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日期：2015-11-04 16: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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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黄永玉》一书，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在今年湖南美术出版社14卷本鸿篇巨制《黄永玉全集》出版之际，且迎来黄永玉先生九十华诞，《传奇黄永玉（增补本）》改为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该增补本增加系统叙述黄永玉先生文学创作七十年的章节，四色彩印，精致大方，四百多幅历史照片和彩图，印制精美，更使此书成为一本值得长久珍藏的文化读本。本书简介：
黄永玉堪称中国才华横溢、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艺术家。本书就是一本关于黄永玉传奇人生的真实记录。黄永玉的名字与不同的传奇紧紧联系在一起：湘西凤凰古城、十二岁开始八年江湖漂泊、小学毕业却成为艺术名家、“文革”中的猫头鹰“黑画风波”、电影《苦恋》的主人公原型、创造集邮奇迹的猴票、领设计风气之先的“酒鬼”酒瓶、九十高龄仍继续创作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连载……
著名传记作家李辉发挥其搜集和挖掘史料、档案的能力，将黄永玉与中国美术界将近七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风云变幻做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对黄永玉传奇人生诸多方面作了首次披露。在书中，我们第一次读到，早在1948年，上海左翼文化界就将黄永玉的木刻艺术与钱钟书的《围城》放在同一个刊物上进行批判，并将之与其表叔沈从文的批判相呼应；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艺界继续对黄永玉进行批判，而他在自我检讨中又尽量辩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叙述了“文革”期间美术的风云变幻，从对齐白石、陈半丁、丰子恺、李可染等人猛烈批判，到1974年的“黑画事件”大批画家的“全军覆没”，作者以对大量“文革”小报的归纳整理，以对群体画家故事的叙述，使中国画的“文革”命运第一次得到生动的呈现。于是，一个艺术家的传奇，也就成了中国美术史的一段传奇。
作者简介：
李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主编，黄永玉最信赖的传记作者。黄永玉在《黄永玉全集：文学编》自序中写道：“说到底还是要多谢李辉，天晓得他运用甚么神力找到我几乎一辈子材料。他简直不是‘人'！”
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封面中国》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
目录：
自序
在凤凰的日子
黄家传奇3
凤凰，这个“古怪”的地方
浸染于美丽
小学，小学，你是如此灿烂
江湖行
这一双漂泊的脚
集美之美
踏歌而行
黑白之美
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一九四八，上海的亮相与批判
在香港：指责与自辩
写电影的“黄笛”自序
在凤凰的日子
黄家传奇 3
凤凰，这个“古怪”的地方
浸染于美丽
小学，小学，你是如此灿烂
江湖行
这一双漂泊的脚
集美之美
踏歌而行
黑白之美
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一九四八，上海的亮相与批判
在香港：指责与自辩
写电影的“黄笛”
一九四九，转折之际
拼贴风中碎片
必要的追寻
中央美院“画室制”首当其冲
黄胄——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黑画家”
“黑画店”荣宝斋更名
叶浅予和他的日记
蔡若虹、华君武被推到前台
《美术风雷》与一次大会
“二流堂”这些人
丰子恺的窘状
张乐平和“三毛”形象
“美人画”沧桑
是非齐白石
中国画落叶飘零
追寻“黑画事件”始末
“黑画事件”之谜
福兮祸兮猫头鹰
大幕拉开
没有公开点名的猛烈批判
关键批示浮出水面
告别“浅薄可怕残忍的日子”
主题变奏七十弦
文学场景的历史呼应
尝试与沉寂：谁人能言得与失？
潜在写作：“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自觉与丰收：太阳下的风景增补本跋 前言自序
李辉
最初产生为黄永玉先生写传的念头，远在二十年前。
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应黄先生之邀，随他一起前往凤凰古城，遂有了我的第一次湘西行。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他六十五岁。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沈从文，我们一路上谈得最投机的也是沈从文。说得兴致来了，他说，我们找个充足时间，按照沈从文早年漂泊的路线，再在湘西泛舟漫游。他画画，我写文章，然后一起出本书。后来知道，他同不少人都这么兴致勃勃地提议过，可见他对这一构想一直情有独钟。当然，构想终归是构想，实现已不可能。岁月荏苒，水流不再，即便真的实施，行走与感觉，想象中的浪漫恐怕也未必尽如人愿了。
就在此次凤凰同行期间，我走进位于白羊岭的黄家小楼，听黄先生讲述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时住在这里的故事。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改了话题，这一次是听他讲述自己儿时的凤凰记忆。于是，我的笔记本上，有了《传奇黄永玉》写作的第一次采访记录。
记得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绵绵阴雨中，清明时节的凤凰仍有寒意。自序
李辉
最初产生为黄永玉先生写传的念头，远在二十年前。
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应黄先生之邀，随他一起前往凤凰古城，遂有了我的第一次湘西行。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他六十五岁。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沈从文，我们一路上谈得最投机的也是沈从文。说得兴致来了，他说，我们找个充足时间，按照沈从文早年漂泊的路线，再在湘西泛舟漫游。他画画，我写文章，然后一起出本书。后来知道，他同不少人都这么兴致勃勃地提议过，可见他对这一构想一直情有独钟。当然，构想终归是构想，实现已不可能。岁月荏苒，水流不再，即便真的实施，行走与感觉，想象中的浪漫恐怕也未必尽如人愿了。
就在此次凤凰同行期间，我走进位于白羊岭的黄家小楼，听黄先生讲述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时住在这里的故事。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改了话题，这一次是听他讲述自己儿时的凤凰记忆。于是，我的笔记本上，有了《传奇黄永玉》写作的第一次采访记录。
记得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绵绵阴雨中，清明时节的凤凰仍有寒意。
没想到，过了二十年，我才写出了这本书。其实，《传奇黄永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它更像一本介乎于传记与评传之间的散记。或以故事叙述为主（缺少史料印证的早期生活），或基于史料的发掘来解读传主与某一具体人物的关联（如与沈从文、汪曾祺的交往），或借传主的故事进而展开对某一时期美术界整体的考证与叙述（如“文革”美术风云的碎片拼贴）。从时间上看，所描述的黄老生平与创作，集中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七六年之间。从这一点上说，本书应是《传奇黄永玉》的第一卷，而一九七六年之后的生平与创作，应是下一卷的主要内容。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来说，下一卷的写作可能更有挑战性，也更有历史分量。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随着黄永玉艺术与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随着其文化地位的日益重要，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他与朝野关系的交错起伏，随着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与在雅俗之间的游弋，值得描述的内容显然会越来越多——以他为主人公原型创作的电影《苦恋》的批判风波；猴票设计在集邮界引发的轰动和酒鬼包装设计的开创性意义；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激情迸发；他与一些艺术家之间的个人恩怨凸现出背后的历史风云和性格冲突；绘画之外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获得的殊荣和产生的影响力……
一切有待日后的再叙述。
二○○九年夏天，黄永玉创作了一幅纸本重彩画《荷》，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最大一幅作品：长五米，高六米。黄永玉以痴爱荷花、善画荷花而著称，故将北京郊区寓所命名为“万荷堂”。画这幅《荷》，费时一个多月，他每日自己操作电动起落架，站在高高的平台上，画金色阳光下满池灿烂无比的荷花。起落之间，哪里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即将走进八十六岁的黄永玉，激情迸发，极富创造性。他大胆而独具匠心地在画纸的右上角，留下一圈白色作为太阳。阳光由白而明黄、而橘黄、而淡黄，然后漫天红色。以白色为太阳，阳光顿时明亮而辉煌，远比通常以红色画太阳更为生动，更有视觉的冲击力。同时，这一处理，在构图上使太阳与下方荷塘景象相交融，并形成轻与重、空灵与浓烈的艺术呼应。满池荷叶、荷花、浮萍、水草，错而不乱。黄永玉近年来酷爱斑斓色彩，突出重彩效果，这一次，画巨幅荷花，内心似有更猛烈的艺术冲动，使他几乎走到了尽兴挥洒色彩的极端。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处细节的点染，既与以往风格相衔接，又因画面的巨大，而增加了色彩的层次与色块的呼应。画面整体效果气势恢弘，粗犷而富有张力，局部则又构思缜密，笔触细腻，就是在这种风格的呼应与渗透中，显出画家的艺术活力。
画过多少次荷花，恐怕这一次，黄永玉才尽兴画出了他对荷花的全部色彩的想象。这想象，因印象而来，也因梦而来。“我的魂都在里面了。”站在画前，黄永玉动情地告诉我。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黄永玉常爱引用这句诗。
阳光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将被照亮。
写于二○○九年十月，北京黄家传奇
姓黄，还是姓张？
姓黄？姓张？哪怕到了八十几岁，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
人也奇怪，在漂泊摔打跌宕起伏的岁月中，黄永玉从未想到过在父母那里追根究底。是顾不上，还是没有这个意识？自儿时起，他就听前辈说过他们家原本姓张，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通常照例刻上“张公”而非“黄公”，其中原因至今也不明白。祖辈的来龙去脉，对于他，或许知道个大概也就够了。
表叔沈从文一篇失而复得的小说《来的是谁》，在二○○七年一经面世，黄家的这个少为人知的秘密，忽然间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黄永玉的曾祖父是沈从文的外公，而在沈从文前往北京进入文坛之前，陪伴沈从文一同漂泊湘西的正是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黄家的渊源，想必曾是两位表兄弟滞留洞庭湖时的一个话题。难以想象的是，沈从文对黄家家世的追根求源好像有着特殊的兴趣，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以黄家家世来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却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没有消失。“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百无聊赖中却终于找到了重续文学之梦的最好方式——为黄家写一部小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正在中央美院河北磁县“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玉，突然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邮件，厚厚一叠。他回忆说：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给刘一友的信》，载《文星街大哥》）
沈从文的小说开篇，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把“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与一位不期而至的老人的飘然而去，一并留给了小说中的黄氏一家人。
小说中，一位从乡下走进京城的老头，敲响了黄家的门。父母不在，只有兄妹两人在家中。一场老头与黄家女儿有趣的对话开始了：
“我找姓张的！”
“找张什么？”
“张永玉！”
“没有这个人！”
“那找张黑蛮！”
“我这里也没有张黑蛮，李黑蛮，却只有个——”
“那就找张黑妮！”
“我们这里住的不是姓张的，是姓——你找错了！”
——生活中黄永玉家的情况与小说完全一样，儿子叫黑蛮，女儿叫黑妮。
警惕骗子的黑妮没有开门。她听到外边的老头子带点失望神气自言自语：“那就怪了？明明白白是住在这里的，哪会错？”
小说写道：“引起了大姑娘一点好奇心，于是一面想起‘为人民服务’教训，另一面想再摸摸底，于是，变了变语气，和和气气，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老同志，您是哪里来的？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您有什么事？’”
黑妮最终没有为老人开门，老人怏怏而去。父母回来听说此事，父亲猛然醒悟也许去世多年的爷爷并没有去世，又从家乡来找他们了。但当他和黑妮赶到火车站时，开往家乡的火车已缓缓启动，没有找到老人，只有黑妮透过车窗看到刚才敲门的老人模糊身影。回到家，却在信箱里发现一封信，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张永玉同志收”。拆开一看，只是一摞白稿纸，在末后一页才发现用淡墨写的五六行小字：
“张永玉，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越读《矛盾论》越糊涂，转向反面。到今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妻室儿女也不明白自己姓什么。世界上哪有这种聪明人？为什么不好好地做点调查研究，或问问有关系的熟人？你回家扫墓时，为什么不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小说中的父亲沉吟良久。他所琢磨的恰恰就是生活中的黄永玉不止一次与人谈过的内容：“对，我是没有问过，我自己父亲的一生也不大明白！上坟也没有看过碑上写些什么，只知道上几代有个黄河清，是读书人，点过拔贡，看守文庙，相当穷。老家有株大椿树，三四个人还抱不住，所以叫做‘古椿书屋’。此外白纸一张。有几个姑婆和几个伯伯叔叔，还不明白！”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遗憾的是，不知为何，小说仅仅写了第一章就戛然而止，试图解说的谜团，依然还是谜。不过，他的小说开篇的结束文字却为本书的叙述做了最好的铺垫。
姓黄还是姓张？对于叙述黄永玉人生故事的传记作者来说，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二十二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姑娘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两个姓氏，真的融为了同一个家庭。
父亲母亲的浪漫爱情
在湘西古城凤凰，黄家本是一个有名的书香门第。
与沈从文小说中所写的名字一模一样，黄永玉的曾祖父就叫黄河清，他是凤凰县城最早的一名贡生，曾在文庙做过“画院山长”，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是当地唯一读书人”。
祖父则长期在外做官，后来衣锦还乡。黄永玉为祖父感到自豪。他说，祖父可以自豪地摘取凤凰城多项第一的桂冠：创办第一所邮局，开设第一家照相馆。祖父的妹妹即是沈从文的母亲。沈从文这样谈过自己与黄家的渊源：“舅父是个有头脑的人物……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样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由此来看，即便在百年之前的二十世纪初期，黄家就已不是一个被传统紧紧束缚的家庭。没有循规蹈矩，没有迟疑，黄家以他们的特有方式，拥抱着千年古国摆脱封闭后大步走来的一个新时代。
提起父母，黄永玉同样为之骄傲。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后的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堪称凤凰的一代新型夫妻：他们是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母亲第一个穿起短袖衬衫和短裙，第一个剪发，第一个织毛线；他们又是第一对从事教育的夫妻，而且在师范学校都是学习音乐和美术……他们在常德的结识与相爱，演绎了一段富有诗意的浪漫。有意思的是，沈从文恰恰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一九四八年他撰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把当年的情景予以生动描述。这样，黄永玉才有可能知道在他出生之前父母的故事。
且把目光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常德。
位于洞庭湖畔的常德，是当年湘西人乘船沿沅江而下，走向外面大世界的唯一通道。依码头而建逐渐形成的弯弯曲曲的小巷，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客栈。一九二二年前后，其中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沈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穷困潦倒中他们拥抱着文艺的梦想，等待幸运降临，改变命运。
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按照沈从文的回忆，客栈老板有一位白白胖胖的十六岁的养女，她似乎喜欢了表兄，常常背地里送表兄南瓜子和芙蓉酥，帮了他们不少的忙。但表兄并没有看中她，而是与沈从文一起取笑她一身白得像发糕，甚至以“发糕”作为她的绰号。
就在此时，表兄结识了一位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后来担任教务长。这座学校是由一位姓蒋的夫人创办并任校长，蒋校长有位女儿，叫蒋冰之——后来以“丁玲”笔名而著称于世。
表兄与杨姑娘恋爱了。表兄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他还有这样的描述：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小姐后，一去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观风。到蒋老太太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却照样笑笑的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
（《一个传奇的本事》）
其间，更有趣的事情是沈从文成了为表兄代写情书的人。
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当读到这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时，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谁想到，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
沈从文回忆说，表哥对他所代写的情书颇为赞赏：
两人回到客栈时，表哥便一连丢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曲子。信写好念给他听后，必把两个大拇指翘起大摇着，表示感谢和赞佩。
“老弟，真好，可以上报！”
（《一个传奇的本事》）
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
一九二三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而他的表兄依然留在常德，继续他的爱情。很快，也在同一年，黄与杨姑娘在常德结婚。可惜的是，他们之间的情书没有保留下来，不然，该是他们送给孩子的多好的见面礼！
第一次遇险
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农历甲子年七月初九），黄玉书和杨光蕙的第一个孩子在常德出生，起名黄永裕——一九四六年，沈从文建议黄永裕以“黄永玉”为笔名。这个笔名沿用至今，其原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在黄永玉出生几个月后，父母把他带回了凤凰。后来将证明，父母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它使开始成长的黄永玉，从襁褓起就有了亲近凤凰土地、汲取凤凰灵气的可能。他的一生，将永远与故乡凤凰连在一起。
襁褓中的黄永玉在第一次返回故乡的途中，便经历了一生的最初传奇。
船出常德，溯沅江而上，进入桃源境内，在狭窄河道上行驶。行至一处山间，父母忽然听岸边有风声，说马上就有土匪来抢孩子绑票。船赶紧靠岸，父亲将黄永玉塞进一个大树洞，母亲则用锅烟抹抹脸，假扮船妇。不一会儿，土匪追来，上船打量一番，问是否看到一对带小孩的夫妇。母亲害怕得不敢做声，只是用手指指下游。土匪们叫喊着往下游追去：“快走，那个孩子能值三百大洋。”父母吓得紧揪着心，既怕孩子被虫咬，又怕孩子叫出声。
土匪走了，母亲赶紧跑到树洞前，只见婴儿安然无恙，没事一般自顾自地在那里笑着啃手指头。悬着的心这下子才放下来。
故事几似虚构，但却真实地发生在黄永玉身上。河水澄碧，夹竹林青翠，鸟鸣悦耳。多么令人陶醉、幽静的景致。但土匪的闯入——多么突出地带有当时湘西的特色——打破了这片安宁和悠然。
或许，可以把第一次传奇，看作他的人生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暗示：未来的日子里，他注定要在美丽与丑陋、安宁与动荡的世界开始他的人生，而他永远是自己的主宰。
后来的黄永玉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走到今天。八十多年人生，漂泊、动荡、坎坷；丰富、刺激、充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俗大雅……诸多反差强烈对照鲜明的生命元素与性格色彩，在他的生活与艺术中呈现。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值得体味，值得挖掘。
一个人传奇的开篇由此翻过。黄永玉走进凤凰，将在凤凰走过人生最初的十二年，然后，再朝外面的世界走去，朝未来的岁月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