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氏丁香 日期：2013-06-02 11:33:58
阮氏丁香
徐怀中
一那目光充分显示出傲慢、敌意、挑衅，显示出不可侵犯的女性的庄严。
西线九四一部队在境外作战期间，收容了十几名女俘虏，大多是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领导上有些不放心，怕错抓了越南群众。一个个查对，全是持枪和我们叮叮咣咣顶着干的。经联络处个别做工作，有人讲出了一点情况，原来她们都是附近班通林场的青年冲锋队员。
女俘要及时后送，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从机关抽调了几个女同志参加转送工作。总机班陶坷是其中的一个。连里是有意就便照顾小陶一下，连续几昼夜紧张的战斗生活，她身体已经显得有些不支。小陶急了，再三请求不要派她去。说也是的，女电话兵们又有谁愿意比班里同志提前离开前线呢？那怕只提前一天，以后谈论起来，自己说话都不是怎么硬梆。
指导员耐心地动员说：“连用已经定了，再换谁也不好换，就你去吧。”
“好换不好换我管不着，反正我是不干！”小陶强硬得很。
连长态度严肃地说：“你不去谁去，那些女冲锋队员里，还有你抓的一个哩！”
小陶说：“管抓还得管送吗？早知这样，我把她放了。”
讲是这么讲，小陶当然还是服从命令，去俘虏收容队报到了。
十多名女冲锋队员，互相紧挽着胳膊，长长的一排，坐在被炮弹炸倒的—棵树干上。以前，她们彼此之间也许并不这么亲密。现在休戚与共，自然地结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我们部队里，有许多关于越南女冲锋队的传说，讲她们都是如何泼辣能干，如何不知道怕死，在最后关头，几个人抱作一团，拉响手榴弹集体自杀。知道“九四一”抓了女冲锋队员，路经这里的人，不免都要上前看看。一些人刚走，另—些人又围过来。女俘们觉得，这简直象在动物园，供穿流不息的人们观赏，她们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故意昂起头，直视着围观的人。那目光充分显示出傲慢、敌意、挑衅，显示出不可侵犯的女性的庄严。
有一个受重伤的女俘，名叫范氏碧，是要单独用小汽车送往野战医院进行抢救的。陶坷来的时候，医生正弯下腰，再一次为她检查伤口。旁边一个小男孩，不过三、四岁，偎偎依依不离身。看那张十分相象的脸儿，就知道是她的儿子。这孩子似乎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胆地望着中国军人。陶坷拿给孩子一块压缩饼干，他大口地吃起采，用一只腌臜的小手在下面接着碎渣渣。
陶坷通过翻译问那孩子：“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阿方！”
“阿方！你爸爸呢？”
“给中国人打死了。”
阿方的话显然是别人教的，爸爸是怎么死的，他并不清楚。
据当天参加搜山的同志讲，冲锋队两个班，躲在一个山洞里。仗着地形有利，易守难攻，坚持抵抗了很久。后来从悬崖顶上扔炸药包下去，炸垮了洞口，敌人才乱了阵脚。我们的翻译用半导体喇叭喊话，保证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又警告他们，再不出来要使用火焰喷射器了。等了一会儿，就见一男一女从硝烟弥漫的山洞里钻出来，女的背后还背了一个孩子，这就是范氏碧和她的丈夫。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表明是要缴械投降的。不想紧跟着又出来一个青年冲锋队员，端起自动步枪，从背后对着他们就是一个速射，夫妇两个应声倒下了。我们部队看到有人缴枪，停止了射击，洞里的敌人趁机冲出来，边打边分散逃跑。部队追上去，放倒了几个，其余的钻进丛林，再没有搜出来。
范氏碧头部中弹，踉跄几步栽倒了。她不顾自己，忙把孩子从背后解下来看，见阿方一脸的血，母亲几乎要晕过去了。再一看，那是她自己的血，孩子并没受伤。随即看见丈夫一头扎在乱石缝里，她扑过去，把丈夫抱起，拼命摇撼着，呼唤他的名字。又回头对儿子说：
“阿方！快呀，喊爸爸，快喊叫爸爸！”
仿佛妻子呼喊不应，别儿子来喊，就可以把人召唤回来。阿方连连喊着爸爸，哪里喊得应呢，他已经去远了。……
押送战俘的几辆车子，是夜间从舟桥上过的红河，俘虏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越南。当车子开进河口国营农场，他们看到山丘上葱葱茏茏的橡胶林，听见远处有火车汽笛叫，这才恍然大悟，到了中国。男俘们倒还好，女俘们车子上立时乱了起来，哭的哭，叫的叫，让她们下车，投一个肯下来。押送俘虏的战士气不过，讲了几句粗鲁的话。不想女俘里有人懂汉语，大声地翻译出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啦。都不干不净地骂起来，要中国兵开枪把她们打死。等大锅饭菜都抬出来了，她们还在坚持持，死活不下车。终于有一个女俘站出来对大家说：
“姐妹们听我讲，我们该吃还是要吃，该睡还是要睡、看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她腾的一下先跳下了车。陶坷认出，这正是她俘获的那个女冲锋队员，名字叫阮氏丁香。
车上的人陆续下完了。路灯下看去，一个比一个神情紧张，警觉地向四处观察着。在国内上级告诉她们，中国人对越南的京族人特别仇恨，抓回去要拿来当作生物试验。究竟试验的是什么神秘的项目，是要在人身上注射一种烈性针药，随时记地反映；还是要一天三次抽取俘虏的血液，她们说法不一。照年龄说，她们应该有一定判断力的，由于从小就习惯了听信领导上的每一句话，这种判断力便退化了。
修配厂会议室里，用办公桌和乒乓球台拼成了一个大通铺，安排女俘们住。在分派铺位时，大家都争着往屋角上挤，谁也不敢睡在靠门口的地方。又是阮氏丁香出来说：
“不用害怕、你们只管睡好了。我坐在门口，有什么事，我一喊叫，姐妹们赶快起来。”
似乎有阮氏丁香坐在门口，当真就有了多大保障，大家立刻镇定下来，和衣睡下了。不过没有谁真正入睡的，都在注意倾听着门窗外面任何一点细微的响动。各自想象着，在必要的时候要怎样奋起反抗。用头去幢，用指甲抓，用牙齿咬，横竖拼出性命来就是。
临时为俘虏集凑了一些被褥，平均两三个人才能有一条。女俘里病号已经不少，怕再冻坏了她们，几个女同志就把自己的军毯送来给女俘们盖。别人得到军毯很欢喜，唯独阮氏丁香轻蔑地把脸背转过去，简直不屑于看一眼。
陶坷笑笑，对翻译说：
“你跟她讲，预报今天晚上有雨，不盖点东西睡不行。”
如果换了别人送军毯来，也许阮氏丁香不一定拒绝，偏偏是陶坷。她僵持了一阵，忽然按奈着气性对小陶说：
“要怎么样管教战俘，随你们的便。我只是要求一点，请你不要总是这样看着我笑。你不是在对一个人笑，不是对一个和你一样的女人笑，你这种笑我忍受不了。你得意了，你胜利了，你可以高兴，你可以永远引为骄傲。可是你必须明白，我是在越南的土地上被你俘虏的，所以我并不因此感到有什么可耻。”
陶坷强忍住，没有教训这个冲锋队员一顿，让她规规矩矩听着。她还是笑了笑，把军毯放在阮氏丁香身边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多讲什么话也是无益的。
后半夜果然下起雨来，天阴冷阴冷。陶坷她们没有盖的，冻得躺不住，干脆起来，找了些木屑点起火来烤着。
那条军毯，阮氏丁香硬是没有盖，她抱着膝头一直坐到天亮。
二为什么不珍视“东方美女之国”的光荣，偏要追求“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位呢？
到了西线战俘管理所，陶坷想赶快把工作交持完毕，就返回部队。领导上确定，参加转送俘虏的几个女同志熟悉情况，要求她们留下来帮助一段工作。
俘管所是借用地区的一个干部学校，进大门是一片宽阔的草坪，正而有礼堂。道路两旁的风尾树正在开花，火红火红的，从附近山包看下去，象是飘落在地上的一团团红云。一排和一排房屋之间种了葡萄，俘虏们总是坐在荫凉的葡萄架下打扑克，弹吉他，吹口琴。有人用彩色粉笔在墙上作画，装饰着自己中队出刊的墙报。草坪上正在练习跨栏和各种球类，马上要举行第一届战俘运动会了。女俘们喜爱跳竹竿舞，拍着巴掌，一跳就是好半天。这种舞蹈需要腿脚灵活，节奏感强，一步弄错，就会被竹竿夹坏了腿。
来访问的一位日本电视记者，一定进大门，不禁为之惊讶地说：
“住在风景如此优美的地方，生活如此愉快有趣，我倒很想试试作一名俘虏。”
如果说这些越南人，当真是无忧无虑，没有沦为异国战俘的那种难以解脱的内心痛苦，也不是实在话。尤其是女俘们，本来有说有笑的，一想起目前的处境，想起父母亲友，想想自已的乡里家屋，就哭起来。一个传染一个，有时整个宿舍里“呜呜呜”地集体大放悲声。不过，总不能老哭啊，既来之则安之。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也明白中国方面决不会久留他们，一俟双方开始谈判，就可以遣返回国，和亲人团聚。吃着外加补助的伙食，眼瞧着自己的体重往上长，着的什么急呢！
一天的日程中，唯一使他们不安和反感的是上课学习。他们背地里使用西方语言，说这是强制洗脑。要洗只管洗好了，作了俘虏，还有什么话说，上课倒也还能作到认真听讲。讨论会上，则往往没有人发言，一直捱到最后，有人出来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告散会。
阮氏丁香却与众不同，在中队讨论会上，她常常一连提很多问题，请主持学习的陶坷给予解答。哪里是在提问，她分明是以合法的提问形式在论证这样一点中国军队在没有任何越南人邀请的情况下越过边界，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的。一些同志说，阮氏丁香算得上是女俘中最顽固的一个了。陶坷认为不见得，在她看来，克制不住要表示自己作为一个越南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倒是那些严守沉默的人，那些随时可以似是而非地附和你几句的人，思想最难通。果然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阮氏丁香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她开始明白，中越两国何以竞从“同志加兄第”弄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中国是在数千里边疆的山水田野一再受到践踏，是在流血事件不断增长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对越南进行了这次有限度的军事惩罚。阮氏丁香和所有战俘一样，言语上是决不承认敌对方面这种说法的。但事实摆在那里，她不得不默默地接受下来。接受这一点，使这个越南女青年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使她失去了被俘以后一直保持着的表面的平静和自持力。她有好几天神情恍惚，如呆如痴，整夜整夜的翻腾，睡不着。仿佛是由于外因的刺激，原本在潜伏期的某种病症赶早发作了。几天过后，才象大病初愈，慢慢正常起来。
先前，阮氏丁香很难得和陶坷讲话的，见到小陶把脸一扭，全当没看见。现在不同了，有事无事总想找小陶搭讪几句。赶上翻译同志不在场，她们俩比比划划的，搞不清对方的意思，只好面对面地笑。这天，她们俩和女翻译员小陈一起，在葡萄架下闲聊起来。谈到她们在战场上的初遇，就象是在谈论着共同经历过的一桩什么逸闻趣事。
陶坷回忆说：“别人破坏电话线，剪断就是了。你鬼的很，选择放在稻田里的一节线，只是把绝缘皮剥开，钢丝在水里和大地接触，就短路了。不注盘查，线还是好好的，真不容易发现。”
阮氏丁香说：“你才鬼呢！钢盔遮到眉毛上面，活象一个威武的男子。如果一开始认出你也是一个女人，我不那么慌张，也就不会让树枝绊掉了自动步枪，给你得了去。”
“嗬！你够多凶啊！一看我不是男的，不要命的和我夺枪。”
“我没有想到，你力气那么大，一下把我推出十多步远。”
阮氏丁香不知道，在扭打中，陶坷曾经有机会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她的胸部，但小陶没有打出这一拳。女人胸部是致命处，经不住打的。小陶不提此事，只是说：
“我扔过去几张代言片，你假装在看，暗中抓起一把土，冲我眼睛撒过来。气坏了我，当时我可真想开枪了。”
阮氏丁香笑起来，她随后收住了笑容说：“我脑子里几次闪过这个念头你要开枪了，枪声就要响了，可你到底还是没有开枪。我游泳不行的，在河里乱抓乱蹬，不让你靠近。你不管我，我也就完了。你拼命把我拖上了岸，在那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扔下我不管的。”
“我能那样吗？”女电话兵说。
阮氏丁香十分真城地说，“你是一位军人，可以理解我的，我不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战斗中被汀死，也不能因为你不愿意开枪打死我，来感激你。不过，我应该替我妈妈向你表示谢意。妈妈没有别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了。”
双方问起了年龄，小陶告诉说她二十一岁。阮氏丁香说：
“我比你整整大了四岁，可是成了你的俘虏。所以我没有资格作你的姐姐。”
小陈直接替陶坷问答说：“姐妹是论年龄的，她既然小你四岁，也就只剩下作妹妹的资格了。”
一些女俘也陆陆续续凑过来了。当中一个名字叫黄氏水的，最爱说笑，她搂抱住阮氏丁香的肩膀问陶坷：
“你觉得你俘虏来的这个越南姑娘怎么样，漂亮吗？”
“没说的。”小陶赞赏着。
黄氏水带着夸张的得意说：“你要知道，她是顺化人哩！”
另一个女俘何氏瑶跟着说明：“我们越南被外界称为‘东方美女之国’，主要就是仗着顺化地方。顺化女子是越南的骄傲。”
女俘中队大多数是河南宁省的人，只有阮氏丁香是南方顺化人。如果说顺化女子是越南的骄傲，也就不妨说，阮氏丁香是女俘队的骄傲。这个身材小巧的顺化姑娘，没有一般京族人颧骨显高和牙床突出的缺陷，却具有京族妇女外形上的一切长处。她轮廓异常鲜明，鼻梁正直，口形丰满，眼窝儿略深，构成了眼眶周围一圈淡淡的黑晕。双目湿渌渌的，很象一对沉静温顺的羚羊的眼睛。有人说她下巴稍许尖了一点。那里加道，不是那么一个尖溜溜的下巴，整个脸盘就会显得过于呆板，没有那样生动了。
大家就阮氏丁香无可挑剔的容貌称道了—番，最后陶坷不无遗憾地说：
“真是的，你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珍视‘东方美女之园’的光荣，偏要追求‘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位呢？”
小陈还没有完全译出陶坷的话，女俘们已经大笑起来。
三这实在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步骤，等于沿中国边界，部署了一支不必发放军服的庞大的军队。
一天大家正在葡萄架下说笑，阿方跑来了。
阿方不满四周岁，在战俘名册上当然没有登记他，只是在他母亲范氏碧的名字下边附注了一笔。女冲锋队员范氏碧由于受伤过重，在野战医院抢救了几天，输了九百多毫升血，终于没有能把这位年轻的母亲救活转来。范氏碧死后，阿方留给女俘队，大家轮流照看着。
范氏碧是河南宁省山区的一个中学生。她和年龄相仿佛的许多女孩子一样，都迫切想离开农村，觉得奔出去，总比留在村子里强。这种要求，和上边的号召很容易吻合。这几年来，越南当局以参加开发北部边疆为号召，从内地招收了大批中学生到中越边境来，分配在新建的林场、农场、砖瓦场、养鱼场当工人。答应他们先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如果政治上劳动上表现好，以后河内来招工，可以优先推荐去。到首都去堂堂正正当一名国家工人，对山区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吸引力之大，足以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这种诺言是否能够兑现。许多青年都争先恐后地响应号召。
把大批有文化的京族男女青年送到边疆来，一可以屯田生产；二可以改变当地少数民族人口过于集中的局面，逐步“净化”边疆；三可以组成青年冲锋队，适应战时需要。这实在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步骤，等于沿中国边界，部署了一支不必发放军服的庞大的军队。
范氏碧差一个学期中学就毕业了，看见高班同学不少报名到边疆去，也跟着报了名。回家和妈妈一说，妈妈不让去。
范氏碧说服母亲：“妈！不讲响应国家号召吧，对家里也好哇。每个月除了交伙食，能净拿四十五元钱回来哩！有机会我常回来看你，路上也不用花钱买汽车票，林场的车子来来往往的，搭个卡车方便得很。”
妈妈摇头说：“你说得比唱戏还好听，这样便宜的事儿，还轮得到你吗？”
“县上的同志亲口讲的，错不了。”女儿保证说。
“我不放心，总觉得你会出事的。”
“能出什么事呢？”
“难讲。路上去搭卡车，就比不得买票坐客车。司机都是那么好心吗？你一个人，坐在他的司机蓬里。……”
“哎哟！妈！你看你，总把人想得那么坏。也不是我一个人去，几个同学讲好了，保持集体行动，进厕所也要有两个人以上。”
好说歹说，妈妈才同意先去干一个月试试看，不行就回来。老人总还是悬着一颗心，她问女儿：
“干了一个月，卡住不放人回来可怎么办？”
范氏碧笑着说：“你是多余的担心，讲好了的，来去有个人自由。兄弟姐妹多的人不敢担保，我是一个独养女儿，凭哪一条规定扣住我不放。”
造林工人劳动强度很高，范氏碧强撑着干了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妈妈多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领导上讲，她的要求，作为一个胡志明共育团员来讲，实在太不应该了。到林场来的一批又一批工人，都是决心长期参加边疆建设的，哪有试着干一个月就走的。再说，现在也晚了，原籍已经注销了户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了一切，其中最要害的包括没有了你的口粮，放你回去又怎么办呢？和范氏碧一起的几个女孩子大哭大闹了一场，这是她们所能采取的最后的手段了。哭闹过后，只好寻找当林场工人的几样好处，用来自己宽慰自己一番。毕竟每个月可以到公路边那个小邮电所，奇一次钱回家去。她们想象得出，填写了自己名字的汇款单寄到村子里，留在村上的姑娘们看见，将会是怎样羡慕呀。
没过几个月，范氏碧和本场的一个工人结婚了，男的比她大两岁，虚岁十九。在林场结—个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省去了让新婚夫妇苦于无力筹办的多少事情。大家帮把手，用竹蔑、泥巴为他们盖起了两间小屋，把两顶单人蚊账拼凑成了一顶双人的，就算一切齐备了。又过了没多久，范氏碧作母亲了，生了阿方。人们脑子随便转一下，就会计算出来，她的这个儿子是在婚前三个月有的。不过没有谁为这桩事说长道短，在如此边远的班通林场，人们不大操这种闲心的。人们很高兴，又添了一个会哭会笑的小玩意儿，为枯燥沉闷的林区生活增添了多少欢乐。去烧荒种树，去搞军事训练，或是去小集镇上赶街，少不了要带着阿方。小家伙浑身上下光榴溜的，肉乎乎的，实在惹人喜欢，这个抱过来，那个又抢着接过去。……
现在阿方成了孤儿了，女俘们很可怜这孩子，看见他哭，都忍不住眼圈儿发红。可是轮到谁来照看他，又有些缩手缩脚，顾虑很大。阿方的父母亲是在举枪向中国人投降的时候，作为背叛祖国的罪人，由自己人执行战场纪律打死的。谁敢热心替这种人照看孩子呢？起初只好由我们的女同志带着阿方，后来，还是阮氏丁香主动要求担负这个任务。阿方一连发烧几天，不好好吃东西，在昏迷中哭喊着爸爸妈妈。阮氏丁香带阿方睡，喂水喂药，细心照料着。俘管所没有儿童衣服，阮氏丁香就替阿方把一件大衣服，重新剪裁，改得合身了，小家伙穿上蛮神气的。这一来，也为别的女俘解除了顾虑，她们相互仗胆说，照顾一下刚刚学会说话的一位同胞，构成不了多大的罪过。黄氏水、何氏瑶几个人，也开始积极地来护理阿方，这孩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一见阿方跑过来，陶坷弯腰把他抱起，他伸手就从长长下垂的一串葡萄上揪下一颗，要往嘴里塞。
“不能吃，又酸又苦！”陶坷警告说。
“不，是甜的。”
阿方不听，咬了一口，酸得直摇头，连忙往外吐，吐得衣服上好多脏水。
阮氏丁香把阿方接过来，替他擦干净衣服；一下想起来说：
“我们要能给阿方织一件毛衣就好了。”
黄氏水响应说：“我会一种儿童式样，织出来你们看，大方极了。”
“要买毛线，哪里来的钱呢？”何氏瑶提出了困难。
战俘每人每月发给五元零用费，由中队统一保管，在宿舍里挂一个小本子。谁支用多少，登记在本子上，支完为止。男俘们主要是买“三七烟”。女俘们可买的就多丁，黑丝绸、的确凉、方纱巾、尼龙袜、花露水、擦脸没、松紧带、别针、发卡、按扣、梳子、镜子、手帕。……也有的三二两两协商好，先把钱集中给一个人，买纯羊毛的线来打毛衣，下月的钱又集中给另一个人。阿方是一个例外，没有他的供应标准，让他顶母亲的名字，先支用了本月的零用费。阮氏丁香做主，替阿方买了奶粉、糖果等等，现在想为他织一件毛衣，就没钱了。女俘队的小本子上不可能还有活动余地，男俘里不抽烟的人，也许能有钱。黄氏水和何氏瑶立时跑到就近的男俘宿舍，想找人借几元钱。
她们俩先去翻看那个登记本儿。一个叫武如乙的男俘，抽烟很凶的，在他的名下，一个钱还没有支用过。两个姑娘向他张口了。
“你们要钱买什么？”武如乙问。
黄氏水说：“我们想替阿方织一件毛衣，—下雨，他冻得发抖。”
“唔！你们是来为范氏碧的儿子募捐的。”
何氏瑶声明说：“不！是借你的，下月就还你。”
武如乙冷笑说：“对不起，你们找错了人，我没有钱了。”
黄氏水指着登记本子说：“你骗谁，你的名字下面是空白着的。”
“我的名字下面，要永远保持清白！”武加乙颇有些慷慨激昂。
武如乙自称是河南宁省地质局的技术员，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身分。看见他那一副不怀善意的脸相，何氏瑶不敢再讲什么，她拉着女伴要走。黄氏水气了，涨红着脸和武如乙争辩起来。正是午休时间，大家劝他们不要吵，劝解不开。
黄氏水说：“你真是保持清白，就不要吃俘管所的饭，不要喝俘管所的水。”
武如乙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我不和你嚷，只提醒你一句，不要忘记自己是—个越南人，中国钞票不是那么好拿来就用的。”
“为什么不能用，这是战俘有权享受的正常待遇。”
武如乙挤眉弄眼地嘲笑说：“那就请你们正常地享受去好了，不要把我扯进去，我是决不沾手的。”
黄氏水报以嘲弄说；“可是别人用中国钞票买了中国烟，你伸手要来就吸，吸完了一吱又伸手要。”
男俘宿舍里一阵哄堂大笑，武如乙感到有些难堪。他恼怒地放下了蚊帐，边脱掉衣服边嚷嚷着说：
“睡觉了，睡觉了！没有事的请出去，本人是要脱光了睡的。”
何氏瑶吓的扭头就往外跑，黄氏水却向武如乙冲过去，一对怒火燃烧的眼睛逼视着他说：
“蹲着尿的我见多了，站着尿的还没有见过，倒要看看。脱呀！你怎么不脱！”
两个姑娘本来兴致很高，要借钱为阿方买毛线，不想弄了这样一场不可开交的吵闹。
晚饭过后，一个男俘把大家凑起的十多元钱悄悄送来了。
四女儿的亲吻，还带着婴儿时的温馨气息，感受到这种气息，妈妈又醉洋洋的了。
傍晚课外活动，陶坷约了阮氏丁香在草坪上散步谈心。她俩一人织着一只杏黄色的毛衣袖子，是给阿方织的。小陈担任翻译，走在她们当中。
阮氏丁香先讲起了她的妈妈，这是女俘们最乐于谈及的一个共同的题日。
阮氏丁香的妈妈原是一个护士，全靠自学，成了一位相当高名的外科大夫。顺化地方和部队都晓得她的，点上几根蜡烛，就可以在昏暗的掩蔽部里施行各种复杂手术。不过人们很少知道她的本来姓名，无论男女老幼，都喊她六姐。
正赶在关于越南问题日内瓦协议生效的一九五四年七月。六姐身孕已经很大了，却照常带着药箱随部队行动，结果早产了。
那些日子，讲起来真是令人心碎。为了严格履行协议，当地北上人员迅速集结起来，告别家乡顺化这古来曾经作过京都的名胜地方，向十七度线出发了。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沿着御山脚下和香江两岸，为北上的亲人送行。老妈妈们拥抱了每一个战士，年轻的妻子们默默地跟随在行列里，送了一程又一程。丈夫不知说了多少遍，要她们留步，她们还在往前走着，走着。六姐临产了，不能为丈夫送行。人们替这一对夫妇感到遗憾，最多只差几个小时，作父亲的却来不及见到初生儿。丈夫临别对六姐告别说：
“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孩子，让我为他取一个名字吧。如果是男孩……”
“不！你只消为你的女儿取一个名字就行了。”六姐凭她的感觉，断定是一个女儿，而不是个儿子。
丈夫不加思索说：“是个女孩，就叫丁香。”
六姐流着眼泪笑了，她很满意这个名字，显然是未来的父亲早已酝酿好久的。当天傍晚，一个小生命在阴雨绵绵的亚热带丛林里降生丁，果然是一个女孩。依照京族的风习，女孩了须在父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氏”字，即是阮氏丁香。
阮氏丁香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地图上一条北纬线分劈成了两个世界。日内瓦协议的条文规定，南北两方当局，不得对对方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报复，应保证对方人员家属生命财产的安全。条文归条文，北上人员走后不久，六姐的安全就受到威胁，组织上安排她带着小女儿离开顺化，几经辗转，才在西贡附近的古芝地方落下了脚。
六姐的公开身份，是一个乡下医生。每天把小女儿丁香在背上绑好，骑自行车到村庄里给人看病，推销应时的药品，同时完成发动群众的工作。六姐产后就不曾有过一滴奶水，小女儿常常饿得哇哇直哭。走到哪个村子，遇上有奶的妇女抱过去吃一次。找不着奶，就只能向人讨一点米汤糊糊喂喂。女人们问她：
“六姐！你怎么没有奶呀？”
“谁知道呢，可能是怀着的时候，吃盐吃鱼露多了。”
这话是应付别人的，她不愿意讲起那些事情。六姐曾经被保大的警察抓进监狱，当着全体男犯，剥光了衣服，把她绑在一条长凳上。六姐大声痛骂，坏蛋们又用她自己的长头发在板凳上绕了两转，勒得死死的，一动也不能动。经过各种野蛮残酷的折磨，留下残疾，不可能下来奶水了。六姐从西贡大监狱，到嘉定监狱、守德监狱、志和监狱、富利监狱，全都住遍了。放出来的时候，头发脱得稀稀拉拉的，牙齿全部松动了，人只剩了一把骨头。同志们讲笑话说，把六姐挂在拇指粗的一根树枝上，保认枝条断不了的。
随着抗美战争局面的发展，由六姐创办的一所小小的“游击医院”，在古芝根据地远近闻名了。古芝距西贡只有四十多公里，敌人轰炸扫荡很近便的。美军还按照地图作业，在这里布下了稠密的据点网。讲根据地，实际上是指敌人各据点之间不规则的走廊地带而言。各据点的大口径炮，交错射击，可以打到根据地任何一个角落。美军炮兵没有一天不在轰隆轰隆的打，一个昼夜，一门炮要打出多少发炮弹，有规定吨位的，打不完，炮手要受到军纪制裁。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六姐把她的医院分散在若干处，每一处只安置几名伤病员。古芝许多地方，都挖了现成的地道避弹坑，随时可以接受伤员。避弹坑上面搭了木板，离地面一公尺左右，不受潮湿，象一个小型的舞台。伤员们平时就在这个“舞台”上活动和治疗，听着炮弹是冲这边来的，翻身一骨碌，就下了避弹坑。
轻伤员好办，重伤员要跳下避弹坑就困难了。于是，人们常常在炮弹呼啸爆炸中，见六姐手扶着地，双膝脆在木板平台下，把自己脊背作成一个台阶，让重伤员踏着这道台阶，平稳地梭下去。六姐的三婆服紧紧裹着身子，分明地显露出脊背上一根根嶙嶙瘦骨。看样子一脚踏下去，那脊梁骨就会折断，整个胸腔就会被踩碎的。谁能忍心下得去脚呢？伤员们宁肯自己胡乱滚下去，听凭伤口震裂，也决不踏着六姐的脊背下去。六姐生气了，执拗地只管跪在那里不动。伤员拗不过，只好流着眼泪顺从了她。刚下到地面，六姐已经跳进避弹坑，双膝一跪，又作成了第二道“台阶”。……
抗美战争十多年，不知有多少游击战士的生命，是经六姐的一双手，从最后一息中挽救下来的。当伤员们带着还没有完全治愈的伤口要返回部队时，总是久久拥抱着这位女医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语言，表达对她的感激和亲近。只是不住地轻声唤着：
“六姐！六姐！……”
六姐同南方许多女同志一样，和丈夫一别多年，无音无信。可是看上去，她不象一般女同志那样时刻踏不下心来。六姐总是偷愉快快的，从不愁眉苦脸，从不两眼发直地盯住哪里出神。能有这样的克制力，是让人感到惊奇的。其实，只有她的小女儿丁香知道，每天深夜，六姐查看过伤员，回到自己住处，瘫软地倒在尼龙吊床上，照例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河内电台的广播。她曾经听到一条什么新闻里提及过丈夫的名字。她禁不住叫出了声，忙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可是新闻已经播完了。从那以后，六姐每晚收听广播更加聚精会神，三言两语的一条不关紧要的报道也不放过。妈妈虽没有讲，小丁香懂得，妈妈是希望还能听到那个亲切的名字。
广播已经全部结束，森林里静极了，听得见四脚蛇在落叶上沙沙沙地跑。女儿轻轻地问：
“妈妈！你睡着了吗？”
六姐不作声，透过密林间的空隙，痴痴地仰望着低沉的夜空。丁香是个聪明孩子，知道妈妈是醒着的，她挤到妈妈吊床上，楼抱着脖颈，接连地亲吻妈妈的面颊。这是六姐所能得到的最大慰藉了。女儿的亲吻，还带着婴儿时的温馨气息，感受到这种气息，妈妈又醉洋洋的了。她闭了眼，仿佛仍在睡着，止不住淌下泪来。小丁香连忙为妈妈擦抹眼泪，手心擦不赢，换了手背擦。
五这混合着炮火硝烟和柔情蜜意的遥远的回亿啊！
在那样的环境里，身边拖带一个小的，够多么艰难。一些女同志总是对自己孩子唠叨着，快长大吧！快长大吧！六姐却相反，她希望小女儿尽可能地慢些长大。她知道，等女儿一长大，自然就成为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名女战士了，就会有她自己的战斗岗位，也就不可能再跟随在妈妈身边了。事实上，哪里又等得到人长大呢，阮氏丁香还只八、九岁，就走上了战斗岗位，尽管还不好把这样未成年的小女孩列入编制。“阵线”地下武装力量的女交通员们，经常往返于伪首都西贡和古芝根据地之间，一个单身女人上路，容易引起注意，带一个孩子，就好多了。所以，谁进西贡，都愿意拉上丁香，虽然每一次送走了女儿，六姐都不免担惊受怕，但是她每一次都欣然地对女交通员说，她很乐意让女儿跟随她们去锻炼锻炼。作母亲的在这个时候还能说什么呢？
阮氏丁香不只是多次进过西贡，她还陪同女交通员，到“阵线”总部去送过几次情报哩！她以前想象，总部一定是驻扎在一个难以发现的什么秘密所在，四周围一定修筑了几层工事防线。原来总部并不远，就在西宁的森林里。文通员骑自行车带着她，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前去，很快就到了，竟连一个哨兵也没有看见，更不说是什么工事防线了。这里一切都让她感到那样新奇有趣，富有童话的意味。包括那些让全世界瞩目的丛林领袖人物，也都住的是用忠君叶搭盖的小房子，只有屋顶和几根立柱，四面墙壁都没有。晚上，阮氏丁香睡在忠君叶小屋里，看见一群一群猴子从树上跳下来，在她的竹床旁边找东西吃。有的猴子脸上鬼蓝绝蓝，象是用笔精心勾画出来的。在西贡动物园里看猴子，只觉得好玩，在大森林里，又是夜间，就完全不同了，她蜷缩着身子，一点儿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令乌在叫。妈妈对她讲过，令鸟天生是替老虎剔牙齿的。老虎吃饱了食，仰卧在太阳地里，大张着口，令鸟便会飞过来，用细长细长的尖嘴，把塞在老虎牙缝里的肉剔得于干净净的。令鸟是靠老虎活着的，听到了令鸟叫，附近一定有老虎，她吓得哭起来。……
小丁香虽是害怕猴子和老虎，可是在共和伪军和美国大兵面前，她从来不知道害怕。那些女交通员传送的许多重要密件，往往就是藏在这个小姑娘身上的，携带武器炸药进西贡，也往往是由她拎在手上的。
阮氏丁香长大了几岁，开始单独执行任务了。她穿一件淡绿色的紧身三婆服，黑绸宽腿裤，半高跟皮凉鞋，用白缎带儿束着长发。打扮得既雅致朴素，又不带乡下气，正象是经常走动于都市和家乡之间的一个女学生。
到了西贡城郊，她拎着竹箩箩一下公共汽车，哨卡上的伪军就迎上来诈她说：
“这位小姐，带‘T.N.T ’进首都是犯死罪的。你竟敢在这个竹箩箩里带着，不要命了吗7 ”
“这位军人哥哥，不要说笑话，请快检查好了，我急着转车哩！”阮氏丁香随随便便笑着说。
伪军指着箩箩里的几个纸包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豆腐粉，带给姨妈喂猪的。
伪军把豆腐粉扒拉在一边，翻开下面杂七杂八的东西仔细查看了一番。其实，黄色炸药和豆腐粉混在一起，是摆在最上面的。提箩里搜不出什么，伪军伸手到身上来摸索。阮氏丁香推开他的手说：
“这象什么样子，你们不是讲，‘人权’，说要绝对尊重个人吗？如果一定要对女人搜身，至少也应该换一个‘女共和’来搜。”
“对不起小姐，请迁就一下吧。现在少校以上的美国军官，规定可以要五至十名‘女共和’去服务。‘女共和’简直调配不过来，哪里还会派她们来检查行人。”
伪军死皮赖脸地说着，一只汗津津的手，从紧身衣服下面伸进来，到了胸部。阮氏丁香极力挣脱开，提起竹箩箩挤进人群卫。回到家，这姑娘一边在莲蓬头下洗呀淋的，一边哭着，把胸罩打上香皂搓了好几遍。
那几年，城市地下武装多次用黄色炸药攻击过美军集中的地方和重要设施。那些安放定时爆破器的突击队员们，是很了不起的，被称为“歼美勇士”，到处流传着关于他们的神乎其神的传说。一般人却不了解，他们一次要用几十公斤、上百公斤黄色炸药。而这样大量的炸药，竟是三两四两，三斤五斤，不知分成多少次从根据地带进西贡，慢慢才积攒够了的。实在说来，担任向西贡运送炸药的任务，并不比担任突击任务来得轻松。需要多少次和敌人一道道检查哨去周旋，不定那一次周旋过不去，就要当场被捕，以至于当场被打死。城市武装先后爆炸了专门接待美军的京都电影院、英国空军宿舍大楼、美国大使馆、新山一飞机场、一万五千吨级军舰“卡尔德”号。人们一次又一次为突击行动的成功欢呼跳跃，却很少有人知道，每一次成功，都是和阮氏丁香一位美丽的顺化姑娘分不开的。
城市武装力量指挥部，开办了一个特别训练营，营地设在古芝根据地一片青翠的竹林里，专门培训在各城市直接参加行动的男女青年，以提高行动艺术。阮氏丁香也参加了集训。学的有政治课、英语会话、伪装、爆破、拳术格斗和近距离射击。营地的纪律非常严格，学员全编了号码，彼此一律叫编号，不许称名道姓。为了相互不暴露面容，有两人以上的集体活动，都必须戴上黑布面罩，遮着颜面，只露出一对眼睛。
人们脸上遮档一方黑布，给训练营地带来了浓厚的神秘色采，倒也没有妨碍男女学员彼此迅速地熟识和接近。就在这种神秘气氛中，阮氏丁香和“005 导”建立了特殊关系。这是堤岸的一位年轻排字工人，他有点口吃，时常笑眯眯的，尽可能避免开口讲话。可是动起手脚，比谁都来得干净利落。仿佛这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以此抵消他的口齿不灵。“005 号”曾经穿着拖拉板鞋，呱达呱达走进一家咖啡店，用手枪对三个美国军官进行了“热处理”。然后骑着轻便摩托车，不慌不忙地撤出了战斗。讲起来人家不会相信，要知道，西贡有成千上万的警察防爆队，值勤分队二十四小时发动着车子，可以随时对任何一个街区实行戒严搜查。“005 号”全当没有那一回事，他很快改换了装扮，又回到那家咖啡底门口，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观察拾出来的三个美国军官是否如数处理彻底了。
一天，学员们正分组讨论政治课，美军据点向这边打炮了，大家立即跳进交通壕。谁也没有注意到，阮氏丁香和“005 号”两人在潮湿的壕沟里偎依到一起。炮弹接二连三打在附近，被掀起的泥土和弹片削断的竹子，辟里啪拉落在这一对恋人身上。他们没有在意，只是在炮弹爆炸声中，他们不得不由喃喃细语提高了声音。
“你昨天回西贡去了吗7 ”阮氏丁香问。
“005 号”在黑布面罩里闷声闷气地应了一声，他还是尽可能避免使用语言。
女的又问：“这次你给我带什么回来了？”
男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物件，塞到女孩子手里，是一瓶法国香水。
阮氏丁香一撇嘴说：“你这人，就只会买这一样东西，上回的一瓶我还没有打开哩。”
这混合着炮火硝烟和柔情蜜意的遥远的回忆啊！……
六是不是因为她过分地珍视了人类天性中最为晶莹纯净的东西，就非得接受这种报应不可呢？
阮氏丁香非常热心地讲起妈妈，讲起她的“005 号”，常常不等小陈把话译完，又赶着往下说。
参加过地下武装力量的一位南方姑娘，怎么会来到靠近中国的山区林场呢？陶坷问起这个，阮氏丁香为难地笑笑，她显然不愿意提起那些难言的往事。
沉默了一会儿，她还是讲给小陶听了。
西贡光复，越南南北实现了统—。在连日连夜狂欢之后，南方人开始窃窃私语，开始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失望和愤愤不平。六姐无心参与人们这种议论，她在苦恼着自己的事情。北方干部如涨潮一般，一批一批涌进西贡，六姐相信，她的丈夫一定也到西贡来了，她和女儿四处寻问，一直没有找到。她希望情况正如别人安慰她的那样，也许丈夫还留在河内，只是由于什么原因，还来不及和妻子取得联系。退一步讲，如她预感到的，他已经进了西贡，却躲避着妻子，不打算再见她。那倒也罢了，六姐也可以安心了，不管怎么样，人还是在。怕的是象南方许多女同志那样苦命，到处去问，最后不过是问到了丈夫离开人世的一个准确的年月日。
六姐终了从一位同志那里打听到丈夫随最近南下的一批干部刚来到西贡。有了确实消息，一块石头落丁地，六姐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那位同志告诉她一个地址，母女俩急忙找去了。这个地方，阮氏丁香是晓得的，过去门口挂着国际开发总署代表团的大牌子，是美国经理们住的。据说每个房间都保持恒温，各房间墙上挂了不重样的壁毯。这里的街道特别幽静，两边围墙很高很高。在这面围墙上，阮氏丁香曾经秘密写过标语。是用槟榔核儿写的，当时看不见字，夜间经露水湿过，第二天就显现出来了。她记得写的是“苦难的同胞请看！这一幢幢楼房，难道不是建筑在我们越南人脊背上的吗？”
现在，大门口有人民军站了双岗。传达室详细问明了她们母女的身份，打了电话进去。过了好半天，一位秘书很有礼貌地来接她们。到会客室坐下，端上咖啡来，然后才说，首长同志外出了，如果不能等，有什么话可以先留下。
六姐问什么时候才能问来，问答说首长没有交待，小好讲。六姐早已预感到事情不对，再三逼问，秘书终于如实说了。原来他称呼首长的那人，早在河内和外交部一位女同志结了婚，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一个念中学了。秘书对六姐不无同情地说：
“这种事情，不光轮到了你，这是南北分割造成的不幸。当然，如果他那一方面一直坚持下来，等到今天，就不至于给双方造成任何的遗恨了。不过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战争那么多年，谁知道还要打多久？谁又能肯定对方还活着呢？也很难指责他不够严肃，这也是经过组织正式批难的。你要知道，他不是一般干部，作为相当一级的一位领导同志，更主要的是看他对党的事业贡献多大，别的方面恐怕就不好认真去注意那些具体问题喽！我想，这一点你应当明白的，希望你心胸要放开阔些，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感情上的寄托不是最重要的。少了一层关系，你们还是同志，还是战友。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讲，可以先打个电话给我，这里的电话是……”
秘书撕下一张便笺，写了电话号码，放在六姐面前。
六姐无言，向秘书点点头，表示了谢意。倒不是认可了他替别人作的一番辩解，不是容忍了他那种向来已为人们所容忍的奇特的逻辑。六姐不能不感谢秘书直言相告，感谢他好心的劝慰。她觉得血液忽的从心头涌上来，两眼发黑，耳朵轰轰响。南方解放以后，六姐看到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对于这些，她虽然不解，想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为了消除一切非社会主义因素，这也许不是完全讲不通的。她胃不好，吃多了木薯受不住，不得不经常借了债，和那些从“黎明春新经济区”逃回西贡的无业居民挤在一起，用高出配给价格二十五倍的钱，去抢购几斤红市大米。六姐被夹在人堆里，也只是淡淡地笑笑，何曾表示过些微的不满。对南方人所面临的透不过气来的种种情况，六姐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总在竭力说服自己，希望这一切不过是需要暂时忍受一下，也许就会好起来的。而对眼前让她如此难堪的这桩事情，她该如何说服自己呢？是不是因为她过分地珍视了人类天性中最为晶莹纯净的东西，就非得接受这种报应不可呢？六姐已经从憧憬未来的梦境中惊醒了，一个三口人的和谐温暖的家庭，本来是她可以退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是不是为了某种需要，必须从这个狭小的阵地上驱逐她，使她陷于绝境呢？
六姐没有理会秘书写给她的电话号码，推开门就走。她摇摇晃晃要倒，女儿连忙上前搀扶。秘书问阮氏丁香，要不要约个时间，安排她和父亲见一见。阮氏丁香不知多少回在梦里见到过爸爸，她正是在这样甜蜜的梦境里长大的。她常常想象着，父女俩第一次会面，爸爸该是怎样亲昵地呼唤她的名字。即使是在现在这样难堪的场合下，还是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他总是她生身的父亲啊！可是她忽然看到，妈妈在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的目光注视着她，仿佛是在等待着女儿的最后裁决。阮氏丁香随即问答说：
“请转告你的首长，我不愿意多余认识一个陌生人。他没有给妈妈和我留下任何纪念品，连一个衣服钮扣儿也没有留下，因此我们也就没有什么需要送还给他的。只是他为我取了名字，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想仍然使用这个名宁，妈妈喊习惯了。除此之外，我对他没有任何别的要求了。”
六姐本来有机会调回家乡顺化去，她没有走，在西贡留下来了。阮氏丁香看得出，妈妈暗中在等待着，等待有那么—天，丈大会带着深深的悔恨，回到她身边来。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六姐会用手捂住丈夫的口，不许他对妻子讲一句负疚抱愧的话。失去一件珍贵的物品，终于又寻找回来，就更为珍贵了。六姐愿意忘掉以往的一切，重新开始去编织她的美好的幻梦。
以后得知，对方在离开河内来西贡之前，就已经和外交部那个女的办了离婚手续。可是，六姐母女俩找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却避而不提这一层。接着又听说，他在筹办结婚的事了，是跟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这女人在伪共和时期是小有名气的。先在“美法训练关系教导团”当法语翻译，还在国防部社会文化司干过两年外文资料员，以后一直在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第二前指飞行俱乐部工作。阮氏丁香听到了这些，捱了很久才告诉妈妈，其实妈妈早巳经晓得了。
每天晚上，六姐照例服了安眠药片，睡在床上听收音机。现在她根本不听那些新闻社论，找着要听的是独弦琴演奏。这是越南特有的一种简单奇妙的乐器。很少有哪种乐器，能产生独弦琴那样哀婉的演实效果，哀婉悲凉，如泣如诉。
这天夜里，六姐听着独弦琴，自言自语说：
“为什么我还待在西贡呢？让别人留下来好了，我该走了，我该走了！”
“妈！你说要到哪儿去？”女儿问。
“我想走远些，越远越好。我要到北方去，到我们国家最北边去。”
阮氏丁香以为母亲不过是赌气讲的。不，看来她真的下了这个决心。六姐让女儿坐在她床边，郑重其事地问女儿愿意不愿意跟她一道去北方。这对阮氏丁香是个突然袭击，她一下慌了，支支吾吾，不知该怎么回答。
六姐说：“不忙，你想好了给我个话，妈妈不勉强你。”
碍于妈妈心情不好，阮氏丁香一直没有提起她和“005 号”的事。他们背着六姐，早已完成了一切准备，要请人拍摄三分钟婚礼电影的钱，也已经积攒够了。如今说一声走，和母亲上了路，从此天悬地隔，他们的事情岂不要无限期地撇在一边了？阮氏丁香本想恳求妈妈，为了女儿，放弃去北方这个古怪念头。话到口边，完全变了，她泪流满面搂住母亲说：
“妈妈！你想，我怎么能不愿意跟你走呢。随便你走到哪儿，随便走多远，我不问。我永远不离开妈妈，众远，永远！”
七请六姐这样的人为报刊题词题字，才真正有永久的纪含意义哩！
当时，正要抽调一批干部去北方，说是在新的形势下，南北人员有必要进行对流。统一之后，南方人还有谁愿意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呢？很少有象六姐母女俩那样，自愿申请到北方去的。
母女俩上了火车，一直往北开。
“看！这里就是十七度线啦！”有人指着车窗外面提醒大家。
火车正在跨过边海河。先前的南北分界线上，已经没有什么标志，不是有人讲，大家都记不起来了。列车开过去很远了，六姐母女还趴在窗口，出神地望着向后倒退的沿途景物。越南民族从抗法到抗日，又到抗法，接连经历了几十年战争，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很少有的。自划定这条分界线，南方和北方人民共共同经历了抗美战争的二十多个烽火春秋。二十多年来，六姐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统一的一天，等待见到久别的丈夫，希望到死再也不分开了。她哪里会想到，原来国家统一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和胜利南下的丈夫对调了一下位置。她的女儿又何曾想到过，作为临时分界的这条北纬线，沿袭到今天，仍在把人们阻隔开来。阮氏丁香仿佛看到，“005 号”正站立在边海河桥头，眼睁睁望着列车隆隆北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过，越来越远了。……
六姐在河内住了几个月，等候分配工作。天下还是好心肠的人多，一些同志出于对她们母女遭遇的同情，主动表示可以帮助活动工作，并且不要求她们为这种活动提供任何物质支持。人们知道，六姐拿不出一元美金，一个瑞土法郎，一个德国马克。拿不出一筒加拿大可可，一条蓓尔美尔姻，一瓶波兰伏特加。也拿不出一块澳大利亚黄油，一件香港衬裤，甚至拿不出—缺泰国肥电。结果，想都没敢想的，居然确定了六姐到河内一所妇产科医院工作，她的女儿可以在医院附近当小学教师。人们原以为，不撵到边沿省份去，能留在首都远郊区，就算是她们最好的运气了。
六姐却婉言拒绝了人们的这一番好意。
这时，报上正在号召志愿参加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建设。六姐拿定主意要报名参加志愿队，阮氏丁乔一听可急了。
母亲说：“瞧你急的，不愿意去，你就留在这里教书。也好，过春节我到河内来玩几天，也不愁没有个住的地方。”
阮氏丁香说：“妈！你别故意气我了，我怕去吗？我是担心妈妈身体适应不了。听说那里热起来热得要命，冷又冷的够受。雾大潮湿，一双鞋子放在床底下，几天就长毛了。毒蚊子一团一团的，走路直朝脸上碰。这些不讲，那里水硬的很，你的胃能顶下来吗？”
“照你这么讲，那里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确定你去妇产科医院，服从分配不完了！”
“我想，那里恐怕比河内更需要医生。
“妈妈！我真不明白，你这是怎么啦？”
母亲苦笑一下说：“跟你讲过的，我要走远些，越远越好，最好是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
六姐达到目的了，她和女儿来到了最遥远的北方边境，来到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班通林场。她还当她的医生，阮氏丁香作了统计员。
苦，这里确实够苦的。林场只有两名医生，一天在场部卫生所值班，一天轮到要跟工人一起上山造林。苦呀累呀的话，六姐从没有一句。这正是她所期望的，正是她所需求的。在艰苦的生活中无声无息地工作着，劳动着，填补了六姐内心的寂寞、空虚，换来精神上的充实和生活的乐趣。
六姐上山，只要稍有空闲，就和工人们一起烧荒。用砍刀把一坡一坡的刺藤灌木砍光，连根挖起来烧掉，然后栽种杉松树苗。六姐比不得战争年月作手术了，腰弯久了不能支持，总是跪下来干活。地下的荆刺树茬象铁尖桩似的，扎—下不得了，她专门带了一块破汽车轮胎垫着，把周围砍光了，挪动一下轮胎，跪下来又砍。
吹了休息哨子，大家找个阴凉地方，男男女女躺在地上歇气。几个工人喊着：
“六姐！吹哨子了，来休息一下吧！”
“不用，我再干一会儿。”六姐挥刀砍伐着。
一个女孩子说：“六姐！你一直在那里干着，让我们怎么坐得住，不是等于也不让我们休息吗？”
六姐笑着说：“哪儿的话呀！你们青年人身体稚嫩，不能和我比。”
“医生！医生！”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忽然在呼救：“啊哟！我的脚板心扎透了！”
六姐扔下砍刀，赶快跑过来。小工人双了捧着脚，痛得呲牙咧嘴的。一看，不过是划破了一点皮。六姐为他涂抹着碘酒说：
“我还以为真是扎的多深，你喊叫的好吓人哪！”
小工人不加申辩，直笑，六姐知道她上了当。不是耍这么一个花招，谁也别想让女医生放下砍刀休息一会儿。
林场的劳动定额，一天栽种树苗一百二十株。能稳定完成这个定额的人不多，六姐是其中之一。如果拿药看病不耽误她太多时间，一天总可以栽到一百四十株以上。规定超额是有奖金的，六姐从来没有得过奖。因为她是医生，没有定额要求，可干可不干的，所以她完成的数字没有谁去统计。有一次，统计员阮氏丁香写上了妈妈的超额数字，被妈妈说了一顿，当时就划掉了。
一位近五十岁的女医生，身体是那样单薄，竹批儿扎成的一样，竟能承受这样无休无止的超过体力负荷的劳动，简直可以说是生理上的一种奇迹。大家常常怀着无限敬重的心情，在一旁议论着六姐。
一个工人感慨地说：“人们可以把荒草刺藤砍光，栽种上有用的树木。要是能多多栽种一些六姐这样的人，那该有多好！”
另一位工人说：“经常看见有人在报纸刊物上题词题字，以后哪里需要，尽管来请我们六姐好了。在我看来，请六姐这样的人为报刊题词题字，才真正有永久的纪念意义哩！”
…………
接下去，阮氏丁香又讲到了这次作战开始，妈妈怎样参加插尖桩，埋地雷，修筑工事。随后接到通知，要妈妈到省公安医护队，参加战场救护工作，从此母女俩再也没有见到面。
陶坷问她：“你妈妈会晓得你被我们收容过来了吗？”
阮氏丁香摇摇头，织着毛衣，好久不再讲什么。她很担忧，妈妈过久地得不到正式消息，不知道相依为命的女儿生死如何，她恐伯很难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
前天，两位法国记者访问西线俘管所，为女俘队拍了不少照片。他们拍照要求真实自然，往往拍摄对象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照过了。女俘们一旦发现是在照自己，立刻就会埋下头，用手遮住脸。或是扭过身去。让你只能照到一个侧背，根本无法认出这是那一个。她们很怕上镜头，想到自己将作为一名俘虏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银幕上，简直无地自容。只有阮氏丁香，愿意完全满足记者的拍照要求。有这样一位姿容出众的顺化女子，无拘无束地给予配合，让两个法国人高兴极了，认为是这次访问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阮氏丁香问法国人：“请问，你们今天拍的这些照片，能在法国报纸上登出来吗？”
法国记者嘻笑着说：“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不希望他拍摄的照片尽快见报的。”
“那么，你认为越南报纸会转载你们这些照片吗？”阮氏丁香又问。
法国人两手一摊说：“这就不是我可以回答的了。”
阮氏丁香还在想着照片的事，她对陶坷说：“越南报纸如果能转载那些照片就好了，妈妈看到照片，就知道我还活着。”
八中国大米的价值，不是用斤两能计算的。
陶坷和阮氏丁香在散步闲谈，只见一架直升飞机低低掠过俘管所上空，在围墙外面的坝子上着陆了。人们以为又有外因记者来访，却从舷梯上走下一位部队首长，军帽拿在手上，露出一头银发。这是边防部队南到司令员，到俘管所来检查工作了。
小陶她们绕着草坪走过来，正和副司令员一行人走了个对面。小陶怕见首长，她正想往旁边躲避，陪同副司令员一起的俘管所主任，已经大声向首长在介绍她说：
“这就是陶坷，九四一部队总机班的。”
小陶只得连忙敬礼说：“首长您好！”
南副司令员显然是早已晓得这个女电话兵的，上前握住她的手说：
“你就是小陶啊！了不起，了不起。向你致敬，向你致敬！”他指着阮氏丁香问：“这是哪一个？就是你俘虏的那个冲锋队员吧？”
小陶羞怯地低下了头。倒是阮氏丁香没有一点局促，她在一旁猜到了这位首长问话的意思，微笑着点点头，代替小陶作了回答。
“你们在作什么，散步吗？”小陈把副司令员的话翻过去。
“是的，随便走走。”阮氏丁香说。
看见小陶和阮氏丁香各拿了一只毛衣袖子织着，副司令员发表感慨说：
“是啊是啊！这才对头，越南女孩子和中国女孩子，在茸茸的草地上，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儿，打打毛线。应该是这样的，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嘛！”
首长们走过去了，陶坷忽然想起了什么，跑步追过去，也忘记害怕了，拦挡在副司令员面前，问他：
“首长！你不认得我了吗？”
南副司令眯起两眼，认真审视小陶。忽然他眼睛一亮，大为惊讶地说：
“啊哟！闹了半天是你呀！”
小陶粉团团的脸儿笑着说：“看见您这一头白发，我就想着是在那里见过的。”
白发将军双手放在小陶肩膀上，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说：“你看你看，又黑又瘦的一个小丫头，一下成了这么标准的一位女战士，一名女电话兵，我哪里还敢认你呢！”他仍在上下打量陶坷，又说：“我那时候不知忙的什么，粮票零钱已经找出来了，没有拿给你。过后我一直把粮票零钱带在荷包里，等你再来，你怎么再也没有来啦？”
女电话兵说：“当时我真吓坏了，没有想到我会惹得您那么难过。你想，我还敢再去找首长吗？”
副司令员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禁不住眼圈有些发红了。俘管所主任等站在一旁迷惑不解，不知他们这是讲的什么，副司令员回头向他们说明道：
“那年我在住疗养院。有一天，一个小姑娘从铁栏杆外边向我伸过一只手来，干瘦干瘦的一只小手，这就是她了。这样的孩子我没有少见，晓得又是讨零钱粮票的。她还带了生产队的介绍信，信上写着，女社员陶坷‘因事外出’希望沿途予以放行。”
陶坷问候道：“首长身体怎么样？早就出了疗养院了吧？”
将军又爽朗地大笑说：“你准以为我是心肌梗死，中风瘫痪，是啵？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住疗养院是因为走投无路，是装病。好了，不讲我的事。你的外婆怎么样，还活着吧？”
“看首长这话讲的！”小陶噘起了嘴说。
“对不起！对不起！”将军随及道歉说：“我本意是想说，希望这位老人还活着，好好地活着。刚刚除了‘四害’那几天，我喝着茅台，吃着三公一母的螃蟹，就和全家人讲起你的外祖母，我从心里敬佩这位农村老婆婆。那些年月里，我悲观的要命，我不象她那样，总是对未来抱有无限的信心。她的小外孙女儿带着证明信‘因事外出’了，可是她讲，‘全当这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这话讲得多好啊！可不是吗？现在想起来，简直象开玩笑一样。当然喽！为了历史开的这场玩笑，我们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大了！”
将军和小陶约定，还要找时间和她好好谈谈。他往前去了，又转回身，指着阮氏丁香对陶坷说：
“你不妨也和她讲讲这些，讲讲你和姥姥怎么熬过那些年月的。”
待人们走远了，阮氏丁香问小陶：“这位白头发的首长，过去就认得你的，是吗？”
小陶说：“还是十多年前见过，不想在这里又碰上了。”
阮氏丁香又问：“好象首长对你吩咐了什么，还是要你对我讲解有关的政策吧？”
“不是的，首长是说，我应当跟你讲讲我小时候的经历。”
她们又开始绕着草坪转圈圈，小陶谈起了她是怎样度过自己童年十多个冬春的。她平平谈淡地讲着，阮氏丁香却越听越不能平静，如汹涌起伏的波涛注到心头。她推算出来，陶坷在外祖母家熬过的那些天灾人祸的日子，正是越南抗美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几年；而当陶坷和那些饥肠辘辘的小伙伴们一路外出讨生活的时候，中国大米正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南南方丛林中。不是小陶讲起来，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尽管中国人民处在那样的景况下，并没有推卸对一个兄弟邻邦所承担的义务。阮氏丁香几次停步下来，以火焰一般炽热的日光望着陶刘，似乎在此以前并不曾真正认得她。随后，她详尽地告诉了小陶，中国大米是怎样运进南方的。
“中国大米运进南方有两条路。一条是海运，因为美军封锁海面，中国轮船靠不了岸，是用几层塑料布把麻袋封好，绑在木架上，丢进海里，借着潮水送到浅滩上来。我们的人，脱掉衣服，全身抹上泥沙，隐藏在沙滩礁石后面，先观察好了，大米包漂在什么位置，等天黑再去抬上来。
“还有一条路，是通过柬埔寨边境运进来。也是要等到天黑，你去看，沿越柬边境的小河缓缓地流着，运大米的小船一条紧随一条，顺流而下。船尾安装了一个很轻巧的小发动机，只是噗噗噗的有那么一点点声响。敌人据点虽近在岸边，他们却什么也听不见。
“船运到集散地点，再由机关部队同志用自行车推到各地去。一麻袋大米将近一百公斤，自行车左右各放一包，鼓鼓囊囊的，推车的人根本没法够着车把。只好在外侧车把上绑一根木棒棒，等于延长了手臂，用来掌握龙头。这算得是一种绝技了，不经过训练的人，你就一步也别想推起走。可是，看我们那些妇女，光着两只脚板，推起车子跑得飞快。赶在雨季，就从没膝深的水里哗哗拉拉往前去。推过泥沼地，推过颤颤忽忽的小木桥，推过法国人的大橡胶园，一天要赶出多少里路啊！
“我们‘阵线’部队活动很分散，常常不能带锅煮饭，就把生米装进一节青竹子里烤，熟了，破开竹筒吃。破竹币很小心，保证一粒饭不掉在地上。大家知道，这是中国大米，来得不容易。部队出发，每人用毛巾包一个饭团，吊在皮带上。一天泡在雨水里，饭团早馊了，谁也舍不得丢，就拌几滴鱼露吃下去。大家知道，这是中国大米，来得不容易。……”
陶坷还是在幼儿园里时，从小人书上知道抗美战争的。越南南方军民如何艰苦卓绝，抗击了高度现代化的数十万美军和上百万伪共和军，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听阮氏丁香谈了许多，小陶对她心目中十分神奇虚幻的南方，有了具体生动的了解。她怀着对越南人民十分钦佩的心情说：
“我想，中国大米恐怕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主要还是靠南方群众自己生产。”
阮氏丁香说：“那倒也是，我们南方同胞是很争气的。他们从早到晚，简直是挂在B52 轰炸机翅膀底下在种田。就是那样，一年照常收两季稻子。不过，中国大米的价值，不是用斤两能计算的。”
九一种讨人喜欢的，对异性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性格，少不了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事情的。
南副司令员说要找小陶好好谈谈，一直没有时间。今天上午由所里的干部陪同一起，到各队看看战俘学习生活情况。
来到女俘中队，见女俘何氏瑶和黄氏水坐在卫生所等着拿药。卫生员小曲值班，人不知哪去了，药柜锁着。过了好大一阵，他们转回来，两个女俘还在那里等着。女俘中队教导员对翻译员说：
“让她们先上课去，待一会儿再来好了。”
何氏瑶有些紧张，连忙站起来要走。黄氏水拉她一下，不大在乎地说：
“横竖等这么久了，我们再等一下。”
教导员说：“我带你们先到大队拿点药，也不远，走吧！”
黄氏水很有礼貌地说：“不用，不用，不敢烦劳教导员，我们还是等等小曲，也该来了。”
两个女俘坐在那里不功，也只好由她们了。
大家来到中队俱乐部，发现小曲在报架子后面，胡乱翻看着报纸。真不象话，正赶上副司令员来，出现这样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事。
教导员光火地说：“小曲！怎么搞的，你值着班，钻到这里看报来了。”
小曲要说什么，支支吾吾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还不快去，有病号等着你哩！”教导员命令说。
小曲一直捱着不动，脸涨得通红。终于下了决心，从小本子里取出一张纸条，交给教导员。一看纸条，教导员吃惊不小。俘管所主任从旁边瞅见，也不禁为之一怔。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南副司令员要过纸条来看，上面没有落名字，只是用歪歪倒倒的汉字，写了两句不相连贯的话。
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你可以写字条给我吗？
“谁给你的？”教导员当即审问。
“何氏瑶。”小曲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什么时候给你的？”
“昨天。”
“为什么昨天你不交来？”
“昨天，昨天……”
昨天，何氏瑶由她的好朋友黄氏水陪着，来卫生所取药。她们坐在长板凳上，把看病的人一个个让过去，最后人走光了，何氏瑶才上前去，把一个空瓶子给卫生员，掉换药水。她接过了药水和棉花棒，勾着头站在那里，没有讲话，又不离去。黄氏水用胳膊肘碰碰何氏瑶，她会意了，拿起交回的空瓶子，以夸张的动作在桌上顿了两下，提示卫生员注意。等她们俩走了，小曲查看那个瓶子，里面有一个纸卷儿。打开一看，这个小卫生员可慌了手脚，无异于接到交战国的最后通牒。他第一个闪念，是要立刻把纸条交给领导。随及又改变了主意，忙什么，明天再交还不一样。他把纸条夹在一个小本子的塑料皮里。今天，趁着课间休息，何氏瑶和黄氏水又来了。明明药水还没有用完，又来要什么？不用说，是来要回信儿。小曲这才感到问题十二万分地严重。他找了两句托辞，逃出卫生所，躲进了俱乐部。女俘们来看病取药，有时和小曲搭讪几句话，有时不大作声，何氏瑶也一样的，并不曾向他发出过特别的信息。事情来得很突然，他作为当事人，要讲自己从头到尾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似乎说不过去。可全部事实就是如此，卫生员觉得有口难辩，那么大个子，差点就要哭了。
教导员还在紧逼：“说呀！你到底搞的什么名堂！”
“你问何氏瑶好了。”这是卫生员唯—的供词。
何氏瑶胆子很小，恰和她丰满的高高的身材成反比，在人们面前总是那么怯生生的。而对于这一桩事情，她的胆略却令人惊叹不已。她本想谁都不告诉，自己写了条子递给卫生员。想到卫生员不通越文，他需要找人翻译，那不等于公开了，只好找黄氏水帮忙。黄氏水的姐夫是个华侨，她小时候跟姐夫学了几天汉字，写个字条还是够用的。照说，黄氏水本可以忠告一下她的朋友，阻止这种胡来。可她一心要帮助何氏瑶取得胜利，要不还算什么好朋友呢！由黄氏水代笔的条子，虽写得歪歪扭扭的，并不影响小卫生员准确无误地破译出了“电文”的全部内容。
也许人们是很难想象的，何氏瑶为什么竟至于如此贸然行事呢？她是越南人，她和对方之间存在着多么遥远的难以缩短的距离啊！两国边境上的炮声还没有停止，战俘营里的一个女俘却开始向敌对方面的一名士兵发起了感情的攻势。这个举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多么空幻无望，多么可笑，多么荒唐呵。这个女孩子又是何等傻气，何等痴心，何等的泼。何等的疯。更主要的是，这要冒怎样大的风险，其后果会是怎样不堪设想。何氏瑶稍稍清醒一点，应当预计到，她的计划决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注定了要以事情的败露而告终。这一段可能引起轰动的小小的插曲，将作为何氏瑶一个大大的污点，在她的档案中写明，让她永远没有颜面正视人们。何氏瑶也还应该预计到，这肯定会违背她的本心，把那个中国青年推到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她根本没有好好想过，她管不了那么多。只是凭她的年龄，就让她觉得自己有了积极采取行动的权利。在何氏瑶的家乡，一个姑娘满了二十岁，如果还没有找到朋友，在人们心目中就属于嫁不出去的了。所以无论这姑娘如何主动，如何大胆，舆论总是给予足够同情的。在越南如此，在另一个国度就不能得到同情，或至少是得到理解吗？
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南副司令员笑了，他问卫生员小曲：
“躲在这里总不是长久之计呀，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坚决要求调动工作。”
副司令员说：“有这个必要吗？用不着这么紧张。只要你能掌握自己，问题不会太复杂化的。今后一切照常，该看病给她看病，该拿药给她拿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拉拉扯扯，到时候把头一扭，忙你的工作。语言又不通，她还能怎么样，也不过就是递递条子。”
“她再写条子给我，我保证马上交给组织。”小曲象宣誓一样说。
“要得！我们就这么达成协议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副司令员挥挥手。
小曲作了充分准备，不知领导上会如何处理这一桩公案。副司令员这么一讲，原来也并不象想的那么了不得。卫生员紧绷绷的面部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了，如同听到解除了台风警报。一个立正，身体作半圆形转动，向在场的各级首长致以标准的军礼，回卫生所去了。从背后看他走路的姿态，沉着坚定，犹如抱定必胜的信念奔赴疆场。
南副司令员回头对俘管所主任说：“那一边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吓唬她。跟她讲清楚，这到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不过太不现实，发展下去大家都下不了台，就此止步吧！”
“好的，我来找她谈。”俘管所主任说。
女俘队教导员忧心忡忡地提出：“首长！卫生员要求调动，我看动动也好。”
“这小鬼平时表现怎么样？”副司令员问。
“倒还没有那些邪门歪道的。”
“就说的是嘛！你自己手下的兵，应当相信他，不必如临大敌。”副司令员指出：“你把这小鬼调开，等于是公开宣传。这一类事情，能遮盖尽可能替他们遮盖一下。尤其对那个女俘，张扬出去，人家还怎么回国。”
俘管所主任连声检讨说：“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所的领导——首先是我，工作抓得不深不细，说明思想教育没有摆在应有的位置上，说明我们管理制度还有漏洞，说明……”
“照我看，说明不了那么多大问题。”副司令员笑着说：“只不过说明，你们这个小卫生员的性格恐怕是有些讨人喜欢；我倒并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性格。”
一种讨人喜欢的，对异性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性格，少不了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事情的。事情闹大了，以至于需要越过客观上决不能允许越过的种种界限。有什么办法呢！
十中国害了一场政治天花，上帝可并没有把终生免疫的幸福赐给我们。
邻居的鸡已经叫了，我家的鸡要叫得更响亮才能听到。
这天晚上，俘管所放电影，南副司令员想到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间，叫人把陶坷找来了。
“报告！”小陶正正规规站在门外报告。
“快进来！快进来！”副司令员忙打开—盒酥糖说：“请你来坐坐，你得牺牲一场电影了。”
小陶说：“牺牲不了什么。老片了，我已经看过十五遍了。”
首长按着小陶肩膀，让她坐在沙发上，告诉她说：“你们‘九四一’已经撤回国内了，所里干部讲，决定放你们几个送俘虏的女同志回部队去，你晓得了吧？”
“队上通知我了。”
“你们几个明天搭我的飞机走好了，我要到‘九四一’看看去。”
“那太好了！”小陶喜出望外。
副司令员和陶坷谈话中，才知道她刚刚受到了领导上的批评。
昨晚大队收集当天情况，陶坷汇报了她约阮氏丁香散步，彼此如何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件事在干部当中引起一番争论。有的人认为，小陶这样交谈很好，真诚相信，有助于消除俘虏的戒心。另一些同志认为，小陶未免过于随便，内外不分，把我们国家一些内部情况讲出去，是不能允许的。这主要是指陶坷谈了她小时候出外讨生活的情况。大队干部支持后一种意见，严肃地批评了小陶，要她接受这次错误的教训。
南副司令员沉吟不语，他想到自己的地位，先当着女电话兵，表示自己意见不大好。这位老战士，现在遇事很容易激动，激动起来话就多了，要忍是忍不住的，他还是开了腔：
“小陶呵！批评你，你听着就是了，用不着背多大包袱。要讲这是错误，得算在我头上。昨天是我说过的，你不妨和阮氏丁香讲讲你童年的那段遭遇。这一不暴露国家机密，二不涉及军事情况，有什么关系。那许多年来搞的什么社会主义，弄得老百姓没有吃的，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大灾难，你小陶讲得出的，也不过是一点点枝节。怎么，就算给中国丢人了吗？要讲丢人，那几位早替我们把人丢尽了，还有多少可丢的呢？
“内外有别，不错，这条原则要遵守。一个小姑娘的生活经历，我看对内对外都没有什么讲不得的。天花出都出过了，总不能一天到晚捂着脸，自己不喜欢看，也怕别人看。中国害了一场政治天花，上帝可并没有把终生免疫的幸福赐给我们。我们不一定非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出来，才开始学习讨论，讨论过后，万事大吉。经常回过头来，照一照历史的镜子，没有害处，可以告诫我们自己，千万千万不要再染上这种可怕的病症。在外国人面前，包括在越南战俘面前，也无须禁忌太多。一沾‘对外’的边，言谈笑语都得另换尺码，这不能算是一个聪明办法。中国和全世界站在一个太阳底下，谁的影子照在地上有多长，一眼就量得出来的。要么你不开腔，要讲，最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人家拿现在和过去作个比较，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以一场大灾大难，换来了彻底的觉醒，换来了多难兴邦的志气，这有什么不好呢！
“批评你和战俘谈话随便，这倒不算冤枉你，你事先怕也没有准备讲话稿。我想，阮氏丁香会很高兴有人这样和她随便交谈的。她是南方人，在南方丛林里吃过几年中国大米的。她还不知道，抗美战争期间，多少中国铁路员工和高炮部队的同志，牺牲在越南北方，连尸骨都没有运回国。那些同志接到命令去越南，天晓得是带着什么心情上路的。他们一个个心如火焚，忧虑着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有的还在焦心，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能不能从地下室里挣扎出来。这些，也不妨和战俘们讲讲。他们生活在今天的越南，对中国昨天发生的事情不难理解。相反，从这里他们倒更可以明白，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实在不愿意面临和越南的这场战争，我们本来是腾不出手来的。……”
女电话兵小陶没有想到，为她受到几句批评，引起白发将军这许多激情的言语。她默默地仰望着将军，觉得他的话是很值得认真体会的。
夜深了，这一老一小的长谈不能不结束了。
陶坷回到宿舍，见翻译小陈和阮氏丁香对面坐在灯下。阮氏丁香在这里等候好久了，小陈让她先回去睡，明天再讲，她一定要等陶坷回来。
“说你明天要走了，决定了吗？”阮氏丁香问。
小陶点头说：“我是想明天临走才告诉你的。”
“明天如果正在上课学习，我恐怕就不能送你了，所以今天夜里我一定要见见你。”
“我讲过要欢送你回国，现在怕不行了，很对不起。”
“你没有机会再来看看我们吗？”阮氏丁香分明是恳求的语气。
“有可能的话，我当然要回来看看的。”小陶的语气表明，她不大相信会有这种可能的。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只毛衣袖子，交给阮氏丁香说：“还好，我刚刚把阿方这只袖子打好。”
“我代阿方谢谢中国阿姨！”阮氏丁香接过衣袖，又说；“讲起阿方，有件事我正想请你帮助的，你一走，要靠小陈了。”
小陈接上说：“她希望把阿方完全交托给她照看，不必大家轮流。孩子习惯了和她一起生活，遣返回国，她就有理由要求，由她来收养范氏碧的这个儿子。”
小陶想到，阿方的父母亲，是被执行战场纪律的越南人打死的。他现在还小，也许暂时不至于如何，长大以后会是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呢？阮氏丁香主动收养这个孤儿，将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小陶小心地问阮氏丁香：
“你行吗？一个没有结婚的人。”
阮氏丁香说：“我比范氏碧还要大几岁，没有任何困难，我一定能把阿方养育成人。”
陶坷和小陈很受感动，答应汇报上去，尽可能为阮氏丁香的这个计划造成有利条件。阮氏丁香还详尽地谈到，回国以后，和她的老母亲一起，怎样带着阿方生活下去。最后她向小陶提出：
“你不想送给我妈妈一样什么纪念品吗？”
陶坷连忙翻呀找的，没有什么东西适合作礼物的。从衣袋掏出一瓶风油精，是南副司今员刚给她的，转送给了阮氏丁香。风油精碧绿碧绿的，装在精巧的小玻璃瓶里，象一块透明的绿宝石。阮氏丁香拧开盖儿嗅着说：
“太好了！我妈妈该不知怎么高兴了。我们同胞，特别喜欢中国的风油精，香味儿很正，抹一点点，觉得全身清爽，蚊子小虫都不敢来咬。”
阮氏丁香一遍又一遍向陶坷道别，看得出，她心里还有什么话，总没有张口。小陶送她出来，要分手了，她终于对女电话兵说：
“陶坷妹妹！我们俩恐怕很难再见面了，有件事我应当告诉你的。在你面前，我觉得我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我讲出来，请不要骂我。”
“什么事，你只管说。”
“你知道是谁在阿方爸爸妈妈背后开的枪吗？是我！”
陶坷和小陈交换了一个惊骇的目光，这是她们没有想到的。
阮氏丁香双手捂着脸哭起来，边诉说着：“当时，我只想着，我是越南入，是一个青年冲锋队员。我们林场冲锋队，全体在国旗下宣过誓的。誓言上说，谁在战场上动摇投降，任何人都有权当场执行处决。就这样，我向他们开了枪。我，我说不清楚。……”
夜色昏暗，无法看见陶坷的神情在一刻之间怎样急遽地变化着。她一下觉得这个女冲锋队员是那样陌生，那样令人憎恶。随即又表现出对她热切的同情和深深的怜惜。见阮氏丁香耸动着双肩哭泣不止，小陶不知该如何劝慰她，只是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肩头。
阮氏丁香冷静下来，轻声说：“我并不要求你谅解我，不过要请你为我保守秘密。将来有一天，我会亲自对阿方讲清楚这件事，相信他不会怨恨我的。”
她们穿过了草坪，快到女俘宿舍了，阮氏丁香最后一次紧紧拉住小陶的双手，抑制着激动说：
“请你记住，我们越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邻居的鸡已经叫了，我家的鸡要叫得更响亮才能听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