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作相,安力 日期：2021-12-17 03:53:12
沈周在泉州接到出任开封府判官时，他的心理状态应该是高兴的。“判官虽然是佐官，但因为是首都，这个职位的政治地位往往要超过一般的知州。”因此这是一项升迁的调动。另外，他年事已高，考虑幼子沈括在京城定会受到好的教育，以后前途宽广。他到开封府后的工作情况，王安石写道：“佐开封，讼数年不遣者以百数，公断治立尽。”可见他的前任是多么懒惰，这是沈周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到任后一段时间工作紧张的写照，虽说“断治立尽”，那是要花气力甚至要生气的。甚至勾起了他多年前因失去小女儿伤感哭泣而眼睛失明的病症，沈括写道：先君“因盛怒，呵一罪人，目复暝，逾年得此，服不尽一剂(乌头煎丸)，目复如故。”就是这样拼命地勤于王事，还“尝代其尹争狱于上，大臣为公自绌。”可见宋廷的大臣们已经换了庆历新政时的范仲淹等人。范仲淹和韩琦调往陕西，处理因西夏分裂出去而发生的宋夏战事导致的宋朝西北边境的动荡。宋夏战争没有取胜，但西北边境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再说沈括在京城，自然去官学求学，十四五岁的他游历了许多地方，又处在北宋儒学思想分化的蓬勃繁荣期，所以讨论质疑的事情常常发生，于是就反映到他们这些年轻学子那里去。因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两则。
首先是周平王东迁的年代问题。他写道：“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捡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缪，莫知其所的。”可见春秋开始的时间，与《史记》的记载自相矛盾，相差一年，被沈括他们发现了。文中的“啖”是唐代的啖助。后来沈括成为研究《春秋》的专家，著有《春秋机括》、《左氏纪传》均已逸失。我们从这个条目中看到沈括学习的深入，连一年也不放过，说儒学经典中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沈括只好表示：“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其次是与朋友议论孟子因何见梁惠王的问题。他的朋友是王子韶，字圣美，太原(山西太原)人，也是他的侄女婿。我们判断沈括和王子韶既为亲戚可能也曾为同窗，王子韶对孟子的观点早就存在。沈括写的是王子韶在任县令时的一个故事，他写道：“王圣美为县令时，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这里又一次地指出了儒学经典中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由此告诉人们，读书要分析，不能全盘照收，就连孟子本人也曾说过： “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沈括成为研究孟子的专家，著有《孟子解》，收于他晚年的《长兴集》中。现代学者在比较了沈括的思想与当时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出：“沈括的思想虽与王氏之学、程氏洛学稍有差异，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以上在官学里与同窗辨析儒家的经典外，他们还在京城游玩。当然大相国寺是多次游玩的场所。现在河南开封还有相国寺，该寺创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睿宗为纪念他由相王继位皇帝，改名相国寺。相国寺建筑宏伟，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不过沈括他们去游玩的，不是现存的。因为原寺毁于明末大水，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重建的。那么沈括和同窗在相国寺看到什么？他写道：“相国寺旧壁画，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而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予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说明了十六七岁的一帮学子，不仅平时读经研讨，而且也注意音律的修养，因为那个时代，琴棋书画是每个士人(知识分子)必备的本领。也说明了沈括技高一筹。
到冬天，沈括他们又在寺庙中见到冰花，他写道：“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予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文中的宋次道为宋敏求(公元1019——1079年)，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字次道。家藏书三万卷，著书甚多。可见沈括和同窗们在京师游玩的概况，这样无忧无虑的求学和与同窗悠游的生活，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无法继续了。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一说八年(公元1048年)，沈周调任江南东路的按察使，原因是他的一则建议。据载：当时“三司使诸钱大钱，下其书议，议者无敢忤，公为其判官，独曰：‘坏四钱为之，可以当十，民盗旧钱且尽铸之，为诱民死耳。不如无铸。’议上，如公言。”这实际上因宋廷开支剧增，实行货币贬值的办法，把四文钱铸成十文的大钱，民间必然发生融旧钱铸新钱的违法犯罪行为。从治安角度，沈周一片忠心，提出“不如无铸”。其实要摆脱宋廷的财政困难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增加税收，而不是货币贬值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真可谓：忠言反遭执政嫉，世事难料又南行。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