金钱给我的大喜大悲
信海光
19岁时，我从北京一所著名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了。外地生源想获得北京户口显然不可能，当时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江苏老家，父母已为我找好一家不错的新闻单位；再就是丢掉档案留在北京打工。不顾父母的苦苦相劝，我选择留在北京。通过两年的在京生活，我深深知道北京的机会是多么多，尤其对做新闻的来说更是如此。
在我们学校，如果你不要北京户口的话，找个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容易的，几乎天天都有人来贴招聘启示，通过这种方式，我选择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大报的新闻专题部，简单的面试后，我被正式录用，当然，我仅仅是被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聘用了而已，但我当时万万想不到，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竟然成了金钱的奴隶，踏进了一个怪异的行业。
一铁锨下去，就是一座金矿
工作后我才了解到，新闻专题部并不做日常的采访报道工作，它的职能是“策划项目”，这个词一开始令我迷惑不解：我们不是广告公司也不是广告部，却怎么做起项目策划来？部门领导姓吴，他说：“我们做的工作可称‘软新闻’或‘软广告’，以新闻之外壳行广告之实，为报社创造一点收益。”这种行为现在称作“有偿新闻”，一般的新闻院校在课堂上讲职业道德一节时肯定会提到，但当时是1996年，“有偿新闻”远未像今天一样大行其道，尚属新生事物，所以我听了吴主任的话以后仍是不太明白，要说真正的了解应该是从第一次行动后开始的。
刚上班半个月，新闻专题部在该报四版开了一个专版，叫“在改革中腾飞的某某省”，吴主任召集全部门员工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动员我们到地方上去采访，当然，接受我们采访的单位应该根据刊登稿件的版面大小赞助一定费用，而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稿费。吴主任巧舌如簧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有一句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领导需要了解，人民需要成绩，地方需要宣传，报社需要资金，你们需要富裕，我们这件事于党于国于民于你于我都有利，何乐而不拼命为之？”现在想起来这位吴主任实在是个能人，因为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像他这样善于鼓动的领导，而且，他的策划也实在是非常周全，我们每个采编人员都配备有报社的介绍信、名片、工作证、所赴省某领导的批示(这一条尤其重要，是我们受到地方热情接待的保证)、所赴行业某领导的批示，有了这些，根本就毫无失败之虞。所谓的批示一般都是在当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顺手批的：“某某报社记者将到我省采访改革开放成果，望各单位予以配合。”等真到了那省，那些地方官员可就搞不清省领导的重视程度了。此后我再也没遇到哪个项目有如此完备的条件。
几十个人分赴全国，我去的是H省。如果只谈经历的话，H省之行即使现在想起来都令我充满激动之情。我只带了1000元钱，栖身在当地一家中档旅馆(当然几天后就有单位给我安排了住处)。开始时我带着领导批示每天奔波于该省各大厅局之间，除了采访就是“便餐”，当然我不会找厅局长要赞助，我只是要求他们给我推荐几个所辖效益好的企业(写推荐信盖章)，然后去采访、收费。顶头上司介绍来的大报记者，谁敢不买账？况且企业自身也需要宣传，H省之行出奇地顺利，稿费竟拿了近10万元！而此时我才刚刚19岁。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这个“行当”简直就像掘金矿，那次出去的人几乎全都满载而归，巨大的利益驱动力使我对工作充满热情。无可否认，那个时期是有偿新闻的“黄金时代”，媒体参与的少，善于操作的更少；企业有钱，更有巨大的宣传热情，不用费力说服每月就能谈成几笔。算下来，当时我几乎每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从没有这么有钱过，我每天都生活在兴奋当中，已完全忘记自己当年做新闻的理想，只感觉自己真是有钱。记得当时我在家乡报了本科的自学考试，考试前一天我坐飞机回家，隔天考完又飞回来；同朋友合租的房子被盗了，我一气之下就跑到燕京饭店住了一星期。
独自“创业”的“黄金时代”
工作几个月以后我看出了一点门道，做这个行当自己当“主任”比当“采编”赚得要多得多，因为“采编”只是从自己的业务额中提成，而“主任”却是从整个项目中获利，当时，要一个项目有上百万的流水毫不困难。开始同我一起干的人已经有几个出去单干了，而且听说他们当中已经有人买了自己的车。在一次宴会中，我认识了李总，一家行业报(G报)的副社长，他极力邀请我去该报设立一个经营部门，正好我手头已经有了一点积蓄，就辞职去了。我成了该报信息部的主任，也是该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主任。虽然称作主任，但报社并不给我提供任何东西，用报社的办公室要付租金、电话费(多为长话)我要自己负担、部门人员工资也要由我付，我并没有觉得这样有多不公平，因为其他任何人做也都是这个待遇，相反我还得到了某种满足感，毕竟，除了这个行当内的人，外界都当我是货真价实的主任，父母对此也很高兴，昔日同学更是万分羡慕。
我没有吴主任的雄才大略，报社招牌没人家硬，也搞不到什么批示，只能按常规操作：从报社承包版面，然后立项，一般是找一些社会热点，响应宣传趋势，比如股市热了，我就搞一个“中国上市公司巡礼”；外企香了，我就搞一个“与跨国公司对话”。然后部门的几个女孩子就开始打电话、发传真联系。那一阵子简直是我最忙的时刻，天天立项目、查资料、开会(给女孩子们开会，我得鼓动她们的工作热情)、与客户谈生意。但形势并不见好，主要是我太年轻没有经验，无法找到好的切入点，再就是做这个行当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家纷纷压低价钱争夺市场。企业对此也见多不怪了，据说某地两个厂长一起吃饭，席间闲谈互相炫耀自己的影响力，A厂长得意地拿出报纸一张，上称A厂是该地最大纳税企业，不想B厂长也令秘书取出了同一份报纸，上称B厂是该地唯一产业支柱，而且版面更大！如次这般一久，企业自然对“软新闻”丧失了兴趣。
“软新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形势不好，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有关部门管理越来越严格，我们的操作方式只好也越来越隐蔽。积蓄在一点点减少，当时每月光电话费就达4000元左右，眼看此景，我只能干着急。
新年过后，机会终于来了。这年春节，山西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假酒毒死人事件，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一时间，白酒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在一次交谈中，一家著名白酒厂家的老总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要是你们媒体能站出来为我们正名就好了。”听者有心，我连夜赶写了一份名为“百家白酒企业质量宣言”的策划书，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报社老总手里。对这个项目我直觉上感到有戏，于是不等报社批下来我就让部里的女孩子试着打电话联系，效果果然不错，不少白酒企业都非常感兴趣。剩下的事情就是等报社、主管部委批准盖章了，可是半个月过去了，报社公文一直没下来。此间我们已经联系到有50万元左右的可到款，有的企业甚至也已经急不可耐，来电催我：“你的项目什么时候开始搞，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汇款？”当时我们跟报社的合同是50万业务额以下四六分，80万对半，100万以上则是我六他四，而现在刚刚开始就已经有50万的意向，如此算来，这个项目我获利4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那段日子一天到晚我脑子里除了工作就是想买汽车，在我眼里，汽车肯定能买了，问题只不过在于是早买还是晚买，是买辆桑塔纳还是买夏利。
快乐消失了，却没有留下尊严
做梦也没想到对我的致命一击竟来自报社，主管领导没有批准我的计划，理由是这个项目与报社的行业职能相差太远，难以操作。我据理力争，但终于是没有说服他，只好放弃。煮熟的鸭子飞跑了，整整一个月我都痛苦不堪。
信息部继续惨淡经营，我以前赚的一点钱此时已全部投入进去，并且开始拖欠报社的房租、电话费。一天，我坐在办公室翻报纸，却发现Z报，一家与质量监督关系很密切的报纸也在做“百家白酒企业质量宣言”的活动，其内容与我的策划如出一辙，我一下明白了当初老总为什么不批我的项目：他自己要拿去用！经过打听，Z报已经把这个项目做了上百万。一时间我万念俱灰。
适逢当时国家开始了机构改革，G报社所依附的主管部委被撤销，G报社被其他机关接管，立刻失去了其原来的行业权威性，继续开展活动的资本大为减少，这彻底打消了我东山再起的念头。有钱时购置的一些资产：IBM电脑、HP激光打印机、传真机、手机等全抵了欠下的租金与电话费。
就像做了一个发财梦，我投入了一个至今定义不清的行业，成功过，小富过，幻想过，破灭过，最后终于净身而出。那时我才十九二十岁，却从没来得及谈过恋爱，在金钱的压力下，面对它所给予的大喜大悲，我殚思极虑，头发都掉了一半多，经常彻夜无眠。而所谓的工作，除了金钱带来的荣耀以外毫无快乐与尊严可言，在那一年多里，我说的甜言蜜语，话里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比此前十几年之和还多。
那年夏天，我决定继续读书，选定报考了北京一所新闻院校的研究生。奋斗一冬，终于在1998年夏天如愿以偿，这一次，我拥有了北京户口。
我发誓从此以后我会绝对忠于我的职业。原本我就非常喜欢它，可后来却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去竭力扭曲它、败坏它，我真的很后悔，毕竟，金钱并不是我的理想——它仅仅是我的一个幻想，为了一个幻想，我失去的太多了。我之所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因为，在今天的新闻院校或其他大学里，我的某些同学和师弟师妹仍然在不时地受到类似的诱惑，我有必要使他们了解一点真相，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