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志清 日期：2015-11-08 19:19:20
《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拓荒者”夏志清忆往追昔之散文集。书中以款款深情、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想回忆作者的求学之路，以及与众多文人的因缘际会，描绘了独特时代下的文人群像，更彰显了中国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
《感时忧国》为“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
“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汇集了全世界华文学术、文学、艺术大家的经典著作，既有大家的作品精选集，也有新完成的专著。以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展现当今华文世界的历史、文学、艺术的全新气象。所选的作者都是文化界**流的人物，在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本书简介：
《感时忧国》是夏志清的散文集。夏志清是享誉国际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独具慧眼，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具有发掘之功，使这些一度被文学史遗忘的人物重见天光、越来越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本书回忆了夏志清读书的经历，对师友深情纪念和评论，阐述文学理念，彰显中国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
作者简介：
夏志清 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谈文艺忆师友》等。
目录：
代序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白先勇）
辑一
上海，一九三二年春
读、写、研究三部曲
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红楼生活志
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为《传记文学》银禧之庆而作
耶鲁谈往
桃李亲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庆祝和联想
书房天地
辑二
亡兄济安杂忆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代序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白先勇）
辑一
上海，一九三二年春
读、写、研究三部曲
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红楼生活志
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为《传记文学》银禧之庆而作
耶鲁谈往
桃李亲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庆祝和联想
书房天地
辑二
亡兄济安杂忆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重会钱钟书纪实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
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
最后一聚——追念吴鲁芹杂记
高克毅其人其书
何怀硕的襟怀——《域外邮稿》序
辑三
人的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夏先生虽然饱受西洋文化的洗礼，事实上他为人处世，还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讲义气、热心肠、好助人。
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白先勇
代序
文学因缘
——感念夏志清先生
白先勇
我因文学而结识的朋友不少，但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学因缘，却特殊而又悠久，前后算算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在台大念书的时期，便从业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那篇论张爱玲小说《秧歌》的力作，对当时台湾文学界有振聋启聩的作用，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国念书，暑假到纽约，遂有机会去拜访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因为我们都是夏先生兄长济安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一群对文学特别爱好、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我们在台大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夏先生亦是知晓的，所以他对我们特别亲切，分外热心。那天他领了我们一伙去赫逊河（HudsonRiver）坐游船，那是个初夏的晴天，赫逊河上凉风习习，纽约风光，历历在目。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笑话一直没有停过，热闹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暑期班，选了一门马莎·弗莉（MarthaFoley）开的“小说创作”，弗莉是《美国短篇小说年度选》的资深编辑，这本年度选集，颇具权威，课上弗莉还请了一些名作家如尤多拉·韦娣（EudoraWelty）来现身说法。课余，我便到哥大KentHall夏先生的办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时年轻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谈阔论，夸夸其言自己的文学抱负，《现代文学》如何如何，说的兴起，竟完全不顾自身的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说几句鼓励的话。夏先生那时心中不知怎么想，大概会觉得我天真幼稚，不以为忤。夏先生本人从不讲究虚套，快人快语，是个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顾忌，说的都是心里话。打从头起，我与夏先生之间，便建立了一份亦师亦友、忘年之交的关系。这份情谊，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弥足珍惜，令人怀念。
后来我回到爱荷华大学念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教书，这段期间，我开始撰写《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的短篇小说，同时也开始与夏先生通信往来，几乎我每写完一篇小说登在《现代文学》上后，总会在信上与他讨论一番。夏先生私下与人相处，非常随和，爱开玩笑，有时候兴奋起来，竟会“口不择言”，但他治学严谨却是出了名的，他写信的态度口气，与他平时谈吐亦大不相同，真诚严肃，一本正经，从他的书信看得出来，其实夏先生是个心思缜密，洞烛世情的人，而他又极能宽厚待人，对人对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怜之心。试看他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夏先生爱其才，而又悯其坎坷一生，对她分外体贴入微。他们之间的信件，真情毕露，颇为动人。
我有幸与夏先生也保持一段相当长的书信往返，他对我在创作上的鼓励是大的。夏先生对已成名的作家，评判标准相当严苛，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巴金等人丝毫不假辞色，可是他对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却小心翼翼，很少说重话，以免打击他们的信心。那段期间我与夏先生在文学创作上，互相交流，是我们两人交往最愉快的时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体小而密的信，总是一阵喜悦，阅读再三。我的小说，他看得非常仔细，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纽约客》系列他比较喜欢《谪仙记》，他认为结尾那一段李彤自杀，消息传来，她那些朋友们的反应，压抑的悲哀，写得节制而达到应有的效果。后来他把《谪仙记》收入他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是我自己译的，经过夏先生精心润饰，其中也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本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时有不少美国大学当作教科书。
（中略）
一九九三年，夏先生七十岁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将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唤回来，替夏先生祝寿。有的宣读论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关系，其间还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应邀参加。那是一个温馨而有趣的场合，夏先生的同事门生一一上台，讲述了夏先生许多趣事、糗事，台下笑声不断。但大家的结论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小说史述方面的巨大贡献，大家一致称赞。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书数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布在美国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夏氏门生影响颇大。
夏先生八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篇长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为夏先生祝寿，评介他那本经典论著，后来登在《联合报》上。说来《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与我也很有一段因缘。夏先生对我们创办的《现代文学》一向大力支持，常常赐稿，他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都是极有分量的论文，远在一九六五年第26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的《〈水浒传〉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译，接着《现代文学》第27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那一章。那时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计划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付印前，我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我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代文学》登出。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花了几天工夫，不分昼夜，一口气把这本巨著看完了。看文学评论著作，很少让我感到那样兴奋过，《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的确引导我对书中论到的六部经典小说，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出刊在《现代文学》第38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翻译、刊登《现代文学》的有五章：《导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来何先生把《金瓶梅》、《儒林外史》也译出来了，但是当时《现代文学》财源枯竭，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外史》这两章中译始终未能登出。那时我自己创办“晨钟出版社”，有心将夏先生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并征得了夏先生的同意，但因为夏先生出书谨慎，出版中译本须自己校对，仔细修改。这一拖下来，便是数年，直到“晨钟”停业，这本书仍未能付梓。这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终于问世，不过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本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经典，曾引导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走向新的途径，新的看法。在《现代文学》上登载的几章中译，对台湾学界，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整的病症，但他非常注重保养身体，所以这些年健康精神都还很不错，直到三年多前，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来势汹汹，夏先生在医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顾呵护，才得转危为安。其间我常与夏太太通电话，用电邮联络，知道夏先生病情凶险，也暗暗替他着急，为他祈祷诵经。后来知道他康复出院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个人长途跋涉，了不得的坚强。
前年秋天十一月间我因出版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纽约世界日报及华人作家协会，邀我到纽约演讲，同时苏州昆剧院也应邀到纽约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讲，听众有六七百人，夏先生与夏太太也去参加，我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因为父亲一生与民国历史都是讲不完的故事。夏先生坐在前排，竟撑住了，还听得很入神。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戏在HunterCollege的戏院上演，我请了一批朋友去看：丛甦、庄信正夫妇、李渝，当然还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戏男女主角俞玖林、沈丰英演得特别卖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画》分外出彩，半个钟头的独角戏挥洒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兴奋得指着台上叫了起来：那个男的怎么演得那么好！
看完戏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请我吃饭，庄信正两夫妇也参加了，还有夏先生的妹妹。我们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国餐馆吃龙虾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一点不像生过重病的样子，那天晚上，又跟我们从前聚餐一样，大家说得高兴，吃得开心。夏先生对人生那份乐观的热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冬天也不会觉得寒冷。
夏先生病后已不便于行，需坐轮椅，那晚吃完饭，夏太太用轮椅推着夏先生回家，我看见夏太太努力地推着轮椅过马路，在秋风瑟瑟中两老互相扶持，相依为命，我心中不禁一阵悯然，深深被他们感动。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夏先生过世，噩耗传来台北，虽然我已听说夏先生又因病住院，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突来的伤痛，掉下泪来。我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太太，她说夏先生走得很平静，前一天二十八日还吃了我叫Harold&David送过去的皇家梨RoyalPears。近年来我不在美国过圣诞，不过总会预先订好皇家梨圣诞节送给夏先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