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洛伊山多尔，余泽民 日期：2015-11-04 14:25:53
《烛烬》语言精美考究、故事动人、情感深沉、风格强烈，是马洛伊极富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匈牙利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之作。1924年，《烛烬》出版于布达佩斯。战后，马洛伊经意大利出走美国，他也在1956年后的匈牙利登上了被禁作家的名单。由于使用“孤独的匈牙利语”写作，也由于对文坛和社会的不合流的态度，他几乎被这个世界遗忘了。1992年，马洛伊作品的法译本才开始重新出现。1998年，由于著名作家和出版人罗伯托·加拉索的举荐，《烛烬》登上了意大利的畅销榜。在德国，凭着“文学教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的热烈赞扬，此书成了现象级的畅销书，仅硬皮本便卖出了七十万册。借此东风，2001年，由德译本转译的英文版《烛烬》终于问世，马洛伊成了被重新发现的大师，《烛烬》也成了被重新挖掘的杰作。此次中文译本则是直接由匈牙利语翻译。本书简介：
空寂的庄园，主人老将军迎来了一位罕见的访客，一位曾与他金兰之交的故友。昏暗的客厅里，将军与访客秉烛对坐，彻夜长谈，怀念将军逝去多年的妻子，审判一段由爱情及友情、忠贞和背叛交织的三角关系。混乱与骚动在年已迟暮的两位故友心灵深处涌流，情欲与仇恨的余烬不断闷烧。在扣人心弦的激烈争辩中，马洛伊用沉郁如挽歌的文字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还有随之消逝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奥匈帝国面临衰亡时的哀伤，以及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的动摇，在字里行间纤毫毕现。
作者简介：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和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说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前言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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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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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 “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Gy.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
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再说，纠正错译正好强调了简体译本的权威性，能与“转译本”相区别。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gyertyákcsonkig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Azigazi），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Judit…ésazutóhang）。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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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
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欧洲不回答》、《密谈》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等。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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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
，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马洛伊正在国王天主教中学上文学课，校长走进教室宣布：“孩子们，全体起立！国王驾崩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学校放假。”马洛伊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并不清楚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的死意味着什么。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马洛伊就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
（KosztolányiDezs.）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d.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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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同时，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L.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1921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1922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亲戚们》，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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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年后的删节本。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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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
《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草叶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Attila）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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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34年10月12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父亲》。
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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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他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
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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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空气醉人。阳光明媚。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1973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20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自己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圣热内罗的血》（1965）、《卡努杜斯的审判》（1965）、《在罗马发生了什么》（1971）《土地，土地……！》（1972）、《强壮剂》（1975）、《尤迪特……和尾声》（1980）、《三十枚银币》（1983）、《青春集》（1988），诗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先生》（1960）、《海豚回首》（1978），戏剧《约伯……和他的书》（1982），以及1945至1985年的《日记》。
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其实，《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年1月4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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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2月20
这位重要的欧洲小说家以惊人的才华，剖析奥匈帝国时代的一段三角关系。同时，他捕捉到人类情感普遍存在的喧嚣混乱：在我们的感受、情欲、复仇与恨恶中，有余烬在不断闷烧。一本极为出色的杰作。
——德国《明镜》周刊
一本优美、非比寻常的小说……马洛伊提出并探讨重要的问题：关于友情、爱情、勇气……这位小说家拥有珍贵、令人喜悦的稟赋，有幸读到他的作品，实在令人感激。
——英国《苏格兰人报》
一件杰作。（马洛伊）重新被文学界发现，值得全世界同声欢庆……重新发现马洛伊，就像在阁楼上发现一幅古老的大师画作。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一本经典作品。无与伦比。一本让人入迷的作品，以强烈的激情推动叙述。推展与凝结悬疑氛围的能力无人可及。
——伦敦《泰晤士报》这位重要的欧洲小说家以惊人的才华，剖析奥匈帝国时代的一段三角关系。同时，他捕捉到人类情感普遍存在的喧嚣混乱：在我们的感受、情欲、复仇与恨恶中，有余烬在不断闷烧。一本极为出色的杰作。
——德国《明镜》周刊
一本优美、非比寻常的小说……马洛伊提出并探讨重要的问题：关于友情、爱情、勇气……这位小说家拥有珍贵、令人喜悦的稟赋，有幸读到他的作品，实在令人感激。
——英国《苏格兰人报》
一件杰作。（马洛伊）重新被文学界发现，值得全世界同声欢庆……重新发现马洛伊，就像在阁楼上发现一幅古老的大师画作。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一本经典作品。无与伦比。一本让人入迷的作品，以强烈的激情推动叙述。推展与凝结悬疑氛围的能力无人可及。
——伦敦《泰晤士报》
二十世纪的文学……收到了一位新的大师死后赠与的礼物。他会跟奥地利作家罗斯（JosephRoth）、茨威格（StephenZweig）和穆齐尔（RobertMusil）齐名，甚至与受到膜拜的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与卡夫卡，属于同一等级。他就是马洛伊。
——德国《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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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还很黑，”将军继续讲述，客人没有应声，不但没有提出异议，甚至连一个表示抱怨的手势或眼神也没有，
“那一刻正在把黑夜与白昼、地府与凡间区分开来。在这样的时刻，或许别的什么也同样可能被分成两半。那是世界与人类的深度和高度、光明和黑暗尚且关联的最后一秒，熟睡者从沉滞恼人的梦魇中惊醒，患者发出大声的呻吟，因为他们感到炼狱般的黑夜马上就要结束，多少可以预知的苦难随之将至；白天的秩序与光明，暴露并且瓦解掉暗夜中的一切，包括在黑暗混沌中痉挛的好奇、隐秘的欲望和迸发的愤怒。猎人和野兽都喜欢这一时刻。天已经不黑，但也不亮。在那一时刻，森林的气味是那样冷峻、粗粝，仿佛所有的有机生命体都在世界的大卧室里开始苏醒，发出隐秘而邪恶的叹息，不仅是植物和动物，人也一样。就在这时，起风了，风吹得舒缓，如同苏醒时的轻叹，忽然意识到自己降生的世界。地上散发着湿草、野蕨、树苔和由腐烂的果实、落叶、松针织成的柔滑地毯混合了林间雨露的气味，犹如从情人身体上散发出的激情汗味。这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是古人和异教徒在丛林深处张开手臂，面向东方，怀着诱人的期待虔诚祭祀，以求理性与心智之光能够在物质性的心脏与世界中获得永恒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野兽动身寻找源泉。在这样的时刻，黑夜尚未完全结束，森林里还在发生着什么，好猎人已做好准备，夜间动物仍在觅食，尚未归巢，野猫在偷窥，狗熊在吃最后一口腐肉，发情的麋鹿还在回味月夜下的销魂时刻，伫立在做爱现场的空地中央，骄傲、兴奋地昂起因角斗受伤的头颅四下环顾，仿佛陷入永久的记忆，睁着严肃、忧伤、因亢奋变红的动物的眼睛憧憬激情。在这一时刻，黑夜在密林中仍充满生机：黑夜这个词意味着猎物、爱情、游荡、漫无目标生活的快乐和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自觉搏斗。在这一时刻，不仅在密林深处，而且在人类内心的黑暗中也发生着什么。因为在人的心底也存在冲动四伏的黑夜，那种冲动就跟雄鹿或牡狼心里酝酿捕猎冲动一样的狂野。梦想、欲望、虚荣、私心、情欲、好斗、嫉妒、复仇的冲动就像豹子、秃鹫和东方暗夜中的大漠孤狼，隐伏在人们心底的黑夜中。在人的心底，也有既非黑夜也非白昼那样的时刻，当凶猛的野兽爬出湿冷的洞穴，在我们心里爬行，将某种冲动变成我们的某种手势，而这种冲动在我们的心里已酝酿了多年，隐伏了许久……无论我们如何绝望地向自己否认这种冲动的真正意味都无济于事：冲动的真实内容强于我们的意愿，不能化解，浓稠一团。在各种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都有着某种可触摸的物质，无论怎么辩解怎么耍心机，真相永远不会改变。真相就是，你恨了我整整二十二年，其激烈的程度毫不逊色于那种最为强烈的情感关系—是的，我是指爱情。你恨我，一旦某种情感、某种激情充满了一个人的心灵，除了激情之外，复仇总会从这样的篝火深处冒出青烟，燃起烬火……因为激情不能用理性的词汇表述。激情根本不在乎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只想表达自己，只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哪怕得不到任何类似温情、礼貌、友谊或耐心的回报。最强烈的激情总是最绝望的，否则就不是激情了，而是讨价还价、随机应变或不温不火的价值交换。你恨我，那种情感关系是如此强烈，简直就跟你爱我一样。你为什么要恨我？……对于这种情感，我有充足的时间努力去理解。你从来不接受我送给你的钱和礼物，从来不肯让友谊变成真正的手足之情，假若我当年不那么年轻，我本该意识到这个信号的可疑性和危险性。一个人不想部分地接受，很可能是想全部拥有。你从小的时候，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恨我，当我们在那个特别的地方接受训练，被打造成我们熟悉的世界选拔出的典范。你恨我，因为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是你身上没有的。到底是什么？是哪种能力或品质？……那时候，你总是最有修养的人，总是那么出色，勤奋刻苦，品行端正，你是那么有才华，因为你有乐器，确切地说，你有自己的秘密，你的音乐。你是肖邦的亲戚，你比谁都神秘、孤傲。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有种纠结的冲动让你感到紧张、焦虑，那是一种欲望，一种想成为与自己不同的其他人的欲望。这是命运对人最大的打击。欲望，成为他人，成为我们这样人的欲望：没有什么欲望会比这个更灼痛人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其他人而活着，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对自己和世界而言的现实存在。我们不得不接受，你是那类人，我们是这类人；我们不得不懂得并且接受，我们不会因为智慧而从生活那里获得赞赏和嘉奖；不得不懂得并且接受，自己虚荣、自私、秃顶或有啤酒肚—是的，我们不得不懂得，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东西获得嘉奖或赞赏。不得不接受，这就是秘密。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性格和天性，即使经验和才智也不能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私心和贪婪。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彻底的回声。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们所爱的人并不爱我们，或者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爱我们。我们不得不接受背叛和不忠，这是人类最难完成的重任之一；不得不接受另一个人在性格或思想上的出类拔萃。我在这里，在山林之中，花了七十三个春秋才学会了这个。但是，你不能接受这一切。”将军用平静、客观的语调说。之后他沉默了片刻，将失神的目光投向黑暗。
“当然，这一切你在小的时候并不懂，”他接着又说，好像在找什么借口，“那段时光非常美好，充满诱惑。老年的回忆把它放大，并详细勾勒出每个细节。我们曾经是孩子，是好朋友：那是天赐的厚礼，让我们感谢命运，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它。但是后来，你有了自己的性格，无法忍受你自己缺少而我却拥有的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是我的出身、家教赋予的，如同上帝的恩典……那是什么样的能力？到底算不算能力呢？简而言之，世界冷漠，有时会充满敌意地看着你，而对于我，人们总是笑脸相迎，充满信任。你蔑视世界投向我的这种信任和友谊，在蔑视的同时，你又嫉妒得要命。你可能认为—当然你并不是明确地认为，只是朦胧地感到—但凡受人喜爱的世界宠儿，身上都会有某种堕落。有的人是人见人爱，所有人都对他报以宽容、怜爱的微笑，这种人肯定有某种招摇的手段，某种堕落的天性。你看，我已经不惧怕词语了。”他微笑着说，仿佛是在鼓励对方不要害怕，他也不怕。“人在孤独中能够洞悉一切，什么都不再害怕。有人的额头上印着上帝庇护的神符，他们认为自己是卓绝的生灵，正因如此，他们带着某种骄纵自负的安全感走向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你就错了。只有嫉妒的偏见，才会使你这样看待我。我不为自己辩解，因为我想知道真相，一个寻找真相的人，只会先对自己反省。你所感觉到的那种上帝对我和我周围一切的宽恕和恩赐，其实不是别的，而是忠诚。你认为的那种上帝对我和我周围一切的宽恕与恩赐，其实就是忠诚。我一直都很忠诚，直到那一天……是的，直到那一天，当我站在你从那里逃走的房间里。也许这种忠诚迫使人萌发情感，产生冲动，报以微笑和信任。的确，在我身上是有过某种特殊的秉性—现在我是用过去时态讲话，我所讲的一切都已那么遥远，就像谈论一个死者或陌生人—在我身上有过一种能够征服所有人的随意和爽直。在我的生活里有过一个那样的时期，那是在青年时代，整个世界都温顺地接受我的存在和我的需求。那是一段仁爱的时光。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向你会聚，仿佛你是一位值得用葡萄酒、女人和鲜花庆贺的征服者。在那十几年里，从维也纳军校毕业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丧失过安全感，那种感觉，就像神在我的手指上套上了一枚神秘、无形的幸运宝戒，我不会遇到真正的麻烦，只有爱和信任环绕着我。任何人从生活中得到的，都不可能比我得到的更多。”他严肃地说，“这是最博大的宽恕。在这种时候，那些面对命运的宽恕而不懂得谦虚的人会变得自负、轻佻和傲慢，而那些始终沉湎于被宽恕的状态而不懂得将上帝的礼物用于日常生活的人则会失败。世界只会宽恕那些内心谦逊、卑躬的人，宽恕短暂的一小段时光……总之，你恨我，”将军肯定地说，“当我们的青年时代接近尾声，当年少的诱惑已成为过去，我们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变得冷淡。没有哪种感情关系要比男人间的友谊变冷、变凉更令人忧伤绝望。因为男女间的关系就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但男人间友谊更深刻的意义恰恰是无私，我们既不想让对方做出牺牲，也不要求他付出温柔，我们一无所求，只想维持一个无言的盟约。也许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你。我并不在乎你是否彻底向我敞开了襟怀，我尊重你的理智和从你灵魂深处释放出的那种奇怪而苦涩的优越感，我以为你会像这个世界一样原谅我，因为我身上有一种能力，能够在人们只能忍受你存在的地方轻而易举、快乐无忧地与人亲近，讨人喜欢—因为我能跟这个世界以你相称，并被它笑纳。我以为你会为此高兴。那时候，我们的友谊就像传说中古代男性间的友谊。当我在世界的阳光大道上健步疾行，你却故意留在了阴影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感觉？……”
“刚才你想讲打猎。”客人岔开了话题。
“我是在讲打猎，没错，”将军辩解，“我说的这些都跟打猎有关。当一个人想打死另一个人时，之前肯定发生了许多事，不只是子弹上膛，然后举起枪口。我讲的这些都发生在那一刻之前，你没能原谅我。我们在少年时代的深潭里复杂、吃力地编织起来的感情关系，有如童话世界中仙人莲的巨叶，宛若维克托利亚王莲梦幻般的绿叶像摇篮一样托着两个孩子轻轻摇荡—你还记得在这里的暖房里，我们一起养过很长时间的那株玄妙奇异、每年只开花一次的折鹤兰吗？—后来有一天，我俩的关系衰败了。青春年少的美妙时光倏然流逝，两个人虽然还在，但被一种苛刻而神秘的关系四马攒蹄地绑缚在一起，这种关系平时被人们称作‘友谊’。在我们开始谈打猎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因为一个人并不见得在他举枪杀人的那一刻更有罪。罪发生在先，意图才是罪。当我说友谊有一天衰败时，我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衰败了？如果是的话，是谁把它毁掉的？想来，我俩虽然秉性不同，但仍亲密无间，我跟你的性格是很不同，但我们之间彼此互补，是一个同盟，一个整体，这在生活中十分罕见。在我俩青少年时代的同盟里，你身上缺少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应有具有，似乎整个世界都钟情于我。我们曾是朋友，”现在他提高了嗓门说，“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不过你肯定明白，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不管你在热带还是别的任何地方，我们始终是朋友，这个词的含义里充满了只有男人才会理解的责任。现在，你应该了解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责任。我们曾是朋友，不是伙伴，不是同僚，不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我们曾是朋友，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偿友谊，即使自我蛀蚀的隐僻也无法带来这种由无言、体贴的友谊带来的快乐。因为，假如我们不是朋友，你就不会在那天早晨打猎的时候，在森林里向我举起枪口。假如我们不是朋友，我就不会在第二天赶到你从未邀请我去过的住处，你在那里隐藏了秘密，隐藏了令人费解、玷污我们友谊的邪恶秘密。假如你不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在第二天如凶手或歹徒逃离作案现场一样从城里逃走，从我身边逃走，而是会留下来骗我、背叛我，那样会让我更痛心，会对我的自负和自尊造成更大的伤害，然而事实上，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比你所做的更糟糕，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另外，假如我们不是朋友，你就不会在四十一年后回到这里，就像凶手或歹徒悄悄溜回到作案现场。因为你不得不回来，你看，因为你心知肚明。现在我必须告诉你，告诉你一个我曾经不肯相信、对自己否认，但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知道的事实，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可怕的、令人惊诧的发现：我们现在也是，而且永远都会是朋友。由此看来，没有任何种类的外力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在我心里杀死了什么，毁掉了我的生活，但你始终都是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我将在你心里杀死什么，然后放你回伦敦、热带或下地狱，可我仍旧是你的朋友。我们在谈打猎之前，必须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谈的一切都只是后果。友谊不是柏拉图式的情感。友谊是严格的人类法则。在古代世界，这曾是最牢固的法则，是伟大教育体系的法律基石。除了冲动和自私，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还存在一个这样的法则。它比男人和女人怀着绝望的冲动相互追逐的激情还要强烈，友谊不含欺骗，因为双方彼此均无所求，朋友可以被杀掉，但两个人从少年时代就缔结的友谊是杀不掉的，直到生命结束也不可能被扼杀，记忆继续活在人的意识里，就像一块无言的英雄纪念碑。英雄，从这个词悲壮、静默的意义上讲，这是没有军刀、匕首短兵相接的英雄壮举，如同人类所有无私的品行。这样的友谊在我们之间存在，这个你很清楚。就在你举起枪口、准备杀人的那一刻，在我们之间的友谊要比在那一刻之前，要比在风华正茂的二十二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炽烈！你肯定还记得那一刻，因为在你的余生里，只留下这个成为你生命的意义与内容。我也记得。我们站在灌木丛里，松林之间。那里有一条野径从山林的小路上分岔，通向密林深处，在那里，森林在不可言状的黑暗中恣意生长。我走在你前面，突然站住，因为看到三百步之外有一只麋鹿从松林里走出。天色已经发白，那只鹿小心翼翼，仿佛在耀眼的阳光下踩踏猎物，踩踏世界，麋鹿就站在野径旁，昂着头，朝灌木丛张望，因为它感觉到危险。它凭着本能，凭着征象，凭着在动物神经系统内比嗅觉或视觉更为精准的第六感。它看不到我们，晨风吹向相反的方向，因此不能向它暗示危险，我们已经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紧张得快要窒息，我走在前边，在野径旁边，你跟在我身后。猎手带着猎犬没有跟我们进林子。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树林中央，在孤独之中，那是黑夜、拂晓、森林和野兽的孤独，在那里，人们总能感觉到那样的一刻，仿佛在生活和世界里迷失，有一天必须回到这个家，虽然这个家荒蛮、危险，但它仍是唯一、真正的家—森林，是水和生命的原始舞台。每当我在林中打猎，总有这样的感觉。我看见鹿后，原地停下，你也看到了，你就站在我身后的十米开外。当人类借助于精密的感觉器官判断情况的刹那，无论猎人还是野兽，都会对自己的处境与危险了如指掌，即使在黑暗中，即使没有回头。这种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波、能量或射线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空气清爽，毫无气味。松树在轻风中纹丝不动。野兽机警而诱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因为危险中总有某种诱惑和魔力。当命运以某种方式直接降临到我们某个人的头上时，仿佛在唤他的名字，从焦虑和恐惧的深层，总辐射出某种魔力，因为一个人并不是只想不惜代价地活着，并不是，而是想彻底了解并接受自身命运，不惜代价，哪怕付出危险和毁灭的代价。因为，就在那一刻，我不仅清楚地知道，麋鹿肯定是这样的感觉；我更清楚地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你也是这样感觉，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当你拉动猎枪的枪栓时—野兽和我一样充满魔力地站在你的眼前，在射程之内，我听到清脆、冰冷的咔嗒声，只有非常贵重的金属才能发出这样的声响，当被用于执行置人于死地的任务时，比如一把匕首碰到另一把匕首，或贵重的英格兰猎枪拉动枪栓，准备杀人。但愿你记得那一刻，你还记得吧？”
“是的。”客人应道。
“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将军用一种经验丰富、暗自得意的口吻说，“当然，那个清脆的咔嗒声只有我听到了：那个声音是那么轻，即使在黎明，即使在森林喑哑无声的寂静里，也没有被站在三百步之外的野兽听到。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即便我永远不能在法庭上予以证实，但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我感觉得到你的动作，在那几秒钟内，我准确地感觉到了一切，仿佛看到你在做什么。你站在我背后，是在斜后方，离我有一小段距离。我感觉到你举起了猎枪，抵在肩头，开始瞄准。我感觉到你闭上了一只眼，枪筒正缓慢地调整角度。在你眼前，我的头和麋鹿的头恰好位于同一条线上和同样的高度，在两个靶心之间，也许只有十厘米的偏差。我感觉到你的手在发抖。就跟猎人能在森林中精确判断情况一样，我还准确地知道，你不可能从这个位置瞄准麋鹿：你要明白，在那一刻，在那种情况下，更加深埋的狩猎本能超过了人性本能。对此我也有一些常识，比方说，打猎时要从什么样的角度瞄准一只站在三百步外、毫无戒备等待枪击的麋鹿。情况告诉了我一切，猎手跟几个靶子之间的几何学分布确切无疑地告诉了我，在我背后几步远的地方，在一个人的心里正发生着什么。你瞄准了有半分钟，这个我不用看表也能知道，而且能精确到秒。一个人在这种时刻能够洞悉一切。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枪手，我只要稍稍偏一下头，子弹就能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也许能够射中麋鹿。我知道，只需我做出一个动作，就足以让子弹留在枪膛里。但是我还知道，我无法躲避，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事情已经酝酿成熟，根据其自身的程序与模式；有什么后果该要发生。我站在那儿，等待枪响，等着你扣动扳机，等着被从朋友枪口中射出的子弹击中。当时的情况再理想不过，我们没有证人，猎人不在附近，他正跟猎狗一起等在林外，这恰是发生某种‘意外悲剧’的常见情况，这类新闻每年都能在报纸上读到。后来，半分钟过去，枪还没响。就在这时，麋鹿觉察到了危险，腾空一跃，如爆炸一般，顷刻消失在密林深处。我俩始终凝固不动。然后，你慢慢放下枪，动作很慢。这个动作我不可能听到，更不可能看到。但我还是看到了，听到了，就像我跟你面对面站着。你放下枪，小心翼翼，似乎空气的摩擦也会泄露你的意图，因为那个时刻已经过去，麋鹿消失在山林里—你看，这很有趣，你始终可以杀掉我，想来现场并没有目击者，没有旁人，没有可以做出判决的法官，假如你开枪，你周围的整个世界都会同情你，因为我们是神话式的朋友，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二十二年同甘共苦的伙伴，我们是友谊的理想化身，如果你杀了我，所有人都会向你伸出同情之手，都会与你一起哀悼，因为在世人眼里，没有哪个生灵会比一个在古希腊命运之神的灾难性意志的驱使下意外杀死自己朋友的人更具悲剧性了……即使有谁，有哪个司法部门或鲁莽汉敢对你提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指控，全世界有谁会相信你是蓄意要杀死我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心里曾有置我于死地的冲动。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共进晚餐，跟朋友们一起，跟我的妻子、亲属和猎友们一起，在这座庄园里，你是十几年来天天登门的常客；人们看到我们在一起，跟以前一样—在生活的各种境遇里，在服役期间—我们总是形影不离，真挚，友好。你不欠我的钱，亲戚或家里的人有谁能想得到你会杀我呢？谁都不会想到。你为什么要杀我呢？这是多么没有人性、绝无可能的猜测啊：你，朋友们的朋友，怎么可能杀害朋友们的朋友？怎么可能杀害我，杀害这个在生活中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性帮助的人，这个你可以将他的家视为自己的家、可以将他的财产视为兄弟之间的共同财产、可以将他的家庭视为自己养父母家庭的人呢？绝不可能，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样的指控，即便有人敢，指控者也反而会遭到人们的指控，即便有哪个鲁莽汉敢这么做，悼念者也会争先恐后地跟你握手，因为这恐怖、残忍的灾难发生在你身上，使你遭受到可怕的打击，因为在一场悲剧性的意外中，你亲手杀死了你最好的朋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枪已上膛，但你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扳机。为什么呢？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仅仅因为麋鹿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想来人的天性如此，在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时刻，总是需要某种客观的借口。你计划得不错，很周密很完美，可或许还需要那只鹿；情况突然被破坏，你放下了猎枪。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谁能辨别？谁能区分？谁能裁定？这也并不重要。事实才是关键，即使不是定案的关键。事实是，你当时想杀我，后来，那一刻被世界上的一个突发事件扰乱了，你的手开始发抖，你没有开枪。麋鹿已经消失在树林里，我们一动未动。我没有回头。我俩就这样站了一会儿。也许，假如我在那一刻看你的脸，我会知道一切。但我没敢看你的脸。有一种羞怯感，要比人们在生活中可能体会到的一切都更尴尬，那是当受害者不得不看到刽子手面孔时感觉到的。这种时候，生灵在造物主面前自惭形秽。我没看你的脸，当这种将我俩紧紧绑缚、令人瘫痪的魔法过去之后，我沿着小径朝山头走去。你也机械地迈开脚步。途中，我并没有侧过脸说：‘你错过了机会。’你没有回答。这个沉默等于承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任何人都会要么羞愧要么兴奋地开口讲话，用诙谐或愤懑的语气进行解释；在这种时候，所有猎人都会论证自己的正确，藐视野兽或夸大距离，低估瞄射的可能性……但你沉默不语，像是用这种沉默回答说：‘对，我错过了杀你的机会。’我们一声不响地爬上山头。猎人和我们的猎狗早就等在那儿，山谷里响起砰砰的枪声，狩猎开始了。我们分头离去。午餐时—那是在林中准备的狩猎午餐，你的车夫报告说，你已经回城了。”
客人点烟，手没有发抖，动作沉稳地切开雪茄的烟头；将军向康拉德探过身子，将一支燃着的蜡烛递给他。
“谢谢。”客人说。
“不过，那天晚上你还是过来吃了晚餐。”将军说，“跟往常一样。你每天晚上都在那个时间到，七点半整，坐着你的轻便马车。我们很快开始用餐，跟头天晚上一样，跟那之前的许多晚上一样，跟克丽丝蒂娜一起。餐厅已经布置好了，就像今晚这样，桌上的摆设都一模一样，克丽丝蒂娜坐在我俩中间。餐桌中央点着蓝色蜡烛。她喜欢烛光，她喜欢能让人忆起过去、忆起贵族生活方式和逝去时光的所有物品。我打猎回来，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换好衣服，那天下午我没见到克丽丝蒂娜。男仆告诉我，午后她就坐车进城去了。布置餐桌时我见到她，克丽丝蒂娜已经等在那儿，坐在壁炉前，肩上披着薄薄的印度纱巾，因为天气潮湿，有雾。壁炉里燃着炉火。她在读书，没有听到我进屋的声响。也许地毯有消音作用，消除了我的脚步声，也许她读得太入神了—她在读一本英文书，一本关于热带的游记—直到最后一刻她才意识到我走进来，我已经站到她的跟前。她抬眼看着我—你还记得她的眼睛吗？她抬眼看人的样子，像迎着刺目的阳光—也许是烛光的缘故吧，我被她煞白的脸色吓了一跳。‘你不舒服吗？’我问。她没有回答。她睁大眼睛，一声不响地看了我许久，那一刻就跟上午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林中等待什么发生—等待你开口说话或扣动扳机的另一时刻同样漫长，同样直白。她神态专注地盯着我的脸，仿佛想知道那一刻我在想什么？我到底有没有想什么？到底知不知道什么？似乎知道这些要比生活本身还重要……对她来说，那一刻很可能真比生活本身还重要。对她来说，知道被我们选为猎物的牺牲品怎么想我们，总要比战利品和战绩更重要。她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是在盘问。我想，我承受住了她的目光。无论在那一刻，还是后来，我都表现得非常镇静，脸色没向克丽丝蒂娜泄露任何事情。就在那天上午和下午，就在那次异乎寻常的狩猎中，当我险些成为猎物之后，我决定，不管生活将发生什么，我将对那个黎明的时刻永远守口如瓶，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俩，克丽丝蒂娜和乳娘，尽管她们是我的知己，我从来没跟她们讲过那个黎明我在森林里知道的事。我决定派医生暗中监视你，因为疯狂的魔鬼统治了你的心灵：我这样认为。我对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一个与我亲密的人发疯了：整个上午和下午，我都被这个顽固的念头折磨着，几近绝望，晚上当你跨进我的家门时，我就用这种眼光看着你。不管怎么说，我想用这种推测既普遍又个体地挽救我们的生物级别，因为假若你的心智健全，你就该有向我举枪的理由—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那么我们，住在我们家里的人，克丽丝蒂娜和我，都会丧失人的级别。当打完猎后，当我站在克丽丝蒂娜跟前，我也这样解释克丽丝蒂娜受惊、愕然的目光。她好像对黎明以来将你我绑缚在一起的秘密有所感觉。我想，女人能感觉到这类秘密。后来，你到了，穿着晚礼服，我们坐下吃晚饭。我们跟其他的夜晚一样闲谈。我们也聊到打猎，聊到管家报告，我们有位客人犯了错误，故意打死了一只公鹿，而他并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整个晚上，你对那一刻都只字未提，没提自己的打猎历险，没提你错过了一只健硕的麋鹿。按理说，这类事情在饭桌上该讲，即便你不是骨子里的猎人。你没有提你放跑了野兽，没有提你中途放弃打猎，不辞而别地回到城里，直到晚上才又现身。毫无疑问，这一切十分反常，违背了日常的社会规范。你本该提一句上午的事情……但你只字未提，仿佛我们早上并没有一起打过猎一样。你谈的都是别的话题。当你进屋时，当你跨进客厅时，你问克丽丝蒂娜晚上在读什么书。克丽丝蒂娜回答，她在读一本关于热带的书。你们就那本读物聊了好久；你向克丽丝蒂娜询问书名，追问她对那本书的印象，你想了解热带生活，你对那个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似乎你对它一无所知—我只是后来才从城里的一位书商嘴里得知，这本书和其他与那个话题有关的书，都是你在几天前借给克丽丝蒂娜的。可在那天晚上，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你俩的聊天将我摒除在外，因为我对热带一无所知。后来，当我明白你俩在那天晚上骗了我，再回想当时的场景，忆起你们的对话，我从心里佩服你俩滴水不漏的表演。我很粗心，对你俩的谈话没起丝毫疑心：你们在谈热带，谈一本书，一本普通读物。你想知道克丽丝蒂娜的看法，尤其想知道，一个生长在其他气候带的人能够忍受热带地区的生活条件吗？克丽丝蒂娜是怎么想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她—克丽丝蒂娜—是否认为一个人能够在沼泽和原始森林中央忍受那里的雨水、蒸腾的水汽、令人窒息的热雾和孤独？……你看，话又说了回来。四十一年前，当你最后一次坐在这里，在这间屋里，在这把扶手椅里，你谈的是热带、沼泽、热雾和雨水。刚才，当你回到这个家，你的第一句话谈的也是沼泽、热带、雨水和热雾。是啊，话语在轮回。一切都在轮回，事情和话语周而复始，有的时候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然后相遇，交往，结束什么。”他用平淡、迟钝的语调说，“总之，你跟克丽丝蒂娜最后一次谈的是这个话题。将近午夜，你叫来自己的马车，动身回城。这就是打猎那天发生的事。”将军说，听起来像是在做报告，感觉有板有眼，条理清晰，从他的嗓音内发出老年人沾沾自喜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