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睿 日期：2016-09-05 18:25:40
本书内容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礼俗背景下展开，以华化为主体，胡化、蕃化（突厥化）相伴共生。其主要观点有：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即为华化的开始。一方面华化在加深，胡名三字化、汉译雅化以及道家教义的呈现，体现的仍是华化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胡族文化特征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就有中亚和印度的祆、佛宗教因子。华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突厥化的冲波逆折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艰曲。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东北突粟共生的杂种胡，身被胡、蕃礼俗，虽熟谙汉俗，却无华心，蓄谋图叛，以致盛唐中衰。胡蕃联军骁勇之因由，与安粟特军团的柘羯募兵制有关，安禄山采纳此种招募方法，结合宗教、部落组织等方式组建胡蕃柘羯军团，此过程与突厥化粟特人的归心、离叛、聚落问题紧密相关。本书内容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礼俗背景下展开，以华化为主体，胡化、蕃化（突厥化）相伴共生。其主要观点有：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即为华化的开始。一方面华化在加深，胡名三字化、汉译雅化以及道家教义的呈现，体现的仍是华化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胡族文化特征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就有中亚和印度的祆、佛宗教因子。而华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突厥化的冲波逆折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艰曲。 在入华粟特人领域，大多数学者着眼于唐代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在中国的聚落及其汉化问题。1908年，伯希和根据敦煌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出唐时蒲昌海（罗布泊）以南的康居人聚落，开启入华粟特聚落研究之先河。池田温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65），详尽探讨了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内部结构、宗教信仰和社会关系。蔡鸿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九姓胡的文化本性及其东方发展与唐朝的关系；至于移植、归化（即汉化）和突厥化三种聚落类型的总结，更是多年粟特聚落研究的一个理论升华。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和《中古中国粟特文明》（2014）是有关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两部力作，结合胡语文献和墓葬资料，对入华粟特人的迁徙路线、聚落分布及带来的外来文化作了探讨。青年学者后来居上，近年数篇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内迁蕃胡的族源、社会网络、后裔汉化情形以及墓葬图像的艺术内涵，成果亦可圈可点。
作为粟特学百年的集成之作，魏义天的《粟特商人史》（2002）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作者立足于粟特城邦的独特性，放眼欧亚大陆的社会变迁，运用分析与综合并举的方法，构拟出粟特商业网络从四世纪到十世纪的盛衰图景。”（蔡鸿生先生语）王睿博士以翻译魏氏此书而步入粟特研究大门，经过数年钻研，得以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粟特商人史》中译本也于2012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王睿博士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篇幅不大，却是多年研学心得的总结。其基本思路是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华化背景下展开，以华化为主体，胡化、蕃化（突厥化）相伴共生。其主要观点有：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即为华化的开始。一方面华化在加深，胡名三字化、汉译雅化以及道家教义的呈现，体现的仍是华化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胡族文化特征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就有中亚和印度的祆、佛宗教因子。华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突厥化的冲波逆折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艰曲。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东北突粟共生的杂种胡，身被胡、蕃礼俗，虽熟谙汉俗，却无华心，蓄谋图叛，以致盛唐中衰。胡蕃联军骁勇之因由，与安粟特军团的柘羯募兵制有关，安禄山采纳此种招募方法，结合宗教、部落组织等方式组建胡蕃柘羯军团，此过程与突厥化粟特人的归心、离叛、聚落问题紧密相关。通观全书，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评点式的学术回顾，系统而翔实。至于具体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外审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家曾给出如下意见：《“阿揽”与“浮”：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一文“涉及了对以汉文音译（雅译）面目出现的粟特名字的某种含意隐晦不明的解释这一有意思的问题，与所谓的古波斯专名学（姓氏学）的‘次要的流传’相比，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少被探讨的领域。有鉴于此，任何致力于弄清这些名词（字），或者其中的部分（胡名因子）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欢迎，并应该给与最可能的发表机会的。作者以引用章太炎和陈寅恪来倡导专名学（姓氏学）研究的批判意识是很值得赞赏的”，“令人耳目一新”。《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一文，则“从动态变异角度审视不同时空背景下柘羯词义内涵变化，通过词义考析，分析突粟共生环境，突厥系粟特人的面貌，研究粟特人商武二元分离的意识和心理，提示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分析视野辽阔，立论高远，丰富和发展了陈寅恪先生‘种族文化’学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粟特学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难能可贵”。
以上成果的取得，是王睿博士心无旁骛、奋力潜研的回报。王睿君，人如其名，浑身充满睿智，思维缜密，且勤思好学，身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至于粟特及中古民族的华化问题，实有推进的必要：一方面，可以利用近年出土的石刻、壁画、墓志和胡俑，构建以中国材料为中心的民族文化学分支，同时抉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反思，新材料虽多出自中国，但要取得研究的更大进步，还须注意东西方学术交流和学科背景知识的积累。总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坚定初心，才能后来居上。当以此为勉。
纪宗安
2016年3月于暨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