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杨泪 日期：2013-06-02 11:18:03
胡杨泪
作者：孟晓云
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
——采访手记
在世界上，胡杨——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这珍奇的树。只有一棵，孤零零地立在塔里木河滩上。它高大，树干弯曲，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一千年。
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一米多高的黄水。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口”渗出，看上去就像伤心地流泪一样。千百年来，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它的木质，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树叶，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钙和钠盐，是牛羊爱食的饲料；就是它流出的“泪”，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叫胡杨碱，也可以食用、洗衣、制肥皂……哦，这会流泪的树！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蓦地，我想到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任何一个陌生人，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39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整整四个下午、四个夜晚，钱宗仁向我讲述了二十年自学的坎坷经历。他并非一个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停歇地记啊，记啊，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
离乡歌
1964年8月， 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坐着一个约摸20岁的青年，瘦高个儿，看上去很老实，也很忧郁。他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买了火车票后，已分文全无，既不是走亲戚，也不是做买卖，但他出远门了。
这青年叫钱宗仁，湖南湘乡县浒州大队人。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钢轨上碾过去，碾过去，像是辗碎了他童年的梦幻。那窗外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像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也许是命里注定，20岁就要流落异乡。他是一个本分、勤奋、纯洁的青年，自懂事起，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他是“富农”的儿子。为此，他入不了团，三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公平他说，土改时，钱宗仁家的成分第一次被划为贫农，这在情理之中。可是由于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他节外生枝硬把钱家划为“佃富农”。在急风暴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某一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差错，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
“同志们请注意，我们这趟车比较拥挤，为了维护好车厢内的秩序和卫生，请各车厢推选一名愿为大家热心服务的旅客代表……”列车的广播响了。
“就选这个小伙子吧。”一个老头指着钱宗仁。“中，我看行，老实巴交的……”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搭讪。车厢里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向钱宗仁投去热情和信任的目光。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信任更可贵呢。钱宗仁不愿辜负人们的信任。他不吝惜力气，也有的是力气。在老家，为了挣学费，他挑过红砖，担过水，推过车，眼下这点活算什么呢。扫地、擦地、整理行李，漫长的旅途中，钱宗仁一刻不停地为大伙做事，小娃儿要拉屎了，他用痰盂接着，老大娘不舒服了，他跑遍了其他车厢找大夫，旅客写了表扬稿，全列车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旅客代表，为这，炊事员还在他的饭盒里多添了一勺子菜呢。
一棵长期压在石板下受冷淡、被忽略的小草，居然在这群素不相识的人中，受到了关注、信赖和拥戴。他们并不了解钱宗仁的出身和经历，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个有着热心肠的小伙儿。
此情此景，使钱宗仁回想起一次特殊的旅行，整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年前，华北遇到洪水，郑州不通车了，一群拿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只好绕道济南，从济南转烟台，再从烟台买船票到大连。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员会，一个年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举着大喇叭筒说：“同学们，在这种特殊困难情况下，大家都不要心急，我们要发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精神。有个新同学姓钱，他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自己去露宿街头，他还找开水，热心为同学们服务，我，们应向他学习……”那也是一种像此刻在列车上被选为旅客代表同样的信任。
当时，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境呢？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他们的心情毕竟是快活的——对未来大学的生活充满着僮憬。而钱宗仁，手中没有户口迁移手续，他考上了哈工大，但能不能就读，就读多长时间，尚不可知，前途莫测啊！
命运总在捉弄着他。第一年考大学，钱宗仁的成绩优异，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清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湘乡二中党支部一个副书记，为了发泄对其他教师的私愤，利用一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断章取义，将其政审结论改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宜录取”。就这样，钱宗仁落榜了。但他不甘心，第二年又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他欣喜若狂，一宿没合眼。
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四清” 试点，公社S书记任浒州大队工作组组长，他们正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当天晚上，村上召开群众大会， S书记作报告，有一段话使钱宗仁毛骨悚然：“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解放二十多年了，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钱宗仁考上了大学，还是什么秘密专业（他不懂“精密”二字）。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上大学，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有人批准，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我宣布，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谁给办手续谁负责！”
钱宗仁又气又急，散了会就去找S书记了。S打着官腔：“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不能理解……”难道，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地毁掉？钱宗仁痛哭流涕， 眼泪是感动不了S这号人的，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怎能理解他朝思暮想进大学门的心情！
19岁的年纪，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宗仁回到家里，哭啊，哭啊，又是一夜没睡。队干部拒绝给他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恰好这时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地去找公社干部辩论，后来他们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钱宗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身带一份报告书，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征程。
如烟的往事，伴随着列车单调的“哐当”、“哐当”的声音，一桩桩闯进钱宗仁的心头。告别，告别，不是告别家乡，而是与同窗三个月的好友分手。他所在的6312班全体同学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钱宗仁流泪了，大家都流泪了。“宗仁，我们等着你归来。”“宗仁，如果此行你回不来，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照样有出息。”“怎么会回不来，学校领导亲口说的，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天真的宗仁，你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些安抚的话语，哪里会想到一去不返，从此不能再登哈工大的门槛了呢。
他的命运操在S书记等人的手中了。恼羞成怒的S书记发函给哈工大，要求取消钱宗仁的入学资格。哈工大党委让宗仁跟班上课，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县进行调查协商，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请公社和“四清” 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那位S书记立即组织人马，三天写了十几页材料，说明钱宗仁“政治表现不好”。当孙景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据理力争时，S书记在事实面前蛮不讲理， 居然说：“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为什么下支持贫下中农，却支持地主富农？”最后竟耍起无赖：“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这里的‘四清’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协商无效。哈工大无奈，只有劝钱宗仁退学。
告别，又是告别，这回是向考场告别。为了求学，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可他依然没有绝望。就在头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他流着泪还在问：“我今年只有不上大学了，以后我要再考大学，还让不让我考呢？”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诚地说：“希望你明年考大学，继续报哈工大，我们欢迎你。”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没问题，让你考。”钱宗仁轻信了。第二年，他一切准备就绪，去报名时，“四清”工作队从中作梗，他跑了公社九次，九次被拒之门外。报名工作截止了。钱宗仁茶不思，饭不想，沮丧、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
那年的7月15日， 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魂系考场的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走去。他进不去，只能远远地望着。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永别了！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了最后一瞥，跑到小河边，抱着苦楝树，一个人长久地哭着，然后写下了两句诗：“理想崇高志永恒，常将寸步比长征……”
告别，又是告别。他告别了家乡，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他要到那最荒凉、最荒凉的戈壁滩去。不能上学，他还有一颗心，一双手，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
不知为什么，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并夹着热烈的向往，又飞笔疾书，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凝眸回首意难详，去地归期两渺茫。汽笛声催家恋淡，车轮响报路行长。但须后事争前事，也或他乡胜故乡。寻觅英雄用武地，好花无处不芬芳。”
好花无处不芬芳
新疆阿克苏县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被风沙吹打得很粗糙，这青年就是钱宗仁。他在实验林场当工人，月工资33元。没有钱买书，他自有办法。每逢星期日，大蒙蒙亮，他就上路了。从林场到阿克苏县有30里呢，他疾走如飞，到了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了，你看他，中午啃着苞米面饽饽还在看书呢。《百炼成钢》、《林海雪原》、《子夜》、《静静的顿河》、《走向新岸》、《悲惨世界》……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那时候读完的。
“傻瓜，真是个呆子，星期日也不知喘口气。”同睡在一个土炕上的工人，大多是全国各地来的“盲流”，他们没有文化，当然无法理解宗仁那求知的欲望。他们只知道下工后打牌、睡大觉，哪里会想到书中有无穷的乐趣。
从来林场的那天起，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傻瓜”了。
钱宗仁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在阿克苏黑孜尔公社当木匠。此人忠厚老实，当时公社有一个姓常的书记是从阿克苏行署劳动局下放来的，李金云很勤快，给老常扫地、打洗脸水，晚上作个伴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老常调回劳动局当局长，还挂念着小李。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老常一口应承。就这样，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常局长是个痛快人，见面不到三分钟，把钱宗仁领到劳动局办公室，让一个姓翁的干事替他安排工作。
“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你和他什么关系？”姓翁的干事发问了。钱宗仁不会撒谎，一五一十地讲了。翁干事的脸立刻拉长了，“工作不好安排哟，你有户口吗？能否办来？”“没有户口。恐怕一时也办不来。”“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只会劳动。”“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行。”
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你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嘛，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户口以后慢慢办嘛，你也太傻了。”钱宗仁或许这辈子也学不会为自己打小算盘，他已经很满足了，只要政治上不再受歧视，就是由地狱进了天堂，再吃苦受累他也心甘情愿。
“傻瓜，你书读得再多也成不了作家！”后来，“傻瓜”竟变成了钱宗仁的爱称。
钱宗仁神秘地笑了。他没有足够的过冬的衣服，没有被褥，这些都不放在小伙子心上，要紧的是找一个墨水瓶做油灯，他要学习，要写作。钱宗仁在《阿克苏报》上发表的散文，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都是在这小油灯下写出来的。
钱宗仁的才干开始被林场的领导看重，场里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钱宗仁写了不少文艺节目，什么相声、快板、小话剧，以后又让他当了保管员，生活过得挺有意思，时间流逝得很快。时间，像一个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门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灭。阿克苏的土地够肥沃的，不信长不出红花绿草，钱宗仁在这块土地上落脚了，扎根了。
大约是1965年吧，不少工人嫌林场工资低，生活又艰苦，跑掉了。帐篷里只剩下钱宗仁和另一个工人。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何组长到林场检查工作，发现钱宗仁床头上贴着这样一首诗：“谁言塞外不荒凉，风沙帐，尘土床。中华儿女，有志此中央。想得江南风景好，挥汗水，改新装。亲人岂可不思量，话心肠，寄爹娘，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
老何连声称好，他在大会上表扬了钱宗仁。信任，又使钱宗仁那颗倍受磨难的心受不住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在缩短，他向老何全盘托出——家庭的历史、个人的遭遇。老何深表同情，建议钱宗仁趁“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到原籍甄别家庭成分。宗仁当时无钱回家，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寄到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总部，没想到，在动乱岁月中竟成了他为家庭成分翻案的罪名。这是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湘乡长丰公社连续九次发函阿克苏实验林场，要求把钱宗仁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还是别提那动乱的岁月吧，偌大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自己一段难以言状的痛苦遭遇。钱宗仁不容置疑地是“黑七类”，有这么几条就够了：一、混进大学，被开除；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家庭翻案；三、书写反动诗词，发表毒草作品；四、骗取“走资派”重用，妄图钻迸革命队伍。往事不堪回首，反省、揪斗、绑打、苦役、逃亡、流浪……日夜吊起来轮流拷打，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关进土牢，人们把他当马骑，用鞭子抽着他去撞墙，用香烟烫他的脸部，这种非人的生活，钱宗仁实在难以忍受。有一天，趁看守打瞌睡时，他小心翼翼地把土牢的窗户撬开，逃跑了，到焉耆、乌鲁木齐、喀什流浪，曾在沙漠的废墟中度过那漫长的冬天……
“上人生的旅途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鲁迅的话点燃他的精神，钱宗仁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他要学习。坐牢的时候，他默颂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办“学习班”的时候，他利用写检查之机，学语法修辞，他指望有那么一天，把自己的智慧献给祖国，把积累的知识献给人民。
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把钱宗仁从正常人的圈于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却单单剩下了这把火。好一个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生命，好一个在苦旱沙漠中倔强的灵魂！
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开始无限度地扩大，扩大到林场不容钱宗仁立脚，将他遣送原籍；扩大到钱宗仁不得不含泪和他的未婚妻分手，可那钟情的女子，是为了心上的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落脚的，钱宗仁告别了生活六年的阿克苏。
他在县城里的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一个苗条秀气的女子向他走来，是中学同班同学文化南，他想躲开，自从回老家后，他不敢去看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这不是宗仁嘛， 到我家来坐坐。 ”善良的文化南听了宗仁的遭遇，非常同情。她说：“从生产队偷跑出来吧，你不学得一手好木匠手艺吗？到二中修门窗来吧，我当管理员，可以给你开条子。”一番热情的话语，使寂寞中的宗仁感到丝丝温暖。
钱宗仁在二中干了六七天活，被一个老师发现了。校方把文化南叫去好批了一顿，怎么把这种危险人物留在学校里干活，生产队同意了吗？钱宗仁欲哭无泪，我还有什么出路？凭自己的手艺给母校修门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劳动，也要偷偷摸摸的，伤心哪！
钱宗仁挑着木匠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心灵的负荷使他透不过气来。1974年的腊月廿九，他离开了家乡，除了亲人，谁也不知晓。告别，又是告别，也许命中注定他这一生都处在动荡中。向何处去，怎样生活，30岁的钱宗仁感到无限惆怅和茫然。
在武汉，他有幸认识了一个小漆匠，使他茅塞顿开，给他生命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小漆匠叫杜啸御，看上去二十六七岁，是个插过队的待业青年。在武汉钢铁公司三矿，钱宗仁为别人做木工活，杜啸御涂油漆，他俩这样认识了。有一天，钱宗仁在工厂里看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小杜拍了拍他的肩膀：“钱师傅，你还挺关心政治的嘛，走，到我那儿坐坐。”
钱宗仁来到小漆匠的住处，那是一座用废板子钉的棚子，屋里有两张床，是用木板拼起来的，上面铺的稻草，使他印象最深的是满床满地的书，书上用钢笔画的圈圈点点，全部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没有一本小说。这小伙正在读《反杜林论》和《美国内战》。
“你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呢？”钱宗仁问。
“书，永远是宝贵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动乱，我在找寻答案。批林批孔你知道矛头是对着谁吗？是周总理。”
小漆匠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讲起，解释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理论、有实际，头头是道，钱宗仁非常信服。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钱宗仁把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小杜：“就是因为‘富农’ 出身， 如今连混碗饭吃都困难，我怎么表白自己也不行，人们只认那个‘烙印’……”
“唯成分论是唯心论。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是人为的，既然是人加上去的，人还可以去掉……”
这番谈话深深地震动了钱宗仁。这一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表面上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他感到自己的贫乏和狭隘。他第一次意识到，应该向自己的“影子”告别，尽管它是那么难以摆脱。因为，这影子是虚幻的，而他钱宗仁，是实实在在的。
仅仅超过两岁
1981年的冬天，钱宗仁跳上南去的列车——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1978年7月开始到1981年春， 钱宗仁在繁忙工作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学完了8门大学课程， 写了40多本笔记，做了20册练习题，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 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成绩在26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左等右等，通知书却没有寄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已经37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钱宗仁怎能错过，他要去西安问个究竟。
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钱宗仁在飞驰的列车中沉思默想。数学中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人，只能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尽量开足马力，争取最大的值。重返阿克苏后的八年，钱宗仁正是以这种积极态度，争取着人生最大的“值”。
与小漆匠杜啸御分手，钱宗仁回到实验林场筑路队，以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都一风吹了，他又重新当了一名工人。筑路工地远离居民点，在戈壁上搭起帐篷，喝的浑黄的泥沙水，吃的咸菜玉米馍，扫冰雪、挖冻土，顶着风沙铲石头，这一切苦都不在话下，钱宗仁庆幸从此再没有那折磨人的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安定了，又可以自学了。
钱宗仁开始研究文字，只需几本字典和一些废纸。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将所有的汉字一笔一划地进行反复推敲、归类排列，到1975年底，编成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这种方法适用简化汉字和常用字，符合文字改革的方向。钱宗仁同时还对汉字形声结构进行过研究，并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总结出一些基本数据。
1976年3月17日的《参考消息》 有一篇报道，讲一个美籍华人发明了“丙字检字法”，在国外实行。工人们惊奇地发现，报上介绍的方法竟与钱宗仁的排字法基本相同。在他们的建议下，钱宗仁把自己的排字法和检字表寄给《人民日报》，请他们代为推荐，《人民日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事隔两年，商务印书馆在清理资料中清出退还给钱宗仁，说该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机构，要他改寄其他部门或请有关专家审阅。当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已报道有人发明类似的笔顺号码检字法，其后又陆续报道了更先进的方法，钱宗仁望尘莫及。他羡慕别人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利用电子科学技术，而他身居僻地，既无人指导，又缺乏图书资料，与任何科技部门、教育机构都无联系，有谁指引？有谁支持？即便是学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又有谁发现？有谁推荐？有谁承认？有谁录用？
一种想法在钱宗仁的脑海中盘旋，我应该也能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久，钱宗仁在《新疆青年》上看到有关少年大学生宁铂的报道，结尾引用宁铂的一首诗，他读后即写道：“偶读宁铂《报考有感》诗，思潮顿起，何处相诉？步韵和之：平生常怨浓云障，却喜如今日又昭。怀拥春风志常在，身居僻陋步应高。少年幸运心堪羡，中岁宏图念亦遥，争气化为原动力，云泥也有接连桥。”
考大学已超过年龄，钱宗仁决定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代价。钱宗仁无法选择专业——没有任何书籍，有什么书就决定他学什么专业。他在近处寻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他向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发出七十多封信邮购，都云无货；他向内地的亲友写信——十年浩劫中使许多人失去联系，而有联系的，都爱莫能助；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信，请求购买原来所考专业的教科书——杳无音信；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几本数学书和一本英华辞典。
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白天，钱宗仁坚持搞好本职工作，尽量挑重担子，公务活动绝不缺席——防止在所难免的非难；正常休息时间，他非干体力劳动（打家具挣钱）不可，不然他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工资低微，上有老人，下有妻小，都要靠他养活；除了5小时的睡眠外，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要抓紧，吃饭、洗脸、走路、上厕所都算作学习时间，3年之间，他从ABC学起，掌握了5000个英语词汇，演算了上万道算题，身体一天天消瘦，体重一天天减轻，可是顾不上了——这是一个抢时间的特定时期。
沉重的钢铁车身，吭哧吭哧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命运，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无情，难道我朝思暮想的志愿又要被辗得粉碎？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
钱宗仁终于在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个错误，他少报了两岁年龄，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考试资格呀。1978年报考研究生年限40岁，1979年和1980年是38岁，1981年退至35岁，而钱宗仁已37岁。他早早地撑出他生命的船到远处漂泊，可时光却在岸边捱延消磨了，这能怪他吗？钱宗仁给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写了报告，述说了自己特殊的经历和求学的心情，他相信能得到同情和谅解。
这个报告钱宗仁已背下来了，此刻在火车上，他又默想了一遍：
“我一生梦寐以求能有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不是为了什么名利，这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无所改善，我一生只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渴求一个较好的求知环境。我想实践一下，当国家能满足她的一个儿女渴求学习的心愿时，他的年华能否放出光芒。我愿以两年时间学三年课程，提前结业，以消除年龄矛盾。若在任何时候发现我赶不上其他年轻优秀学生，立即退学……”
回想起到西安复试和刘书琴教授的接触，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学者了解了钱宗仁的经历，同情他，喜欢他，认为年龄不是原则问题，历年也有超龄录取的先例，建议学校予以破格录取，陈述的理由是：一、该生考试成绩好，据指导教师实测后认为，由于该生是在全无指导下自学应试，其实际水平还高于由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培养前途；二、从该生的经历看，其年龄是被错误路线所耽误，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补救，纵然超龄，其情可谅；三、该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相当差，能如此长期坚持自学，其志可嘉；四、数学系研究生没有招满，既然有培养能力，而国家人才紧迫，不应错过机会。这个建议经数学系讨论书面送交学校。
难道我的请求报告及数学系的建议都未获准吗？当钱宗仁来到西北大学，见到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薛某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他证实了这一不愿相信的事实。
“你瞒了两岁，这你自己也承认了，我们用不着调查了。我代表学校向你宣布，由于超过录取年龄，不予录取。”
真是劈头盖脸的打击。“你们，就这么仓促地决定了吗？”钱宗仁呐呐地问。
回答依然是那么冰冷，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式：“年龄是死的，我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年龄是死的，人是活的，招生制度是人定的，难道人不能做一些小的更改吗？钱宗仁的心不死，依然存在着一线希望。
他去看望刘书琴老教授，刘老听了很气愤：“我招的研究生，怎么不与我商量一下就不要了？年龄超过就超过了，35岁能当，37岁也能当嘛。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年龄问题是否还有活动的余地，我给你带封信，先找一下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他会帮你的忙的。”
刘老从皮夹里拿出30元钱，让孩子给钱宗仁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
张广厚在百忙中接待了钱宗仁，并请他吃了一顿便饭。两人边吃边聊，钱宗仁说：“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在25——30岁，40岁前出成果的占百分之九十，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但我想可以算到百分之十里去。”张广厚连声称赞：“好，你这个人看来很有志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进入百分之十的行列，40岁以后出成果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与教育部很少打交道，光明日报和青年报有两个记者我很熟，他们很懂政策，你去找他们试试看。”
钱宗仁带着张广厚写的信找到光明日报，所见记者老林十分热心，当即与教育部研究生处联系，并递上钱宗仁请求当研究生的报告。教育部研究生处批给陕西省高教局：“钱宗仁情况确有特殊之处，望陕西省高教局协助西北大学考虑，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钱宗仁满怀希望，回到西安，再次去见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那位负责同志。回答是冰冷而圆滑的：“教育部让我们考虑，没有说一定录取，我校中文系有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是超龄报考，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本拟录取，却因中文系过分数线的学生人数多于录取名额，这个超龄生没有被录取，为了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录取你。你没有上成大学，‘文革’中又受种种磨难，对此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与我们无关。自学成才不一定都当研究生，在新疆也是大有可为的。”
钱宗仁的心凉了，他向刘书琴教授辞别。不想刘老不放他走，“太无道理，你再去一次北京找蒋南翔、华罗庚……”又掏出30元钱让钱宗仁赴京。钱宗仁虽然已感到希望渺茫，但为了不辜负刘老的一片心意，第二次来到北京。
他去找教育部研究生处，那里的同志说，招研究生的主权在学校，如果学校一定不肯录取，教育部也无能为力。他不能在京久留，一天两元钱的住宿费使他几乎囊空如洗。他向热心的记者老林辞行，没想到老林告诉他一个消息，使他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陕西省高教局已打长途电话给哈工大，西大不录取钱宗仁，哈工大表示可以考虑。
钱宗仁在北京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哈工大研究生办公室的回音来了：我校尽最大力量，但我们是工科，钱宗仁同志报的是理科，很难找到适合他专业的指导教师。
多少次希望，又有多少次希望的破灭，钱宗仁的心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仅仅因为超过两岁，他奔波行程几万里，历时近百天，破费数百元，倘若能有条件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恐怕也越过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人们为钱宗仁惋惜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人的价值在人的本身，两岁，这在人生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却把这微不足道的外在因素看得那么郑重，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有才华的人本身。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压抑、被搁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伯乐”到处都有
钱宗仁，这棵从石板缝中钻出来的小草，并非只遇到冰冷而圆滑的石头，他也感受到春风的温暖和爱抚。他遇到了不少“伯乐”，西北大学的刘书琴教授不就是一个吗？刘老给教育部写的一封信，一直珍藏在他身边：“我认为钱宗仁实际水平较高，各种基础具备，如能使其有一个较好的条件加以深造，定能见效，很有可能做出成绩……对这种人才仅因超龄而拒之门外，实为浪费埋没人才，我深感不安，似与当前所倡精神有违……我有信心，敢尽有生之年，在其他同志帮助下，悉心培养之……我年事已高，难得几回为国家四化出力，因此特修书陈情……”每逢读到这里，钱宗仁心中都会涌出一股热流，尽管处处是路障，但到底有人理解他，有人发现和承认了他呀！
还有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北京工业学院基础部的杨维奇副教授，在一次会议中，遇到张广厚和刘书琴，他为钱宗仁未被录取之事愤愤不平，又深为钱宗仁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他决定破格在1982年招钱宗仁当研究生，并征得教育部的同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愿未遂，但杨维奇这番心意，钱宗仁领了，至今，他还与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保持通信联系，当他的“校外研究生”。教授给他寄学习材料，他帮助教授整理“单页函数”翻译初槁……
二十年过去了，钱宗仁遇到了不少坎坷，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他没有被畸形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淹没，反而被这痛苦造就着。
“伯乐”，到处都有，相识的，素不相识的，那些热情的学者、专家、记者，在关键时刻都向钱宗仁伸出了声援的手。
考研究生落榜，再次回到新疆后，钱宗仁在这方面的感受有增无减。西北大学虽然没有录取钱宗仁做研究生，却愿意向新疆教育厅推荐，欢迎新疆送钱宗仁去西北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
这意见并非不可取，考研究生不是钱宗仁的目的，他只是想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但是事与愿违，到了乌鲁木齐，钱宗仁找了自治区教育厅，他们表示无法推荐，因为推荐首先要有选送单位，阿克苏实验林场是赔钱单位，他们不可能选送。调钱宗仁去高等学校工作吧，新疆大学的一些教授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一是教师超编，二因为钱宗仁不过是个林场职工。无正式学历，无调动条件，户口牵制，家庭拖累，要计划指标，要人事手续，种种一切，五关六将，没有大将关云长休想通过。教育厅的一位同志对钱宗仁说：“如果你有本事能通过这么多关卡，能叫所有部门考虑你的特殊情况而破格办理的话，你也有可能请西北大学破格录取，手续简单而又各方满意。”言之有理，进修和考研究生一样难，钱宗仁几乎没有精力去周旋了。
在阿克苏，钱宗仁遇到了一个“伯乐”——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算是钱宗仁不幸中之有幸。宣惠良读了钱宗仁的自述材料后，深为感动。这个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那样执著，没有虚假的夸张和自我炫耀，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真诚的心。他亲自到实验林场调查了解钱宗仁的情况。他听到一些非议，比如钱宗仁对人冷漠、孤僻，有名利思想，不务正业，但就是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也承认他经过百般磨难坚持自学的毅力令人佩服。宣惠良理解钱宗仁，喜欢钱宗仁——他看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品质和潜在的能力，他走进了钱宗仁的住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钱宗仁上下打量了来客，个头不高，戴着黑边眼镜，风度潇洒，没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宣部长竟成了他今后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宣惠良自1981年5月初识钱宗仁， 半年中帮助他办了三件事。第一步是工人转干部。宣惠良打算把钱宗仁调到阿克苏地区的中学教书，这里图书资料学习条件都比林场强，先联系二中，二中推托他有湖南口音，不宜教学而未接收。又联系四中，四中表示欢迎，但提出钱宗仁是工人，必须转成干部才能算作正式教师。宣惠良跑了文教处、 农林处都还顺利，到了地区人事处卡了壳，一个干事说工转干要9月份统一审批，而当时是8月。无可奈何，只有耐心等待。
不怪老宣性子急，中国的事情变故多，夜长梦多，后来又发生一件事足以证明。正在办转干手续时，钱宗仁收到北京工业学院杨维奇教授的来电，让他速寄档案，北工院要破格录取他为1982年的数学系研究生。良机不可失，偏巧钱宗仁的档案找不到了。198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石油指挥部刚刚上马，需要师资和翻译人才，欢迎钱宗仁去，当时钱宗仁考虑那里自学条件比林场强也就同意了，作为商调，档案寄到石油部门，到第二年此单位属于关停并转企业，又不需要人了，钱宗仁的档案就这样遗失了。
北京工业学院二次来电催促，宣惠良的心情和钱宗仁一样焦急。他跑到人事部门去游说，讲述钱宗仁的遭遇，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补办一份档案材料，那些干事竟毫不动心，打着官腔，说学校已经放假，书记和政工科长均不在，无法办理。
宣传部长不掌人事权、财权，却有着正义感。尽管处处碰壁，他仍要成全钱宗仁，想办法一帮到底。宣惠良只好超越他的职权范围（这样不大合乎中国办事情的手续）将钱宗仁的转干报表、自传、鉴定一一复制，盖上宣传部的大印，寄到北京去了。
但毕竟晚了一步、延误了时机，使钱宗仁到北京工业学院当研究生一事又告吹。宣惠良很伤感，对某些机构的衙门作风及对人才的难以容忍的冷漠感到义愤，同时为钱宗仁这样的人才被埋没而痛惜。多少良机，钱宗仁一一丧失了，他心绪不安，又无可奈何，他对宣惠良说：“我已被逼上梁山，义无返顾，不管成败如何，我要背水一战，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要继续深造，不容许自己退下来。”那心境很有些悲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明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的同志给钱宗仁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自治区常委富文同志对钱宗仁的使用有一个批件，大意是应就近调塔里木农垦大学试用后任教。这自然使钱宗仁心中浮起了新的期望，他找到阿克苏地区组织部，这份批件竟被压在抽屉里两个月无人过问。组织部的回答是：我们管区以上的干部，包括教授，讲师及工程师，像你这样的人不归我们管，即使归我们管，塔里木农大是农牧渔业部和建设兵团合办的学校，我们也管不着。于是这份批件从组织部转到了文教部。
宣惠良再次做说客，带着富文同志的批件，乘车赶到距阿克苏一百多公里的阿拉尔，找到塔里木农大的某书记，这位书记一口应承表示不需商调，阿克苏人事部门直接将钱宗仁介绍过来就是了。宣惠良又跑到实验林场，林场同意办手续，人事处也同意放人了，一关关都通过了。这以后宣部长到乌鲁木齐开了一个月会，回来后此事毫无进展，人事部门强调口说无凭，要塔农大发商调函。宣惠良第二次赶到阿拉尔，苦口婆心，做好了塔农大所有领导的工作，拿到商调函，终于使钱宗仁在1982年12月31日来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报到。
钱宗仁感叹他说：“中国，要是多一些宣部长这样的干部就好了。”是啊，如果我们的人事部门的干部，都能像宣惠良一样常给自己的心加加温，中国的事情将会好办得多。
钱宗仁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结束了二十年坎坷的生涯，但愿他今后在生活中不再扮演悲剧的角色，但愿他能成功。但愿！
“过去的都已过去了。我今后二十年能为人民做些事，得到人们的理解，我的心就得以满足，它将证明我前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使一些在那里刚开始发奋自学又遇到挫折的青年产生信心，也让那些曾打击和阻拦我前进的人看看，小草要破土而出，任什么人也压不下去。我对生活充满着信心，相信命运是可以抗争的，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现行的政策稳定，哪怕是半个世纪也好。”
我相信，钱宗仁讲述这一切时，他的心是淌着泪的，一定。
人生，这就是人生。这里，有辛酸，有劳苦，也有人的创造和热力，有污浊，更多的却是人的光彩；这里，有痛苦，也有克制、忍耐，更多的是自我牺牲中所获得的创造的欢乐。
钱宗仁的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着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汹涌的内心的呼声。
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人品，他的精神，都使我想起塔里木河畔的胡杨，那会流泪的树。
钱宗仁就是一棵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一个曾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在沙漠旱风的席卷和盐碱的吞噬中，那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终究要伸直他的躯干。他不抱怨，不灰心，因为，他知道以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冬天过去了，他正和人民和国家一道共享春风的吹拂。
哦，胡杨树，壮美的树！
哦，胡杨泪，悲壮的泪！
198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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