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妙芬 日期：2016-05-12 20:54:05
值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之际，集结出版此论文集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所选论文为近史所学者1972—2006年间明清学术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计十一篇。其选题思路、写作方法对于今天以及未来的明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简介：
本书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论文集，共收录近史所学者的11篇学术论文，出版时间跨越了三十余年（从1972年到2006年）。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包含4篇论文，主要与生命实践、历史书写与历史建构的主题相关；第二部包含7篇论文，主题涵括了从清初到晚清各时代的重要学术发展与文化现象，以及针对几位代表性士人与重要文本的研究。
作者简介：
吕妙芬，现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其研究领域是明清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传统中的理学，作为试图了解自身文化渊源的管道。多年来以理学家和理学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代表研究成果有：《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2003）、《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2011）。
目录：
生命实践与历史书写002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 熊秉真027儒释交融的圣人观——从晚明儒家圣人与菩萨形象相似处及对生死议题的关注谈起 吕妙芬066书写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节故事的形成与流传 孙慧敏111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侨学术思想与文化186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 张寿安244阮元与《畴人传》 王萍257理学与经世──清代《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 黄克武295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 李国祁360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 陆宝千387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 王尔敏415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及其现代意涵 翟志成前言导言
吕妙芬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为庆祝近史所在过去一甲子岁月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我们决定将同仁过去的研究成果按领域编辑成导言吕妙芬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为庆祝近史所在过去一甲子岁月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我们决定将同仁过去的研究成果按领域编辑成数本论文集出版。当然，论文集的出版并不只是庆祝的活动，更有学术上的积极意义。本论文集共收录11篇学术论著，出版的时间跨越了三十余年（从1972年到2006年）。这些论文的写作背景与目的不一，写作的风格、形式、问题意识也反映了学术风潮的变化，以及不同世代学者的兴趣，因此很难用一特定的主题来范围它们。尽管如此，各篇论文所涉及之明清学术思想与文化议题的重要性，并不因年代或写作风格而稍减。事实上，利用资料库查阅截至目前各篇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发现多数论文都被晚出的研究著作及学位论文广泛引用，已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此次以论文集形式重刊，虽也有汇整近史所同仁在明清学术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相信这些著作对于今日与未来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将所收录的论文分成两部：第一部包含4篇论文，主要与生命实践、历史书写与历史建构的主题相关；第二部包含7篇论文，主题则涵括了从清初到晚清各时代的重要学术发展与文化现象，以及针对几位代表性士人与重要文本的研究。第一部的4篇论文均写作于1990—2000年间，反映着当时学界受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历史记忆研究等风潮的启发，对于文本生产的社会、政治、学术史等脉络，以及透过文字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及互文性的关系格外敏感。这4篇论文尽管研究议题不同，但都涉及了历史人物的传记书写、文本与历史记忆的建构、文本与意义及情感的表达等复杂关系。以下简介各篇论文的内容：熊秉真《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一文，原以“ConstructedEmotions:TheBondBetweenMothersandSonsinLateImperialChina”为题刊于LateImperialChina(vol.15.1,1994)，此文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化中母子深厚情感——尤其是士人对于自己母亲——的特殊表达方式。熊秉真指出，在中国传统儒家礼教社会中，母亲是男人最能够公开、毫无隐晦表达爱恋情感的对象；对一位女人而言，儿子也是可以让她毫无保留表达感情、大胆要求忠贞与感激的对象。儿子与女儿虽同样见证了母亲的操劳，但儿子比女儿更能够公开地以文字向母亲表达同情与感激、用自己的成就来解救母亲的苦难。在考量如此特殊之人伦关系与文化表述的前提下，熊秉真利用众多明清人物传记书写为主要史料，透过对这些文本的细致分析，让我们看到某些历史事实的再现，也看到特殊文化倾向透过文字所建构出的历史面貌。这篇论文不仅提供我们许多关于明清时代母亲们的样貌、母子关系的互动与情感建构，更不时提醒读者这些书写主要源于儿子的观点，分析了传统妇女传记作为一种特殊文类，其表述的模式是深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因此也广泛被明清家庭教育、妇女史研究学者所引用。吕妙芬《儒释交融的圣人观——从晚明儒家圣人与菩萨形象相似处及对生死议题的关注谈起》主要说明晚明三教融合的学风下，理学家的圣人观与佛教菩萨形象之间具有某种相似处，而这种对于生命终极价值的观念也相应体现于人物传记的书写。论文前半段处理思想史的议题，指出晚明阳明学者常以“天地万物一体”之心，发“明明德于天下”的宏愿，投入以讲学救世，强调唯天下人皆合道明德，自己之明德始明，亦即寓自身之道德修养于讲学教化的无尽过程中。这些观念体现了阳明学者欲追求兼善天下万世的气魄，他们所型塑的儒家圣人形象也与大乘菩萨道有相似之处。另外，论文也讨论了生死观与传记书写的关系。晚明阳明学者一反传统儒家对生死议题存而不论的态度，极关注生死议题，相信借着修身工夫达到圣人境地，可以超越生死而不朽，甚至主张了究生死才是学问、事功、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的思想观念也鲜明地反映在晚明人物传记中。论文考察晚明理学家传记，发现传记对于理学家临终所表现出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常有重点式的书写，显示这项特质对于人物评价的重要性；而这类传记书写的风格也与《高僧传》有相近处，同样体现了晚明三教融合的文化氛围。孙慧敏《书写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节故事的形成与流传》一文处理历史书写与时代的密切关系，着重故事与人物在历史记忆中的历时性变化。本文追索关于夏允彝（1596—1645）、夏完淳（1631—1647）父子忠烈故事，从明末到晚清三百余年间流传的样貌与变形，探讨不同时代重新诠释这两位人物的历史意涵。夏允彝、夏完淳出身松江地区的士绅家族，亡于明清鼎革之际。孙慧敏指出早期书写夏家的故事主要出于亲友之笔，尤其陈子龙（1608—1647）的文字最具影响力。到了清初，故事开始出现变异的内容，此可能源于口传和文字传播之不同所造成。康熙中期以后，夏家的故事由分歧而趋于划一，此可能与《明史》的修撰有关。至于夏完淳的故事，原先是以附传的方式放在夏允彝传之后，而随着朱彝尊（1629—1709）对夏完淳文学造诣的肯定，以及后来其诗文集——《夏节愍全集》——获编辑而刊行，夏完淳作为历史人物的主体性与重要性进一步获得肯定。而到了晚清，当“少年精神”被标榜为进取、冒险、朝气时，年少殉难的夏完淳也更多获得史家的青睐，此不仅使夏氏父子的历史地位产生明显消长的现象，也塑造夏完淳成为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青年偶像。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主要探讨晚清知识分子在史学革命的号召下，如何书写国族主义的新史学，以及晚清史学中对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与书写，如何成为当时国族主义文化政治角力与协商的重要场域。论文以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为核心议题，不仅清楚指出历史上的人物在这一波为建构国族主义史学的要求下被招魂而复活，更说明这些历史人物如何被操弄于不同政治立场之知识分子的笔尖，呈现出诸多扭曲的新形象。“反满革命”的激进分子重视汉族对异己族群的排拒与抵抗，他们所建构的民族英雄主要有：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洪秀全等人；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则反对以族群界线为据，标榜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则是张骞、班超、郑和等人。沈松侨指出虽然这两种“民族英雄系谱”的书写方式，都同样把历史人物拉出具体时空脉络，重新编造成国族认同的文化符码，但两者所提供的国族想象却不相同：一为纯粹由汉族组成的族群团体，另一则是完全以国家目的为依据的政治社群。本论文第二部收录的7篇论文写作的时间点比较分歧，从1970年代到2006年，跨越的时间幅度相当广。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近史所的资深同仁，在学术思想史领域享有盛名；各篇论文探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议题，其中更有几篇以宏观角度论述某时期学术思想的整体表现，或长时期学术思想的演变，都是作者集多年研究之重要心得。数篇讨论经世思想的论文，不仅反映学界在1970—1980年代的研究旨趣，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经世思想本身也是清代思想史的重大议题。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一文试图对于明清学术转型与清代学术内涵提出翻新之论。作者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名家，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以考证学来看待清学是失之偏狭，以经世之学来看待清学则无法说明清儒对于学术的趣兴与贡献。作者提出“打破道统、重建学统”作为理解清代乾嘉学术的概念，强调清代学术在知识领域的开创性，及其代表中国专门知识独立萌芽的重要地位。作者特别选择从礼仪制度变革切入来说明上述的观点，论文首先说明康雍时期儒者关于孔庙崇祀的议论，以及雍正二年（1724）孔庙改制、郑玄等汉儒复祀与增祀的学术意义和效应；接着讨论乾嘉汉学界议立周公、伏生、郑玄为五经博士之过程，以及阮元（1764—1849）、孙星衍（1753—1818）在诂经精舍中立许慎、郑玄祠的作为与影响。论文最后则再次说明清代学术之主要贡献在于汇整传统学术资源、重建学统，开展出多元知识的格局。王萍《阮元与〈畴人传〉》一文首刊于1974年，是学界较早讨论阮元《畴人传》的论著。王萍另著有《西方历算学之输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6），讨论明末耶稣会士传入西方历算学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回应。这篇专论阮元《畴人传》的论文，除了介绍阮元的生平外，对于《畴人传》的编纂主要得力于李锐（1769—1817），并采钱大昕（1728—1804）、凌廷堪（1757—1809）、谈泰、焦循（1763—1820）等人的意见，均有详细的说明。另外，关于阮元本身对算学的造诣，及其虽不否认西方历算之成就，但始终抱持西学中源的立场，论文也有讨论。接下来的三篇论文都与经世思想的主题有关，经世思想与《皇朝经世文编》文类的研究，是一个可贯串从晚明到晚清中国遭逢世变的重要学术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于1983年8月25—27日主办“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并于1984年出版论文集，同时期近史所同仁也写作了不少与经世思想相关的论文。收于本书的三篇论文以陆宝千对于刘蓉的研究出版于1972年最早，其他两篇论文则分别出版于1986、1987年，可以反映当时近史所学术思想史组研究同仁对于清代经世思想研究的重视与贡献。以下按论文所讨论的时间先后，介绍三篇论著的内容。黄克武《理学与经世——清代〈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一文旨在探讨陆燿（1726—1785）《切问斋文钞》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意义。《切问斋文钞》是一部汇编前人关于学术与政教制度的经世文献，全书共12目、30卷，约44万字，出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视为后来《皇朝经世文编》的先导。本文主要分析《切问斋文钞》卷首“学术”部分的51篇文章（出自35位清代前期的作者），指出这些文章的主要学术立场为：接受儒家思想、排斥佛道、反对三教合一。对理学抱持爱憎交杂的态度，要求返回先秦儒学，又驳斥考证与词章之学，强调经世之重要；在经世范围内，则强调针对地方与社会问题提出逐步改革的方案，并重视改造士人的心志。作者进一步以“转化vs.调适”“政治核心改革vs.核心外之社会行动”两组概念作为类型分析，认为《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偏重“强调政治核心之外社会性行动的调适思想”，与十七世纪《皇朝经世文编》“强调政治核心的调适思想”的立场不同，也与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等人倾向更彻底改造政治核心制度的经世思想有所差异。此显示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已逐渐转向对于政治核心之外的社会改革，包括出版、教育改革等。最后，本文也将《切问斋文钞》与十九世纪的经世思想略作比较，指出十九世纪的经世思想结合了转化与调适的思想，且更关注政治核心的改革。李国祁《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一文则观察道光、咸丰、同治共五十四年间的重要人物之思想，分析中国近世士人如何从继承传统的经世思想，演变到因应西力冲击而产生的图新思想，再到中体西用论的历程，以及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李国祁指出，道光年间的经世学者以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为代表，他们身处鸦片战争之际，体认到中国政治需要改革，也注重经济之学与边疆的经营，在思想上强调改变与革新，但他们也仍注重传统儒学之德治与礼，并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咸丰、同治年间的经世之学则以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为代表，此时期的经世思想有三项特点：重视兵学，强调兵农合一；注重经济与财政；利用宗族来移风易俗以维持社会安定。作者认为道、咸、同三朝经世致用的思想虽略有不同，但均具有通经致用、经术与治事并重的精神，且都服膺《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视道问学、尊德性、经世济民为一体，尤重尊德性。这些传统儒家的理想限制了他们对西法的接纳，使得他们的改革始终未能脱出传统的范围。陆宝千是研究刘蓉的专家，著有《刘蓉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9）。《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则详细讨论刘蓉（1816—1873）的理学思想与事功成就。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1818—1891）为挚友。陆宝千指出，刘蓉的思想主程朱理学，虽未见太多思想上的创新之论，但谨守理学家道德修身、内圣外王的理想；他生处世变战乱之际，有机会于军事、政治上展现才华、建立功绩，成为历史上少数能兼顾内圣与外王、建立伟大事功的理学家。刘蓉的个案研究也提供我们对于晚清经世思想的了解。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一文探讨清康熙九年（1670）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颁行《圣谕广训》并推广全国性宣讲活动，这项由官方制定的教化仪式持续到晚清，影响甚巨。本文除了说明朝廷规定的宣讲圣谕外，也讨论民间以善书教化社会的“宣讲拾遗”，以及晚清基督教传教士利用宣讲的形式传道、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以宣讲唤起民众之事例。本文不仅留意到教化传播的管道与形式，而且触及宣讲形式在社会不同场域中被不同群体转化运用的事例，十分精彩。王尔敏另著有《明清时期庶民文化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也是在学术界非常著名而有影响力的专书。翟志成《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及其现代意涵》一文从检讨宋明理学公私之辨的宏观角度，说明儒学传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程的深远影响。本文从宋明理学内部的差异性与共通性说起，指出“灭私存公”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价值，也支撑了理学的重要义理。接着，分别从“人欲与天理”“私的发生”“私的祸害”“变化气质的去私功夫”几方面，阐释宋明理学对于公私的论述。虽有学者认为晚明以降的儒学具有某种肯定私和情欲的思想，但翟志成一一检视清初大儒之言论后，指出清儒基本上承袭了“灭私存公”的观念，并未改变宋明理学公私之辨的架构。这种公私观必须等到晚清西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思潮的传入，才真正被撼动。而耐人寻味的是，翟志成敏锐地观察到西方传入的价值未必能够轻易改变传统思想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在新旧价值的重构中，反而为传统注入新血，大大强化传统的生命力。以上是这本论文集收录各篇论文的简介，它代表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研学术思想史的同仁对于明清思想文化的一些研究心得。这些作品从出版以来已经或多或少参与了学界相关议题的持续思考与研究，也各自有其被接受的历史，今日它们被汇集成册以简体字出版，希望未来伴随这个新形式的出版，它们能与更多学者的研究产生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