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闰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退休后现任民办的北京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澳大利亚昆上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任两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矿业学院兼职教授，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1993年以后连续三届被选入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同人的道德前景》等书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二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胯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在12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9％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几亿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成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订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作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有把握他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轼
1998年11月16日
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