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江，袁卿 日期：2014-08-16 02:02:03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以非洲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作者以东非国家乌干达为落脚点，对数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大量深入、扎实的采访，并选取了三个人物（创业者、打工者、商界成功人士）重点介绍，力图为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中国和非洲这两种既相互抱拥又彼此陌生的文明，在“如胶似漆”中，混杂着误读与曲解。当中国人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东方古国与神秘大陆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作者简介：
常江，新闻传播学学者，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媒介文化、影视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他同时还是一位活跃的媒体人、独立短片监制，广泛参与电视、广播和报纸、互联网等传媒领域的内容生产。
袁卿，国际新闻记者，现为新华通讯社坎帕拉分社首席记者，长期从事非洲问题和中非交流等领域的新闻报道。他对中国文化在非洲大陆的流入、传播和社会影响，有深刻细致的观察。
目录：
再见巴别塔
误解的开端
复杂的非洲人
中国人在非洲
天朝上国梦
非洲印象
无解的误解？
印度经验
关于巴别塔
寂寞的异乡人
故乡与他乡
蝶
跨越大洋的相亲
曲终人散
有故事的老头再见巴别塔
误解的开端
复杂的非洲人
中国人在非洲
天朝上国梦
非洲印象
无解的误解？
印度经验
关于巴别塔
寂寞的异乡人
故乡与他乡
蝶
跨越大洋的相亲
曲终人散
有故事的老头
不知何处是他乡
从头再来
情定乌干达
因为寂寞
无法回避的选择
一个视频引发的争议
瓜分非洲
独立了吗？
精英的看法
应对选择
作者手记
记者手记
学者手记
后记
作者的话：本书是传播学学者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尝试性的合作。我们向人迹罕至的东非腹地进发，历时近三个月的高强度采访，近半年的写作，形成了这本带有深度报道色彩的纪实作品。欢迎对未知世界感兴趣的人士阅读、指正。
网友评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书就应该读作者行万里路之后写的书。关于巴别塔
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的广袤地区，生活着著名的马赛人（Maasai）。马赛人是半游牧民族，并因其独特的传统、服饰和生活方式而为非洲大陆之外的世界熟知。他们原本生活在图尔卡纳湖（LakeTurkana）北岸的尼罗河谷地，从15世纪开始陆续南迁至东非大裂谷。由于马赛人骁勇善战，因此所到之处原有的土著居民往往为其强行驱逐。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处的广袤草原，在肯尼亚一侧被称为“马赛马拉”（MaasaiMara），在坦桑尼亚一侧则被称为“塞伦盖蒂”（Serengeti）。这一区域，如今是全球最为著名的野生动物栖居地，约有70余种大型哺乳动物和500余种独特的鸟类。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导演、动物摄影师和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观赏极为壮观的动物大迁徙——约有75万匹斑马和120万匹角马从塞伦盖蒂奔跑至水草更为丰美的马赛马拉。
如其他或自愿或被迫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游牧民族一样，不少马赛人脱离了传统的部族生活，加入了收入更为丰厚的旅游业。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既愉悦，又多少有些无奈。
我们于2012年8月初赴马赛马拉拍摄动物大迁徙，聘请了一位自称安东尼（Anthony）的马赛人向导。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本名。“说了你们也记不住。”他淡淡地说。安东尼生于马赛马拉，按照民族传统成长，并未接受过肯尼亚现代教育系统的哺育。可如今，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不太熟练的法语、德语，甚至几句中文。大约十年前，刚刚度过成人礼的他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名叫莫妮卡·布朗（MonikaBraun）的中年女人。如不少厌倦欧洲都会生活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她爱上了马赛马拉，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专为旅游者提供膳宿的旅馆，而安东尼最终成了她的合作者。他们的旅馆开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最中央的区域，除莫妮卡之外，雇员全为马赛人。
除了儿时依传统刺留的巨大耳洞外，我们已经很难从安东尼身上看到马赛人的痕迹。带我们外出追逐动物的时候，他会穿上马赛人独具特色的猩红色披肩（马赛人称其为shúkà），但下身通常是肥大的沙滩短裤和时髦的凉拖。多配偶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以及割礼等诸多为现代文明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绝大多数马赛人部落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安东尼对我们说，“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药，非常痛，但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男性气概而令部落蒙羞。”而割礼完成后，男孩往往要静养3—4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因伤口感染而丧命。
“这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传统习俗，不会对你构成困扰吗？”我们问长期旅居于此的德国女士莫妮卡·布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30年前我是个嬉皮士，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绝食，反对苏联，反对美国，反对一切让我看不顺眼的东西。但是，来到马赛马拉，了解了马赛人的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她指了指旅馆门外无垠的金色草原，反问我们：“在上帝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地方，难道你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怨气吗？”
莫妮卡的话让我们陷入了沉思，也开始不断对自身的“非洲经历”展开反省：我们以传媒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试图忠实地记录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交流中的遭遇和误解，但自始至终，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如莫妮卡这般的心平气和？受访非洲人的迟到和爽约，听同胞们倾诉非洲遭遇时的“同仇敌忾”的快感，包括与马赛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着探险家的猎奇心态……与我们的采访过程如影随形。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学者和记者同行。和我们一样，当中国和非洲这两大古老的文明刚刚开始接触时，他们都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东方大国，一个是拥有无穷可能性的富饶大陆，中国和非洲的拥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阐释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洗，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均无可奈何地发现，紧密的经济纽带和牢固的政治关联并未带来文化上的亲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仿佛官方越亲密，人民反而越疏远。
生于乌干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主播凯瑟琳·毕亚茹昂加（CatherineByaruhanga）给出了她的答案：“中国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花了很多钱，修建公路、医院和运动场，但普通的非洲人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谁修的。他们只在乎一件事：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喜欢谁。”比起广泛渗透至东非各国日常消费领域的印度人和曾与非洲有过密切历史关联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是纯粹官方的、高高在上的，甚至是会带来威胁的。对此，供职于乌干达广播公司（UBC）的记者伊曼纽尔·穆泰兹布瓦（EmmanuelMutaizibwa）一语中的：“要建立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CCTV在非洲的确有影响力，但只有政府高官爱看，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中国援建项目遍布非洲大陆，但很少有普通非洲百姓知道这些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是中国人修的。乌干达的国家体育场被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戏称为“乌干达鸟巢”。体育场位于首都坎帕拉的一座小山丘上，由中国援建，至今仍有一支中国工程队驻扎于此，负责场馆的技术维护。然而，这座体育场却被命名为曼德拉体育场。场馆内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带有“中国援助”字样的标识。只在场外一处偏远的角落里，立着一块方碑——那是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四位中国工人的名字，他们在建设这座体育场时因工程意外而身亡。墓碑隐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丛中，几乎难以被注意到。我们随机采访的绝大多数乌干达本地人，对于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这件事，并不知情。
在某些地方，情况或许更糟糕。由于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主尤其是矿产业主与本地雇员之间经常就薪资、休假等问题发生冲突，甚至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正面冲突，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我们即将结束调研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当地一位记者朋友还对我们说，美国一位著名的导演正计划来乌干达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企业主如何苛待非洲本地雇员”的纪录片。
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这一点，许多局外人都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交流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交流者的姿态。将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文化误解归咎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非洲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非洲人纵使有难以改变的行为方式，在观念上也相当有亲和力。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顽固不化”，也不似东方人大多心存强烈的乡土意识。如马赛人这般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原本便是四海为家的，他们大多可以坦然面对并尝试理解外来者带来的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这或许源于现代非洲国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更多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伪概念（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总之民族主义并未成为非洲人拥抱外部世界的障碍。在我们组织的小型研讨会上，供职于世界知名媒体的非洲记者相当坦率地讨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在西方与中国的任何研讨会上都无法听到的。比如，来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爱德华·艾奇瓦卢（EdwardEchwalu）与他的同事贾斯汀·德雷拉奇（JustinDralaze）就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前者坚持认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独裁者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中国和非洲官方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民间的文化交流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在非洲游历期间，遇见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团体，如澳大利亚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支持乌干达国内的孤儿院建设，并不定期派遣人员来乌做志愿者，这些人在普通非洲民众心中建立了活生生的“西方形象”。相比之下，在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却往往陷入经费匮乏的境地。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University）教授穆林杜瓦·茹汤加（MurindwaRutanga）就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不少，但真的愿意到非洲来的并不多。”笔者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没有机构资助他们来。我顶多算是一个非洲观察者，而非研究者。”
当我对不少非洲本土“精英”提出交流障碍的问题，以及非洲人的种种令中国人难以适应的行为方式时，他们则反问我：“既然是你们自己要来赚钱，为何反而要我们改变？”这个问题让我们哑口无言。“非洲人不是傻子，”罗纳德·赛坎迪对我们说，“有索取就要有妥协，这里已经不是任外国人予取予求的地方了。中国人必须学会与非洲人打交道，如果中国人想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事实上，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依旧贫穷落后，但非洲人的公民素质在很多领域甚至走在中国人前面，这是很多国人不敢直面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单纯、善良、井然有序的群体去信任和喜爱一群惯于随地吐痰、在飞机上的卫生间里抽烟、动辄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的“侵入者”？
当然，情况正在悄然变化，虽然并不显著。笔者借中国和乌干达建交60周年的契机，遍访这一东非小国境内的中国人聚居地和文化交流机构，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旅非中国人正在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教训，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更好地适应这片神秘的大陆。
在乌干达西南部，来自中国的重庆国际建筑公司正在班迪布戈（Bundibugyo）山区建设一条长约103公里的公路，以连接该国西部重镇福特波多（FortPortal）和邻国刚果（金），极大便利了东中部非洲内陆国家之间的贸易。该公司总计雇用了超过1000名本地工人，与来自中国的劳工一起从事建设工作。项目经理告诉笔者：“公司规定要同等对待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生任何作业事故和严重的员工摩擦。”但工程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乐观。据该公司的乌干达籍人力资源总监乔治·卡巴冈比（GeorgeKabagambe）介绍，曾有中国项目经理因当地员工“不够勤劳、不爱加班”而对其大声吵嚷。但经过时间不短的磨合期，现在双方在行为习惯上基本形成了共识，“很多东西其实只是误解……只要互相尊重，就能得到友善的化解”。
此外，在官方往来之外，民间交流也渐渐得到了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维多利亚·赛奇托利科（VictoriaSekitoleko）女士曾是乌干达政府高官、联合国粮农组织前驻中国代表，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2012年，她返回乌干达，并在坎帕拉设立了“中国—乌干达文化中心”，希望以此作为中国人和乌干达人彼此会面并增进了解的平台，同时积极在乌传播中国文化。2012年，她扩大了中心规模，将之打造成为乌干达最大的中国民间图书收藏基地。中心提供汉语教学服务，迄今已帮助八名乌干达学生成功申请到中国学校的奖学金项目。“乌干达人喜欢中国绿茶和中国餐饮。越来越多的乌干达人选择去中国留学而不是传统的英美国家读书，他们回来后可以马上找到工作。”维多利亚在用绿茶招待笔者后兴奋地说。
在《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全人类联合起来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野心，上帝让人类讲不同的语言，使之无法交流与沟通，从此争议不断、龃龉频频，人类不再是浑然天成的整体，而分裂为无数的种族、人群和部落。经历了漫长的隔绝与分裂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对嵯峨的巴别塔展开了有力的冲击。世界上的人能否最终越过种种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谅解，最终摧毁象征着误读的巴别塔？
中国与非洲，一切才刚刚开始。
*应当事人要求，书中部分受访者的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