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鸿 日期：2014-08-16 02:06:56
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现当代的众多河南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对“村庄”这一“乡土中国”意象进行考察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从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中国文化机制、政治性格、民众性格的基本特点。虽然现代文明对中国已经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村庄”仍以最基本的形式和活跃的生命力影响、塑造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和其中的民众。《黄花苔与皂角树》所选择的五位河南作家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他们对“村庄”的不同书写和想象也是在以不同方式探讨“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20世纪30年代的师陀在充满“异乡感”的漂泊之中回到故乡“果园城”，却发现“果园城”的荒凉和废墟；周大新始终把目光投向他的故乡南阳，这个“圆形盆地”从地理上形成一种封闭性、完整性，当与现代文明冲突之时，盆地里的人生是如此溃败，但又显示出它的朴素的高贵；刘震云看到“我故乡的人们”的历史虚无主义、生存主义，但又深深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幽默、坚韧和寻找的渴望；阎连科的“村庄”充满着政治寓言的意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的色彩、命运和苦难的来源；李洱则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了我们的“乡愁”，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光裸的、与现代文明共进的支离破碎的村庄。这五位作家的美学风格、语言色彩和结构意象都有鲜明的差异，但却共同塑造了一个村庄——我们所有人的村庄。
作者简介：
梁鸿，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专著《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学术对话《巫婆的红筷子》。曾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学术期刊杂志发表论文四十余篇。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当代作家评论》奖（2008）”，“《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9、2011）”；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3年度青年作家”。《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等。
目录：
丛书总序吴义勤
绪论“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
师陀
异乡和故乡
荒原之中的诗意
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
周大新
“圆形盆地”的空间与精神
当代乡村的陷落与农民的身份
保安之死和暖暖的抗争
充满光彩和温暖的盆地女性
刘震云
“故乡”的两极意义丛书总序吴义勤
绪论“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
师陀
异乡和故乡
荒原之中的诗意
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
周大新
“圆形盆地”的空间与精神
当代乡村的陷落与农民的身份
保安之死和暖暖的抗争
充满光彩和温暖的盆地女性
刘震云
“故乡”的两极意义
“吵架”美学与“平民立场”的两难
民间的生存特性
闹剧冲动与语言的暴动
姥娘去了
《一句顶一万句》：孤独的中国心灵
阎连科
《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
《受活》与受活庄
绝术团：“残缺之躯”及其隐喻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庆典、神话、暴力及其他
李洱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
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附录一和阎连科对话
附录二和李洱对话
后记在某种意义上，河南是北方，是山东、山西、陕西等具有北方农村灰色大地和原野的一个代表，它们是一个共同体，同在黄河的支流上，同受着中原文化的影响，灰色的平原上散落着同样灰色的村庄，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几乎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文化中的北方更多的是指中国政权的发源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广大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古称‘中原’。‘中原’作为地理概念，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指古中州，即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即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的全部或部分，甚至扩及安徽东部和湖北北部。……广义的中原地区，原始文化有较多的共性，而且在古代，尤其是在北宋以前，是国家统治和经济、文化、军事的核心地区，文化内涵有许多共性，可构成地域性的文化体系……”中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北方文化的简称，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以及秦晋文化只是表现形式之一，其文化内核基本相同。但是，河南虽属这一体系，却不像山东、陕西有着相应的文化称呼，又不能说它就是“中原文化”（只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说它是二程文化，后者是中国文化制度的代表，不只是河南所依循的文化形式。这样，河南在文化中的所属位置变得颇有点暧昧难名，河南在北方所处的位置和文化性格更像传说中的“四不像”，在古代，它地处九州之中，因此，称之为“中州”，它融合了北方各省的特点，而成了一个大杂烩，它既开放又保守，既传统又现代，既是中国传统乡村中国的最有力的代表，却也在时时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消化着八方来风，它似乎没有自己清晰的面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河南文化里，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最浓的缩影。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北方中原，曾经是历代大国的定都之地。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国的国都大部分都建立在北方，极少在南方，并且大多是为了躲避战乱才南迁的。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故、战争都起始于中原，因此才有“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之说；中国文化的起点，儒、道、释都从中原始，并且由此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滥觞。但是南宋迁都之后，北方的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经济、政治也逐渐衰落。政治的衰退引起北方经济、文化无可挽回的衰退，北方开始萎缩，日渐成为中国的劣势文化，散落在黄土地上的一个个古老村庄成为永恒的印记存留在中国人心中。封闭的内陆环境、匮乏的自然资源使本来就贫穷的北方更成为一个个古老、没有生机的村庄，从另一方面讲，以血缘、土地为主要纽带的家族文化在北方村落却更具实用性。而地处沿海、沿江的南方，在地理位置、经济方面本来就比北方有优势，再加入政治上的优势，一个开放、富足、文化相对发达的南方和南方文化逐渐形成。
河南作家在现代文坛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诺、冯沅君、赵清阁、于庚赓、师陀、姚雪垠等，他们有的如流星划过转瞬逝去，有的转行，少数存留在文坛上的文学成就都非常有限；到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除了师陀、姚雪垠这样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还在创作，河南本土文学几乎处于相当萧条的状态。50年代末李凖、魏巍等人的创作标志着河南作家、河南文学又一次在中国文坛上亮相。从80年代开始，河南开始涌现出大批作家，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孙方友、周同宾、杨东明、齐岸青、李佩甫、二月河，等等。南阳作家群和90年代文学豫军的崛起，高质量大部头小说的集中产生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们所蕴含的复杂文学品格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
20世纪90年代河南文学处于高潮期，我们翻阅大型文学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何庆邦、周同宾、李洱、张生、邵丽、乔叶等作家作品常出现在里面。并且，作家每写出一部长篇小说，都会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引起争论，不仅仅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乡土中国”意象。这一意象包含着村庄、乡土经验、乡村传统与文化方式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人生、中国道德礼仪和中国性格。
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它以类似于化石式的积累和凝固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原型状态，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河南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对“村庄”进行文化考察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乔典运的《问天》，张宇的《活鬼》，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象征体”。作家从“村庄”、从最普遍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机制，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心理机制以及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再阐释，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类似于原型性的东西。评论家曾用“中国生活”来分析刘震云小说中的大中国意识，“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对中国生活的最痛切的体悟、最深刻的洞悉，以及体悟和洞悉的外具谐谑、内具耻辱意蕴的艺术表现”（摩罗语）。他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以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争当村长”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温故一九四二》以犀利的思考和重回“现场”的严谨重新阐释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和语言模式阐释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秘密。
这些作品都有“乡土中国”的意象，从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中国文化机制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性格、民众性格的基本特点，它并不只是过去，虽然现代文明对中国已经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一文化方式却仍以最基本的形式和活跃的生命力影响、塑造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和其中的民众。1999年李佩甫《羊的门》的发表在中国文坛甚至文化界、政界引起巨大的冲击，作者以一个“东方教父”的人物呼天成为基本视点，呼天成的形象展现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灵魂，包括当权者的灵魂和民众的灵魂。1980年代以来，乔典运以“文化寓言”的方式给我们奉献了一个庞大的农民生存群像，刘庆邦却以细腻、细节化的笔调展示了乡村生活的纯洁、美好和丰富细微的美，他的《梅妞放羊》、《三姑听戏》等作品是当代短篇小说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书所选择的五位河南作家——20世纪初出生的师陀，50年代出生的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和60年代出生的李洱——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他们对“乡土中国”的不同书写和想象也是在以不同方式探讨“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
——节选自《绪论：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