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晓阳 日期：2014-08-31 11:52:30
在这部《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新著中，作者立足于古籍整理研究，从社会史和人才学的角度，对清代自顺治四年(1647)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259年的时间里江西进士的籍贯、姓名、科年、甲次等信息进行勘误与补正，对清代各朝的江西进士人数进行详细的考订与统计。在书中，作者敢于对进士研究界公认的权威工具书大胆存疑、去伪存真，其整体性理论反思价值在当今的进士研究中颇具新意。从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这一视角来看，本书为进士的家族背景、时空分布、阶层流动，进士的姓氏分布、仕宦状况、文化创造、社会作为等多个综合论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作者简介：
毛晓阳，江西新余人，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课题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项目《社会公益视野下的清代科举宾兴研究》获国家社科结题优秀成果。近年来，作者还在《清史研究》《台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厦门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清代科举宾兴史》《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两部专著，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目录：
《清代近士丛考》
目录：
序绪论将文献考据引入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第一节四种清代进士名录、索引的编纂及目前利用状况第二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的对校与考订第二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的对校与考订第四节相关方志及其他征引材料的考据第一章文献考据与清代进士的量化统计第一节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第二节明清江西进士人数统计与相关考据第二章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与订补第一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第二节清代江西省内双籍进士籍贯订补第三节清代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订补第三节清代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订补第三章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人名订误与订补第三章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人名订误与订补第二节清代江西双名、多名进士订补第三节清代江西双姓进士订补第四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人名失载订补第四章《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清代进士考辨第一节进士籍贯标注问题第二节进士人名刊误问题第三节明通进士与钦赐进士第四节进士中式时间刊误第五节疑似进士第五章其他相关文献刊载清代江西进士考辨第一节《民国江西通志稿·选举志》清代进士考辨第二节各府、县志清代江西进士摭考第三节其他相关文献中江西进士杂考附表清代江西进士总表主要征引文献后记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科举被废至今，100多年的光阴已然过去。百年中，对科举的历史反思、现实借鉴都已有很多论著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一文，分“科举制度起源”“隋唐科举制度研究”“宋辽金元科举制度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研究”“对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五大部分，对科举废除后产生的相关研究专著与论文进行了全面的述评。之后，陈高华先生又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的一点补充》一文，对何文中未加详细考察的元代科举研究加以补充评述。这两篇文章将20世纪的科举研究状况作了详细的综述，虽然并非巨细无遗，极尽细微，但对于从事科举研究的后继者们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科举研究更加蓬勃发展，自2000年至今，仅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达400余篇，出版的专著亦层出不穷。
在这种研究形势下，建立“科举学”、为科举制度“平反”的倡议被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响应①。事实上，回顾百年来的科举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建立“科举学”有其事实根据与学科背景。从研究门类来说，科举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科举制度史研究、科举与古代政治制度、科举与古代教育制度、科举与传统文化、科举与历代文学、科举与传统社会世风民习、科举对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科举与西方文官制度、科举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与当今自学考试及高考制度等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也日渐突破历史学的范围，转而扩展到政治学、行政学、教育学、社会学及文献学等各学科综合考察的研究思路。可以说，21世纪中，“科举学”确实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
在科举学的各种研究门类中，进士群体社会史之量化统计研究是其中一支新枝。以进士的分省、分地区量化统计为基础，这一研究门类将研究视角从以往的科举制度史考辨、教育学评价、政治学对比、考试学反思等角度转向社会史的中观考察，试图通过观照科举社会的具体参与者和最成功者——进士群体，寻找科举制度下更细微的传统社会的原生态，并进而为当今社会的教育、考试、政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遵循着这一思路的指引，本文的最初选题被定为《清代江西进士研究》。选题的初衷，是希望考察清代江西进士在江西省境内的时空分布，分析清代江西士人的科举成绩，对比与讨论清代江西进士的为官经历与文化成就，探寻清代江西进士的生产机制即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清代江西进士相互间及其与全国各地进士的文化交流与家族联姻，勾画清末江西进士在历史转型期的众生相以及相应时期内江西人才种类的转变与活动。
然而，研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史料的辨别与取舍。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科举研究，“科举”已成为历史，科举的研究也必须首重科举史料的辨别与取舍。考察清代江西进士亦不外乎此。
有关进士的资料记载可以有4种系统。第一种系统是进士题名录。这个系统记载清代进士有5个阶段，即场内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刊印“进士题名碑录”以及现代出版物《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二种系统是私人文集、笔记，其中也包括家族谱牒的相关记载。第三种系统是官书，也就是各种“缙绅全书”，它们有着大量的进士职官履历的记载。第四种系统是方志。作为进士家乡或为官地的地方志，常有较详细的考订，或征引私人文集、笔记乃至家谱的材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好的方志是可以涵盖第二个系统的。
限于科研条件及个人的学识学力，本文查阅并利用到的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有关清代进士的“进士题名碑录”及其索引，主要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4种，其中又以后3种为主；二是专门记载清代江西进士的方志材料，包括《光绪江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及清代及民国时期修纂的江西各府志、县志中的选举表与人物传记，间亦涉及到外省的清代或民国方志；三是其他涉及清代江西进士的有关材料，包括几种“缙绅全书”“职官录”，顾廷龙的《清代朱卷集成》以及少量文集、笔记等。由于进士在清代是一个相当难以到达的社会身份，因此，据笔者的经验，从私人所撰写的笔记或文集中很难得到相对集中的进士材料。
在查阅与清代江西进士相关的资料的过程中，存在于各类资料中的刊误现象被逐步发现，这些刊误，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本文借用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清代江西进士进行统计与分析的最后结论。为此，本文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对所查阅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最终以之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也许只是《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考据部分，正文内容也都只是辨析有关文献中收录清代江西进士状况所进行的对校、考订、订误与订补；但从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来说，本论文的整体性理论反思价值也许能超越预期的设想。笔者在文中试图突破的方面有五点：
一、通过订正学界常用进士名录、索引及方志中的进士籍贯刊误，提醒人们慎用这些文献统计全国以及各省、各地区进士人数。
二、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中的双籍进士，为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拓展进士与古代移民、进士与人才流动的研究思路。
三、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的双名（姓）进士，为相关古代姓名学研究提供众多的例证。
四、通过考订相关方志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误解，如错误地将明通榜进士、钦赐进士和疑似进士收录到进士表中，提醒人们慎重考辨方志的相关记载。
五、尝试将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所利用的文本扩展到其他文献，如《清代朱卷集成》《大清缙绅全书》《最近官绅履历彙录》等，并同样重视文献考据的功夫。
需要在篇首交代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地理沿革的概念上讲，清代江西和今天的江西在地域上虽然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重合。除了历史地名的变更和行政区划级别的升降，地域范围也出现了变化。这主要是指建国以后婺源县从安徽省划归江西省管辖。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尊重历史，如在统计清代江西进士总数时，没有将婺源县的进士人数加进去；同时也兼顾到行政区划的现状，在具体考证的时候，以及文末的进士全表中，也将婺源县进士编入其中，但都注明为“徽州府婺源县人”。
本文所参考与引用的四种有关清代进士的专门资料汇编，都是专门的清代或明清进士名录、索引。其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以下简称《初集》）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碑录》）属于以“进士题名碑录”形式出现的专门的明清进士名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以下简称《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则属于专门的清朝和明清进士人名索引。
在四种名录、索引中，前两种内容相近，但《初集》为线装书，属于古籍，《碑录》则是古籍的影印版，界乎古籍与现代出版物之间；后两种为今人利用古籍材料重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属于现代出版物。
一、《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清代刊行的一种专门记载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进士名录，雍正至光绪年间曾有多种续刻本，本文所利用过的《初集》有两部。一为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前7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清顺治三年至光绪十六年各科进士名录；后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明洪武至崇祯各科进士名录。该书保存大体完整，但页内多有虫蛀，虽经该馆修复，仍有一些地方被虫蛀毁。印刷也不算精美，字迹模糊处甚多。一为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清光绪六年（188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缺1册）。前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后7册（缺1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清代部分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科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的进士题名碑录遗缺，在原书中当为合订之一全册，即该书14册中所缺之一册。书中首页有馆藏印章，内容为“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
两书全称均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书中均刊载了4篇序文，一为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该序文的撰写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时李周望的官职是“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兼国子监祭酒”；二为孙嘉淦的“续刻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雍正十年（1732年），时孙家淦的官职为“经筵讲官、刑部左侍郎、办理吏部侍郎事、仍兼管顺天府府尹、国子监祭酒事”。与李周望相同的是，孙家淦撰文时的官职也是国子监祭酒；三为德沛的“进士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乾隆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德沛未署自己的官职，仅题“宗室”，然从序文中的“天子以沛尚读儒书，以少宰而兼祭酒，且命教习庶常”一句看，他当时的官职应该是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这与李周望、孙家淦是一样的；四为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的“题识”，亦撰写于乾隆十一年。三人的署名方式为“刻是书既成，谨述其颠末如此。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上浣，司事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仝识”，表明他们是当年刻书的具体负责人亦即“司事”。在钱氏等三人的“题识”之前，附有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的一道“上谕”。
这4篇序文和1道上谕，其排列顺序在两种《初集》中略有不同。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本《初集》中，李周望的序文被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其他3篇序文与雍正上谕则都被印在明代进士名录之后，清代进士名录之前。而在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本《初集》中，这4篇序文与雍正上谕都是排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在它们后面是清代进士名录，而明代进士名录被排印在最后面。这能否说明，这两种“初集”是根据不同刻版所刷印的同一书名的书籍呢？
《初集》的作者，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印本未作著录，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的索引卡片上则著录为“（清）钱维城”。据考，钱氏乃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状元，然该书题为“初集”，实始于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据李氏“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云：
余夙秉庭训，继迹科目，承乏司成，滥登宫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谨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姓氏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士观感踊跃，咸知我皇教泽深厚，文治郅隆，以垂示无穷。而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备考镜焉。[22]（第一册，“李周望《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
序文中明白解释了该书名为《初集》，乃在于待日后“次第增益”，每开新科，建成新碑，能有新的“进士题名碑录”续刻本出现。然而，虽然此后的续刻本确实不断产生，但书名却一直采用《初集》旧名。正因为如此，上海图书馆藏3种《初集》所著录的作者均为“李周望”。
“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起因于“进士题名碑”的修建。清代“进士题名碑”是专门记载清代历科进士姓名及籍贯的碑刻，它源于唐代进士科的“雁塔题名”，取式于元明建碑于国子监的制度。据《初集》所录清世宗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下达给国子监的“上谕”云：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时新进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于国学，按诸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学圣庙戟门外所立本朝历科题名碑，自顺治丙戌科至康熙戊戌科止。考《会典》，诸进士释菜后，礼部题请、工部给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诸进士捐资立石。我国家振兴文教，凡乡会试动用帑金数万。朕即位之始，即开恩科。诚以科目一途，实用人取士之本也。题名之典，岂宜遗缺？着工部动用正项钱粮，令国子监将雍正癸卯、甲辰两科题名碑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行补建。嗣后每科礼部仍照旧例题请，庶士子观览丰碑，知读书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尔。该衙门即遵谕行，特谕，钦此。[22]（第一册，“上谕”）
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清顺治年间，进士题名碑是国家拨专款（礼部题请，工部给银）由国子监建立的。康熙年间除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科外，其余20科题名碑均由各科新进士捐资建立。雍正二年，朝廷重新确立了由国家拨款修建题名碑的制度。从雍正上谕得知，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的进士题名碑迟至雍正二年才予补刻，我们似可推知康熙年间其余二十科的进士题名碑也应该有一部分非殿试当年修建而是延期到更晚年份才予以补建。据《钦定国子监志》，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和四年（1647年）丁亥科的进士题名碑修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科的进士题名碑则修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此3碑当为私人捐资修建。另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清末光绪二十九（1903年）癸卯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进士题名碑因为国子监被裁，礼部没有题请工部拨给建碑的银两，因此这两科的题名碑也都是由新进士捐资补建。[43]（页123）总计清代112科进士考试共修建了114通进士题名碑②，其中官府修建的共89通，私人修建的共25通。
有了“进士题名碑”的建立，才能有“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对此事道之甚详。从该序文中我们知道，在李氏之前，并无此类集中刊载历科进士名录的“题名碑录”，因此李氏才会将他刊刻的这本题名碑录命名为“初集”。而自李周望以降，刊刻进士题名碑录则成了惯例。据钱维城等所撰“题识”有云：
太学进士题名碑，自庚戌续刻后，率二年一修，以甲第最高者董其役，藏其刻板于教习庶常馆，递相流传。[22]（第一册，“题识”）
从中可以得知，刊刻进士题名碑录的惯例，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每两年刊刻一次，二是主持续刻题名碑录者，是该科殿试甲次最高的进士。从乾隆十一年续刻的情况看，主事者为状元钱维城、探花王际华和二甲第八名蒋元益（蒋元益也是该科会试会元）。乾隆十一年续刻的题名碑录与此前的续刻还出现了些许变化，即除了乾隆十年乙丑科的进士姓名、籍贯外，这次续刻还“敬录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上谕一道，冠之简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亦依次补刊。又得《明贡举考》于钱塘王君荪芸，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旧碑所无也，悉为编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全”。也就是说此次续刻不仅补全了以前各次刊刻所无的明代9科进士名录，还新辟体例，将博学鸿词科的名单也予以刊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乾隆十一年的进士题名碑录就从科举常科的最高级别——进士科而扩充到了制科。
目前对《初集》的利用尚不多见。据查找，近十年间曾参考或提到过该书的研究论文仅有5篇：1.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1993：216~221；2.刘兴祥.对李潢出生年代的考证.中国科技史料，1994（3）；3.何庆先.“玉泉韩昂”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2）；4.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2）；5.王兴亚.明代殿试管理制度及其作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1）。
在这5篇文章中，何炳棣利用《初集》统计明代全国及各省进士人数，刘兴祥利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推测李潢出生年月，何庆先则直接引用了书中对明成化十四年进士韩昂的记载，王兴亚引《初集》以证明明代殿试制度中的题名立碑与编制登科录制度。何文与王文对该书版本的标注略有区别。何文转引该书时，称其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明洪武至崇祯各科》，并注为“清·李周望编”，则当是以其版本为康熙五十九年；而王文则在文章尾注中称“注：孙嘉淦.续刻题名碑录序[A].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M].嘉庆四年(1799年)”，似可推断其所征引的《初集》为嘉庆四年本。陈长文只简单提到《初集》，并未对该书有所征引。
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
本文所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该书版权页署出版年为1969年，出版者署“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为“薛颂留”。全书32开本，共4册，其中前2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后2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
书前有署名“本局编辑部”的《景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缘起》一文，简要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过程。据“缘起”，我们知道它是根据原藏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的线装古籍《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影印出版的。但据影印内容，该书原名实应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当时是由王尔敏教授向该校亚洲研究计划主任郭颖颐教授及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主任芮特小姐商借，交给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出版。这本书的最早出版地应在中国，清末世乱，辗转流落到国外，等到再版时，反要向外国商借，令人不胜感慨叹息。
经与浙江大学图书馆及福建省图书馆藏两种《初集》进行对校，我们发现《碑录》实际上是一部完整记载了明清两代全部201科进士题名碑进士名录的《初集》。经过对比，发现三书对清代光绪六年以前的各科进士的记载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三书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碑录》中所载4篇序文、雍正上谕及明代、清代进士的位置与顺序均与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本《初集》相同，即首刊李周望的序文，然后是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接下来是其他3篇序文及雍正上谕，最后是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但与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则不相一致。第二，是这3部名录中刊载清代进士的最后科次。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所刊载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六年庚辰科，福建省图书馆藏本所刊载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而《碑录》则完整刊刻了清代全部112科殿试的进士题名碑录，即其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较前两种《初集》分别多刊载了10科和6科进士题名碑录，即光绪九年癸未、光绪十二年丙戌、光绪十五年己丑、光绪十八年壬辰、光绪二十年甲午、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和光绪三十年甲辰科。
《碑录》虽然是精装本，但因为是影印出版，因此基本保留了线装时的原貌。该书线装本版式应是32开，大黑口，双鱼尾（光绪九年癸未科后改为单鱼尾）。版心内容有三，最上刻“题名碑录”四字，中间刻该科科年，格式如“康熙庚辰”“乾隆丙辰”等（嘉庆六年后加一“科”字，如“嘉庆辛酉科”“同治甲戌科”等），最下刻页码。每页2面，每面10列，每列上下各刻1名进士的姓名、籍贯。计每面刻20名进士，每页刻40名进士。进士姓名以网格线隔开，惟每列2名进士间不隔线。进士籍贯字体较进士姓名字体为小，一般在该列中被分为两直行刊刻，所占宽度与进士姓名的宽度相同。各科均于起始处贯以该科名称，如“大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癸丑科”（“癸丑科”三字字号较小，字宽仅占半列），次书“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列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籍贯，次书“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名”，依次列二甲进士姓名、籍贯，次书“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名”，亦依次列三甲进士姓名、籍贯。在某些科份，则还在三甲进士名单的后面刻“未殿试□□人”，按照刊刻进士的体例列各贡士姓名、籍贯。试以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33]（页1891~1908）为例：
大清乾隆二年进士题名碑录丁巳科
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
……
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
……
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四十一名：
……
未殿试十二人：
……
《碑录》本质上也是一部《初集》。对照这三种《初集》，我们认为，从整体上看，各种《初集》刊载清代历科进士名录在体例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未参加殿试的贡士的刊载。《初集》载清代首科殿试即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题名碑录时，刊载了会试已经中式但是未参加殿试的30名贡士，除贯以“未经殿试三十名”的标题外，这30名贡士的姓名、籍贯的刊载格式与进士完全相同。这些未经殿试的贡士，除了少数人此后再未补殿试成进士，大部分人的姓名、籍贯都能在此后的一科或二、三科进士题名碑录中找到。这就开创了该书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的体例。但是，《初集》此后各科却没有按照这一体例继续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直至雍正元年（1723年）庚戌科才恢复旧例，这期间缺载未经殿试贡士达到了28科。自雍正元年庚戌科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巳科共经39科，其中有25科的进士题名碑录在进士名录之后附有当年未经殿试贡士，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科则连续13科都有相关内容。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除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自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至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又是连续14科和12科共计26科没有相关记载。
《初集》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的体例的变化出现在清末同治、光绪的各科进士题名碑录中，即未经殿试贡士姓名不再附载在各科进士题名碑录的后面，而是在每位补殿试而成进士者的姓名前，加注“补殿试”字样。同治七年戊辰科、同治十年辛未科是《初集》附载未经殿试贡士名单的最后两科，同时也是在补殿试的进士姓名前加注“补殿试”的最早两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没有附录未经殿试贡士，也没有在补殿试进士姓名前加注。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则除了光绪九年癸未科外均按加注“补殿试”之体例刊载各科进士题名碑录。
统计《碑录》中所载清代各科进士题名碑录中，只有40科在其最后附录了该科未殿试贡士的名单或加注了“补殿试”字样，而其他72科的进士题名碑录中都没有相关记载。是否这72科中便真的没有此类贡士呢？经考证，事实并非如此。如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该科会元程可则是广东南海县人，他在该年没有参加殿试，此后也再未补应殿试。据《清史稿》卷四八四《程可则传》载：“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第一，以磨勘停殿试归。益恣探经史。十七年，始应阁试，授内阁中书。”[77]（页13332）两种《初集》及《碑录》中顺治九年进士题名碑录的最后乃至于全书都没有刊载该科程可则的名字。又如清代古文家方苞，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贡士，但没有参加殿试。据《清史稿》卷二九○《方苞传》载：“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77]（页10270）后来方苞因“《南山集》案”受牵连被遣戍黑龙江，虽然最终被赦免放回，且官至礼部侍郎，但此后再未补应殿试成进士。在两种《初集》及《碑录》中的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的后面，也没有该科未经殿试贡士的名单。
其二是进士籍贯项刊载体例的变化。书中刊载清代各科进士之籍贯，基本采取省、府（直隶州）、县（厅、州）三级制，且一般格式均为“□□（省）□□府□□县人”。如清顺治三年丙戌科状元傅以渐的籍贯载为“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但书中也偶尔有个别科年未遵此体例。体例变化的第一种情况是，有的科年采取省、县二级制叙述进士的籍贯。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科即是如此，该科状元茹棻、榜眼邵瑛、探花邵玉清之籍贯即分别载为“浙江会稽县人”“浙江余姚县人”和“直隶天津县人”。[33]（页2155）除了乾隆四十九年，该书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进士籍贯也是采用省、县二级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采用三级制的科年中有个别进士的籍贯也用省、县或省、府二级制刊载，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三甲69名进士作“王洪序，江西金溪县人”[33]（页2141），同治十三年（1874年）第三甲81名进士作“刘粲，江西吉安府人”[33]（页2684），但这都是标注失范现象，不属于籍贯标注体例的改变①。体例变化的第二种情况是，有些科年还注明各进士之户籍种类，主要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戌3科。如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作“陕西同州府韩城县民籍”[33]（页2049），乾隆二十八年第三甲11名进士白麟作“正白旗满洲恩特和莫佐领下”[33]（页2064），第三甲126名进士兰怀玑作“山西朔平府左云县军籍”[33]（页2070），乾隆三十一年第二甲26名进士查莹作“山东武定府海丰县商籍”[33]（页2074），第二甲29名进士福保作“正白旗满洲包衣人”[33]（页2074），第二甲41名进士朱琰为“浙江嘉兴府海盐县灶籍”[33]（页207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碑录》清末最后两科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体例与全书体例有较大的变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题名碑录最为粗糙，表现为：1.虽保留了单鱼尾，但版心不刻“题名碑录”及“光绪癸卯科”，改刻“一甲”“二甲”“三甲”字样；2.虽每页仍20列，进士之间分隔以网格线，但每列仅刻1名进士；3.统一采用宋体字刻版，字号没有大小变化，且字迹粗糙；4.于起始处未按全书体例刻印“光绪二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癸卯恩科”的标题；5.每甲小标题均只刻“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不反映各甲人数；6.每名进士之前则增刻了甲次编号；7.进士籍贯采取省、县二级制标注；8.补应殿试的进士不加注“补殿试”；9.第二甲进士后面多了从“第一百二十九名县人”到“第一百五十名县人”共22个缺口，第三甲进士后面多了从“第一百七十五名县人”到“第一百七十九名县人”共5个缺口，表明该科题名碑录在新进士名单尚未公布之前就已经预先刻版，只等新进士名单一予公布，便只需依次填刻各甲进士姓名、籍贯。由于事先并不知道会录取多少进士，因此才多刻了一些预备的空格。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录虽版心内容与全书各科相同，但已经没有黑口、鱼尾，各页面也没有网格线分隔进士姓名；每页仍刊刻40名进士，但字体已经非宋体及仿宋体，而是手写楷体。这两科进士题名碑录，反映了清末人们日益漠视科举的社会心态，刊刻《初集》也更体现其供街谈巷论、坊刻牟利的本质，不再像从前那样体例谨严。
目前学界对《碑录》的利用也未十分广泛。据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曾参考、征引过该书的研究论文有8篇，分别为：1.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2.阮明道.关于清代行人司的考察.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刘路生.《袁世凯家书》考伪.广东社会科学，1998（5）；4.文廷海.关于《明史纪事》的作者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6.文廷海.南充新发现《任瀚墓志碑》考释.四川文物，2001（3）；7.马育秀.春夏榜与明初北方儒学的复兴.江西社会科学，2003（2）；8.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3（4）。
在这8篇文章中，系统而大量参考过《碑录》的只有3篇，即刘海峰、谢宏维及林拓3人的论文。刘海峰据《碑录》统计宣德二年（1427年）至正统七年（1442年）间6榜进士，说明在明代科举考试中，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省份占上风。林拓据《碑录》统计明清福建各主要区域的进士人数，据以说明其间的人文盛衰变化。谢宏维逐页查找了《碑录》所载之明清两代江西进士，并分科分府县对不同时期与地域的进士数量作了统计，从中得出明清进士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的规律性认识。该书出版于台湾，相信海外尤其是台湾地区对该书的利用频率会比大陆学界更高一些。
三、《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是房兆楹、杜联喆伉俪旅美期间，颇费心力整理国故的成果，是研究中国古代进士与科举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作为该社“引得特刊第十九号”于1941年6月出版发行。房、杜夫妇编纂《引得》，是为了“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所据之本自顺治三年丙戌科起迄同治十年辛未科”[89]（“叙例”，页1），用来增校的文献资料，主要有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的拓片，间以各类相关典籍。书前列著者“叙例”“清代进士翰林统计表”等14表以及清代历次刊刻题名碑录之原序。正文分两大部分，一为“题名碑录”部分，按时间顺序刊载清代历科进士姓名，每科首列该科名称，次列一、二、三甲，每甲各名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序，每名进士为一条，每条内容包括名次、姓名、籍贯。遇到名字、籍贯各处记载有不同者，用圆括号加以说明。二为进士“人名索引”部分，按“中国字庋撷法”编排进士姓名，并附有拼音及部首检字法。
与《初集》《碑录》及《索引》等三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相比，《引得》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对进士入馆选者的标注。明清进士，首重馆选。这是因为进入馆选的进士比其他进士有更多、更便捷的升迁机会。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以后，在朝考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庶吉士，是清代进士梦寐以求的目标。与其他进士名录或索引不同的是，《引得》依据《国朝馆选录》《皇朝词林典故》《词林辑略》等，在每个曾入馆选的进士姓名后面都加上了标注符号“*”。在书首的“清代进士翰林统计表”中，直接反映了清代各科的馆选人数。如果说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前进士中式名额为分北、南、中卷取中，康熙五十二年及以后的进士中式为分省取中，其间都相对体现了对全国各地举子的公平选拔；而庶吉士的选取，则更多地具有偶然性、人为性因素。当进士参加朝考必须要有本省京官保举的制度推行开来以后，各省庶吉士的人数就不可避免地与该省仕宦形成了正比关系。依据《引得》，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从中得到某些方面的结论。下表系分朝代进行分省统计数据。本文附录部分还有“清代历科馆选分省、分科统计一览表”，并附有相关考订，可供参考。
其次是对清乾隆间6次“翻译科”进士的考据与刊刻。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清代在文武两种进士考试之外，还有翻译科乡会试。“翻译科乡会试，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一场、会试两场。乡试及会试头场均于文闱揭晓后二日点名入场，会试第二场于文会试揭晓后五日点名入场，如恭遇恩科，亦一体加恩”[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历科翻译乡会试中额”，页4471~4472）；翻译科“会试中式后毋庸殿试，礼部奏请赐进士出身，得旨将该进士等造具名册送吏部带领引见”[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页4498~4499）。其中翻译科乡试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翻译科会试则始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此后照文科乡会试之例，亦每三年举行一次，直至光绪末年。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统计，自乾隆四年至光绪十二年共曾取翻译科进士252名。[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历科翻译乡会试中额”，页4609~4633）目前未见有专门记载清代全部翻译科进士的名录或索引。其中，乾隆年间共开6次翻译科考试，录取宗室、满洲、蒙古、汉军进士99名。《引得》在编纂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时，也按照时间顺序编列了这6科翻译科进士的姓名、籍贯。相比而言，《初集》与《碑录》中都没有记载这6科翻译科进士，《索引》虽然也刊载了这6科翻译科进士，但《引得》则于进士题名碑录之末尾“附录三”中，更列表作清代“翻译进士馆选录”，记录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入馆选的翻译科进士，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至今未见之清乾隆以后历科翻译进士的缺憾。即使是建国以后，研究清代翻译科进士的专著依然没有出现，而单篇论文也仅见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王丽的《清代翻译科述论》一文①。
其三是有关清末游学毕业进士的考据与刊刻。《引得》根据《宣统政纪》《学部官报》《政治官报》及《东方杂志》等材料编成附录，其中记载了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国外游学及国内毕业而考授之进士。于学界研究科举制度废除后之余觞，实有莫大之裨益。这一点，不仅是《初集》与《碑录》难以企及，《索引》亦当望而兴叹。
据本文对校各书后发现，在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中，刊载进士姓名、籍贯及科年、甲次出现刊误最少的当属《引得》，这不仅体现了房、杜伉俪学术功力之深厚，亦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但是，由于该书出版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研究亦遭受沉重打击，其影响反不如前此刊行之《初集》和后此出版的《碑录》《索引》等书。据笔者粗略查找，近10年来曾提及此书的学术论文仅有2篇，即何炳棣的《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91]（页216~221）汪毅夫的《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何文利用《引得》统计清代全国及各省进士人数，并以之对全国各进士人数最多地区的府志的记载进行补充。汪文没有直接征引《引得》的材料，它提及《引得》，是转引台湾成功大学黄典权教授考据光绪二年台湾县进士施士洁的甲次问题的论述。更早的利用，则要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笔者认为，在科举研究日益深入拓展的今天，整理并重版《引得》，确实应该被相关的学术出版机构提上议事日程。大陆颇多研究者倡议整理重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不过，从清代进士而言，与其整理重版《索引》，倒不如以《引得》为底本重新出版一部专门的清代进士索引工具书。
四、《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由朱保炯、谢沛霖合作编著完成的一部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最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1998年4月再版①。据该书“前言”称，书中共收入明清两朝进士人物51624人，涉及两朝共201科进士考试。全书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为“进士人名索引”部分，将两朝各科进士按人物名字的四角号码进行编排，每个人物一条，每条依次记载进士姓名、籍贯、中式科份、中式名次，个别人物依不同来源的资料记载，加以简单考证；一为“历科进士题名录”部分，按年代顺序刊载每科进士中式人物，人名刊载顺序系根据其考试名次。
《索引》是为《初集》编纂的人名索引工具书。具体所使用的是《初集》哪年的刻本，则不得而知。据该书“前言”称，它是“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重行彚辑”[32]（“前言”，页2）而成的。但是，清代各个时期刊刻的《初集》都是以《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命名的，且每部《初集》的序也都止于乾隆十一年钱维城的“题识”。因此，各地图书馆著录该书的卡片或题为“（清）李周望，康熙五十九年”，或题为“（清）钱维城，乾隆十一年”，但内容都超出这两个时间。朱保炯先生是上海图书馆徐汇分馆的工作人员。据查，上海图书馆共藏有3种著录为“（清）李周望”的《清代历科题名碑录》，其中2种是清道光间印本，一种为清同治四年本。这3种书都是《初集》的不同印本，但我们不能肯定朱、谢二先生所据以编纂《索引》的就是这3种《初集》。
《索引》最初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书来编纂的，其目的是“在于便利明清史的研究者能藉此较为迅捷地检索到这段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人物的史料之所在”。[32]（“前言”，页1）人们可以根据人物的考中年份，确定进士开始参与当时上层社会活动的主要年份，根据籍贯可以向相应的地方志等资料追索传记。不过，随着科举研究的深入发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开始突破了编纂者的初衷而更显其重要性。比如通过对该书所记载进士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对比研究明清以来各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可以分析两朝不同时期内人才的时间和空间分布，针对其中所揭示的进士籍贯的变化，还可以引入进士与当时社会人口流动的分析研究，针对每个姓氏下进士的数量，可以引入进士与明清家族的分析研究，结合其他的相关资料，可以对进士相互之间的交游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对明清社会史的微观状态有更为细部化、清晰化的了解。
相比之下，在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中，《索引》是被利用最多的一种。据笔者粗略统计，仅近10年中曾参考与提及该书的学术论文就有121篇。简单分类，主要有4种。一是索引编纂研究类，主要是从辞书编纂的角度对《索引》进行研究；二是简单涉及类，即不以《索引》为主要参考资料，只在文中简单引用过《索引》中的某条记载。此类文章的数量最多；三是科举制度研究类，即引《索引》作明清科举制度研究；四是进士群体研究类，即利用《索引》对全国进士的集中记载对各省、各地区进士人数进行统计，主要用以说明古代人才与科举、教育的相互关系。
仅仅从文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出《索引》是一部被经常参考和使用的工具书，对相关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广泛的作用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最权威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