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勤伯 日期：2014-06-21 11:17:03
这是一本关于足球的书，但又超越了足球。
更多地，它是关于成长、语言、爱情和世界观。它并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个热爱足球的男孩，成长在贫穷的小县城、成年后成为驻外记者，在欧洲对中国大陆报道世界足球的经历。
本书借由足球的窗口，对世界各地个体生命状态的观察与思考。在“规定动作”之外，提出一种与“心灵广播操”相左的，即兴自发的、“在灵魂里踢的”足球观，并由此出发，追根溯源，将现代社会加诸于足球之上的种种功利与实用剥离开来，把足球还原到最本质的层面——对生命的爱与赞美的自由表达。
作者简介：
王勤伯
1979年生于四川省叙永县。200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通晓7门欧洲语言。2003年担任《体坛周报》驻意大利记者至今。王勤伯是我最喜欢的中文足球写作者。
——张晓舟
作为一位行走于欧洲生活在意大利却把巴西视为精神故乡的法语专业毕业生，足球记者王勤伯主要通过一种普世性的言语亦即“屁话”实践了真正的世界主义。这本书关乎足球与激情，记载了那些比赛与那些爱，然而它更是一场狂欢，超越了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属于所有“蛋民们”。
——闵雪飞在35岁的年龄，当我回溯短暂的生命中经历过的足球激情，想起的第一个词是：鸡蛋。
我的足球世界和鸡蛋密不可分，我花在鸡蛋上的心思超过了足球鞋。直到大学毕业后2年，我才和10多年来一双接一双的胶钉球鞋彻底作别，有了第一双真皮足球鞋。而鸡蛋，却早于第一双胶钉球鞋进入我的足球世界。
80年代末，在我家乡小县城里，黑白相间的足球只能在黑白电视里看到。一些假期回乡的大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踢着一个外表模糊不清的皮球，皮球的表面和泥土一个颜色，当他们跳起争顶头球，就像争夺来自大地母亲的飞吻，最后自己半推半就地吻到一起。
我和父母住在土墙瓦顶联排平房的教师宿舍。我把家里的篮球充满气，学着尝试大学生们的各种动作。那是一个胶质篮球，外皮上密布防手滑的凸点，当我第一次将它高高抛起，闭着眼用前额顶了一下，在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激情到来时的眩晕，也在额头上留下无数小红点印。
母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菜，说是培养小孩的自主能力。我提着菜走进书店，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世界球星的故事》。
我已在书架前读过它很多次，熟知里面的每一个故事：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迪诺·佐夫。但我仍想拥有它，因为我还要读很多次。
我把书放在菜篮子里提回家，母亲不知道应该夸奖还是责备儿子超越期待的自主能力，她拿起书，在角落里找到定价，欲言又止。
书中那些球星的童年，和我正在经历的童年找不到任何近似之处，例如贝利的父亲要他注意练习左脚控球，不要养成一只脚踢球的坏习惯——这像是天籁之音。我无法期待父亲对我的足球技艺进行指点，他每次提到足球都充满对野蛮的忌惮，他的忌惮也和“蛋”密切相关。70年代，父亲在四川师大上学，第一次跑去踢足球，目睹了某“山东大汉”踢中一个四川同学的“蛋囊”，后者倒地不起口吐白沫，父亲从此对这项“野蛮的运动”失去兴趣——每当父亲对幼小的我叙述此事，他那后怕的神情，就像时隔多年又切身感受到遇袭男生下体传来的蛋疼。我认为是父亲不懂足球，如果不信他可以看电视，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人蛋囊遭袭。长大以后，我倒是对父亲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幸亏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怕痛保全自己的蛋，才有了后来的我。
其他球星的童年：加林查先天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厘米；马拉多纳刚学会走路，父亲就给了他一个皮球；普拉蒂尼幼时对着自家车库大门踢球……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可能复制进我的童年，只有迪诺·佐夫例外，他奶奶为了孙子踢球，每天省吃俭用给他一个鸡蛋。
母亲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外面的城市给我带来第一双胶钉足球鞋，我不能要了鞋还要鸡蛋，而奶奶已过世好几年。就此，我的世界球星之梦在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里诞生又破灭。
足球滚动着我的成长。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成了我的口头禅。
中学时，我最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和伙伴们踢球到天黑，直到一个声音冒出来，“鸡蛋开花，各人回家，鸡蛋打烂，各自解散。”
另一个抗议的声音立即回答，“鸡蛋还有点儿，大家再耍会儿……”
10多年后，我成了足球记者，常驻欧洲，为中国报纸撰写国际足球报道。最引发我兴趣的话题，仍是足球和鸡蛋的关系。
意大利职业足球对待球员食谱近乎苛刻，鸡蛋不易消化，被视为禁忌食品。意大利球队的早餐没有鸡蛋炒饭也没有英式煎蛋，午餐的面食里，球员只能吃白面而不是鸡蛋面。
1994年，意大利著名教练特拉帕托尼前往德甲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执教。他走进俱乐部早餐厅几乎晕倒：那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鸡蛋，煮鸡蛋、煎鸡蛋、摊鸡蛋、鸡蛋饼……
特拉帕托尼没有对餐厅食谱提出抗议或改进要求。他决定不做干涉，因为，不管怎么乱吃，德国球员都是一样地能跑……
吃鸡蛋能跑，应该是个伟大的客观规律。尽管德国球员吃过很多被意大利人视作禁忌的鸡蛋制品，德国足球的成绩不比意大利足球差。我认为意大利球队禁吃鸡蛋，更多是为了美容的目的。迪诺·佐夫的奶奶不知道这一点。
鸡蛋在英国也不是球员禁忌食品。英格兰队战绩差，但英超俱乐部很强大，英超球员都能跑。2012年4月，英国《每日邮报》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为节约每年约5000英镑的餐饮支出，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在训练场上饲养了12只母鸡，有望每周产蛋90个，实现自给自足。
我想知道，富勒姆球员训练中不小心摔到一团稀稀湿湿的鸡屎上会是什么场景。但《每日邮报》没有提供更详尽的图片，他们的配图是富勒姆主帅马丁·约尔半蹲着坐在教练席上，图注：Layingsomething?
马丁，马丁，下个蛋？
哦，说起马丁和鸡蛋，怎么能错过我的同事马德兴？他是中国足球史上蛋量最大的记者，大名鼎鼎的皇家马德兴，或者，马丁·路德·兴。
就像人们提起意大利足球教练常想起特拉帕托尼、卡佩罗、里皮，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提起“中国足球记者”，首先会想到马德兴。马德兴不仅爱吃鸡蛋，而且特别能“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马德兴是哪里人，因为每次我看见他那张笑眯眯的圆圆脸，都会疑惑地问，“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就我所知，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取得世界杯参赛权，还有2010年中国队32年第一次战胜韩国队，马德兴圆圆的脸蛋上两次流淌过一串串、一把把圆圆的泪珠。他在赛场里就忍不住大哭起来，老马在年月里东奔西跑，数不清已绕着地球转了多少圈，就为了能为中国足球好好哭上一把。
如果你以为我会把马德兴的泪珠也描述为鸡蛋形状，那是你的想象出了错。出于对母鸡的尊重，我拒绝随意在爱国热情、泪腺和卵巢之间划上连接号。
马德兴每年有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度过——“跑”字让我在这里感受到用中文写作的乐趣，没有它的一字多义，这段文字将无法继续。德国球员吃鸡蛋“跑步”，马德兴吃鸡蛋“跑路”，都是一个“跑”字。换成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跑步”是courrir，“跑路”是parcourrir，尽管前者派生出后者，但不是同一个词，无助于我们继续阐述“吃鸡蛋能跑”的客观规律。
《体坛周报》北京总部位于东城区东花市北里的一栋5层建筑，顶楼是报社食堂。马德兴出外采访，他会在行李箱里塞满数据资料和方便面。回到报社，他常常加班写稿到深夜，然后赶在做夜宵的厨工下班前冲上顶楼，“给我炒8个鸡蛋！”
过去一些西方人的中国游记里，常有这样的感慨——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工仅吃青菜和米饭就能拼命地干活，不可思议。类似的景象，我也曾在今天的一些建筑工地上见到过。这似乎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食传统有些矛盾——大多数时候，中国人对饮食的态度其实很“将就”，足球记者和劳工的差异，仅在鸡蛋和青菜之间。
我对足球和鸡蛋的关系特别着迷，自然也希望深入研究马德兴和鸡蛋之间的关系。
有段时间，《体坛周报》社让马德兴担任体坛网总负责人，为了跟上今天汉语的世界化趋势，马德兴的名片上印了新头衔：体坛网CEO。
恰逢2010年南非世界杯接近开幕，我为马德兴的“CEO”新职位提供了英文翻译：CookEightOstrich-eggs(炒8个鸵鸟蛋)。我猜想《体坛周报》办公室的人员不懂Ostrich的含义，直接通知他们，按我的设计给马德兴印制世界杯新名片。他们对设计没有异议，但还是拒绝了，“按照报社程序，印名片的事情，得马总亲自来办。”
“喜欢你的读者，是你的蛋民，喜欢我的读者，是我的人民”，我这样对马德兴说。
马德兴很清楚，我对他所有的关心，其实都是关心足球和鸡蛋。只是他不因此感觉被冒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既不关心他也不关心足球和鸡蛋，或者，既假装关心他又假装关心足球和鸡蛋。有次马德兴在杭州打的去足球场，司机执意把他送到老年门球馆门外，“到了！”马德兴抗议说，这里不是足球场。司机忿忿然，“这里不是足球场是什么？”
只有当我对足球和鸡蛋关心到步步紧逼的程度，马德兴才抱怨一句，“你就知道挤兑我。”
马德兴对中国足球欲哭无泪时，偶尔会对我发出感叹，“兄弟啊，我过去也是和你一样的。”
马德兴是说，在他的足球记者生涯早期，主业也是报道国际足球。
我对这样的感伤很不满意，因为他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过去他报道国际足球，是否也要吃8个鸡蛋炒饭？
“但是，老马，我未来肯定和你今天不一样啊。”——我指的是鸡蛋。
中国队继续无缘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马德兴终于重操旧业报道国际足球。他暂停了体坛网CEO职务，带上方便面和电脑，像过去一样跑路。
我没有去南非现场报道世界杯，为无法亲自调查马德兴是否吃过8个鸵鸟蛋犯难。但这个调查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恰好，意大利的《罗马体育报》委托我联系一名了解亚洲足球的老记者，谈谈几支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队。我联系了马德兴，他欣然应允。
《罗马体育报》把问题发到马德兴的邮箱，连续两天没得到答复，托我催促。
我决定趁机完成调查，拨通了马德兴留给我的南非手机号。
“Mr.Ma?”我用英语说。
“Yes？”看样子马德兴中招了。
（英语）“我是意大利《罗马体育报》记者，能否采访你？听说你热爱环保事业，在北京坚持不买车，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想知道，作为一名来自东方大国的记者，你能否吃下8个鸵鸟蛋然后去骑自行车？”
“去你大爷！”我的问题还未说完整，马德兴已断然应答。
马德兴说，他之前两天不停转机、跑路，在南非和法属留尼旺之间辗转，睡觉都没时间，等他把当天《体坛周报》的稿子写完，他会熬夜整理出采访答案给《罗马体育报》发去。
几天后，我在《罗马体育报》刊登的采访附图上看到马德兴那张笑容可掬的面孔，更相信鸡蛋和足球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关联。意大利人总爱说东方人的眼睛像扁桃，却不知如何形容东方人的笑容——后来意甲国际米兰被印尼富商托希尔收购，印尼人也成天挂着类似的笑容，意大利媒体仍然找不到形容词，只是不停重复，“东方式微笑”——在我看来，“东方式微笑”，就是在脸颊上笑出两个急待被孵化的蛋来,layingsome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