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蒙纳许 日期：2015-11-20 21:33:40
亚马逊近满分好评！本书即将改编成电影！
著名主持人畅销书作家蔡康永畅销书作家梦想达人郑匡宇畅销书作家李伟文作家广播主持人吴若权感动推荐！
大卫的故事被他的一个学生发表在《迈阿密先锋报》上，立即引起全美瞩目，《今日美国报》，《赫芬顿邮报邮报》以及CNN、NBC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我或许很倒霉，但还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在*后一口气之前，我都会好好活着的。”——大卫蒙纳许
101天，31个城市，8000公里，一段追寻生命的旅程。这不是一趟感伤的告别之旅，而是一场丰盛的生命之旅。
如果给你一张纸，让你写上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属于你的清单上，*终会留下那些东西？这一生，你将会按照怎样的方式去生活？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认清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
本书简介：
美国一位普通中学的英文老师，在迈阿密的珊瑚礁高中教了十五年书。青少年时期叛逆过，迷失过，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就是成为一名老师，他教了整整十五年书，却在自己三十六岁教书生涯正值顶峰的时候，诊断出脑癌，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
但是他拒绝了妥协，经历了3次手术，两年半的化疗和30次放射治疗，离开了讲台后的蒙纳许，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旅程，穿越了整个美国，独自行走去探访曾经的学生。
蒙纳许多年来一直在推广“优先清单”概念，鼓励学生去发掘自己内心最忠实的东西，勇敢去追寻去想要的人生。
在一趟旅途中，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大都按照自己内心的需求在生活。
作者简介：
大卫蒙纳许，在美国东岸的迈阿密长大，毕业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曾信誓旦旦绝不教书的他，却一头栽进教育界，只说自己是“挺身”出来当老师，后来更成为备受学生爱戴的模范教师。他曾在迈阿密的珊瑚礁高中教了十五年书，并在2012年时获得年度最佳教师奖。
34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确诊为癌症晚期，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但他拒绝向病魔屈服，经历了3次手术，两年半的化疗和30次放射治疗，直到彻底失明和左半身瘫痪，才离开讲台。
15年来，他教过3000多个学生，鼓励他们勇敢地去追求个人的价值，跟他们一起分享关于人生最重要的事的“优先清单”。
大卫的“优先清单”概念，源自于他过去与学生研读莎士比亚《奥赛罗》的课堂活动，他请学生用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清单来形容剧中角色的个性特质，再进一步形容自己，他发现这是了解自己很好的方法。
大卫的故事被他的一个学生发表在《迈阿密先锋报》上，立即引起全美瞩目，《今日美国报》，《赫芬顿邮报》以及CNN、NBC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也感动和激大卫蒙纳许，在美国东岸的迈阿密长大，毕业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曾信誓旦旦绝不教书的他，却一头栽进教育界，只说自己是“挺身”出来当老师，后来更成为备受学生爱戴的模范教师。他曾在迈阿密的珊瑚礁高中教了十五年书，并在2012年时获得年度最佳教师奖。
34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确诊为癌症晚期，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但他拒绝向病魔屈服，经历了3次手术，两年半的化疗和30次放射治疗，直到彻底失明和左半身瘫痪，才离开讲台。
15年来，他教过3000多个学生，鼓励他们勇敢地去追求个人的价值，跟他们一起分享关于人生最重要的事的“优先清单”。
大卫的“优先清单”概念，源自于他过去与学生研读莎士比亚《奥赛罗》的课堂活动，他请学生用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清单来形容剧中角色的个性特质，再进一步形容自己，他发现这是了解自己很好的方法。
大卫的故事被他的一个学生发表在《迈阿密先锋报》上，立即引起全美瞩目，《今日美国报》，《赫芬顿邮报》以及CNN、NBC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也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2014年11月20日，大卫在家人及好友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前言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希望各位大人有大量，容许我借用伟大的卢格里克的一句话。他在三十六岁那一年得知自己大限已近，不久后便在扬基体育场发表告别演说：“今天，我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那正是我的心声，我确实很幸运。
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年纪和卢差不多，教书生涯正值巅峰，却被诊断出脑瘤，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七年后的现在，我坐在新奥尔良的家里，腿瘸了，眼睛几乎失明，而我何其有幸，仍然可以欣赏窗外美丽的粉红色木兰花，见到挚爱的人，与朋友共同欢笑，还得到了和大家分享个人经历的机会。
我是讲究实际的人，我能够活到今天，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我的病情从来不允许我忘记，这场意志之战的最后赢家将是它，不是我。我知道癌症会搏倒我，时间只会早，不会晚。
尽管我的视野缩减，世界日渐黑暗，双手无力到不能举起叉子自己进食，两条腿在我的身躯之下日渐衰弱，但我选择在仅存的日子里，以我所知的唯一方式走完人生，并且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希望各位大人有大量，容许我借用伟大的卢格里克的一句话。他在三十六岁那一年得知自己大限已近，不久后便在扬基体育场发表告别演说：“今天，我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那正是我的心声，我确实很幸运。
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年纪和卢差不多，教书生涯正值巅峰，却被诊断出脑瘤，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七年后的现在，我坐在新奥尔良的家里，腿瘸了，眼睛几乎失明，而我何其有幸，仍然可以欣赏窗外美丽的粉红色木兰花，见到挚爱的人，与朋友共同欢笑，还得到了和大家分享个人经历的机会。
我是讲究实际的人，我能够活到今天，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我的病情从来不允许我忘记，这场意志之战的最后赢家将是它，不是我。我知道癌症会搏倒我，时间只会早，不会晚。
尽管我的视野缩减，世界日渐黑暗，双手无力到不能举起叉子自己进食，两条腿在我的身躯之下日渐衰弱，但我选择在仅存的日子里，以我所知的唯一方式走完人生，并且心怀喜乐。
以前我可以在讲台上教书，现在不行了，尤其我已经迈向死亡，希望我在此分享的经验和心得，能提醒大家生命的可贵。如今我的时日不多了，我从没有比现在更感激生命。
再一次，我要借用棒球“铁马”的告别演说词：
“总结一句话，我或许很倒霉，但还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都会好好活着的。”
有如兰迪鲍许的《最后的演讲》，这本回忆录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证词，在死亡之前，要尽可能全然地活在当下。
——《出版家周刊》
一部寻找爱情、家庭、人生目标和充满感恩之心的回忆录。提供的不是浅显的答案，而是透过对现实生活的检视，过程时而振奋人心，时而趣味横生。
——《迈阿密先锋报》
一位老师的疗愈之旅。
——《时人》杂志
我的左耳在耳鸣。我没有多想，只觉得那是类似游乐场旋转飞椅一样的魔音穿脑，差别只是这种嗡鸣来自头部的里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几个月后，有一天，魔音化为颤抖，以我的脸部为起点，横扫整个左半边的躯干，后来更扩散到脚尖。该看医生了，蒙纳许，我这么告诉自己。宝拉帮我挂号，她一手包办了我们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宝拉，在我想起电费账单还没付这件事之前，电灯都不会亮了。
我挂了普通门诊的号，被转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该看神经科。神经科的医生叫保罗丹斯基，年纪很轻，只比当时三十四岁的我大一点点，似乎是个很酷、很直率的人，我喜欢这种人。我希望他会将我的症状归因于一条紧缩或痉挛的神经，但他送我去做一连串检验，统统都有缩写，如：EEG（脑电图）、EKG（心电图）、CAT（断层扫描）、MRI（磁共振成像）等。前三项的结果正常，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丹斯基医生说，最后一项磁共振成像，绝对可以看出端倪。检验报告要几天后才会出炉。没人喜欢等待，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专注在一项可以绝对占据我心思的事上——埋头于工作。
珊瑚礁高中，号称迈阿密的超级磁铁学校，可不是没有依据的。来自全美各地的学生抢着就读我们的六种大学预科课程：国际文凭、农业科技与工程、商业与金融、法律与公共事务、健康科学、视觉与表演艺术。筛选的主要方式是抽签，但视觉与表演艺术不抽签，采用面试制，竞争很激烈。有那么多志在演艺事业的年轻人在我们学校就读，所以校园里很有电影《名扬四海》的味道。走廊上随时有练歌、练舞的年轻男女，只要身处其中，你的心情就会忍不住好起来。在我生病前，我没有请过一次假。
我是1997年创校时的元老级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工作，而且说真的，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并不比我的学生大多少。在我任教的十六年间，多半是带十一年级的荣誉英文课及大学预科英文。我很爱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感情生活，要住在哪里，上哪一所大学，读什么科系。同时，他们学习开车，找第一份工作；他们试探酒精、性爱、自我定位与自由——那是孩子们的超凡时期。神奇的是，尽管他们才开始一步步地变得独立，经常热切地想要更多，但多半还没有对学校感到厌倦。能够参与他们的蜕变过程，真是一项殊荣。
我乐于做个不同凡响的老师，而我向孩子们表达这份热忱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永远敞开教室的大门。午休时，多半会有五六个至十几个学生跑进我的教室。在许多个日子里，会有人排演台词、唱歌、跳舞、演奏小提琴或吉他。偶尔会有人为了男友或糟糕的成绩哭泣，这多半发生在第一堂课之前或放学后，其余时间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得知诊断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那是我最爱的感恩节前一天。我坐在办公桌前，和我最投缘的同事丹尼丝阿诺德坐在一边，她教四年级的荣誉英文课。娇小的丹尼丝的胃口就像小鸟，即使吃东西，通常不过是从她藏在办公桌里的一包M&M巧克力里摸几颗出来。我午休常会买健康的餐点，存心要引发她的罪恶感，好哄她吃上几口。那天，我们分食一份从自助餐厅买的色拉，开玩笑地说我们运气真好，因为这次我们的塑胶容器里除了萎蔫的生菜和潮湿的面包丁，还多了小黄瓜。孩子们来来去去，快吃完时，我的手机响起了旧版马里奥兄弟电玩的铃声。我打开手机，在屏幕上看到我医生的名字。
“哈喽！”我从桌子前站起来。
“我是丹斯基医生的护士。”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有些哀怨，“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或许是我生性乐观，向来认为凡事都会平安落幕。我开心地说：“啊，太好了！结果怎样？”
她迟疑了一下，我感觉到心脏在颤抖。“不，你得来一趟，找人陪你来。”
我觉得肚子好像被人踹了一脚。“我在学校，要晚点才能去。”
恐惧实在擅长玩弄人心，我八成是希望只要我说不能马上过去，死命抓住电话响起前的正常生活，就能扭转结果，让护士改口：“噢，没关系，我们安排其他时间好了。”但她没有。
“不用担心时间，医生会留下来等你。”她说。
这下子，她好像是用钉鞋踹了我肚子一样。
“好。”我说。
我很快地挂掉手机，转身看着丹尼丝，她张口结舌，忧心地瞪大了眼睛。我说：“检查报告出炉了，医生要我去听结果，不见得就是坏消息。”我的朋友以安抚的目光看着我说：“不会有事的，大卫，我知道一定没事的。拜托，你可是天下无敌的耶！”
天知道我怎么挨过下午的课，但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和学生讨论到浑然忘我，把医生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下班后，我和丹尼丝走到停车场，我们聊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的现状等。走到车旁边时，我转身对她说：“一切正常的日子就到此为止了。”要是时间可以冻结就好了。
我钻到车子的方向盘前，将广播的音量调高，走帕尔梅托高速公路北上去接我太太宝拉。宝拉在迈阿密另一所高中教历史，她没有驾照，都是我载她上下班，这是我们的例行公事。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她已在学校外面等我。她坐上副驾驶座，我调低音乐的音量，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试图冷静，惊慌的程度却显然不输给我。
去看医生的车程似乎没有尽头，对我来说却太短了。我满脑子想着只要越晚听到检验结果的时间，假装天下太平的时间就越久。我口干舌燥，胃揪成一团。宝拉试着聊她今天工作的情况，我很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是不断地点头，还有努力地喘气。
我们到的时候，丹斯基医生果然在。护士兀自为我们指出他的办公室，不和我们的视线接触。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和宝拉走进去，丹斯基医生坐在桌子后面，褐色的头发理得比上次见面时短，他披着白色的实验室外衣，脖子上挂着一副听诊器，说了“请坐”后，他指着面向他桌子的两张棕黑色系的塑胶椅。他说出我听不懂的医学术语，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我连念都不会念，更不懂是什么意思。“好！”丹斯基医生说，“我们来看片子。”
在他背后，大大的计算机屏幕上有个不祥的影像，依我看，那一大坨汹涌回旋的黑黑、白白、灰灰的糊状物，很像罗夏墨迹测验的图案。医生转过身，指着屏幕，就事论事地说：“那是你的大脑。”我调整椅子的位置，好看个清楚。宝拉站了起来，走到我背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他指着灰色背景上的一团白色东西，感觉像气象报告上会有的东西，就是多普勒雷达屏幕上的飓风云。我头里面的飓风是脑瘤，这个解释够浅白了，但我有千百万个问题，我做老师的职业病发作了。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我问，“是良性的吗？”我想得太美了。
丹斯基医生放下写字板和笔，直视我的眼睛，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身体。“大脑的肿瘤都不是良性的。”他说。
“像癌症那样吗？”
“对，是癌症。”
他干脆朝我的太阳神经丛狠狠揍一拳算了，我吸不到空气。我觉得自己被击垮，感到空洞。医生看到我脸上的惊骇，试图减轻他刚才引发的震撼，说道：“但我们还不清楚你的病情，大卫。我们得做切片。”做切片干吗？他都说是癌症了。“我们需要一些信息。”丹斯基医生说，“我们得了解它的成长速度，说不定它已经在那里二十年，一直龟速生长。”
好，我心想，切片我还应付得来，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得切开我的颅骨。
“暑假可以吗？”我问。
他噘起嘴巴。有时候，当学生提出特别天真的问题，我也会那样噘着嘴。
“不行，那拖太久了。”他说。
“好吧，那圣诞节假期呢？只剩一个月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撑那么久。”他说。
我猛然往后缩，就像是被甩了一记耳光，打击接二连三地来。“不治疗的话，预估寿命大约是两个月。”丹斯基医生说。我环顾他的办公室，墙壁被漆成医院手术服的颜色，只是色泽更淡，装饰品是一张印着脊髓和大脑的海报，角落有一张铺了干爽白纸的不锈钢检验台，一切都冰冷淡漠。当别人和你说你的大限已到时，最起码不是应该挑个舒适宜人的环境吗？“我可以维持现状多久？”我问，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能够维持现状的时机已经过了。
宝拉隐忍着情绪，但我控制不了，我暂时告退，走到外面的停车场打电话给我的哥哥雅各。他大我八岁，是一位自由职业的编辑兼记者。尽管工作繁忙，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雅各是我的磐石。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我放声痛哭，几乎说不出话。脑癌、晚期、只剩几个月可活。我才三十四岁，可恶。我热爱工作，我热爱妻子，我热爱生命，虽然听起来可能像陈词滥调，但是当你被宣判死刑，你真的会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场噩梦几时结束？
这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对雅各说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认真地做个好人，我努力要把事情做对。我是不是撞到头了？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大卫，”他最后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这就是我老哥，一直鼓励我抬头挺胸，撑过难关，鼓起勇气。为了雅各，为了宝拉，为了我的学生，我要勇敢，我不要一副虚弱、无力、失控的样子。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再深呼吸，而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话语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从我嘴里说了出来。
“别担心，我可以搞定的。”我说。听到自己这样说很奇怪，更怪的是我还知道自己办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