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莫尔；刘卫，张春霖 日期：2014-10-12 05:36:21
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只有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是什么促使了经济的增长？又如何将这种增长维持到下个世纪？为什么说经济增长对一国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为什么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如何能够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移植到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国家？本书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同的形态，而不是像很多观察者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形态。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概括了四种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寡头型、国家导向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有不同的制度和规则，而制度和规则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推动或阻碍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进而使有的资本主义对增长而言是“好的资本主义”，而有的是“坏的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
威廉•鲍莫尔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中信出版社曾出版其著作《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
目录：
序
英文版序
第1章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第2章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第3章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第4章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及其对增长的影响
第5章领先性的增长
第6章在欠发达经济中释放企业家精神
第7章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第8章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附录数据收集和测量问题
参考文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亲身体会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还让我们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不仅对政府，对我们企业，也很重要。柳传志，联想控股集团总裁《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让我们了第1章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关于过去两个多世纪中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取得的非凡增长和创新，最令人惊诧的事情是这一切并未令我们惊诧。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预期寿命只有现在的一半或更少。过去，我们无法录音，因此，无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声音如何，或者“生，还是死”（tobeornottobe）是如何发音的。那些最大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没有人能比马在陆地上旅行得更快。新奥尔良之战发生在和平协议在欧洲签署之后，因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无法得知这一消息。在欧洲，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每年冬天，美国人家里墨水瓶中的墨水总是结成冰。
今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绘画，将艺术品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可以很快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两个像玩具一般的车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表层材料，传回水晶般清晰的彩色录像。但是，在最初的欢呼惊讶之后，这种持续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便只能作为简讯出现在我们的报纸内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对这些工作的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们如同魔法。我们已经对这类技术创新的出现习以为常。
经济增长也同样令人惊诧。据估计，一个世纪以前，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让你意识到，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假定你已经习惯了按照今天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没收了，我们无法设想，我们的生活模式会是如何。对于那些近年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也可以做类似的计算：包括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印度、中国以及很多东南亚经济体，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欧和日本。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们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表现如何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够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过着贫困生活的地方？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经取得了这些非凡成就的经济体到底有何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重新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声称已经有了某些答案（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出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怀疑）。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假装我们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式的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途径就是着眼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这样的总体结构可以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给出部分的（或许是相当大部分的）解释。我们将特别关注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它们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家们不停息地工作，来创造、运用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实际上，我们将说明，这些激励机制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家们无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们甚至在现有的创新尚未终结时便开始计划下一轮的创新活动。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指的是些什么人？通常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包括了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的业务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狭义地——我们相信也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个名词，即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1965，第21页）。德鲁克（以及我们）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为企业家欢呼的伟大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的说法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正如德鲁克在诠释熊彼特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我们承认，集中关注狭义的企业家——或许可以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意味着比较少地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那些生产或销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而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和商人们，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们加工之后再逐渐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尽管他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当然很重要，因为其代表着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因此，我们在全书中将集中关注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企业家。换言之，企业家——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当然，我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仅靠企业家而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的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来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其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大企业自己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当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场合提到“企业家型经济”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两类企业的混合。
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有些对很多经济学著作并不太熟悉的读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新事物的产生——新车、新产品和新服务。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发明和使这些新东西商业化的企业家的论述都少得可怜，更不必说对他们进行分析了。在更为高级的教科书和文章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数学化的关于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即使在这里，企业家以及相应的较大企业的必要作用也都鲜被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得很好：“经济学家们致力分析的那些决策主体尚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因而，缺乏任何实质性内容。消费者不是人，而是一组协调一致的偏好。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个企业，如斯雷特所说，‘实际上就是一条成本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而理论也不过就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的逻辑’。交换发生在没有任何界定的制度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以及没有市场的交换。”
与上述思路不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资本和劳动）；（2）创新、技术革新或用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放在一起考虑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增长方式称之为依靠“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出，创新或“精明的增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产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蛮力（更多的投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Solow，1956，1957）。此后，很多学者证实了这一基本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传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国家（Denison，1962，1967；EasterlyandLevine，2001）。
但是，什么是创新？就是某种新东西吗？当我们（以及其他人）使用这个术语时，创新指的是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种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是这种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场。哪怕是最好的发明，如果其设计、营销、改进不足以使该发明在商业上能够生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就需要有人能够认识到创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有时候这并非发明者自己有意识地追求的目的——然后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把这样的机会变成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东西。这些任务天然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不断谈及的一种认识。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创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就像来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制定者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研究或者为研发提供激励对创新略加影响，但创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认为是既定的。这个假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接受，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试图解释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者采用了日益复杂的统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创新的其他变量，其中有些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例如对外开放产品和投资市场、为研发提供资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有些是政府无法控制的（例如地理位置）。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些努力。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因为它们很多或绝大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把社会应当实施的措施清单加以整合（或者称之为“经济化”，如果你愿意的话），则更为有用，途径就是将经济视为一些潜在的“增长机器”，这些增长机器需要燃料来运行，但同时也必须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够和谐、共同地发挥作用，最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创新（及其推广）和增长。经济的“燃料”是一组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以及防止经济的下滑（或更为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断长期增长的进程。我们认识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远非易事。政治家们对经济政策所给予的关注大部分都集中于此。但是，经济增长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长期现象，因而，更为重大得多的挑战在于设计和实施那些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
我们相信，对于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最为有用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相对简单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份列着10条措施的清单，诸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改革清单，也不是我们第3章将讨论的更多的政策处方。长清单的危险在于它们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忽略，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工作，他们的精力和政治资本只允许他们一次集中解决少数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种极端，即寻求一种包医百病的解决增长问题的答案，也同样是危险的。经济制度是复杂的，任何单一政策的处方，即便是被字字照办的政策，都无法有效地保证快速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我们试图通过集中于四个要素或条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这四个要素对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其未来进步需要持续创新而不是仅靠复制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最为重要。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在这里先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在继续阅读时记住这些内容。这些要素应当被看成是构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长机器的基本蓝图——这是一幅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考虑更为详尽的创意或计划时不会忘记的“大蓝图”。
此外，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促进增长的条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财产私有制存在，并且对于那些服务于消费者需要的个人和企业予以奖励的经济。尽管我们在第5章才讨论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细节，并且将其中的一种，即“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这些不同的模式只限于资本主义之内，而没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已然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高质量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包括它。
关于一个燃料充足的经济增长机器，即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我们提出的四个要素是：
第一，也许是很显然的，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由此引申，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即宣布破产）也必须不那么困难，否则的话，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会连起步都做不到。必须存在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资金从储蓄者那里流向资金的使用者，特别是流向企业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业家不能吸引到新的劳动力，他们就无法成长；如果劳动力规则过于严厉（特别是如果规则限制企业解雇那些表现不佳的雇员或解雇它们不再需要的雇员），企业家也会没有发展的意愿。
第二，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便要奖励它们，否则就不能指望个人会冒着失去自己的资金和时间的风险，投资于运气不济的冒险项目。这里，法治——特别是财产和合同权利——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的制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这类从社会意义上来说非生产性（尽管在某个意义上也有些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包括犯罪行为（例如，出售非法毒品）以及合法的“寻租”行为（例如，政治游说，或旨在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不负责任的法律诉讼行为）。
第四，在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政府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由企业家在某个较早时期创办的）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虽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我们更加强调贸易的开放性（它可以自动发挥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执法无可避免的那种漫长的等待时间）。
我们怀疑，有些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呢？其他一些东西难道不应该包括在这个清单中吗？例如，一个明显的挑战来自诸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增长主要取决于文化：有些社会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人民，有些国家则没有。那些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文化的国家（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日本、亚洲的很多国家以及最近的印度）增长很快，而那些没有这类文化的国家（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增长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长（Lande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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