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计文君 日期：2014-07-23 12:44:53
本书为计文君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开片》、《白头吟》、《剔红》、《天河》、《无家别》、《你我》等7篇，集中展示了计文君作为70后作家代表人物的创作实绩。
作者简介：
计文君，河南许昌人。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录：
开片
白头吟
剔红
天河
无家别
你我
帅旦精致的俗骨，这说的是张爱玲，不是计文君。计文君是虎，优雅自如，不是因为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知道自己在食物链上端，控制着局面。她是很少有的有所信的作家。你说不出她信什么，但你确信虎不会虚无。虎本身就是无。她要求证的恰恰是有，是无论如何这世上值得来，值得在。
——李敬泽
计文君的小说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庄，举手投足仪态万方。因此她是一位带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诡异、繁复、但也俏丽，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她的小说有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计文君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现代的。
——孟繁华开片
一
母亲离开时，钧镇变成了钧州市，不到三岁的我，对这些变化还毫无概念。我上小学了，忽然发现新城区刚盖好的楼房，外墙上都贴满了雪白的窄瓷片，房檐则贴着深红的瓷片，我们学校也是这样。放学了，从包着一层鲜亮刺眼瓷片的新城区出来，穿过北关城门，就是灰扑扑的老城区了。
老城十字街口连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仅剩的北关那点儿城墙和带瓮城的城门已经用铁栅栏保护了起来，但门洞可以过车，城墙还可以爬。从写着“北拱神京”的城门上往城里看，能看见北关大街上一片青灰色的砖瓦院落。
姥姥嫁进来时，那些院落还都是秦家的。秦家有七房，分过家的，各方各院地过日子。当时秦家各房的人大多还住在北大街上，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外人混杂着住了进来，但我们的邻居中，老亲戚还很多。
姥姥曾经是六房的少奶奶，老亲旧眷一直还叫她六奶奶。六房那院，大门上的漆剥尽了，黑黄的木头还在壮心不已地炫耀着优良的材质，只有开关时才略带悲凉地于门轴处瑟瑟地落下一些木屑。仰头能看到门斗上生动依旧的雕花，流云百蝠，鹿嘴含花，桃之夭夭，喜鹊登枝……秦家各房的门头都有这样的木雕，明八仙刻的是人物，暗八仙刻的是法器，大朵的牡丹开在云头笏板上是富贵如意……真能说得清这些名堂的人并不多，但姥姥说我还不会走路，在她怀里抱着，就能指着说得一清二楚。
大门里面，其实已经成了逼仄的巷子，早辨不出几重几进了，很多户人家杂乱地挤在一起。我记事儿的时候，已经落实了房产政策，前院的房客都搬走了，姥姥只出租后院，且在通后院的过厅屋那儿垒起了一道墙，姥姥带着我，这才又过起了独门独院的日子。
院里有三间正房，两边是厢房，还有厨房和放蜂窝煤和杂物的小屋，角上是厕所，定期会有拉粪的在我们院墙外，掀开水泥盖板，清理粪坑。我很喜欢拉粪车的那头栗色骡子，听到它脖下的铃铛声，我就会溜出门，靠着青灰的砖墙看它清亮的大眼睛，那大眼睛里有个穿水红兜兜衫的小妞妞，无声地跟它说着话。
正房的门一年四季挂着帘子，冬天是沉重的棉帘，帘脚儿坠着压风的木板；春秋天是布帘子，我最喜欢那条湖蓝色的布帘子，上面有雨丝一样的线条；夏天是青竹帘子，竹篾子碧青，编竹篾子的线隔几年要换，刚换那年挂上去，雪白的线一点一点在竹篾间露出来，像嵌着两串珠子。
姥姥的日子过得讲究，讲究得无微不至，又不落痕迹。讲究倒未必奢侈，一样的黑疙瘩大头菜，跟后院那些人从一个咸菜摊子上买回来的，姥姥切得细如发丝，点了香醋麻油，搭白米粥吃。绝不像他们，把黑疙瘩切成黑檩条，夹在馒头里满大街跑着大嚼。
讲究的人必然是巧的，姥姥就是巧的。可惜我笨，姥姥恨起来，拿着尺子敲着我的手背，“白长了一双水葱似的手，捏根针跟拿根通条似的，笨死算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同龄人这样度过童年。长大后才知道，我大概能归入计划生育成为国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被报纸称为“小公主”、“小皇帝”的一群人，我这个“公主”当得有点儿惨。不过倒是被姥姥的尺子敲打得学了些特殊的本事，比如说我会锁扣眼，会缝被子，会把蝴蝶牵牛花、小猫钓鱼这样简单的图案描在的确良布上，用各色丝线绣成门帘或搭布。
我有记忆之后，生活里只有姥姥。母亲的美丽，是北关大街上余韵悠长的传说，特别是女人们，打量着我，嘴里说着记忆中母亲的眉眼，没来由会暧昧地笑，夸张地叹气，我觉得莫名其妙，却又无缘无故地满心羞恼。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一个陌生的阿姨，忽然到了姥姥家，说是带我去见我母亲。姥姥给我收拾了几件衣服，煮了几个鸡蛋，放在我的书包里，我背着书包跟那阿姨上了火车。我在母亲那儿一直呆到快开学，被另外一个陌生的阿姨领着，坐火车又回了钧镇。
北京，是个存在于新闻和故事里的地方，母亲在那儿做什么？
我从北京回来后就被人堵着问，大人小孩儿都问。我就是抿嘴不说。女人们拨拉着我蓬蓬的粉色纱裙，再扯一扯袜口翻过来的奶油色蕾丝花边，我被她们摆弄得两腮发烫。
东院那个夏天总光着脊梁、总也找不下媳妇的牛儿，坏笑着气我：“你妈傍上‘大款’了，不要你了！”
我噙了泪，咬牙说：“没有！”
“那你妈怎么又把你打发回来了？你说呀！”牛儿在院门口堵着我问，很快会招来一群人，对我母亲好奇的人实在不少。
我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捎带着把泪也给忍回去了。
出了趟远门，我忽然长大了，心底能存住事儿了。
我在北京一直住在大姨家。很久之后，我才理清了大姨与我们之间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这位大姨的母亲，跟我姥姥是远房表姊妹。母亲最初就是去北京帮大姨的女儿带孩子，带得能上幼儿园了，又去别人家带孩子做饭。北京似乎有很多人家需要保姆，母亲总是能找到活儿。
我去了，母亲也不能天天陪我，只有礼拜天才回来，带我出去玩。我大多数日子呆在大姨家，那院子很深，挤挤扛扛住了很多人家，大姨大姨夫都退休了，院子里还有不少跟大姨一样的老太太，大腔大嗓、热火朝天地过着日子，我倒觉得比跟着姥姥有趣。大姨夫一直在练各种各样的气功，不练功的时候很和气，笑眯眯领着我看回廊下的红漆柱子，还有他养在石榴树下的那缸墨色龙井。
我不肯说母亲是保姆，并非以此为耻，我那时候很小，还不懂革命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不说只是因为我听话，母亲不让说，姥姥也不让说，我就不说。
有时候，被人逼着问急了，我就想给他们编故事。我随口就能用一些听来的或是看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编成有趣的故事，就像有人手指一绕就能把柳条编成漂亮的筐子。母亲曾带我在一家医院门口停下来买了一只赤豆冰棍儿，身后有人带着敬畏的口气说什么友好医院；一个女人匆匆走进那医院，身上带着来苏水和夜巴黎香水儿混合的味道——我记得母亲当时抽了一下鼻子，说来苏水和夜巴黎；我记得橱窗里纤细的皮鞋后跟以及那皮鞋的牌子；时髦女人额头上高耸入云的留海，后面爆炸开的卷发，都用一种叫摩丝的泡沫喷得硬邦邦的……差不多够了，我用这些就可以编个让他们张着嘴听的故事——总也没有机会，我稍微在外面逗留得长一些，姥姥就会找出来，一箭双雕地把我和堵着问我的人，都骂上一顿。
母亲带给我的真实感觉，很复杂，回头想想，八岁的我已经领略了百感交集。从出站口出来就见到了母亲，她看着我掉泪，我却有些呆——母亲跟那个带我坐火车的阿姨一样陌生，只是更好看。那晚母亲给我洗澡，一起上床睡下，我闻着她身上和我身上一样的爽身粉香气，忽然哭了，母亲跟着也哭了。
过了一星期，母亲再来大姨家时，拿着那条粉色的纱裙，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我去动物园。在动物园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胖阿姨，母亲曾经在她家做过保姆，她见了我欢喜得拉着不丢手，跟母亲说舞蹈学院、考试什么的，还很懂行地拿手比着量了我的胳膊腿儿。我的命运就被这次偶遇决定了。
母亲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学跳舞，我就能永远跟她在一起了。我记得她说话时的表情，脸红扑扑的，老是半垂着的眼睛也睁圆了，光闪闪亮晶晶的，说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我听不懂，记不住。
那时候，各种少儿艺术培训班还不像后来那么遍地开花，不过也已经有了，只是不大像样。我把母亲的信交给姥姥，姥姥就带我去找母亲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是个小学老师，姓王，我叫她王老师。她爱人也姓王，早年毕业于国家舞蹈学院，如今在群艺馆工作，我也叫他王老师。男王老师就是我的舞蹈启蒙老师。
读研的时候，一位教“西方艺术史”的老师说，我们至今还在用训练杂技演员的方法培养舞蹈家，着实荒谬。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不会成为舞蹈家。舞蹈对我基本就意味着踢腿下腰折磨自己的身体，但我依然很刻苦地练功，因为母亲说，好好学跳舞，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无论是姥姥敲打下学的女儿手艺，还是群艺馆王老师的舞蹈训练，我都不喜欢，却也习惯了。我同样不喜欢、却很习惯的，是一个人的夜晚。
从记事起，我就是一个人住。姥姥跟我分住正房的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堂屋。所以，除非偶尔有留宿的远来亲友，我童年的夜晚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总有东西，在我睡着之前，搅扰着我，让我忍不住要流泪。春天秋天是院子那些花草的气味，要是下雨还有雨的声音和气味，冬天却是那份静，尤其是雪后，仿佛天地都冻得不能呼吸了，我缩在被窝里，积雪下那些干枯的树枝发出细微的开裂声……这种时候，我的心突然会被一种东西抓住，揪扯，困意再也不来，难受得眼泪会流出来——我还太小，不知道那种感觉叫作寂寞……
最难熬的是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做作业，吃晚饭，偶尔姥姥心情好，吃完饭能让我看一会儿“七巧板”，更多的时候，姥姥吃完饭就插好院门和房门，上床睡觉了。外面还是大亮的天光，后院那些小孩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呼啸而过，叽叽嘎嘎地笑着，奔跑追逐——姥姥的话，野马一样。
我也想像野马一样，可惜不能。揣着野马一样念头的我，当然不可能睡着，下了床，拖张草枕席坐在堂屋的青砖地上，歪着头，看宽厚的木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里透进来的明亮光线，想着有什么有趣的游戏，可以像野马一样奔跑，却不会弄出任何声响……那些有魔力的光线带着奇迹降临，我开始给自己编故事。
我编的故事常常让自己流泪，泪水无声无息地滚下来。我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这样不发出声音地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鼻息和呼吸，即使在落泪的时候，也能让自己的声音一如往常，应付姥姥突然的呼唤。
姥姥最看不惯谁动不动就淌眼抹泪的样子，她那鄙夷不屑的表情，弄得我一直到现在，偶尔多愁善感那么一会儿，还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不管自己编的还是别人编的，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只要是故事，我都喜欢。电视机我做不得主，只有去书里找故事，寻到每本书，能被我嚼得连渣儿都化了。我从来没有向姥姥要求买故事书，甚至脑子里都没出现过这种妄念，母亲跟我们的联系是一封封的信、汇款单和一袋袋漂亮的糖果。那些糖果被姥姥控制着，酌情发放给我，我从来不吃，替每样糖果编一个来历非凡的故事，然后把故事和糖果放在一起去换同学手中的故事书。那时候“忽悠”这个东北方言里的语汇还没传遍大江南北，我不知道该怎么命名自己的江湖骗术，心虚却是有的。但我很注意分寸，绝不会惊动老师和家长，渐渐地我倒也积攒了下了几本书，最喜欢那一套橘色封皮的《意大利童话》。
我对故事的瘾越来越大，跟着男王老师学跳舞，早把心操在了女王老师那成架的书上。三年级以后，认的字足够我读她那些没有插图的厚书了。每周上完课，还书借书成了惯例，女王老师对我很大方，我倒有些过意不去，破天荒朝姥姥要果仁巧克力，攒下来，还书时带给女王老师，她反应很强烈，又是笑又是叹的。
这些都要瞒着姥姥，姥姥不喜欢故事。不过对姥姥阳奉阴违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