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仲生" 日期：2014-11-24 11:24:11
穷人想变富，富人想更富。一个人的穷或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绝非付出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里并不否认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要改变自身的命运，更要依赖有利于社会制度，需要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穷，为什么富》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经济学通俗读物，它以独特的经济学视角来剖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背后的行为动机，探寻其行为支点，发现在我们人性深处的本质和真相，透过形形色色的事物看清世界。
本书根据《皇帝与柠檬——经济学中的人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修订而成。
作者简介：
景仲生
曾任陕西省文联《新大陆》副主编
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多篇散见于全国报刊
多次在《读者》《经济学家茶座》发表经济学散文
著有《做人的经济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人性与理性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
诸葛亮的失误
皇帝爹背后的人性与理性
愚公移山舌々经济学
大謇好，才是真舌勺好
第二章成本与收益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
裁所经历饷两种编辑体制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
威本与收益不是简单的公式前言
第一章人性与理性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
诸葛亮的失误
皇帝爹背后的人性与理性
愚公移山舌々经济学
大謇好，才是真舌勺好
第二章成本与收益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
裁所经历饷两种编辑体制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
威本与收益不是简单的公式
第三章效用与欲望
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幸福伪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比一时也，彼一时也
做人难的经济学根源
猴子的感受与前景理论
第四章资源与配置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
塑造你个人的稀缺性
怪善诊断法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
盖好人生的房于
第五章价格与价值
你见过一元一粒的豆子吗？
不是老板的心太黑
红尘浮世，你的身价几何？
搞乱价格
公交IC卡舌々经济学
价格的决定与成本无关
第六章信息与博弈
现在做什么最赚钱？
美国三K党与印度的加娜庙
皇帝与柠檬
专家的立场
凭什么听你的话？
社会信用与博弈链
司马相如和丰文君的爱情博弈
第七章经济与道德
经济与道德的博弈
埋单的那个人是谁？
慈善的经济底蕴
悫恩不能承受之重
威者王，败者寇
正义钓成本与收益
第八章个人与社会
女荚雄能不能爱汉奸？
个人信用与社会印章
为什么穷，为什么富？
你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家事国事天下事
第一章人性与理性
当做善事的收益比做恶事大时，人们会选择行善；而当做善事的收益小于做恶事时，人们可能会选择行恶。只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在于个人心中的底线。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
进进出出，捎带买点东西，日子久了，我和小区门口几个商店的老板就熟了，偶尔身上忘记带钱，买点小东西，比如一盒烟之类的，他们会赊账给我。老板们为什么会赊账给我？也许你会说是人熟，但我觉得，人熟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钱数很少，我不会欠他们。为几块小钱赖账让人小看，一般人都不会去做，不值得。如果数额很大，他们还会不会赊给我？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在某个城市找了三个人，给他代理销售一批货物，并约定销售完后结账。第一次，他分别给了三人价值一万元的货物，一个月后他前去结账，三人都销售完了货物，他顺利拿到了货款。接着他又分别给三人留下价值10万元的货物。两个月后他来结账，有两个人卖完了货物，并顺利给他结清了货款，另外一个人却找不到了。他又给两人分别留下50万元的货物，半年后他来结账，有一个人给他顺利结清了货款，但另外一个人却不知去向了。
这个实验说明，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讲道德，人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道德起来。也就是说，人在做善事和恶事的时候，会进行一番选择和取舍，其选择和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划不划算。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做善事的收益比做恶事大时，人们会选择行善，而当人们做善事的收益小于做恶事时，人们可能会选择行恶。只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在于个人心中的底线。
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视角研究过犯罪问题。罪犯为什么会去犯罪，也无非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罪犯在犯罪之前，大概更多想到的是通过抢劫、贪污、诈骗等手段在短时间内会获得很大收益，而不是事情败露后会付出巨大成本，即便想到了，也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而继续铤而走险。如果罪犯在犯罪前就想到他绝对会被抓住，要受牢狱之灾，他就不会去犯罪。或者他也想到了绝对会被抓住，但是抓住后的惩罚要远远小于犯罪所获得的收益，他仍然会选择犯罪。这也正是那些诸如扒手、票贩子、制假证者等屡屡被打击又屡打不改的原因。
英国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在其畅销书《卧底经济学》中分析了毒品交易者和黑手党的行为取舍，毒品交易者之所以敢对他们的客户实施敲诈，是因为确信对方不太可能去报警，而像黑手党这样庞大的黑社会集团很少实施暴力而涉足合法生意，则是因为合法生意比实施暴力获得财富更有利于在安全中谋生。在我们常人眼中，一提黑社会就想到打砸抢，其实那
些真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组织，也往往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有的甚至是救世主模样，也会向灾区募捐，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暴力，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贿赂等手段掌控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做着看似正经的生意。
一个人对善恶的取舍，有底线问题，也有选择问题，即其会在哪些事情上行善，又会在哪些事情上行恶。我有一个文化界的朋友，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用时尚的话说就是愤青，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对当下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实既担忧又不满。每次与他在一起，针砭时弊都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他不仅敢说，而且敢作敢当，比如他就不畏领导，领导多占了一套房子，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他却站出来，内部开会让领导下不来台，还向上级举报。对待周围的人，他诚恳大方，富有同情心，他经济虽不宽裕，却多次送钱送物给路边的乞丐，在各种募捐活动中，也是捐款最多。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而现实中他也把艺术中的完美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人格追求，我对他非常崇敬。
但偶尔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次他家的水管漏水，叫水工来修，那是一根安装不久的新管子，漏水处明显有老鼠咬过的痕迹，但他却和水工争执了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是水管质量问题，水工无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换了新管子。我不解，水工走后便说，水管明明是老鼠咬的，你为什么要说是质量问题？没想到他笑笑说，如果是老鼠咬的，换管子的钱就是咱掏；如果是质量问题，就是物业上更换。我恍然大悟，一向道德至上的文友也并不完全道德，而是道德的视角与我们常人有异，也许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就让自己奉行文化精神，以获得精神收益的最大化，而在水管事件中，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现出人性中的恶来。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多次制造事端，挑起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还曾残酷杀害李大钊等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但却在一次日本人的酒会上，表现出一种机智幽默的爱国正气。当时日本人知道张作霖没文化，想出他的丑，请他赏字。他抓过笔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张作霖手黑”，日本人大笑。随从忙凑近他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行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要作恶。行善还是作恶，在什么情况下会行善，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作恶，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而探寻这种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性，有意识地引导和弘扬人性之善，避免人性之恶的出现和膨胀，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和谐和美好。
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的人”不同。理性人的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但能不能谋到却是另一回事。而现实中的“理性”则可以作为“理智”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的“不理性”实际上是“不理智”。
诸葛亮的失误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运筹帷幄，足智多谋，为刘备建立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街亭之战中，却因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陷蜀兵于极不利的局面。在选派镇守街亭的人选时，诸葛亮也有些担心马谡可能不会完成任务，但却在马谡立功心切的恳请下，委任马谡为先锋。为了消除顾虑，他又派做事稳健、实战经验丰富的王平做副将。可自以为熟读兵书的马谡哪里肯听王平的规劝？他放弃城池，执意在街亭旁边的一座小山上安营扎寨，结果被魏将张郃团团围住，切断了水源。时间一长，蜀军连饭也做不成，乱了起来。张郃看准时机，发起总攻，蜀军兵士纷纷逃散，马谡要禁也禁不了，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逃跑。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连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在马谡立功心切的恳求下，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其实，不仅是诸葛亮，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人。是不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错了，曾经统治了经济学圣坛达两百年之久的斯密说得不对？
其实，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的人”不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指的是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其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而现实中的“理性”则可以作为“理智”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的“不理性”实际上是“不理智”。
对于理性人的不理性，经济学家的说法是“理性有限”。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测试：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激凌A和B，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B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买哪一份冰激凌呢？
谁都知道8盎司的冰激凌比7盎司的多，但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激凌付钱。因为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认真比较大杯和小杯里的冰激凌到底哪个多哪个少，他们只是凭直观感觉，看到小杯里的比大杯里的满，就认为小杯里的比大杯里的多，从而愿意为小杯子里的冰激凌付钱。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过小吃摊上的碟子，都是很浅的那种，有的中间还略微凸起，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的眼睛高兴，看着冒尖的一碟凉皮，其实并没有多少。
还有一个关于餐具的测试：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有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完好无损。同时有另一套餐具，共40件，其中有24件和前面那套的种类大小完全相同，也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还有8个杯子、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但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却反而少了。
数量的多少，如果不仔细比较是很难发现的，但整套餐具是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却很容易判断。一套餐具的件数再多，但即使只有一件破损的，人们就会认为整套餐具都是次品，理应价廉；而件数再少，但却全部完好，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合格品，当然应当高价。人们这种心理常常被商家利用。比如一套好好的家具，只是不小心蹭掉块漆、掉了个原装把手，就只能作为处理品卖了，但聪明的商家并不那么做，而是把价格抬高，然后打折，结果仍能以原来的价格卖出。
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但由于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人对事物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一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往往就变为非理性了。
诸葛亮误用马谡镇守街亭，实际上就是理性有限的一个明证。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为了获取自身最大的收益，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是有差别的。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讲了个《一错再错》的故事。东汉末年，朝纲混乱，民不聊生，东汉政权岌岌可危。当时的皇帝年幼软弱，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于是在如何对待皇帝的问题上，群雄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其实关注皇帝，与其说是关心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为了私利。
先是董卓废掉少帝刘辩，理由是刘辩愚昧懦弱，陈留王刘协则有圣主素质。而董卓换皇帝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够专权，因为当时刘辩年幼，刘辩的母亲何太后垂帘听政，董卓以为废掉了刘辩，就等于废掉了掌握实权的何太后；刘协是他自己立的，当然就会听他的，既然皇帝都听他的了，那么天下就顺理成章听命于他了。但董卓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一闹，很快就成了“人民的公敌”，弄得“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
董卓失败后，袁绍接着打皇帝的主意。袁绍想，年幼的皇帝被董卓控制在手里，形同虚设，便打算另立一个皇帝，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袁绍觉得，如果在国难当头另立一个朝廷，统领全国，那这个朝廷首脑就理应是他。如果国家振兴，他就会流芳百世。袁绍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精彩，但他的候选人刘虞首先就不听他的，还痛斥袁绍“不思尽忠王室”而“造翻谋逆”。袁绍讨了个没趣，只得忍住。
袁绍在想另立皇帝的时候，曾找他的弟弟袁术商量，但袁术却想，有本事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因为袁术看到，大汉王朝行将朽木，姓刘的已日薄西山，必须由他人取而代之，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自己。他们袁家在大汉王朝是“四世三公”，袁绍虽然是兄长，却是他父亲的小老婆生的，他自己才是袁家正宗。另外他手里有一块传国玉玺，既然皇上的印鉴都在自己手上了，他也就按捺不住，自立为帝。袁术的结果自然是众叛亲离。苦撑几年后，终于在四面楚歌中羞愧难当，吐血而死。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看，皇帝在当时的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上天来统治黎民，掌握天下所有财富和生杀予夺的大权，真可谓是利益最大化了。而当时皇帝年幼，需要大臣辅佐（其实是掌控），谁能够辅佐（掌控）皇帝，谁就掌控了天下。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个人的理性都是一样的，都想掌控皇帝，甚至做皇帝，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怎么掌控，能不能亲自当，每个人采取的方法就都不一样了，即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不一样。董卓采取的是“废立”，袁绍是“另立”，袁术是“自立”。而曹操却对皇帝恭敬有加，他主张国家统一，将汉献帝迎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一方面获得了皇帝的好感，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天下的信任，让人们都觉得其他人在打皇帝主意的时候，曹操却在为朝廷效忠。
在当时，皇帝是“一国之本”，绝对不能动摇，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显然是谁动皇帝，谁就是奸臣。所以如何对待皇帝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马虎不得。董卓、袁绍、袁术都看到了掌控皇帝后的收益，却没有看到随之而来的后果，即将要付出的成本。由于四个人采取的方法都不一样，四个人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董卓说换就换，迎来“天下共讨之”；袁绍知道忍一忍，他多活了几年；袁术直接称帝，他的下场最惨；曹操尽管是用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但却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最后成为逐鹿群雄中的最大赢家。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为了获取自身最大的收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是有差别的。我们家乡有个人叫郭富，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一次，一辆卡车从他家门前经过，撞死了他家的猪。按一般人的做法，不说加倍索赔，起码也要求照价赔偿，但郭富却只字不提赔偿之事，还把司机请到家里好生招待了一番。司机一个劲要给他赔偿，他怎么也不让，说谁还能没有个闪失，只要人没出事，就比什么都好。司机非常感动，从此与郭富成为莫逆之交，给郭富在生意上帮了不少忙。而郭富也落了个好名声，在家乡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撞猪事件上，主人要求司机赔偿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而在郭富的眼里，则可能成为一种非理性，他自己的做法才算得上理性。
常有年轻气盛的朋友，在单位受了一点委屈，就想不开、闹情绪，甚至辞职跳槽。这虽然是一种个性，却不是十分理性。闹情绪、跳槽的确可以在当时为难一下老板，但在满足了自己面子的同时，损失却更大。跳槽虽然是一种重新选择，但也意味着前功尽弃，从头开始。看看周围那些受不了一点委屈的人，工作永远是从试用期开始，薪水总是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