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口述 钱穆、整理 叶龙 日期：2016-06-01 10:45:13
剖析历代政治得失经济根柢把握五千年来中国经济史脉 高屋建瓴、小中见大、鉴古喻今、充满人文理想 融政治、社会、经济于一体的中国经济专门史
本书简介：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作者简介：
口述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等。
整理者简介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口述者简介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等。 整理者简介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绪论
第一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第二章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三章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四章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第六章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第七章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220—589年）
第九章隋代经济（公元581—618年）序一序二序三自序新版自序绪论 第一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第二章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第三章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第四章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第六章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第七章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220—589年）第九章隋代经济（公元581—618年）第十章唐代经济（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第十一章宋元时期经济（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第十二章明清时期经济（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2年）第十三章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出版后记前言人生的际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亚毕业逾40年素未谋面的老校友，本来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没机会相识的了。有历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毕业的，1967年在历史系重读学位。夏仁山学长是重读中文系学位的。自1961年起我与王兆麟兄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国文的兼任讲师，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员的噩运。此后兆麟兄得到钱师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荐去了圣保罗中学，我则在新亚附近的圣母院书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时放学，便匆忙赶到新亚上课，选修了全汉升、李定一、陈荆和、刘伟民等名师的课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没法与同学们倾谈。所以当时同读历史系的陆、黄诸兄，压根儿无法认识。
直到 41 年后的 2010 年， 意想不到的奇遇发生了。接到我曾担任文学审评员多年的艺术发展局邀请参加酒会， 并允许可偕同一位亲友参加。仁山兄欣然同往。 在酒会中他人生的际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亚毕业逾40年素未谋面的老校友，本来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没机会相识的了。有历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毕业的，1967年在历史系重读学位。夏仁山学长是重读中文系学位的。自1961年起我与王兆麟兄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国文的兼任讲师，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员的噩运。此后兆麟兄得到钱师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荐去了圣保罗中学，我则在新亚附近的圣母院书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时放学，便匆忙赶到新亚上课，选修了全汉升、李定一、陈荆和、刘伟民等名师的课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没法与同学们倾谈。所以当时同读历史系的陆、黄诸兄，压根儿无法认识。直到41年后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奇遇发生了。接到我曾担任文学审评员多年的艺术发展局邀请参加酒会，并允许可偕同一位亲友参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会中他认识的新朋旧友极多，因此使我认识了历史系的黄浩潮学兄。次年艺发局又来函邀请，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认识了叶永生和陆国燊学兄。黄、叶两兄多年前已从政府教育、司法机构高职退休，至今仍为香港社会作着贡献；陆兄则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后，复受陈万雄先生礼聘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总经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在酒会中有仁山兄介绍相识，即使在酒会中与上述诸学兄擦身而过，还是不会相识的。这个世界上，老师中有良师，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几位良师益友的。60年来，自我完成新亚哲学教育系学业以来，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亚已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良师中使我最钦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钱穆宾四师。当年（1953年）我与李杜、张乘风、颜锡恭、吴业昭等毕业于协同圣经学院后，为了要亲炙这位大师而来报考新亚的。同学也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经作古，而仁山兄可说直到如今仍是我最相知的益友。新亚四年大专生活，他带我去涂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称呼涂伯伯涂伯母，因他们的长女是我们学姊。涂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涂府吃喝玩乐，使我这位独在异乡的异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20世纪70年代，仁山兄把我这位连考两年中大教育学院的备取生变成正取入读（因有一正取生弃读让我补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结识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对仁山兄说：“你退休后还这么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现在仁山兄又使我认识了多位鸿儒，当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说真的，我们这班老校友都很怀念艰苦创办新亚的钱穆老师，我们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谈起这位终身为中华学术不懈钻研而卓有贡献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时，在钱师担任院长兼所长及教授达12年后，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辞职。后来幸得经济系主任张丕介师的坚决挽留作罢。但到翌年（1963年）时，他坚持辞职，而且不愿以退休名义离校。如果当时有校友们同学们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会有转圜余地也说不定。（按：10月5日见到雷竞璇校友在《信报》专栏写的《钱穆在新亚》一文中说：“钱穆信函说‘在新亚真如一大噩梦’，此话极重，也极堪玩味，他说的噩梦是‘新亚’，不是中文大学。……人性中有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的弱点，钱穆辞职时，和他一起创立新亚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没有谁离去。未知是否反映内部不一致……”）宾四师辞职后，仍居港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几次，他从不向后辈诉说心事或闲谈他人。某次谈及我本身时，他才讲了几句。后来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谈起过。宾四师的好友罗忼烈师在其《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谈到一些。但不论如何，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名人学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们对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宾四师亦然。宾四师爱护新亚的心也是永恒不变的。宾四师辞职后，南洋各大学争相礼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长的，他选了一间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后于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张晓峰先生请他担任文化大学研究所的教授，直至92岁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学教了25年之久。如果，钱师留在新亚教下去，一直教到92岁，那我们新亚数以千计的同学都可亲近这位不世出的大师，岂不是新亚校友之福？可能有人会说，钱师在新亚辞职那年已是69岁高龄了，怎么还可以教到92岁？普通一位教授当然年届60或65岁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师级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备受尊重的。例如我们新亚首届校友余英时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国知名大学还仍争相聘请他为讲座教授；又如多间知名大学争着礼聘他担任客座荣誉教授的饶宗颐选堂师，今岁年届95高寿，杭州西泠印社还礼聘他为社长。名师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如果钱师80、90岁时还在新亚的话，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周只请他讲学一次也做得到。这对我们新亚今后得以亲近名师的数以千计学弟学妹们，真是何等大的福气。钱师从来不为自己的名利着想，他曾亲口对我说：“两万港元与一万港元的月薪是没有分别的。”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置产，直到他病逝那年，现在仍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当年要钱师迁出素书楼，钱师母为了争口气，在市区买下一间屋，房钱付不起，还是一位书商讲义气，多付出一笔版税才能成交。这是一位出版家告诉我的。钱师主持新亚校政的十几年里，先是住在九龙桂林街和嘉林边道的学校宿舍，后来租住钻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风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后，文大与故宫博物院给他的研究费每个月都是一万元台币而已。可是钱师牵挂着新亚的心却是永远的。记得钱师自台北来新亚参加35周年校庆，筵席上林院长诚邀他40周年庆时再来。我有幸坐近钱师旁（只隔两个座位），只听钱师低声回应着：“那时我可能不能来了，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听了使人心感凄酸，但老师爱新亚之心溢于言表。现在老师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师还留下丰硕的宝贵著作，让我们后辈研读学习，老师的学术思想将永垂不朽。钱师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傥论和卓越见解，我们后辈当谨记勤习，使中华学术文化日益发扬光大。过去数月来，与上述诸学兄茶聚中，当我提起想把钱师的“讲学粹语”出版时，学兄们均表赞同。于是浩潮学兄要我把这些拟出版的资料尽快交给国燊学兄评阅。包括钱师的手札以及讲学粹语和多篇对钱师生平的报道，连我曾在《信报》刊载过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和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两个专栏作品也一并送审，国燊学兄又请毛永波先生一起来研商何者可先出版。凭永波先生的卓识和锐利目光，认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国经济史》，已缺售十余年，但该社已不出版学术书籍。因此钱师《中国经济史》之得能重见天日，实在衷心感谢国燊学兄之重视及永波先生之识见。也要感谢编辑经验丰富的张宇程先生。他将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准确编排了朝代，订正了在报章作专栏刊出时的一些疏误，成为一册相当完美的学术与知识兼重的历史书籍。也感谢尚学中心的王龙生兄，为此书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最后，希望爱护本书的读者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叶龙于香港九龙2012年10月26日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绪论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一、鉴别的方法；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经济史长达2000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1.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2.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今，已历逾2000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3.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西略同。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一、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最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最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稷也。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中国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黍稷），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诗经·七月》中，周公述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农村农民之生活状况甚详。此诗虽无说明先种植何种作物，不过可自其下种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历正月下种。稷则可称五谷之长。此诗中说明春天为蚕桑之时（插秧期）；夏天盛产瓜茄蔬菜；对于稻，只提了一句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仅是种少量作酿酒用。酒在古时仅供老人饮用。此诗述说农事极详，却不提及种稻之法。《诗经》、《礼记》、《管子》所记载的，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证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黄米，含有重视黍稷过于稻粱之意。古代有两种盛载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为当时第一等盛器；一曰簠②，为第二等盛器，但当时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却放于第二等盛器簠中。古代祭神，水为最尊贵，酒次之。亦从而可见中国古代农作物是黍稷始。三、高地农作物反映陵阪文化晋人束晳《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即山地，丘陵也。说明黍开花于山上。四方高中央低者为丘，长江流域的山上有田，可种稻，但在陕西的山上则种麦。此说明了中国农作物有高地与低地两种。而古代多为高山上之农作物，是旱地作物。《淮南子》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泽皋织网，陵阪耕田。”泽是水泽岸边。陵者，大皋，山无石者，土地高者曰阜。“阪”或作“岅”或“坂”，《诗·小雅·正月》：“瞻彼阪田。”阪田为崎岖硗埆之处。此处说明在平原之湖泊地区捉鱼，在山陂之处耕田，可称陵阪文化。淮南子为今安徽省人，知古代人民在低地捉鱼，在高地种田，可知他懂历史。中国古代农作物非用河水灌溉，云旱性之高地作物。如“神农氏”又名“烈山氏”，“烈山”两字之意义即将山坡上之草木用火烧毁用作肥料，然后下种。可见耕种之地在山上，是山耕，并非用水利灌溉。中国古代山耕之又一证明：史载“舜耕历山”（历通厉），亦是山耕。《礼记》中载有旱稻，即《内则篇》所记“陆稻”。《管子》书中记有“陵稻”。陵稻即栽种于山陂高地之稻③。《吴越春秋》云：“尧遭洪水，尧聘弃④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此处所谓“山居”，是命人民住山上种田。古代高地上种的当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作物。《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篇》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地。营者指一个个散布于高地之窟窿。今日的太行山区仍可见在半山地带有此类穴居。此类穴居并非在平地挖洞，乃在干燥的山地上挖洞。公刘之诗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在山上挖穴而居，亦即居于山地。山居与山耕同时。中国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亦可称“陵阪文化”。推想中，中国古代农业，决无水利工程。在古代典籍中可找到证据，证明古代先民耕种与居住均在高地。《孟子》中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营窟者，环形之山洞也，今日河南省仍有可见。人居住在山洞内，可证明耕地亦在山上。四、由黍稷到粟麦到稻中国的文化发源地，最初并不在黄河两旁，而是在其支流渭水、浦水、汾水与洛水一带，但这已是后期。因中国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故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春秋以后，一般仍然以高粱为主要粮食。《论语》说：“饭疏食。”疏，即麤，粗也，意即吃高粱之粗饭。此点亦有考证。《礼记·玉藻篇》云：“稷食。”意以高粱为主食。《左传》曰：“粱则无矣，麤则有之。”粱指小米，麤指高粱。孔子“食夫稻，衣夫锦”，说明孔子当时以稻米为主食，生活已很讲究。《战国策》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于是东周人有改种麦者，因为缺水之故。此乃时代环境造成栽种作物之不同，故农业经济状况亦因之而异。中国古代农作物之分期：1.第一时期为黍稷时期，此乃指西周以前；2.自春秋至战国：主要之农作物已渐由黍稷而为粟麦，可称为粟麦时期；3.最后，则为稻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