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乙 日期：2016-06-29 09:28:56
《情史失踪者》是阿乙*的短篇小说，其中包含了七篇新作。阿乙在近几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突破之前的小镇青年视角，对整个写作格局进行了拓展，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形态与思维逻辑，展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原生的状态，与文化阶层相隔而被忽视的状态，也是大众的状态。阿乙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描摹的众生相格外真实，没有想象的痕迹。这种老辣与精准得近乎残酷的笔法有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狠劲儿，这在《情史失踪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阿乙对于本书的题献“尽量多地表现”，《情史失踪者》本身就是一部极其丰富的作品，可以说，《情史失踪者》无论在深度、领域、风格还是写作技艺上超过了作者以往任何一部作品，也是作者自己极为看重的作品。
本书简介：
阿乙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七篇新作。目不识丁的进城老妪与孙女相依为命，然而互相嫌恶，两天内先后死亡；村民追杀神秘老者，在获得了随意处置权后，展现出的残忍创造力异乎寻常；声名显赫的作家因才华横溢的新秀而备受折磨，从此无法面对命运的裁决。阿乙如术士般抚摸着小城生活、历史幻像、凡人梦境，看到的是嶙峋突兀的欲望之瘤。
作者简介：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每一部都在图书界引发话题，市场表现不俗。阿乙已经成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受到了包括李敬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本人也逐渐进入国外媒体的视线。有可靠消息称，莫言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有意翻译阿乙的小说，引发种种猜测，但无疑，随着阿乙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卓著，进入国际文学大奖评委的视线也只是时间问题。
目录：
肥鸭虫蛀的外乡人情史失踪者作家的敌人忘川虎狼永生之城对人世的怀念阿乙来自阴湿、沉闷的南方小城，这一点并非偶然。他的残酷和绝望，承续着现代文学以来不绝如缕的深黑的南方传统。由此我们会想到鲁迅、余华，但阿乙有时可能走得更远：假设有最后的审判，那么，在阿乙这里，审判者并不存在，只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中的笑和抽泣。——李敬泽很显然，阿乙的小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密度感，但同时，他成功地保持了行文的简净、流畅和自然。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格非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北岛阿乙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国际快讯》肥鸭去过河边的人，都会对细老张—在递名片时他总是说，请叫我张镏龄经理—那过于严肃的神态留有印象。他的脸年轻时是苍白的（他对此应当十分珍惜），现在蜡黄得近乎透明。整张脸又窄又长，两侧长着一副便于提拉的耳朵。因为老是将覆盖着一层褐色胡髭的上嘴唇向下紧扣（里边的牙齿就像是在嚼着一粒芝麻）、长着一个类似白种人的弓形鼻子以及谢顶，这张脸显得更长。在高耸的眉骨下方，隐藏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它们总是一眨也不眨、毫不气馁地看着你，使你不安。纵然是在夏天，他也会穿两件衣裳：里边的衬衣领子是白色的，紧紧扣着，透不过气来；外边是一件过膝或者快要过膝的风衣。他让人想起僧侣、法官或者什么便衣，身上散发出的阴沉气息使人胆寒。靠近他就像靠近遮天蔽日的黑暗森林。好些个小孩，平素无法无天，无所顾忌，一旦临近他，就提前噤声，紧抓着大人的手或衣角。其实呢，稍微熟知他，就知道他并没个卵用。他是走农村出来的，加他一共是十兄弟，十兄弟里只有他通过做民办教师，又通过到教师进修学校深造进了城，后来又经营起这门和几间学校有业务往来的办公用纸批发生意。以他的智慧，他根本没办法分析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逾越于自己的兄弟，因此他就将自己过去出现的所有脾性都保留下来，以之为可发扬光大的要素。就像意外痊愈者，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味药拯救了自己，因此将所有的药都抓回来，不加判别地服用。沉默就是这其中的一味药。而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他也发现，保持这样一种一言不发的姿态的确有利于营造一个高深莫测的自己。人们对他心生疑畏。有时他将双手朝风衣的插兜那么一插，也会幻觉自己就是一位可以对他人随意下达判决的大人。实际上他能控制的，也就是自己家的几口人（也不能完全说是控制，有时不过是因势利导、因人制宜，正如两只大公鸡不能关在同一只笼子内，以免它们啄光彼此的羽毛，一年中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将母亲与妻子分开，以使她们能在相聚的少数几日做到相敬如宾）。其中：妻子与儿子作为嫡系，随自己居住于河边水木蓝天小区按揭而来的两室一厅。儿子就读于三十七公里外的九江市外国语学校，周末返回瑞昌。妻子是农业户口，同时是文盲，这迫使她自认为是罪人，不敢在生活中发言（特别是一想及正是因为她，两个孩子一出生就是农业粮，在同学间广受嘲笑，则细老张后来还是替姐弟俩一一买来商品粮）。她甘于充当丈夫的下人，爨濯之余，还负责骑三轮车去仓库拉货，送往客户指定的地方。有时使用两轮的手推车。母亲与女儿仿佛旁生歧出，居住于城北鸡公岭那由细老张一进城就借款买下然而直至今日仍未通自来水的商品房。此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房子无人入住，因此也就不贴瓷砖，血红的砖块裸露着（砖缝间的黄泥早已干裂），就像肌体被褫了皮。有的外立面，别说没有装上窗户，连窗架也没装上，就是扯着聚乙烯彩条布随意遮挡着。有些干脆裸露内部，锈迹斑斑的钢筋像是野草，从地上、墙上冒出来，内墙因为曾有拾荒者做饭而被熏得漆黑。暮色降临后，打这里抄近路去火车站或从火车站归来的人面对它们有如面对遭受炮火攻击的废楼，总是感觉悚然。人们管细老张的母亲叫张婆，在乡下都叫她火金娘，然而进了城，就得按城里的规矩叫。考虑到大家已经叫她河边的媳妇为张姨，于是便叫她张婆。张婆一共生男丁十口，自身体质可谓超群，自打丧了偶，便无法安放大把的余生，毅然来到县城寻觅自己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细老张（自老七之后都唤作细老张，人们如何细分他们又是一门技术，此处不表），以过上她娘家人可以说是十几代都没过上的城里生活。她是先斩后奏来的，来到鸡公岭后，就在上锁的门前坐着，大汗淋漓，直到儿子寻来，对着她长长叹了一口气。“也好，你就在这里给瑞娟煮吃。”她的儿子说。于是，细老张将原本与自己住在一块儿的女儿瑞娟支去与奶奶一块儿住。往后，每半个月或一个半月，因为要将一箱箱的打印纸与复印纸运来或送走，细老张才光降一次这兼做货仓的商品房，分别给婆孙一点钱。瑞娟总是怕丑怕到窘促的地步，有时，细老张什么也没说，她就快步走掉，在远处蹲着，背对着他啜泣。细老张是个溜肩（要不怎么喜欢穿带垫肩的风衣呢），小时候的女儿则背阔腰圆，一旦哭起来就像是个大面包坐在那里哭泣。有好些回，细老张几乎可怜起这怪异而遥远的血亲来，想过去鼓励鼓励她，比如拍打她的肩膀，说：“眼下这漂亮的丫头是谁家的闺女啊？”可是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劝止了他。我想有一天就是他的女儿跟随失控的马车坠向漆黑的深谷，他也不会挪动半步，顶多是痛苦而无声地张大嘴巴吧。每次当他从运纸的金杯小货车上跳下来，他那矫健的老母总是摇摇晃晃走来，当着孙女的面，告孙女的状。他从话语中听到太多夸大其词的东西，忍不住心生厌恶。他总是象征性地教育一下面色通红就要哭出来的女儿，并不知道自己一走，后者就会眉开眼笑，一会儿提起左腿，一会儿提起右腿，像马驹一纵一纵地跑起来，与等候多时的伙伴会合而去。某日，来自二小的班主任突然找到他，揭开一个让他感到愕然的谜底，就是他的女儿其实是一名出勤率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问题学生，这不今日又不见了。他们在铁路坝那里寻到她，她正和隔壁班的同学梁练达手拉手站在铁轨上，面对从远方驶来的运煤车，高亢地歌唱：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她们是分两个方向跑的。因为这事，细老张将对女儿的管辖权彻底让渡给了母亲—那仿佛等候多时的乡下悍妇。这就对了，将她交给我就对了，还没有我管不落地的人，老妇低头盯向儿子，胸有成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后，死者张瑞娟已被火化多日（有人说她被推进炉膛时整个人还处于俯卧姿态，工人持尖刀熟练地戳破她的尸身，而后提起一桶柴油，晃荡着浇洒在上边），人们记住的还是她作为小女孩被祖母驱赶回家的场面：后者像鬻牛者一样，手持秃了尾的鞭子，每隔数步抽打一次前者的后臀，而前者总是在挨上这一鞭时龇牙咧嘴，猛然抖直身体。鞭笞并不因为女孩表现出顺从的态度而有所减少。起码有四年，鸡公岭的邻舍都习惯在正午或傍晚，听见这自远而近、重复发出的啪的声响。他们甚至能凭借声响猜出鞭梢在空中甩出了多大的弧线。鞭打并不让老妪感到轻松，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次她眼见着要听命于慵懒与疲惫，准备放弃这一行动，然而为儿子管教好孽障的责任感又促使她振作起来。有时人们能听出鞭打其实是源自老妪内心丑陋的欲念，有时能听出是她在报复从前孙女对她的无礼（在细老张没有明确她的管辖权之前，做孙女的总是将自己视为与生俱来的城里人，带着对乡下人的嘲讽，毫不示弱地与她争辩），有时又什么深意都听不出来，只听见鞭打本身，就像它是一项古老的、需要人去服从的风俗（譬如人类鞭打牲畜，地主鞭打在田里工作的农奴），就像下雨。雨季来了，开始连续十几天地下雨，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下雨，为什么不下。鞭打的声音猝然停息时，人们甚至惶恐（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很重要的惶恐）。有的人走出去，看鞭子为什么不继续落在少女身上。“我在喝口水啊。”老妪说。她并非要解答对方的疑问，而只是作为一名闯入县城的不识丁的农妇，向当地人积极解释自己的行为。喝得差不多了，这名解差就会摁好盖子，重新背起塑料斜挎水壶，赶着孙女上路。有时，身为祖母的她也会扯着少女那自其父亲处继承下来的易于撕扯的耳朵，一路扯回家。血滴在路上，少女偏着头，双手紧抓老者行凶的手臂，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我姨，我姨，我姨啊。”（只有在此时她才会采用“姨”这种方言里对妈妈的称呼。多数时，她对自己的妈妈沉默，她没办法叫不会普通话的后者为“妈”，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叫对方为“姨”，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等于是向众人暴露自己丑陋而惊心的出身。）“你这样会把你孙女的耳鼓撕落啊。”有时人们会停止打毛线，忧心忡忡地提醒。“撕不落的。”张婆说。“你看她就像猴子一样紧紧巴在我身上。”接着，她补充道。瑞娟一旦回家，张婆就会走里闩好门。有时只见张婆一人出来，走外边拉上黑色的栓条，将之插入插孔，然后去打牌（在乡下，她只会打老牌，然而一到县城，也就看了两把，她就学会了麻将）。房屋深处时常传来女孩凄厉的喊叫。张婆是古怪而细致的行刑者，为了显示决心，她特意去停车场让小客司机帮她从乡下带回那支沾染过她十个孩子鲜血的由硬芒编制成的炊帚。那原本是用来洗锅、刷灶，以及清扫桌面积尘的。有时的夏日，餐桌上放着一只阻隔苍蝇的绿色纱罩，纱罩外就放着这把扎得很紧的炊帚。它将她的十个儿子，如今则是孙女，抽打得浑身伤痕，一道一道，像是耙子耙过的。有时她使用一根短棍，照着少女小腿迎面骨不停攻击。人们时常听见老妪那烦躁、急切，然而又不厌其烦的对孙女的教育：“你今天必须认错—不认错就不许吃饭—就不许离开这里半步—就一直站着—站到明日早上—听到没—长耳鼓听到没—我叫你认错呢—别装可怜—别叫你姨—你跟你姨一个样—快点认错—听到没—别用我听不懂的话骗我—说我听得懂的话—晓得呗—别像蚊子那样说—别想就这么蒙混过去—你在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你这该死的我听不见听不见！”惩罚结束后，瑞娟有时愤怒不过，会扑在床上啜泣（并睡着），有时被迫去摇水。在羞愤中，她摇动水泵的手柄，这么干摇五六次，才醒悟过来，从水缸的存水里舀出一大瓢喂进内壁长着绿苔的水泵，让皮碗吃进去，并马上摇动手柄，这样，水才会从地底深处被抽上来。完成这道工序需要精神上的专注，因此瑞娟总是在干完这事，看着银光闪闪的水哗哗地冲进水缸后，才继续自己的哭泣。还有时，少女像是中蛊，热情而激动地奔跑着，找到仿佛阔别多日的祖母，俯伏在地，悲伤地喊：“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她双手紧握祖母的小腿，嘴唇颤抖，口齿大开，上气不接下气。有时猛咳起来，因而不得不急速地捶胸。她就这样不知羞耻地任自己在地上滚出一身灰，可怕地忏悔着。然后就像领到一张抵用券，她走出家门，对着路边停着的车那白得发亮的车窗端详自己，处理掉受辱的痕迹，找到在人工湖边上站立的密友，一起聊起天来。在父母、祖母面前，她谨小慎微，不爱说话，有时十个字吃掉五个字，在这些年龄相若的同学面前，她却表现得出奇的聒噪，从她嘴里不断冒出俗谚俚语，以及男生才会使用的尽是攻击女人生殖器的脏话。她妈的瘪，肥鸭总是这样说，那些同伴后来在回忆生前的她时这样说，或者，戳你姨的老瘪。她们总是三个人或四个人围成一圈，大肆评议周边的人事。这种像是由几条鬣狗举行的宗教聚会仪式总是让我忧伤。我记得我在瑞昌市（是个县级市，我上次在小说里写成“瑞昌县”，有本乡读者专门来函要求更正：请记住我们是一个市，不要自轻自贱）生活时，总是能遇见这样的群党，有时她们还会抱着婴儿加入。她们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地围拢在一起，用手遮挡着嘴巴畅谈。有时一天过去她们还在那儿。有时一年过去还在。有时六七十年过去，人都白发苍苍了，她们还在。这是她们的日课，是对荒凉生活的一种抵抗。有一天，张瑞娟自初中毕业了。别人是十六岁毕业，她是十七岁。她没去看中考成绩，细老张也懒得问（难道这不是已经注定的事情吗，能好到哪儿去呢），倒是她的班主任，总是不安（就像顽童无法容忍地上还有一颗引线完好未被引爆的鞭炮）。她致电细老张：“你女儿考了126分。”“126分？”“对啊，总分126分。”“她考126分不要紧，只要她弟弟能考621分。”以后，在向人转述此事时，细老张展露出他毕生仅见的幽默一面。他仿佛早就在等这一天，在距鸡公岭不远、就在一中前边的求知路，给女儿赁下一处门面，挂上广告设计中心的牌子，干打字复印的活儿。“打字你总会吧？”他说。“打字我会。”他的女儿说。这一年，他的母亲张婆摁了一下浮肿的小腿肚，发现凹陷下去的地方许久没有复原，因此就当着他的面再摁一次。“我再也做不得事啊。”她说出心中早已准备的话。城里人到她这年纪早退休了，万事不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享受子女的供养。为了得到近似于他们的待遇，她预支出自己进城的前六年，照顾瑞娟饮食（虽则一天只做一顿午饭，早晚都是吃剩的）。她认为自己做得可以了。现在无论怎样，都轮到自己享清福了，就像歌里唱的：你太累了，也该歇歇啦。她睁着那迎风就会流泪的通红的眼睛，紧抿嘴唇，脑子里准备好迎击的话，看着自己第七个也是最软弱的一个儿子。后者闭上眼，思考片刻，做出连神几乎都要称妙的决定：“从今往后，瑞娟就给你煮吃。”此后，每到十一时三十分，青年张瑞娟便骑着从打字店隔壁赊来约定分期还款的电动车，风一般返回鸡公岭，给祖母做饭。此时，后者已经提着裤带，哼叫着在邻舍处走动。“我今昼又屙血了啊，屙了这么多。”她比画着，以增加她不再在灶下服役的合法性。人们，包括梁姨、艾姨、温姨、陈姨，事后都说，这一场所谓不能再碰油烟的病，是由她的心愿进化而来的，她张婆不想再做饭了，因此身体上也就出现这种不能再做饭的病（在火车站边开诊所的邹火权大夫是这样说的：老人家你最好是少做点事）。以前，为了让自己的筋骨舒服点，少劳动点，她会草草做掉一顿饭，随随便便打发孙女，同时也是随随便便地打发自己。今日她发现孙女也是这样对她。有时她刚吃完，孙女便抄走她的不锈钢碗，打洗洁精，在污水桶里抹几下，再在干净桶子里汰净，总计费时二十秒，便算是将一切收拾停当。老人家时常忘记自己当初的刻薄，敲着桌子责骂，这时她的孙女便帮助她回忆起来，有时回忆能精确到是哪一天。“何况，我跟你吃的也是一样的。”孙女说。当年，老妪对孙女说的也是这样。一切似乎达到极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偏不倚呈现出数学的对称之美（正如博尔赫斯在短篇《永生》里阐述的：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善行，所有的人会得到一切应有的善报，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劣迹，也会得到一切应有的恶报）。有时，张婆会向细老张暗示孙女的行径，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冷嘲。到最后，张婆能作为的便是看好钟（有时她会咨询听收音机的水电系统退休老人老王），看孙女是不是准时回来做饭。她自思在这一点上自己当初是问心无愧的，虽然饭做得不好吃，却从无一天不是按时做的。因此每近中午，她的情绪便开始激动起来，总是在预设孙女不能按时归来，觉得自己要受到孙女的忽视，或者说是虐待（迟早会的，她这样向邻居倾诉）。她不曾想，那做孙女的更是以此为负担，每日唯盼能早点做掉这顿中饭，好早些回到属于自己、属于年轻人的世界。在那里，她这样议论祖母：“牙不好，吃什么都嚼不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早年刊（生）那么多伢崽，刊（生）十个哎，都是男伢儿，你说要死不，一个妇女刊（生）十个男伢儿。”她也会议论别的，比如，骆驼户外最后一天打折都打折十年了；以纯也卖男装，里边空间大，舍得烧空调；金凤呈祥的牌子不知是不是抄袭金凤成祥；迪信通一样卖水货；还有药店招有责任心人士夜间售药，可是工资开得那么低。不过能议论的有价值的事情并不多，一季度也就五六件。直到有一天，瑞娟自己成为了谈资。一个叫“开锁匠”的屌很长的男子，占有了瑞娟的初恋。知道这事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可怜的刚出学的姑娘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百尺的深渊呢。他是在“集邮”，对象包括铸造厂的聋哑人以及在遥远林场当会计的接了义肢的老处女，可能也包括像瑞娟这样得了什么营养不良的病以致肤色呈岩灰色的活死人。还有人说，他长年向广东那边供应小姐。“你喜欢我什么呢？”有一天，瑞娟这样去逼问他。她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眼睛，相隔太远，差不多没有睫毛，眉骨上也无眉毛。别人都在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男人的眼睛骨碌碌地转，是在当着她的面思考。“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说。“那么它可取在哪里呢？”她说。“嗯，就是有可取之处。你不要管这些，你知道我喜欢你就是。”他说。人们以为瑞娟会离开词穷的男人，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延续得极为漫长。有时他会说些“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之类的胡话，在说话似乎不足以表尽忠心之后，他给她送去一些在小城比较罕见的东西，比如COACH的包和ECCO的皮鞋。在最初拥有那只珊瑚红色荔枝皮手提包时，她二十四小时背在身，不肯离手，忍不住就到街上炫耀性地行走。我就是在这一年回到瑞昌时，看见她的。我路过求知路，向南去中医院看我住院的父亲，她相向而来，爬上我正下去的坡道。她按照粒数一粒粒地吃饭，身体瘦得不行，胸口露出的肋骨使人想起烧烤用的篦子，一格格的铁条清晰明显。她的骨架又很大，那是一把遗传有劳动人民基因的穷酸的骨头，想起来干过很多活儿，挨过不少打。她穿的是底高六厘米的松糕鞋，以及一件颜色比当日蓝天（因为过于辉煌而让人恐惧）还要蓝的露膝连衣裙。正是这触目惊心的蓝让我忍不住数次回头。在这午睡时光，她孤独地走在发光的路面上，汗流浃背地展览自己。我看见黏稠的蓝就着汗水从她腿上流下来。就像是蓝色的经血。后来我在宜家看见一张—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伸缩型的餐桌，说明是这样写的：可延伸式餐桌，带有一个备用活动桌面，可坐四至六人，能够根据需要调节桌子的大小。不用时，备用活动桌面可被置于桌面底下，伸手可及。我站在那里，忍不住抚摸它，并蹲下去抽它的备用桌面；与此同时，我感到一种羞愤，急着要带太太离开。我说永远也不要买这种产品了，若不是它，我也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只拥有五十平米不到的居住面积了。此后我还看见翻板桌、可折叠的椅子等玩意儿。我看见它们好像长着眼睛，斜睨着我（有时我在稍微高级点的餐馆或者服装店那里，也会觉得自己受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服务员的歧视）。我不知道这件事和我在求知路上看见张瑞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我在说张瑞娟时要说它。兴许，一套抽出活动桌面后就和贵戚家一样宽敞豪华的餐桌，一件就是巴黎的模特儿也不太敢穿的琉璃色裙子，彰显的正是让人无法容忍的穷酸。当她打着遮阳伞，踩着泥洼里的砖头，一步一步，走上通往一中的台阶时，我感到一阵揪心。几天后，在离开故乡后，我听说我所遇见的这位姑娘死了。似乎和一桩奇怪的诅咒有关。清晨，环卫工人李诗丽在铁路坝边上一条四尺宽的水泥小道上发现了张瑞娟的尸体。那被车轮磨得刀刃般雪亮的铁轨还在滴水。死者头发湿透，分几绺搭在头上，皮肤白得可怕，呈鸡皮状，手指及手掌泡松了，因而出现皱缩，有些都要脱皮了。尸体朝南方俯卧，临死前就像是被什么死死踩住，嘴唇浸在牛一口就会饮尽的浅洼中，鼻腔下鼓着泡儿。李诗丽一只手抓着垃圾钳，一只手抓住防风簸箕的背带，在仍在下的毛毛雨中茫然站着，然后像是记起什么，她张牙舞爪奔到一箭之地远的早市，对正往摊点上倒菜的个体户比画，算是比画清楚了。随之传出的是令人寒毛卓竖的可能的死因。在得知瑞娟的死讯后，那原本打定主意要将一些事隐瞒下去的鸡公岭的住户之一，以诚实闻名的温姨，努力抓着门框，却仍旧没能阻止自己瘫软下去。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后，她为了三件事：——阴阳两界的确存在（她想起三十八年前失踪的亲姊妹）——人的自私、霸道、促狭以及颛愚——老天的完全束手旁观而不停地抹眼泪。她感受到恐惧。然而促使她身体发抖的还是对一方的憎恶，以及对另一方的同情。她鼓足勇气，将婆孙二人临死前分别告诉她的话告知天下。小城由此炸开锅。很多人，包括在政府上班、宣誓信奉无神论并且确已习惯按照无神论来思考的干部，都参与到对这一事的讨论及传播中。即便讲无可讲，他们也不舍得离开，而是滞留于原地，不住地唏嘘感叹。先是，居住于鸡公岭城乡贸易路四十三号的张婆在头一天的中午走出门。这一日天气极为不好，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看起来又遥远，只有风刮着落叶到处跑。老妪穿着僧袍一样的褐色外衣，领圈上方显现出里头还穿着一件红色棉袄。渔网似的头巾包着铁灰色的头发。脸和她儿子一样瘦，布满疲乏的波纹。她驼着背，拄着龙头杖，走上街道，向人展示她左手抱着的那只刚从自家墙上摘下的金属挂钟。“我不认识字，就是认得也认不清楚，告诉我，是一点半呗？”她问。“老人家是啊。”有人应答。“你再看看你手表，是一点半呗？”老妪说。“是一点半。”于是眼泪走老妪充血的眼角急速流出，像原来那里挡了石头，现在移开了。“我就有这样遭孽，到现在还没人回来煮饭给我吃。”她扯出那块相伴几十年的手帕，一边抹，一边发着抖，诉说自己悲惨的处境。一会儿，有人围观，她似乎觉得目下的证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说都比较合格，他日定能证见自己今日的悲伤与愤怒，因此将拐杖倚在电线杆边，举起那钟就朝地上摔去。摔瘪了。“张婆你要不先到我家吃点吧。”有人说。“我怕是吃去死啊，吃你屋里的东西，我屋里又不是没人。”她捡起龙头杖，撴撴它，愤然走开，然后在行进途中不住地朝天哭喊：“到底有没有人管啊，你们是不是存心要饿死我这老人啊。国民党这个时候都饿不死人，现在要饿死了。”其实此前，在家里，她已将东西摔了一地。在可以说是故意也可以说是失手—起先是失手但她有机会挽回然而她却放纵后果发生—摔碎一只瓷碗之后，本着杀死一个是死，杀死十个也是死，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的豪迈，她将茶杯四只、瓷碗四只、瓷盘四只、昆仑黑白电视机（其实差不多只剩显像管）一台、红灯收音机一台、铁锅一只、喷绘了“囍”字的红色开水瓶一只、描绘了苍翠挺拔青松的直筒瓷壶一只、梳妆镜子一枚、花盆一只、花瓶一只、英雄碳素墨水瓶一只悉数摔碎。水机没办法摔，就推翻了。五斗柜也是。孙女的衣裳能扯破的都扯破了。鞋子有的扔进水缸。这把火其实走大前天就存下了，一直没熄。就像是埋藏在灰烬下边，好好拨下，火势就旺盛了。大前天孙女是十一时五十分回。前天是十二时十五分。昨天是下午一时。见到孙女归来，张婆就跟着嘟囔：你还知道回啊，你何不回得再晚点呢，你心中还有我这个婆没，你真是枉我从细带到大一带就是六年，六年啊，你莫不如往我碗里掺老鼠药毒死我算了，毒死我一了百了。瑞娟会冷漠且十分不解地望她一眼，然而并不辩解，也不反击。做完饭她就走掉，有如雇请来的人，不留一句话。今日张婆从十一时三十分照例等起，心想十二时该回，十二时不回，十二时三十分也该回。然而十二时三十分也不见回，张婆想，一时回的时候看我怎么揪落你的耳鼓怎么用龙头拐棍打断你的狗腿。然而一时也不见回。老妪几次出来，看见的都是茫然而一望无尽的空气，闻的都是别家的饭香。让张婆暴跳如雷的是，她请开小卖部的陈姨帮忙致电孙女（她搜出五分钱，被陈姨推回来，说还要你老人家的钱），本想走电话里大骂，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接。不但不接，后来还关了机。张婆就将能砸的都砸了。张婆弃了挂钟，走桂林路、人民公园、老看守所一路觅到一中，在一中那里，她往东沿湓城路走了将近两里，经人提醒才折返，走进孙女所在的求知路。她一家家店铺问，你看见我孙女没，我孙女叫瑞娟（有人答应，你孙女自十点钟出门就再没归来），问到孙女的门面。店门是开的，当中立着的乳白色复印机插着电，还在嗡嗡作响。老妪举起拐杖就打盖板，旋而又去打输纸的托盘。接邻商户，叫陈莉的，跑来捉住拐杖，说：“打不得啊，几千上万块的东西。”老妪哪里肯听，嘴里说，我孙女的东西打不得要你多管闲事你硬要管这个闲事我就来打你店里的东西，那陈莉分辩道，要是你孙女没托付我看管也就罢了，既然托付了我就要负责，你想打可以，你等她回来。两下里捏紧拐杖，一会儿将它向左推，一会儿将它向右推，几次三番，老的都要将小的推倒。因此小的说：“老人家不是我说你，你有这把力气，一顿饭早做好了，这会儿怕是碗都洗了，你犯不着为难你孙女，你又不是做不得。”老妪眼睛都听直了，伸手指着，指了几次，说不出话来。后来有认识的过来解劝。见有解劝的，老妪就像黑社会一样对那少女说：“你叫作什么，告诉我。”那女孩本想说，我叫什么关你卵事快走快走莫挡我做生意，话溜出来小半截，硬是给咬住了。也就是走此时起，张婆开始咳嗽，她也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只记得一路咳一路咳。“你看，都咳出血来了。”后来，她对那唯一来探视的人，温姨，说。她将手绢对折起来，保存好血迹。过了一会儿，又打开，重温那鲜红的血丝，眼一闭，挤出一大团的眼泪来。我就有这样折毛（可怜）啊，她一边哭一边紧紧攥着温姨的手，就有这样。老妪是在下午五时气绝身亡的。温姨（迄今她都还后悔自己要上张家去探视，那张婆自己又不是没有子女。当时，张婆返回鸡公岭时，手中抓着应是走公园捡回的丛毛，试图点燃整栋屋，然而一则因为手抖，一则因为火柴头老是刮脱，事情未遂。人们看着这童稚般认真的愤怒，致电细老张，细老张说，听凭她啊，她要干什么随她，她就是这样的脾气。人们便散了，只有温姨无法面对自己的冷漠，端着一碗肉丝汤浸泡的米饭，绕过一地的碎瓷与碎玻璃，上得张家二楼来）说她分明从张婆眼中看见了一种错愕。这种错愕多年前她曾在一名踩在砖瓦场棚顶上狂跳的小孩脸上看见，很多人提醒他并不管用，直到那可能是石棉瓦也可能是油毡做的东西坼裂。他像火炉沉闷地掉下来。还挺重的。张婆一直沉浸在高强度的声震数里的嘶号声中，即便温姨用茶匙顶开她唇齿，将食物硬生生推进她那发誓不接受任何人施舍的口腔中，那一丁点由食物带来的热量也很快被她消耗进更躁狂的叫喊中。你走啊，你走，你给我走，你就让我去死，她忘乎所以地喊着，直到看见死神果真站在面前。此后她的哭泣变成真的哭泣，人也似乎温顺不少，跟温姨回忆起人生最为遗憾的几件事，并交代自己要吃丸药，吃丸药身体就会好过些。然后大概是想到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她怎么可能会反躬自省，想到是自己造成的呢），她捉住温姨的衣领，半坐起身，愤怒地诅咒起来。诅咒完了，她恶狠狠地对温姨说：“你到时候看着。”“好，我到时看着。”温姨说。这样，老妪才死了。守夜时瑞娟回到家。及腰的长发剪掉一半，嘴上涂抹有深红色的唇膏，野性，危险，富有攻击性，同时夹藏着无尽的委屈。她看起来想调整自己现有的姿色以取悦于人，又想将自己彻彻底底毁掉。她的眼神犹如云雾。直到老家伙闭气过去一两个小时，她的手机仍然关机。她应该是走有翼飞翔的消息里听说祖母死讯的，人们说，在鸡公岭，一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老妪将自己活活气死了。她回来时，第一阵到来的雨水已将鞭炮渣打湿。门前临时牵来一盏灯泡。门楣贴着绿色的对子，写“音容宛在”。那些她的叔叔伯伯，穿着带泥的黑色雨靴，弯腰坐在一楼堂屋，沉默地抽烟。总是抽到一半，就有人拆开一包新的，挨个地发过去。有哎，他们一边说一边接过来夹在耳廓上。他们一齐抬头瞧这城里的侄女，又低下头去，眼神像动物一样不可捉摸。她和他们本想打招呼，然而同时都算了。（两天后，当他们走殡仪馆取来老母的骨灰瓮时，每人朝上面吐了一口唾沫，有鼻涕的还擤鼻涕，甩在上边。他们请了一台小货车来将骨灰瓮运回老家，然而在半途，因为愤怒难以平息，他们将母亲的骨灰扔进肮脏的池塘）。楼上传来少女母亲那虚假的号啕声：我娘我娘我娘哎，你怎么就舍得丢下我们先走啊我娘啊。要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哭泣完全可以与人分离，人可以去解个手再来，那哭泣声一定还会昂扬地值守在尸体旁。瑞娟的父亲，也就是细老张，守候在二楼楼梯口，叼着烟，因为烟雾缭绕，他眯起一只眼。很显然他并不会抽烟。他试图掰开一只被万能胶粘住的盒子，耳朵与肩头则夹着手机。他一边看着瑞娟走上来，一边在电话里处理着已经是这个小时以来的第三件事（第一，他令儿子，也就是瑞娟的弟弟，瑞江，勿回，现在是备考关头，复习要紧。第二，火葬一事，殡仪馆不愿派车可以，届时我们拉回乡下土葬，别说我们违反国家政策，还有，遗体接运本是殡仪馆应该负担的义务，我们付钱他们都不接运，我就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第三，拆迁，如果拆的是我一家，你们怎么拆都好，我一万个同意。问题现在商铺一家连一家，东家共着西家的墙，我能做自己的主，做不了隔壁邻居的主。我昨天是这个态度，前天也是，望你们能理解，这跟我是不是党员，是不是人民教师没有关系）。这是他第一次看着女儿以这样的姿态走到眼前。没有脸，没有鼻子，没有眼睛也没有脖子。在他视线里慢慢朝上移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头顶。头发刚铰过，看起来像盆栽的酒瓶兰，叶片般的发丝蓬起，又朝四个方向下垂。他在那里看见轻微的战栗（那是因为她对他充满敬畏），以及几根过早到来的白丝。不单我有了白丝，我的女儿也有了，他悲伤地想。同时在对方走上来时，他加重语气，把每一个字都拿捏清楚了说：“你干的好事。”他看见女儿的膝盖软了一下，人也哭出声来。“哭什么哭。”他补充道。接着他对已经收工的妻子（那忠诚而愚昧的仆人）说，自己先回河边去了，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有事情打电话。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临走时他还朝滞留于此的东邻温姨再四致谢。“这有什么好谢的。”后者一边答应，一边将那看起来伤了神的主妇扶往后房憩息。少女瑞娟因此独自据有尸体。她从草编篮子里取过黑纱，别在衣袖上，悄然移向那盖着裹尸布的老妪的躯壳。以前在二中念书，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会疯狂奔向铁路坝，去参观由草席随便盖着的遭火车碾轧的尸首。人对死亡的好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现在也是这样，虽然少女看起来在这一天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精神已极度疲劳。老妪朝上翻着眼白，嘴巴与鼻腔大张，几颗没掉完的牙齿像是乱石伸在外边。她就像是在打鼾的途中停顿了，接下来还会把剩余的空气吞进去。那些听讲的姐妹后来说：“神对以色列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然而张奶奶到死都是睁着眼的。”然后是少女在哭。这种哭充满对成人那种哭法的模仿。瑞娟捶打床沿，高声谴责自己没有给祖母好好做饭，正因为没吃上这顿饭，祖母死了（“不是吗，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她自问自答着），同时她也没有在祖母临终时及时回到她的床前。她就这样像模像样地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不曾想，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不知怎的，也许是想到人生种种不愉快和绝望的事，少女索性放开缰绳，纵情在尸体旁号啕起来，哭到急切处，甚至不惜跺脚。温姨匆忙赶来，拍打少女的背部，说：“要得啊，要得，哭成这样就要得，别伤着了身体。”可是少女还是“我婆啊，我婆”地叫唤下去，几次翻白眼要昏死过去。温姨就这么一直照护着，直到少女回到这理性而正常的世界。她脸上泪痕犹在，人却已彻底冷静。她冷静，同时又带着不解，几乎像是小学生那样懵懵懂懂地跟温姨说：“我搞不懂我婆为什么要说这个，我刚刚好像听见她说，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你带走。”温姨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站起身，脸色煞白。半小时后她回到自己家，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仍旧煞白，不见一丝血色。直到现在，一想起瑞娟对她说出这样一句话，她仍旧感到身体发冷。因为在老妪就要死的时候，她听见老妪也是这样说的，一字不差：“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她带走。”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老妪攥紧温姨的手，说：“你到时候看着，你看我把她带走不。”有些人回忆，半夜的时候，他们在柳湖酒吧看见佩戴黑纱的少女张瑞娟。祖母的死让她有了酗酒的借口，她总是说，你知道吗，我婆死了，养我长大的婆死了。她一边说一边抛洒泪水。大雨下了一夜，像是《圣经》上说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清晨，环卫工人李诗丽发现瑞娟俯卧于水洼，已经死了。李诗丽后来返回现场。两名戴棉纱手套的雇工在法医指挥下将尸体翻过来，人们发出惊叹声，在尸体发白的腰部那里有一个尖锐的凹洞，那是因为尸体压在石尖上，压了一夜。李诗丽一直心疼地注意着死者右手中指佩戴的那枚发光的戒指，她曾长时间作心理斗争，要不要将它捋下来。法医否认是他杀，更否认是移尸于此。“如果是自己溺死的，这么一口水怎么能溺死自己？”细老张说。“那是你没见过而已。”法医小袁说。小袁毕业于赣南医学院，五年本科，高材生，人们比较信他。最终，细老张抱起女儿湿漉的尸体。她眼睛就像死鸡的眼睛，微闭着，留一道缝，牝鹿般的细腿极为松弛地垂下。她如今是那么瘦，和童年那个肥胖的小孩已完全不是一码事，她将自己减肥减到不足七十五斤。起初，细老张听说消息朝这里跑时，怎么跑也跑不起来，走又嫌慢，因此他是跳，一路将自己跳过来的。一看见自己的女儿，他就忍不住大把地掉下泪来。献给蔡柏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