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博览群书，已不相宜，我已过了大捆买书的岁数。走进书店，绕过门口耀眼的畅销书展台，找到那几排熟悉的书架，逡巡审阅，拣择割舍，犹如沙里淘金，空手而归时甚多。老年读书，只为求道，而与古今君子神交，宛若天涯契阔，幸遇恒难，退而求次，与二三师友，以心印心，亦大不易矣。
1、《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
作者张定浩，有诗集行世。作者原拟按曾氏《十八家诗钞》的顺序写一组谈诗的小品，但在写了曹、阮、陶、谢和李太白之后，一改初衷，又折回到魏武帝、古诗十九首，继而又上溯到《诗经》与《楚辞》，颇有“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之意。这些文字，简雅恬淡，谈诗论人之间，夹叙闲情逸事，前尘今世，融为一体，深藏在记忆深处的潜意识被古人唤醒，情思与灵感，像彩蝶一样在绚烂的诗丛飞舞，宛如一首细诉平生无限事的长歌。
作者谦谓此书是“人生迈入中途之际某种感情危机的产物，或者，一个以写诗为志的人发觉不会写诗了之后的产物”，写诗不成的人品诗论人，反倒会流露平日不经意掩饰的灵性，世情与幽思，交相辉映，叠印在书页，幻作一幅幅画卷，绚烂清丽，闲来翻几篇，会心一笑，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油然而生。
2、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我是读《蔡元培全集》认识杜亚泉先生的，及至在《东方杂志》读了他的文章，感佩之至。在大师如林的清末民初，先生算是奇才，他既无蔡孑民翰林身份，又无胡适之博士头衔，全靠自修，凭了勤奋与敏悟，汲取东西文化精髓，当举国学子忙于帖括，奔竞科场之时，这位秀才却独辟蹊径，钻研士人不屑的数学，又自修日文，翻译物理、化学及矿物、植物、动物诸科书籍。观其思维行事，颇似日本幕末时期的兰学家，又像明治初年译书办学的福泽谕吉。
先生主持《东方杂志》凡九年，不遗余力地向大众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尤其在“五四”运动前后，与陈独秀、蒋梦麟等人的论战中，对他们在东西文化之争、新旧思想之争中表现出的激进观点，给予中肯的批评，虽在滚滚新潮中落在下风，但在近百年后回头再看，他对政治、教育、民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都比激进青年深刻而成熟，他的许多思考都具有前瞻性，奠定了他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周月峰所编的这本书，收文153篇，是自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印《杜亚泉文选》以来，收文最多的一本杜氏文集。
3、《傅斯年遗札》（全三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我看书有一习惯，凡读全集，先读书札，次日记，次诗歌随笔，次文论专著。何以故？书札纯为私密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叙事论人，率直坦荡，思维心态，最见真情。
十年前读《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对第七卷“书信”，印象最深。该卷收集傅先生书信259封。读时我想，此卷所收书信可是全部？若干年后，或有执著者广采博搜，发现遗札。果不其然，2014年9月，台湾学者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先生所编《傅斯年遗札》在大陆出版了，收入书信1286封，比“全集”多收1027封。
与友人书中，傅先生致胡适的信最多，襟怀坦荡，无话不谈，1947年2月4日信中，详告蒋介石请他吃饭时的谈话，所问所答，毫末不遗。抗战胜利前后，傅有12封致蒋介石的信，或建言，或议政，或论国是，或谈工作，磊落至诚，情辞恳切，蒋有意请傅出任国府委员，他于1946年3月27日致信推辞：“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偶可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第三卷，p1265）字里行间，尽显学者独立不羁之风骨。
这批遗札，弥补了“全集”的不足，是了解傅先生思想脉络、学术轨迹的重要文献，亦是珍贵的传记材料，对研究本人及民国政治、教育、文化各界人物的思想与关系，价值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