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少华 日期：2016-05-27 11:49:08
林少华经典散文温暖人心的散文集 《乡愁与良知》主要是包括作者林少华对故乡对母亲的怀念，以及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翻译家所具备的良知等。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灵魂的锚地”，主要是作者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的顾盼、眷恋和思念，乡愁的核心是对母亲的思念；第二部分是“教授的操守”，施之于教育，使得我叩问大学的灵魂和教授的操守； 第三部分是“优雅的消失”，施之于文化，使得我懊恼“窥海斋”的终结和优雅的消失；第四部分是“镇长的奥迪”，施之于社会，使得我质疑镇长的奥迪和娃娃鱼的遭遇；第五部分是“‘林家铺子’和村上”，施之于翻译，使得我选择了村上春树和他的“高墙与鸡蛋”。 写在前面
我在大学里教书，是为教书匠，课余搞点儿翻译，是为翻译匠。不能说完全碌碌无为。毕竟教书教成了所谓教授，翻译翻出了些许名声。一眼望去，桃李蔚然成林，译著一纸风行。但老实说，这都不是我最留恋的风景。
那么，我最留恋的风景在哪里呢？在我的生身故乡。她很小，小得只有五户人家；她很穷，穷得只有三面山坡。但院前木篱笆有祖母栽种的五色牵牛，房后有祖父嫁接的 写在前面 我在大学里教书，是为教书匠，课余搞点儿翻译，是为翻译匠。不能说完全碌碌无为。毕竟教书教成了所谓教授，翻译翻出了些许名声。一眼望去，桃李蔚然成林，译著一纸风行。但老实说，这都不是我最留恋的风景。 那么，我最留恋的风景在哪里呢？在我的生身故乡。她很小，小得只有五户人家；她很穷，穷得只有三面山坡。但院前木篱笆有祖母栽种的五色牵牛，房后有祖父嫁接的满树杏花，柴草垛上爬有绿油油的南瓜藤，歪脖子柳树悬着圆滚滚的葫芦瓜。清晨田野上有一条条白纱巾般轻盈的雾霭，黄昏西山头有一排排炭火般亮丽的晚霞。以及山间的知了、河里的小鱼、路旁的蒲公英、夜晚的流萤…… 一句话，我是从小山沟里爬出来的。也许上天存心和我的出身开玩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广州开始教富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子女；八十年代末开始翻译专门传达都市和都市人感觉的村上春树——不用说，二者都是同贫穷的小山沟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我随之开始了穷山沟逃亡之旅。但许多年后当我在教书之外翻译之余尝试自己写一点东西的时候，陡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逃出那个小山沟，我仍将从那里始发，并且返回那里。别的都不过是中转站而已，哪怕灯红酒绿，哪怕车水马龙，哪怕雕梁画栋，哪怕美女如云。 这是因为，小山沟让我产生了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思：乡愁。即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和思念。“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那应该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缥缈、最庄严而又最平常的情感。不用说，乡愁的核心是对母亲的思念。年老母亲的白发和皱纹无疑是故乡风景中最动人的风景。在这个意义上，故乡所有的景物无一不是母亲、母亲意象的表达和外延。我甚至觉得乡愁是其他所有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慈和爱，生发出文学情思和美感。它不仅仅是怀旧，也是一种向往；不仅仅是惆怅，也是一种顽强，不仅仅是感怀，也是一种信仰。 而它的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施之于教育，使得我叩问大学的灵魂和教授的操守；施之于文化，使得我懊恼“窥海斋”的终结和优雅的消失；施之于社会，使得我质疑镇长的奥迪和娃娃鱼的遭遇；施之于翻译，使得我选择了村上春树和他的“高墙与鸡蛋”——这就是我将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乡愁与良知》的由来。就此而言，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落花之美》一脉相承。甚至有两篇是与之重复的：《母亲的视线》和《乡关何处》。原谅我，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想重复的。 这里共收散文一○七篇。准确说来，并非全是散文，莫如说随笔更占多数，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因此我要首先感谢以下报刊的编辑们：《青岛早报》《青岛晚报》《半岛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时代周报》《齐鲁晚报》《今晚报》《中华读书报》《上海电视》《新航空》……还要衷心感谢青岛出版社孟鸣飞社长、胡维华前副总编和责任编辑杨成舜君。承其美意，这些散落各地的杂乱篇什得以结集刊行。而且不止刊行一次。二○一○年一月初次付梓，二○一三年一月改版重印。此番为第三次。当然这也有赖于无数读者朋友的一再垂青。此时此刻，我心里在多种意义上充满了感激之情。 林少华 二O一六年四月六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杏花春雨如梦如幻母亲的视线 母亲回乡了。三弟来接，和父亲一起跟回去了。留下住了两年的房间，留下小院里精心侍弄的花草。房间里她能洗的都洗了，床单、枕巾、靠枕套。院里的花草好像刚浇过水，土湿润润的，叶亮晶晶的，花开得正艳，蔷薇、月季、矮牵牛、金盏花…… 几天来我神思恍惚，做不成事。心里开了个洞，洞比预想的大，没有底，无论投进什么都不见形体，也不闻回声。父母住的房子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的，和我相距几站路。直到几天前那里还装满我们的说笑、我们的亲情和欢乐。而现在人去楼空。开门进去，没了厅里沙发上看电视的父亲的笑脸——沙发空了，没了从里面房间颤颤巍巍走出的母亲的身影——床铺空了，没了四下里那熟悉的特有的气味——空气空了。空了，都空了，一如我的心。转而又觉得没空，父亲从沙发站起，母亲就在眼前，气味重新聚拢…… 母亲在青岛住了两年。虽然每星期只能去看望一两次，却是三十多年来和我在一起最长的两年。三十多年时间里的我，或远在岭南，关山重重，或浪迹海外，烟波迢迢，或经济上自顾不暇，穷困潦倒，或生活上风云突变，颠沛流离，始终未能实现膝前尽孝的夙愿。寒来暑往，斗转星移，我老了，母亲更老了——头发由青到白，皱纹由少到多，脚步由快到慢……这次接来，本打算让二老一直住下去。不料母亲说她到底有些想念东北那边我的五个弟妹，一再要走。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怕我为她受累和花钱。说我熬夜挣钱不容易，当妈的不能帮着挣倒也罢了，哪能帮着花呢！我再三解释反正我是要熬夜的，钱反正是要花的，但她反正就是不信，非回乡不可。 两年相聚，母亲身上有两点让我感触最深。一点是她对苦难的淡漠。我家过去穷，父亲挣四十七元钱且远在百里之外的公社工作，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家里只我母亲领我们六个小孩儿过。推碾、拉磨、种自留地、侍弄园子、养猪都是母亲一个人干，一年四季的衣服和鞋也要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一次闲聊，她说有两年因为做完我们的棉衣后再没东西没钱了，自己两个冬天没穿棉裤。那年外婆有病，要去探望都没有出门穿的裤子，只好找邻院借。我听了十分吃惊和心酸。家穷我是知道的，但不晓得穷到那个地步。东北的冬季十分了得，冰天雪地，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穿棉裤甚至都抗不住。我现在都能切实感受到挟雪的冷风从裤脚钻进来时那彻骨钻心般的冷。而母亲竟穿着单裤！借裤子外出对母亲无疑又是一种伤害。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昔日家境宽裕，上过旧式学堂，人很要强。不难想见，那种情况下的母子相见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可是，母亲现在谈起来语气是那样轻描淡写。不用说，母亲经历的苦难我也经历过一些。之于我，那段苦难好比书橱里自己分外珍惜的一本书，翻阅时我会反复审视它的质地、叩问它的含义、追寻它的投影。相比之下，母亲却把它当作一件旧物随手收进抽屉。 再一点就是母亲仍把我看成小孩子。我已年过半百了，可母亲依然一口一个“孩子”叫我。冬天摸我的腿，说这孩子这么冷怎么就穿一条单裤；夏天摸我裸露的胳膊，说这孩子好像有点瘦了。于是吃饭时再三叫我吃肉，为了健康而刻意不吃肉的我只好夹起一大块肉放进嘴里，她这才现出欣慰的笑。一旦我不在屋里，她就“这孩子哪去了”念叨着里里外外寻找。每次离开，母亲都从窗口、门口或从小园子门前看我，久久看我的背影，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有时还从园前慢慢挪动着看我拐过第二个路口、第三个路口。一次我走远了因忘拿东西拐回来时，发现母亲仍站在那里望着我去的方向没动。这样，每次我的背都带着她的视线离去。回想起来，母亲一直是以视线送我的。小时候带着她的视线走去课堂，上大学时带着她的视线奔赴省城，毕业后又带着她的视线远走天涯……可以说，母亲的视线从未从我的背部移开，自己也从未走出母亲的视线。 母亲回乡后，无意间我开始思索母亲为何对往日的苦难那般淡漠。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母亲心里装着儿女，为了儿女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再大的苦难也不曾放在心上。如今，母亲觉得自己无法像过去那样为儿女、为我付出了，唯一能付出的只有悄然回乡和不变的视线…… （2006.5.31） 怀念母亲 母亲走了。 母亲是很普通的乡下妇女，即使亲属圈也未必全部知晓她的名字。因此，母亲的走，对这个世界来说，好比一片枯黄的树叶在冬日寒冷的天空中艰难地颤颤盘旋几圈后落向了大地。可是对于我，则是整个天空，整个天空轰然塌落下来，世界黯然失色。 母亲走得那么急，我竟未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在殡仪馆场外，在特定时刻，我久久仰望高耸的烟囱缓缓腾起的青烟。想到母亲那贪黑起早操劳一生的瘦弱的身体，那无数次抱过和抚摸过我的粗糙而温暖的双手，那专注、凄寂而慈祥的面容正在化为青烟，化为一缕青烟飘向清晨灰蒙蒙的天空，我一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母亲上过旧式学校，但没参加过工作，没参加过社会活动，没领过工资。家庭和孩子几乎是她的整个天地。她身后留下来的，可以说只有我们六个子女，只有她陆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六个生命。我是老大，长子，我降生时母亲刚刚二十岁。从此，她的青春，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就被无限拖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辛劳和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母亲偏心，但因为我是长子，即使在时间上我也得到了母亲更多的爱。那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母爱啊！ 同样是母爱，但我觉得，艰苦岁月中的母爱和经济条件相对宽裕情况下的母爱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前者需要母亲牺牲甚至最基本的个人生活需求，需要母亲从自己身上和口中节省本来已很可怜的衣衫和食物。那是用血和泪化合的爱。而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爱，这样的母爱！ 我小时是个体弱的男孩儿。虽然个头不比别人矮，但力气小得多，胆也就格外小。不敢爬树，不敢骑老牛，更不敢和同学摔跤打架，因为会被人家一胳膊抡出好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日子落到了真正吃糠咽菜的地步。晚间喝的高粱米粥，尽管放很多碱下去，但仍然清汤清水，几乎数得出碗底薄薄一层米粒。而母亲碗里几乎连这层米粒也没有，喝完两碗米汤就在煤油灯下一声接一声咳嗽着一针接一针纳鞋底做棉衣。而我第二天上学带的饭盒里，就时常在糠菜之上多出一层米粒，有时还有一个咸鸡蛋或半个咸鸭蛋。靠了这点儿营养，我在比我强壮的同学都有人饿得退学的情况下，以瘦瘦的身体坚持读了下来。 十多年后我进省城上了大学，每月有六元钱助学金。那时家里虽不吃糠咽菜了，但仍很穷，母亲连一件出门衣服都没有。我有意不拿家里的钱，一切靠这六元钱维持。记得一年寒假结束返校前一天晚上，母亲从箱底颤巍巍摸出二十元钱给我。我问哪里来的钱，母亲说把生产队分的口粮中的玉米卖了。我不要。我看着母亲刚过四十就憔悴不堪的脸庞，看着她单薄的旧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双肩和细弱的脖颈，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拿这二十元钱。母亲哭了：“儿呀，妈知道你体贴家里难处不向妈要钱，可妈知道你身上没钱，妈心疼你呀！”我也哭了，哭着从妈手里接过二十元钱。 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去了广州。广州话听不懂，尤其工作根本不合心意，精神苦闷到了极点。母亲来信了，嘱咐我别想家，别想妈，别想太多，既然去了，就克服困难，安下心好好干吧。信是用铅笔写的，一笔一画。母亲识字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她会写这么多字，句子也够通顺。那是我接到的母亲的唯一的信。我相信她这辈子也只写了这么一封信。信上母亲叫我别想她，但后来听父亲说，母亲当时想我想得晚上睡不着觉，险些哭坏了眼睛。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每每记起。若干年前我个人生活发生变故的时候，包括父亲在内，几乎所有家乡亲人都指责我是错的，袒护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她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筒对我说道：“只要是我儿子做的事，就都是对的！”母亲这回显然是偏心了。细想之下，世界上大凡爱都是偏心的，唯有偏心才成其为爱，爱因其偏心而纯粹、神圣和刻骨铭心。 就是这样，母亲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血泪化合的爱，给了我唯独母亲才能给予的呵护和温暖。而我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却未能给予什么，未能守候在她身边，未能和母亲在一起。我知道，母亲是多么想和我在一起的啊！ 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和我在一起了——我把母亲的遗像带回了青岛，换了框放在书桌右侧的书架上。此时此刻，母亲正从旁边看着我，眼神仍那么慈祥，那么带有几分凄楚和忧伤，一如一两年前她在青岛期间从餐桌对面看我吃她包的饺子，从窗口看我在小园子侍弄花草，从门口看我每次出门时的背影…… （2007.11.28）母亲的红头巾 母亲走了，走几个月了。 母亲的走，带走了许多东西。带走了人世间最纯净最深厚的爱，带走了那声“孩子……”的呼唤，带走了我喊“妈妈”的机会，甚至带走了整个世界。 也有没带走的东西，比如那方红头巾。 近来我眼前总是闪动那方红头巾。 记忆中，从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扎那红头巾，应该是母亲一辈子用得最久的纺织品。母亲也没有其他颜色其他样式的围巾，只这方红头巾。单纯的枣红色，无任何花纹。单纯的棉线织成的，无混纺的毛线。不厚，团起来能一把握在手里。正方形，周边带有早已打缕的线穗。母亲对折成三角形，两只角在颏下一扎，一只角留在脑后，仅能遮住后颈。虽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穷，但也有人用厚墩墩的毛线头巾或毛茸茸的长围脖了，但母亲没有。最初用它的时候，母亲还不到三十岁，而到我大学毕业离家的时候，母亲已见白发了。长达十五六年时间里，它是母亲头上唯一的御寒用品。红头巾倒没有见白，一直是红色。 那时候不比现在，东北的冬天格外冷，格外长，贪婪地吞并了两头的春秋两季。加上我家住的小山村孤零零蜷缩在大村子的外围，别的地方还没怎么冷的时候它就好像瑟瑟发抖了。因此，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要扎这红头巾。春天用来挡风挡尘。荒凉的山坡上，母亲扎着红头巾一镐一镐刨地，一铲一铲施肥，一桶一桶担水，一株一株栽地瓜苗。秋天还用来挡风挡尘。下霜下得白花花凉瓦瓦的园子里菜地里，母亲扎着红头巾一捆一捆割苞米，一锹一锹挖土豆，一个一个拔萝卜，一棵一棵砍白菜。一年四季母亲穿的衣服都很旧，一件灰不灰蓝不蓝花不花的外衣从春穿到秋，穿得和荒草坡和庄稼地几乎没什么分别。因此，母亲身上最显眼的就是那方红头巾。放学回来的山路上，远远看见院子里那方晃动的红头巾，知道到家了；在家里肚子饿的时候，就趴在窗口或站在门前张望，望见那方红头巾由远而近，肚子就不咕咕叫了。可以说，红头巾意味着母亲，意味着家，意味着炊烟和温暖。 但印象最深和最刻骨铭心的，还是冬天里的红头巾。从六十年代初开始，除了远在外地上班的父亲，全家人就不再吃去皮去壳的成品粮了，改吃从生产队分的毛粮，即带壳带皮的高粱谷子和玉米粒。当时农村连磨米机也没有，由各家自己磨自己碾。磨米的地方叫磨房，碾米的地方叫碾房。但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因只有五户人家，磨房没有，碾房有也不成样子。石碾子就在路旁，上面勉强支起个棚盖，四周用苞米秸随便一围，里倒外斜。下雪时棚盖窟窿呼呼涌雪，刮风时从苞米秸空隙飕飕进风。母亲就一个人在那样的碾房碾谷子。她默默跟在蒙住眼睛的毛驴后面不停地用箥箕填谷子，再把碾去外壳的谷子（碾后叫小米）撮进笸箩。由于没有风车，母亲就用箥箕一上一下把米颠得高高的，让谷糠分飞出去——我们叫箥米。 箥米是最累人的活计。母亲很瘦，又老是咳嗽。箥米的时候，瘦削的双肩从单薄的棉衣下支起，两只胳膊吃力地端着箥箕，差不多每箥一次都有一声咳嗽同时响起。她头上的红头巾这时候就几乎看不出红色了，落了一层谷糠和灰尘。箥一次，咳一声，红头巾颤抖一下。有时候一连声咳嗽得太厉害了，母亲只好抱着箥箕伏在笸箩上，只见红头巾随着咳嗽声喘息声痉挛一般急剧地颤抖。那是最让上小学的我揪心的场景。母亲的苦难、乡下贫穷母亲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就定格在了那里。很长时间里我每到一个村子就一定找碾房，进碾房就找风车。结果我所见到的几乎每个碾房都有风车，单单我们村的没有。我做梦都想风车——有了风车，母亲就不用箥米了，就可以少几声咳嗽，母亲的红头巾就可以少落一些谷糠少几次颤抖，场景就不会那么让我揪心。我可怜的母亲，母亲可怜的红头巾……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红头巾是什么时候呢？是的，是我七五年底大学毕业动身去广州那天。那天很冷很冷，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把我送到火车站。母亲哭了，在我登上车门时母亲泣不成声。火车开动后，我看见母亲瘦削的双肩上因抽泣而急剧颤抖的红头巾……那以后，也是因为每次探亲都在夏天，我再也没见到母亲的红头巾。而在三十几年过去的今天，我倏然见到了那方久违的红头巾，在我的心间，在我的心壁，在我的心底——母亲走时没能带走它，它留了下来。 （2008.3.25）母亲的包袱皮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一年前的今天，那个不堪回首的寒冷的日子。 我从母亲在青岛暂住期间侍弄过的小园里、从她看过开花的月季丛中采来刚开的花，放在遗像旁，点燃三炷香，默默跪下去，跪在母亲面前。母亲的墓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关东故乡荒凉的山坡上，那里早已经冷了，飘雪了。窗扇已经打开，我静静看着三炷香的一缕青烟朝窗口缓缓飘移…… 良久，我站起身，从壁橱深处小心捧出一个长方形浅底纸盒，慢慢打开，凝视和抚摸里面的一块布。我把脸贴了上去，泪水从心底涌起。 那是极普通的布，是母亲生前用了几十年的一方包袱皮。大约一米见方。白底，仿佛五线谱的五条绿色细线交织出小小的方格，上面等距缀满手指肚大小的树叶和谷粒般的小樱桃。两片叶的配三粒樱桃，一片叶的配两粒，另有不带叶片的单独一两粒散在其间，宛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均为绿色，只是深浅约略不同。那个年代，当然是棉布，斜纹棉布。虽然旧，但似乎仍有生机，有动感，更有质感。整块布基本完好，只是四个角明显拉长，而且破了，有不规则的小洞和豁口。那不是硬伤，而是长期拉曵和摩擦形成的——数十年间，四个角不知在母亲手里拉了多少次，系了多少次，解了多少次，摩挲了多少次…… 我看着这块布，看着这方包袱皮，看着上面隐隐透出白底的纯绿色图案。一般说来，北方乡亲们大多喜欢红色粉色等更艳更花的布料，以便给清苦单调的岁月多少带来一点儿喜庆色彩，而母亲却选择了较为素朴的图案。这是为什么呢？不错，肯定是樱桃，无论锯齿形叶片还是细柄顶端那楚楚可怜的小小的圆果，都显然是家乡最常见的本土樱桃。我想起来了，老屋前后就有这样的樱桃树。前面菜园东南角有一棵，后窗那里有一棵。不，应该是一丛。长到差不多房檐高的时候，便不再往高长了，只管不断从根部抽出新枝。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棵树，莫如说是一堆树。树后是十几架黄瓜和两三垄西红柿。前面菜园那棵相对乖觉，大体看得出主干和树冠，树下得以种韭菜香菜菠菜什么的。樱桃是家乡最先熟的水果。端午节前后，一点点由绿变白，由白变黄，再由黄变红。由黄变红是最让人嘴馋的阶段。母亲总是让我们耐心等待，我们就眼巴巴等着。忽然某天早上，去园里割韭菜回来的母亲喊我们吃樱桃。但见樱桃用一片向日葵叶子托着，圆圆的，滴溜溜的圆，红红的，娇滴滴的红。张口投到嘴里，甜甜的汁液立刻在舌尖炸开。可惜樱桃太小了，只能甜到牙根舌根，嗓子眼都甜不到。于是我们两粒、三粒甚至四五粒一起投到嘴里。母亲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微笑着看着。仔细回想起来，那并不纯粹是开心的微笑。开心，却又隐隐沁出一丝凄寂和苦楚。记忆中，母亲从不曾把樱桃放到自己嘴里。我忽然明白了，明白了母亲选择这樱桃图案的理由：几十年前那一时刻站在农村供销社柜台前的母亲，眼前一定闪出了自家房前屋后那两棵樱桃树，闪出了樱桃树下她的六个孩子：樱桃脸蛋，樱桃嘴唇，樱桃眼珠…… 我把嘴唇和鼻端慢慢贴在缀满樱桃的包袱皮上。一股久违而又熟悉的母亲身上特有的气味和温馨。恍惚之间，好像钻进了五十多年前漫漫冬夜里讲故事的母亲的被窝，坐在了在炕上低头纳鞋底或缝棉衣的母亲的身旁，穿上了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棉衣和棉鞋…… 父亲和大妹告诉我，这方包袱皮包过所有六个子女的衣服。我是长子，老大，我们六个之间各差三岁，我到我最小的妹妹即母亲最小的女儿至少相距十五年，而最小的妹妹在二十几岁结婚前几乎一直在母亲身边——是啊，这方包袱皮包了我们六个子女的衣服，相继包了几十年，冬天的，夏天的，新的，旧的，破的。但我敢说，几乎没包过母亲自己的衣服。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没有去外婆家穿的单裤，没有冬天穿的棉裤。 而今，母亲去了，包袱皮空了。沉思片刻，我用空了的包袱皮轻轻包起母亲最后几年最常穿的一件深绿色隐格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