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 日期：2014-03-20 09:57:38
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持续强化“悲情叙事”正在将中国从世界大环境中孤立。马勇从现代化视角出发重塑中国近代史，一方面重新评估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功过是非，理清世界走进中国的路径及客观效果，另一方面剖析在现代化冲击之下，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过程。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大陆温情写史第一人”，著有《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容忍历史不完美》等。
目录：
自序重构中国近代叙事
第一章鸦片战争：失败未带来改革
中国为什么不改革
商品改变中国
排外的理由：利益受损
第二章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失败遗憾
李鸿章拒绝学习日本
压制体制性变动导致不平衡
宗藩体制解体代价巨大
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泡沫
洋务终结导致对旧体制全盘否定
自序重构中国近代叙事
第一章鸦片战争：失败未带来改革
中国为什么不改革
商品改变中国
排外的理由：利益受损
第二章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失败遗憾
李鸿章拒绝学习日本
压制体制性变动导致不平衡
宗藩体制解体代价巨大
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泡沫
洋务终结导致对旧体制全盘否定
第三章甲午战败：中国精英救国之路的分化
战败引发恐慌
内耗与共识
超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被忽视的渐进改革之路
破旧而未能立新
民族主义误区
第四章义和团：由内政而外交所引发的危机
被撩拨的民族主义情绪
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义和拳起山东”
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列强冷对大阿哥
被误解的“宣战照会”
奇怪的局部和平
“辛丑共识”
第五章晚清皇族：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
改革先锋
“预备立宪”的诚意
体制忠诚与“皇族内阁”
认错、妥协及退让
“君主立宪”只差一步
第六章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背离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谁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阻碍者
皇权与民权
立宪与共和
革命与改良
理想与现实
第七章从君宪到共和：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心路历程
化危为机：推动君宪主义落实
从武昌到上海：君宪主义渐成历史
顺势而为：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
第八章民初政党政治的尝试与失败
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
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刺宋案”预示政党政治失败
“袁氏复辟”：偏离学理的政治运作
政党政治的道德要求与竞争规则
第九章五四与中国现代化转型
五四的选择
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重建
爱国情结的文化透视
学生的责任与使命
启蒙心态能否化解
民主是否为中国所最需要
第十章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孙中山的失落与失望
袁世凯的大度与大意
段祺瑞、北洋二代及蒋介石的幸运第六章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背离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画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说来抛却了旧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犹豫、彷徨、畏缩不前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复辟、归复旧制的企图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要说人民不愿放弃共和国的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条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而无法再存丝毫复辟之想。
如果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必将愈加突出，愈加重要。不过，辛亥革命毕竟来得过于迅猛，它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从而使革命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住局势，恢复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乱；而且，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世伟业，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又无失败的教训可以汲取。于是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个极其可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每每严重背离。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许多隐患，投下了许多阴影。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凡此种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仅在于20世纪的早期，实际上关涉到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中国。我们暂且无意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方位探讨，只愿站在现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何以严重背离，从而或许有助于对上述诸种疑问建立一适当的同情和较为准确的理解。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它不仅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极强烈的阶段性或时代性特征。不过，对一个民族来说，所谓现代化，不外是克服自身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确立一种世界观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现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仅没有阶级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会属性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现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能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确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途径。
然而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现代化的要求虽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的启动毕竟导源于外来因素，而且过于突然和急剧。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的必然趋势，又实际上扰乱了这种必然趋势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阶段。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开始启动就带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无法建立一种循序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超前与失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遂使矛盾愈积愈深，终于演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激进运动，结果便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后退不能，前进不得，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一方面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在客观效果上与革命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发生偏离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从内在必然性一方面说，辛亥革命之发生是中国历史的必备环节。因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虽然并不一定要依附于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决不可能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体制上。换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并不一定是当时中国已具备的东西，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必须发生某些变动和改变，则具有相当必然的意味。
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再也无法停滞在某一凝固状态，而是不停顿地发生着一系列裂变和改革。至少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间，清政府的统治者们确曾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确曾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便恢复和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所谓“同治中兴”，不仅意味着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有才干的汉人，授之以兵权和事权，取得了镇压太平天国，以及云南、贵州回民起义等各种“骚乱”，赢得了和平建设的国内环境，而且实际上“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即在此时，广东、上海、北京办起外语学校，福州兴建海军造船厂，上海、南京等城开始设机器制造局，并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设置现代海关”。显而易见，中国如果在这条道路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稳定发展。
经过几十年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的发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或再迟一些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不仅再次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而且在世界范围也开始恢复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它虽然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等严重的内在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力量和进步势力，必将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成长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责任。易言之，伴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决不会安分于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获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力，必然要求合乎他们利益的民主政治。马建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欧洲的感受时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马建忠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他们自身地位的不断提高，社会关系的改变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继续发展的应有之义。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曾经揭示的那样：“人们不会永远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丧失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新的生产力获得，旧的社会形式无法不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清朝晚期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可能对这一规律建立明晰认识，否则，他们从一开始便会坚决拒绝一切变革。然而在事实上，中国的变革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呼吁，而正是在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倡导下开始的。不过，当以自强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运动进行到一定的时候，“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进机器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从而最终必将超过清政府对改革所能承当的极限，清政府实际上面对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
如果不带有偏见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化。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不仅没有晚清的“新政”之举，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而且在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既无力拉着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西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他们实际上继续着西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于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咨议局（新疆省缓办）并开议。不论清政府这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
不过，清政府毕竟不是现代政府，它虽然渴望向现代社会转变，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但这种转变、进步与发展毕竟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皇权和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洲贵族的利益为基本前提。用西太后的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也就是说，不论清政府怎样地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它都不可能放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更不会自行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
谁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阻碍者
如此看来，清政府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大极限，就是满洲贵族继续执掌政权，只要能“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清政府对于各种选择方案虽然一拖再拖，但似乎并没有坚决拒绝。也就是说，清政府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期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地位，以和平的手段来谋取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它最不愿看到的是满洲贵族沦为被统治阶级，极力避免的是汉族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光复中华。
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理解，清政府的政策底线也只能如此。正如毛泽东的名言，反动的阶级，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实，何止“反动的阶级”。事实上，一切统治阶级都是如此，他们无论怎样开明，都不可能真诚而从容地将政治权力和平地转交给另一个阶级。如果指望清政府的统治者自动放弃政权，建立民主国家，那当然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清政府是否愿意自动放弃政权，因为时机一到，是否愿意自动放弃政权就不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了。问题在于，清政府所固守的满洲贵族的利益虽然只是一种假象，但它势必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汉民族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从而使本以现代化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改革运动，不幸而演化成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得不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
本来，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由来已久。在清朝建立之初，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满洲人充满着仇视和敌意；到了康、雍、乾三朝盛世，汉族知识分子也很难与满族人产生民族认同；至于各地汉族民众的起义和武装斗争，更是民族之间冲突的明证。不过，经过将近三百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满族人汉化应该说是相当有成就的，从满族人方面说，除了少数满洲贵族依然对汉民族存在严重隔膜外，绝大多数满族人渐已消失早期的那种民族情结。但是，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绝对少数的周边民族，满洲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常不自觉地将他们的利益泛化，将本来只是满洲贵族的利益说成是整个满族人的共同利益，以期以满族人的共同意识来抵消和抗拒汉民族的反抗。
很明显，满洲贵族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在相当程度上说，既不是整个满族人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独立的阶级，而是清政府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理所当然地拒绝放弃政权和既得利益，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他们能够在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允许中国的适度改革与发展，已属相当不容易。因此，全体国人在当时如果能够正视这一现实和理解满洲贵族别无选择的这一内在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有可能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主导下持续进行，中国或许不至于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不依后来者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事实上，在清朝的最后时期，伴随着满洲贵族的处处滞后与被动，全体中国人似乎对满洲贵族越来越失望，他们既不相信满洲贵族有能力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更无法理解清政府的两难选择和内在苦闷。于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遂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引入民族主义的沼泽之中。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至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一方面高唱“保皇”“保大清”的曲调，但他在内心深处已开始抱怨满洲贵族不识时务，将变法运动的失败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艰难，统统归之于满洲贵族的阻挠。他不仅认为戊戌政变“是旗人策划执行的”，而且相信“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强地反对变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专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洲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族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们。
和康有为的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一开始是以推翻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为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在1894年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不行视鹰瞵，久垂诞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医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机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很明显，孙中山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清政府头上，要求清政府承担中国体制弊病的原罪。“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曾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孙中山的判断与选择固然合乎逻辑，但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孙中山的这种分析，毕竟是基于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即清政府与满族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族人不仅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反而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他指出：“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变乱推翻逆胡，力图自主。”由此不难看到，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中国之亡已有三百年，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首先在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独立。不消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它的实际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仇的轨道上，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
满洲贵族不能代表整个满族人，满族人行使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因此，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所倡导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主观目的不错，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洲贵族确实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也确实成为孙中山期望的“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汉人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而更加暗无天日。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或许并没有错，但其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之间严重背离则是勿庸否认的事实。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