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应和平,张剑波,陈飞燕 日期：2021-12-17 03:54:19
1949年5月23日晚饭后，我的同班同学唐孝威突然来到我借住的同乡朱家，找到我说：“今晚国民党(指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可能会撤退，我们要监视他们(指徐家汇伪警察局)的动静。”我们俩就在我住的三楼亭子间，对着伪警察局观察，因我同乡朱家位于徐家汇天平路西侧的宛平路上，屋子三楼亭子间北窗正对着徐家汇伪警察局(天平路和宛平路交叉口)的大门和大院，相隔只有几十米。这晚，唐孝威就和我同在这亭子间，监视着对面，等待着天明……
那时，我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念高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结束了我少年时代的逃难流浪生活。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南模高中一年级念书的我，因在几年的逃难生活中几乎都没怎么碰过书，我的学业就落后了，尤其是数理化。因此，在高一，我只能埋头攻读，到了高二才逐步跟上课程进度。不久，我住进南模中学红砖楼顶层宿舍，和同学的来往变得更多了。在和同年级的唐孝威、褚家杲等同学的交往接触中，不仅我的学业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开始关心时局。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从“读书救国论”、对现实不满，转变到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后来，经唐孝威的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在入党前后，我和唐孝威在班上联系团结同学，成立社团，组织大家复习功课迎接毕业考，同时也学习形势时局，共同提高对国家前途的认识。在班级中，我们成立了“号角社”，有高锴、魏柏长、魏柏乐、忻元庆、林卓然、章仰高、周三雄等多名同学参加；在住宿生中，成立“晨钟社”，有褚家杲、王家善、袁保同、孙以鹏、周健等同学参加。我们定时学习、交流，假日一起活动，还在清明节组织骑自行车游佘山。在我入党后，大军渡江前后，我们按地下党上级布置，开展社会调查(敌特基础的调查)。有一次，我和王家善、褚家果在学校对面弄里打羽毛球，故意把球拍进后面的伪国民党市党部大墙内，我们借口拾找羽毛球，混进伪国民党市党部大院里，趁机观察地形。我们还发动同学参加秘密组织的“纠察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为了避免伪国民党军队撤逃上海时可能出现“真空”混乱状态而造成损失，所以我们要发动工人、学生组成“纠察队”，保护人民财产和工厂安全。按地下党的布置，我们要组成“纠察队”小分队，负责徐家汇市区一带的安全。我们开始串联发动，起初同学们的顾虑还有点多，后经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讨论，同学们普遍认识到“保卫大上海”是一个进步青年应有的责任，于是大家就陆续同意参加。“号角社”、“晨钟社”两社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他们分工负责徐家汇肇家浜路一带的安全。我还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保护学校安全的“应变会”。在此期间，我们发展了王家善、忻元庆等参加地下组织之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还协助唐孝威发展高锴加入地下党。那时，我们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都渴望着上海早日解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进行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敌人更是重赏捉拿中共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可赏几百银元)。所以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的同时，也不能胆小怕死，更要严格遵守纪律。有一次，同班同学袁槐因工作暴露，被敌人发现，幸亏他勇敢、机智，逃脱了敌人的魔爪。还有一次，在大军渡江前夕的一天，上海伪军警进行全市大逮捕，由于当日傍晚我们得到了通知，及时转移，才免遭逮捕。这种紧张而危险的生活，更使我们盼望着上海的早日解放。而现在盼望已久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上海的解放就在眼前，怎能不兴奋呢？我和唐孝威在亭子间轮流休息，但又有谁能睡着呢？我俩通宵达旦，一夜对着伪警察局监视观察，盼望着解放即刻到来。
对面的伪警察局，从天黑开始就灯火通明，室内人员杂乱，像在搬运物品，汽车、人员进出频繁。但随着夜渐渐入深，人车也逐渐少了，待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大约过了半夜，从西面虹桥路方向传来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不久，从交通大学方向突然传来急促的跑步声和枪声。接着，就有三四人一组的解放军，从华山路口，沿着宛平路，由西向东冲过来。他们手持枪支，全副武装，跑步转向天平路北面(淮海西路)市区冲去，有的解放军进入并占领了伪警察局。当解放军进入伪警察局时，只听到有喊话声，看来伪警察局的人大部分已撤离，少数伪警察不作抵抗就投降了。我们高兴极了，今天上海解放了，我们徐家汇是第一个解放的！我们交谈着，说上海的“真空”混乱可以避免了，上海人民与财产的安全得到了保护，“纠察队”就没有必要正式成立了，明天该做什么呢？唐孝威说：“首要任务是宣传，宣传党的城市政策，解除市民对解放军的疑虑，稳定人心和市场。”于是我们决定待到天明后分头通知一些同学到学校集中，上街宣传。P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