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耀亭,陈敏毅 日期：2021-12-17 03:55:53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工作，给我们拨了经费，我们花的钱在当时的行政单位中算是多的。我们的方针是，这些钱不能像撒胡椒面，重点要放在中央，地方放后头。为了研究对外广播节目，我当时找了一些对外广播部门的同志，也找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包括日本专家。我和他们座谈、聊天，了解情况。这个阶段就是考虑编播业务问题。我先后开了不少会，说了不少话，有对的，也有错的。最后写了一个整改草案，这个草案后来印成一本书，内部发行，那是我当时指导编播业务的思想，里头都有了。
我觉得对外广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我们和西方的电台比起来，有许多东西不如人家。第一，设备不如人家；第二，人家对对象国的情况，比如对泰国的情况掌握的比我们多得多，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情况掌握的也比我们多。他们投资大，设备比我们好，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处于劣势的。就是现在，恐怕也不处于优势。比如对对象国情况的研究，人家有一大帮子情报研究人员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方面就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们竞争，要办得好，办得活，办得真正让听众信任我们，确实是有许多困难。比如听众对象问题，当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认为对象应以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为主。为什么呢?以“左”的人为主不对，以“右”的人为主也不对，应该以听众数量最多的人为主要对象，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另外．我觉得我们播出的许多文章一点效果都没有，比如“九评”我们一字不改地播了，一播就是一两个钟头，连续播好几天。这跟“文化大革命”中播“语录”差不多，虽然性质不同。
我觉得从对外广播讲，主要是讲事实，要客观，要公正。比如说，我国农民用什么工具耕田，用牛呢还是用拖拉机?那个时候拖拉机数量很少，我们对外广播希望说用拖拉机耕地，实际上拖拉机很少，都是牛，这是国情。你老老实实地讲中国是靠牛来耕田，这是落后，但中国就是这样，在靠牛来犁田的基础上满足我们吃饱饭就很不容易，这有什么不好?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把少数东西作为中国代表性，这会引起人家对我们的怀疑。我们老老实实，这就是客观。用具体事实说话，对我们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记得，当时电视片里有一个女拖拉机手，头发很乱，我看后，要她赶快把头发理一理，干净一点。其实这算什么，拖拉机手在大风底下干活，头发乱点儿没有关系。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在那个时候，要说我没有“左”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总想尽量把对外广播办得让人家能相信，能扩大影响，而不是强加于人，一播几个小时，这样做效果往往是不好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这个整改草案当时提出来，党组织没什么意见。后来我自己作过多次修改，大家也没什么意见。那个时候主要抓政治工作，抓安全，抓保卫，实际上，没有按整改草案实行。这段时间，我去过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要我们加强广播，特别是越南，当时正是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十分激烈的时候。1964年，我从国外回来就去农村搞“四清”，所以整改草案就没有落实。
下面谈谈对我国目前对外广播的想法。现在不管人家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确实是个大国，要在国际上让人家更加了解中国的政策，了解中国的成就，我认为，迄今为止，主要靠对外广播才能解决问题。电视主要靠画面，靠形象，但一些带有思想性的问题，电视很难体现出来。虽然画报和书刊也可以，但他们不如广播那样及时和普及。我相信，我们国际广播现在的听众比过去多，往后会更多。各国听众对中国很重视，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想了解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态度，比如对伊拉克、对海湾的问题，他们都想及时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除了广播别的媒体是很难做到的。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我们的报纸进不去，即使进去也比较慢，再说人家也不可能长时间坐在那里看你的报纸，所以，广播比别的媒体更重要，影响也更大，也更能解决问题。当然，电视也有电视的长处。我认为，对外广播应该大大地发展，而且要考虑改进节目的问题，使我们的节目更好地为听众所接受。国际广播，今后10年、20年、30年，直到下个世纪什么时候，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宣传渠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要摸索出一套经验，使得我们更好地使用这个工具。
《孙子兵法》里头讲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对外广播工作者，既要“知己”，也要“知彼”。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让人家了解你，你也不了解人家，就很难发挥广播宣传的效果。搞国际广播的同志怎么了解对方是个重要的工作。过去，每个出国代表团回来，我都请他们来谈一谈。代表团出去，应该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对方的情况，比如公众关心的问题，公众对中国有什么想法。我们派记者到国外去很有必要，但记者除了发消息、写报道以外，还要了解海外听众的情况，多搞点调查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来组织广播节目。P5-6
《CRI创业者风采————国际传播70周年》一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书中集纳了参与中国对外广播事业创办、发展的众多创业者中100位同志的访谈录。本书通过专访，从不同角度、不同年代、不同时期反映了中国对外广播创业者们的风采；反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诞生7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实地记载了党中央对中国对外广播事业的重视、关心及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生动记载了国际广播事业的几代创业者们艰苦奋斗、努力开拓进取的光辉业绩；可以说，这是一部生动而鲜活的记述中国国际广播发展史的教科书。
事业造就了人才，人才创造和推动了事业的发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辈出，灿若繁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台曾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之声，友谊之桥》、《献身国际广播的人们》、《国际广播人风采》、《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等多部著作，汇集了部分从事国际广播工作人员的业绩。其后，许多同志建议，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包括文字、音频、视频技术把创业者的资料保存下来，以便更好地提供给后人借鉴和学习。当时暂定名为《老干部对外广播经历谈》。这个意见得到了台领导的支持。为此，在1998年，由胡耀亭同志牵头，台史志办先后为12位老同志进行了录音录像采访。后因人手不足，这项工作停了下来。2009年，由陆智舫同志牵头，史志办同志们精心策划，把这项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不仅扩展了专访内容，而且增加了照片的收集。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先后又专访了70多位离退休老同志，收集照片约2500多张。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独创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在我台还是首次做了这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这次采访不仅出书，而且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手段，客观、真实地把每位被采访者的影像、声音编人随书出版的光盘里，同时每人还有一档专门的音像资料光盘存档。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史志办的同志们在专访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被采访者多为老年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为了能挖掘到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有的采访不得不到医院进行。采录一位老同志需经多次联系，采录过程也要用一两个小时。事后还要根据采录资料逐字逐句的进行“听打”，形成文字稿后，再进行编辑整理。同时，史志办的同志还要从总计上万分钟的录像资料里，最后剪辑成二百多分钟的光盘。还有早期工作的照片收集也很麻烦，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同志的照片找起来十分困难，特别是一些已经过世的老同志的照片收集起来更难，后期选编工作的难度亦可想而知。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截止本书付梓时，被采访的一些同志，像梅益、温济泽、胡若木、丁一岚、邹晓青、姜桂侬、麦少楣、黄阿玲等同志已别我们而去，但是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和对国际广播的深情眷念却留了下来。他(她)们的生平业绩以及他们所口述的历史经验和嘱托也留了下来，并将永远激励后人。
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把所有创业者的事迹都搜集起来，真实、全面、毫无遗漏地呈现给大家。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事变动、资料欠缺、时间紧迫、人力不足等种种条件限制，应该列入此书的许多人物和事件，目前已难收集起来。一些过世的老同志，有的没有留下资料，有的虽然留下资料，但不够完整和全面，我们只能根据过去和现存的有关资料或引用或摘选进行再编。在本书中，我们对全台每一种语言广播部门的最早的创办人员，或代表性人员一一进行采访，力求做到不遗漏，但也未能如愿。好在这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留待以后弥补吧。
编辑出版《cRI创业者风采————国际传播70周年》一书，可谓是一项极其繁重、费时费力的工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本书还是如期出版了。这里要特别感谢被采访的各位老同志的积极配合，感谢他们家属的理解与协助；对台领导、台办室、总编室、财经办公室、发展研究中心、电视中心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国际台前副台长、本书编委之一胡耀亭同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耀亭同志以79岁的高龄，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台史知识，字斟句酌，把握全局，使编委会得以如期完成了全部审稿、定稿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同样我们还要感谢参与编辑审核工作的陈敏毅、董振邦、徐秀荣、尹凤弦、闫惠朝、王福顺、赵蓉以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为这本书出版作出的努力。
由于本书篇幅限制，书中100人的文字简历仅附在光盘里，如需了解某人简历，即可从中找到。同样原因，及出版要求，每人只选择了2张照片，许多未选用的照片均尽可能地刻录在光盘中。在这里也一并说明。
毕竟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当本书呈现您面前时，难免会有疏漏错误和不当之处，谨望您批评指正。
《cRI创业者风采》(上集)编辑部
2011年10月18日