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泳 日期：2014-11-06 18:46:39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作者努力从问题出发，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具有独特风格，曾在相关专业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西南联大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1985年到山西作家协会工作，2007年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储安平与〈观察〉》等书。
目录：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一个学科的消失：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为例
“一二·一”运动中的三个教授
叙永级学生的命运
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
傅斯年与西南联大
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大普集：1940年代的“中国皇家学会”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
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再版后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①。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②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引者注：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①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⑧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④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九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
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①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是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曾被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来概括，不过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所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名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①，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初步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晚出15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期。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问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这期间有两代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即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锺书、费孝通为代表）。上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锺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华的较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崇铵、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