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志田 日期：2014-08-19 12:29:56
《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主要内容包括：章太炎、胡适等人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陈寅恪的文字意趣及其“独立精神”、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古史辨》的时代语境和学理基础等。
作者简介：
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这些争先恐后设立的国学机构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在当时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与胡适态度不同的陈独秀，稍早就曾对国学是什么提出质疑，他的结论是：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对于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学术取向的少壮学人，这样含混糊涂的国学当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学术认同。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维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钞写得洛阳纸贵。
1章太炎本不认同胡适等人的运动；梁启超虽有跟着少年跑的意愿，却也仅半推半就，向被胡适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他们。
2简言之，胡适等人并未将章、梁视为同道，而其推动的整理国故竟使章、梁受益，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这些争先恐后设立的国学机构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在当时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与胡适态度不同的陈独秀，稍早就曾对国学是什么提出质疑，他的结论是：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对于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学术取向的少壮学人，这样含混糊涂的国学当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学术认同。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维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钞写得洛阳纸贵。
1章太炎本不认同胡适等人的运动；梁启超虽有跟着少年跑的意愿，却也仅半推半就，向被胡适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他们。
2简言之，胡适等人并未将章、梁视为同道，而其推动的整理国故竟使章、梁受益，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国学的含糊与多歧，乃是当时的常态。也因此，当年或欣然或勉强地接受国学这一认同的趋新群体，往往在国学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或可以说，国学能够风靡，部分正因其认同模糊。这虽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为国学的努力，却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
目录：
自序
引论：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上篇学术的履迹
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古史辨》的时代语境和学理基础
述罗香林少为人知的一篇旧文
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
偏重中国近代史研究
下篇学人与学术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人关于“一以贯之”
的新说及争议
陈寅恪的文字意趣及其“独立精神”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
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自序
引论：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上篇 学术的履迹
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古史辨》的时代语境和学理基础
述罗香林少为人知的一篇旧文
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
偏重中国近代史研究
下篇 学人与学术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人关于“一以贯之”
的新说及争议
陈寅恪的文字意趣及其“独立精神”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
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
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
附录一 两岸史学与史家
《思想》杂志的访谈
附录二 学无常师：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这些争先恐后设立的国学机构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在当时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与胡适态度不同的陈独秀，稍早就曾对国学是什么提出质疑，他的结论是：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对于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学术取向的少壮学人，这样含混糊涂的国学当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学术认同。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维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钞写得洛阳纸贵。章太炎本不认同胡适等人的运动；梁启超虽有跟着少年跑的意愿，却也仅半推半就，向被胡适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他们。简言之，胡适等人并未将章、梁视为同道，而其推动的整理国故竟使章、梁受益，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国学的含糊与多歧，乃是当时的常态。也因此，当年或欣然或勉强地接受国学这一认同的趋新群体，往往在国学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或可以说，国学能够风靡，部分正因其认同模糊。这虽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为国学的努力，却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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