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铁生，等主编 日期：2021-12-17 03:41:36
主要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2010），中国作家、散文家，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李辉（1956- ），中国作家，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4年到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湖北加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教师。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
题 记
二十年前，八十年代已是历史；二十年后，八十年代重新拾起，成为众多亲历者的回忆。一位“六〇后”年轻朋友，为他的回忆起了一个很动感也很妙的书名——《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二十年过去，每位追寻往事者，各有各的记忆，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叙述指向。怀旧情绪中，远景里点点滴滴闪动时代光影。
许多文化老人，从“五四”走来，从三十年代走来，又与我们一同走进八十年代。然后，他们渐行渐远，身影从此消失，不可能加入到集体回忆的行列。可是，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却不能没有他们。
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八十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八十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扩展的天空……
一切都是遗产，一切均成绝响。
每个历史亲历者，都是山中樵夫江上渔翁，看春花秋月，听潮起潮落。
八十年代拉开帷幕时，我二十四岁，一名复旦校园的学生。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前往北京，以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的身份，亲历文化界的风风雨雨。如今，我愿意在记忆里，在纷繁史料里，重拾亲历，以自己的方式走进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再看那些老人的身影，再听嬉笑怒骂长吁短叹，再触摸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心……黄庭坚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举自己的酒杯，我邀空中的袅袅余音。还能听到绝响吗？还有人愿意听吗？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
一 那一声自责
奇怪，自一九八二年走进北京之后，我遇见曹禺先生的次数很多，
却连一次访谈也没做过。
走进北京之前，曹禺的名字与戏剧对于中文系的学生当然不算陌生。一九七九年下学期，我们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讲到了曹禺戏剧。时代转换之际，文学史课程还沿袭旧有的研究思路和评判标准，但已一点一点地有了改变。我的课堂笔记里，《曹禺及〈雷雨〉〈日出〉》小标题下面，简单记录了老师的授课：曹禺《雷雨》经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雷雨》——《日出》：由家庭悲剧——社会悲剧。
一九三六年的《原野》是个失败的作品，充满恐怖的悲凉的气氛，模糊了当时的社会上（农村）的矛盾。
一九四〇年《蜕变》、一九四一年《北京人》、一九四二年改编《家》，独幕剧《正在想》，电影剧本《艳阳天》。
《雷雨》《日出》写作特点：善于从生活现象中集中提炼复杂的戏剧冲突和紧张复杂的情节。
课堂记录，只有这寥寥数行，老师虽对《原野》评价不高，但仍勾勒出了一位天才剧作家最初十年的辉煌。
临近期末考试，授课老师再做现代文学史的复习辅导。于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的笔记中，留下这段与曹禺相关的文字：
《雷雨》《日出》
思想上：鞭挞旧制度，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指出旧制度崩溃的必然性，表达人民对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艺术上：戏剧冲突强烈，情节紧凑曲折，形象个性鲜明，语言个性化。
大约在此前后，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排练了《雷雨》。演出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复旦奔向位于城里的戏剧学院。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曹禺话剧。男女主演们的名字如今已不记得，印象中，四凤的扮演者很漂亮，表演也出色。获知身世真相后，四凤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绝望嘶喊与电闪雷鸣同时出现，整个剧场顿时一片寂静。我第一次感受到曹禺戏剧穿透人心的舞台震撼。
一九八二年二月，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在《北京晚报》当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在大学开始研究巴金，于是，我几乎遍访了他的在京友人，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位，如冰心、沈从文、萧乾等，后来有的是副刊的主要作者，有的是我的传记写作对象。可是，我惟独漏掉了他的另一位挚友曹禺。翻阅八十年代笔记本，我记录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曹禺除了名字在出席者名单中出现过，他的片言只语我也没留下。
为何如此？是初到北京后受某些传闻所误，还是受其他个人因素影响？难想明白，却又总想理出个头绪。
一旦错过，永远错过了。
笔记本上虽无曹禺的片言只语，记忆中的两个场景，印象却一直清晰无比。
第一个场景，凝固在我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时间：一九八四年年底；地点：北京崇文门新侨饭店。
“文革”后复出的丁玲，在与周扬等人经过几年摩擦与冲突后，雄心不已，终于独立创办一本文学杂志——《中国》。为庆贺《中国》创刊，丁玲特意在新侨饭店举行大型招待会。那一天，几代作家三四百人，不论亲疏与否，也不论当时习惯按照思想倾向划分的“左、中、右”，齐聚一堂。在这一场合，作家们一时间似乎都忘记了差异区别，为堪称“同人刊物”的《中国》庆生。记忆中，这也是那一年北京最为热闹而自由的文坛聚会。
那一次，曹禺也来了。看到他与萧乾、吴祖光三人在一起寒暄，我赶紧按下快门。巴金一再说过，他的朋友中，三个人最有才气，即沈从文、曹禺、萧乾。这张照片能够同时留下萧乾与曹禺的身影，对我而言，自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