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被告知原作者姓名——马尔克斯，大陆读者或许绞尽脑汁也难猜到，《爱在瘟疫蔓延时》竟是一部世界级文学名著。没错，它的另一个译名您一定更为熟悉：《霍乱时期的爱情》。谈到大陆与台湾对电影片名的不同翻译，人们并不陌生。不过，文学名著由于译名不同而呈现出的两张面孔，更能让人感受到两地在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上的差异。
《爱在瘟疫蔓延时》
《爱在瘟疫蔓延时》
翻译书名，理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信息价值原则，即书名翻译要忠实传递与原作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作内容的统一。二是文化价值原则，即译者应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作所承载的情感、意蕴，避免出现误译。三是审美价值原则，即书名的翻译可以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艺术创造，为读者带来审美享受。
关于两岸不同译名孰优孰劣的话题，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否符合上述原则，应是判断的重要标准。当然，比起妄下结论，更值得我们追问和探究的是，如何理解两岸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背后的心理动机。
为此，不妨列举一些文学作品在两岸的不同译名。
准确传递原作信息，对两岸译者而言并非难事。但台版书标题的一大特点是，尽可能在其中增加信息量，唯恐读者不能尽知书中的主题，而大陆译名则相对克制。比如，《基督山伯爵》将小说主人公写作书名，预示他的人生经历将成为叙事焦点。而台版书名《基度山恩仇记》则在此基础之上将小说特色一览无余地展现给了读者（注：郑克鲁先生也将此书译作《基度山恩仇记》。可见，两种译名曾长期共存，大陆出版社大多采用《基督山伯爵》，而台湾出版社则选择了《基度山恩仇记》）。又如，《巴黎圣母院》只点明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而《钟楼怪人》则将小说中心人物乃至其外形特点都囊括其中。
台版书名也十分注重对作品的“包装”，力图使标题更为通俗化、趣味化。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一定会明白，书名中的“了不起”不过是一种反讽。想要凭借自身奋斗跻身上流社会，抱得美人归，只是盖茨比的一厢情愿。“美国梦”的破碎，才是万千美国青年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大亨小传》则玩弄了一把语言游戏，回避了小说的沉重感，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表现主人公的一生。《孤稚泪》不仅写出了“雾都孤儿”的身份，还不断渲染其悲惨的身世。
《大亨小传》
台湾译者还喜用诗句来为书名添彩。奥尼尔的名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即被译为《长夜漫漫路迢迢》。其实，早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被译为《一枝梨花压海棠》（香港电影译名）的先例。从文化价值取向而言，大陆译名显然更古朴稚拙，而台湾译者的思维更灵活，更出挑。
《梅冈城故事》
不过，台版书名的出新出奇并非毫无瑕疵。从表面上来看，《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涉及知更鸟的篇幅并不多，只是描写了一段主人公阿蒂克斯因射杀一只知更鸟，从而获得负罪感的童年经历。但读者不难感受到知更鸟的象征意义：当杀死天真无辜的知更鸟时，就好像在杀死无辜的他人。相较之下，《梅冈城故事》这一译名在意蕴的丰富性上就略逊一筹。
《剃刀边缘》
又如毛姆的《刀锋》表现了主人公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的无奈与困惑。作者的笔锋如同犀利的刀片，划破暗夜，将思想与物质世界的边界照得透亮。而台版译名《剃刀边缘》更适合一部惊悚悬疑电影，在对文本的理解上出现了少许偏差。可见，虽然大陆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相对保守，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对原作文化价值的误读。
《异乡人》
至于书名的审美价值，则更显微妙。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要比《生命力难以承受的轻》来得顺口，事关语感问题。又如《局外人》与《异乡人》都突出了作者对荒诞世界的思考，但“局外人”所蕴含的疏离感与孤独感显然更明显。要知道，加缪的作品与乡愁并无多大瓜葛。再如《蜕变》直接将主人公遭遇的困境托盘而出，但远不如《变形记》来得冷峻严酷。不动声色地写出人化为虫的残酷事实，才是卡夫卡的艺术风格。
《蜕变》
说回《霍乱时期的爱情》与《爱在瘟疫蔓延时》。两者在信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准确传递上难分伯仲，但在审美价值上则有高下之分。后者浓浓的言情小说味冲淡了马尔克斯作品中爱情的隽永，也消解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考。而前者看似中规中矩，却更符合文学经典返璞归真的特点。毋宁说，台湾译者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自媒体工作者自由活泼的创作风格，大陆译者则秉持着传统媒体的严肃与认真。
《百年孤寂》
那么，我们是否能就此断言，大陆译者在翻译书名方面完胜台湾同行？或许这样一种解释更为合理：由于大陆学者、读者的数量均远多于台湾，书名的翻译是否恰当也就会受到更严格、更仔细的检验与检查。经过淬火锻造后的书名，自然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上，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大陆版书名，也是在不断打磨中诞生的。比如，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曾被译为《丽影萍踪》，后者的俗气让人不敢恭维。
《咆哮山庄》
同时也应该看到，大陆与台湾在书名的翻译上也开始慢慢趋同。例如《百年孤独》与《百年孤寂》，《呼啸山庄》与《咆哮山庄》等书名虽存在差异，但区别并不大。而两岸译名的不同，也为同胞之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至于两岸拥有相同书名的文学著作，在此更无需赘述。我们更为期盼的是，两岸图书能够早日统一译名，这既是为广大中国读者造福，也是为华夏民族子孙继承共同文化财产创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